○司马迁作史年岁

司马迁《报任安书》谓：“身遭腐刑，而隐忍苟活者，恐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论者遂谓迁遭李陵之祸始发愤作《史记》，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谓：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列代之史。父卒三岁，迁为太史令，即纟由石室金匮之书。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会草创吸锻，而遭李陵之祸，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怨。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又《报任安书》内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自天汉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阅八年。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其《自序》末谓：“自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乃指所述历代之事止于太初，非谓作史岁月至太初而讫也。李延寿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欧阳修、宋子京修《新唐书》亦十七年，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凡十九年，迁作史之岁月更有过之。合班固作史之岁月并观之，可知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矣。元末修《宋》、《辽》、《金》三史，不过三年；明初修《元史》，两次设局，不过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

○班固作史年岁

《汉书》武帝以前纪、传、表多用《史记》文，其所撰述，不过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迹，且有史迁创例于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据《后汉书 班固传》，固父彪接迁书太初以后，继采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书未详，欲就其业，会有人告其私改国史，明帝阅其书而善之，使固终成之。固乃起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为纪、表、志、传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诏，积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是固成此书已二十余年。共八表及《天文志》尚吸锻而固已卒，和帝又诏其妹昭就东观藏书阁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为之卒业也。《汉书》始出，多未能通，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马续也。百篇之书，得之于史迁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经四人之手而成。其后张衡又条上《汉书》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卢植、马日、杨彪、蔡邕、韩说等校书东观，又补续《汉记》，则是书亦尚有吸丁善者，益信著书之难也。

○各史例目异同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记事二种，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敝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魏禧序《十国春秋》，谓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以是为《史》、《汉》优劣。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语耳。至于篇目之类，固不必泥于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后代所无，或前代所无而后代所有，自不妨随时增损改换。今列二十二史篇目异同于左：

本纪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项羽作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三国志》亦但有《魏纪》，而吴蜀二主皆不立纪，以魏为正统故也。《后汉书》又立《皇后纪》，盖仿《史》、《汉》、《吕后纪》之例，不知史迁以政由后出，故《高纪》后即立后纪。至班固则先立《孝惠纪》，孝惠崩，始立后纪，其体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废，所立者非刘氏子，故不得以伪主纪年而归之于后也。若东汉则各有帝纪，即女后临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编在帝纪内，何必又立后纪？《新唐书》武后已改唐为周，故朝政则编入后纪，宫闱琐屑事仍立后传，较有斟酌。《宋史 度宗本纪》后附瀛国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国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为君，而犹附于纪后，则以其正统绪余，已登极建号，不得而没其实也。至马令、陆游《南唐书》作李氏本纪，吴任臣《十国春秋》为僭大号者皆作纪，殊太滥矣。其时已有梁、唐、晋、汉、周称纪，诸国皆偏隅，何得亦称纪耶？《金史》于《太祖本纪》之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此又仿《尚书》、《世纪》之名，最为典切。

世家《史记 卫世家赞》：“余读《世家》言”云云。是古来本有世家一体，迁用之以记王侯诸国，《汉书》乃尽改为列传。（按《班固传》，改世家为列传系其父彪变例。）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然自汉书定例后，历代因之。《晋书》于僭伪诸国数代相传者，不曰世家而曰载记，盖以刘、石、苻、姚诸君有称大号者，不得以侯国例之也。欧阳修《五代史》，则于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楚、吴、越、闽、南平皆称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国世家。《辽史》于高丽、西夏，则又变其名曰外记。

表《史记》作十表，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故《汉书》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记》中《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皆无与于汉也，其余诸侯皆本《史记》旧表，而增武帝以后沿革以续之。惟《外戚恩泽侯表》，《史记》所无。又增《百官公卿表》，最为明晰。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汉人，何烦胪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评，殊属赘设也。《后汉》、《三国》、《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及《南》、《北史》皆无表。《新唐书》、《宰相》、《方镇》、《宗室世系》三表。薛《五代史》无表，欧《五代史》亦无表，但有《十国世家年谱》。《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辽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属表》、《属国表》，表多则传可省，此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系》、《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有。《明史》《诸王》、《功臣》、《外戚》、《宰辅》、《七卿》共五表。（后人有因各史无表而补之者，伏无忌、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边韶、崔、延笃作《百官表》，皆不传。袁希之又有《汉表》，熊方有《后汉表》，李焘作《历代宰相年表》，皆所以补前人之缺。近时万斯同又取历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补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最为详赡。）

书志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郊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后汉书》改《地理》为《郡国》，又增《礼仪》、《祭祀》、《百官》、《舆服》四志。三国无志。《晋》、《宋》、《齐书》大概与前书同，惟《宋书》增《符瑞志》，《齐书》亦有《祥瑞志》，《梁》、《陈书》及《南史》无志。《魏书》改《天文》为《天象》，《地理》为《地形》，《祥瑞》为《炅征》，余皆相同，而增《官氏》、《释老》二志。《齐》、《周》及《北史》皆无志，《隋书》本亦无志，今种怂合《梁》、《陈》、《齐》、《周》、《隋》并撰者，其《艺文》则改为《经籍》。《新唐书》增仪卫、选举、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类有减无增。欧《五代史》另立《司天》、《职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变其名也。《宋史》诸志与前史名目多同。惟《辽史》增《营卫》、《捺钵》、《部族》、《兵卫》诸志，其国俗然也。《金》《元》二史种丝与《宋史》同，惟少《艺文》耳。《明史》种丝与《宋史》同，其《艺文志》内专载明人著述，而前代流传于世者不载。

列传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说见《陔余丛考》。）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又于传之中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又别立名目，以类相从。自后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传之，固不必尽拘迁《史》旧名也。如《汉书》少《刺客》、《滑稽》、《日者》、《龟策》四传，而增《西域传》，盖无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传》则又随各朝之交兵、通贡者而载之，更不能尽同也。惟《货殖》一款本可不立传，而《汉书》所载货殖又多周、秦时人，与汉无涉，殊亦赘设。《后汉书》于列传，《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三国志》名目有减无增。《晋书》改《循吏》为《良吏》，《方术》为《艺术》，不过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义》二传，其逆臣则附于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书》但改《佞幸》为《恩幸》，其二凶亦附卷末。《齐书》改《文苑》为《文学》，《良吏》为《良政》，《隐逸》为《高逸》，《孝友》、《忠义》为《孝义》，《恩幸》为《幸臣》，亦稍变其名，其降敌国者亦附卷末。《梁书》改《孝义》为《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陈书》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贼臣》名目。《后魏书》改《孝行》为《孝感》，《忠义》为《节义》，《隐逸》为《逸士》，《宦者》为《阉宦》，亦稍变其名，其刘聪、石勒、《晋》、《宋》、《齐》、《梁》俱入外国传。《北齐》各传名目无所增改。《周书》增《附庸》一款。《隋书》改《忠义》为《诚节》，《孝行》又为《孝义》，余皆与前史同，而以李密、杨玄感次列传后，宇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传名目大概与前史同，增《僭伪》一款。《旧唐书》诸传名目亦与前史同，其安禄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书》增《公主》、《藩镇》、《奸臣》三款，《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为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袭》一款。欧《五代史》另立《家人》、《义儿》、《伶官》等传。其历仕各朝者，谓之《杂传》，又分《忠义》为《死节》、《死事》二款，又立《唐六臣传》，盖五代时事多变局，故传名亦另创也。《宋史》增《道学》一款及《周三臣传》，余与前史同。《辽史》改《良吏》为《能吏》，余与前史同，另有《国语解》。金史无《儒学》，但改《外戚》为《世戚》，《文苑》为《文艺》，余与前史同，亦另有《国语解》。《元史》增《释老》，余亦与前史同。《明史》各传名目亦多与前史同，增《阉党》、《流贼》及《土司传》。

○史记编次

《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故《李广传》后忽列《匈奴传》，下又列《卫青、霍去病传》。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然此犹曰诸臣事皆与匈奴相涉也。《公孙宏传》后忽列《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传，下又列《司马相如传》，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传》。《循吏》后忽列《汲黯郑当时传》，《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传》，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

○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

《汉书 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勒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词鄙陋，非迁原本也。”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元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今《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以别之。其无“褚先生曰”者，则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为识别。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又有就史迁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后叙其子孙有至地节二年者，则宣帝年号也。《齐悼惠王世家》后叙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者，则成帝年号也。此亦皆在迁后，而迁书内见之，则亦少孙所增入也。又《史记 匈奴传》：太初四年，且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然《汉书 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与此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二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记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再以《汉书 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 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则知《史记 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误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

按史公《自叙》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订成全书，其十篇之缺乃后人所遗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于后人补之也。班固作《迁传》，但云十篇有录无书，而不言少孙所补。然班书内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阳公主以卫青为夫等事，皆采少孙语入列传，则知少孙所补久附《史记》并传矣。

又案史公自序作《武帝纪》，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举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纪》。”是迁所作《武纪》，凡征匈奴，平两越，收朝鲜，开西南夷，以及修儒术，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编入，非仅侈陈封禅一事也。今少孙所补，则系全取《封禅书》下半篇所叙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纪》。凡封禅书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异者，惟亳人谬忌，《武纪》改云“薄诱忌”；少翁以书置牛腹中，天子识其手书，《武纪》改云“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者”而已。《武纪赞》亦全用史公《封禅书》后文，无一字改易。因思少孙所补，大概多钞录旧文，不必自作。如《龟策传》内，宋元王与卫平论龟之文，皆是韵语，此必掌故中本有此文字。其后所云“首仰、首亻免，足开、今开”之类，亦是当时龟卜成法，特少孙钞入以补缺耳。至《扁鹊、仓公传》，虽非少孙所补，然于意答文帝诏问之语，所治何人，所疗何症，自成一篇，亦必当时有此现成文字而钞入者，使史迁为之，必不如此琐屑。窃意《扁鹊传》史迁原文也，《仓公传》亦少孙钞入者也。

褚少孙，沛人，尝受诗于王式，后应博士弟子选，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长宏、唐长宾与少孙同受业王式，《汉书 儒林传》。）

○史记有后人窜入处

《史记 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著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耶？《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

○史记律书即兵书

《史记》所缺十篇，张晏谓《礼书》、《乐书》、《兵书》，颜师古据《史记》目录但有《律书》而无《兵书》，以驳张晏之误，不知《律书》即《兵书》也。迁自序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徐广曰：王子成甫。）能绍而明之，故作《律书》”云云。是迁所作《律书》即兵书也。今褚少孙所补序亦云：“六律为万事根本，其于兵械尤重”。遂极论秦时黩武，汉定天下，偃兵息战等事。是亦尚见兵律相关之意，而其传则又专序律吕上生下生之法，与兵事亳不相涉。此篇最无头绪，盖少孙补作时，见迁序目有《司马法》太公、孙、吴字样，故其序以兵律相关为言。至其正文，则以律书为名，遂专取律吕以实之，而与兵事不相涉也。张晏谓《兵书》者，专指史迁序目而言。颜师古驳之者，专据少孙所补律吕而言。度史迁原文必有兵与律相应之故，惜不可考矣。

○史记变体

《史记 曹参世家》叙功处，绝似有司所造册籍。自后《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周纟》等传，记功俱用此法，并细叙斩级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书身自擒斩若干，所将卒擒斩若干，又总叙攻得郡若干，县若干，擒斩大将若干，裨将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纤悉不遗，另在一格。盖本分封时所据功册，而迁料简存之者也。（《张良传》：以诸将未定封，上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是必先有功册。）然亦可见汉初起兵，即令诸将各立简牍，以纪劳绩，无枉无滥，所以能得人死力，以定大业也。又张苍、任敖、周昌合为一体，窦婴、灌夫、田亦合为一传，似断不断，似连不连，此又是一体。《汉书》皆全用之。《汉书 韩安国传》下半篇全载王恢与安国辩论击匈奴事，一难一答，至十余番，不下断语，亦一奇格。

○汉王父母妻子

《高祖记》称汉王之二年，定三秦，将五诸侯兵破彭城，寻为项羽所败，西奔过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去。道遇孝惠、鲁元公主，载以行，而家属反遇楚军，为羽所得，常置军中为质。据《史记》谓是时羽取汉王父、母、妻、子置军中，《汉书》则但谓取太公、吕后，而不言父母妻子。其后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遂归汉王家属。据《史记》谓归汉王父母妻子，而班书亦但言归太公、吕后，而不言父母妻子。盖以高祖之母久已前死，（高祖起兵时，母死于小黄。）羽所得者，但有太公、吕后，而以《史记》所云父母妻子者不过家属之通称，非真有母与子在项羽军中，故改言太公、吕后也。不知高祖母虽已前死，而楚元王为高祖异母弟，则高祖尚有庶母也。（《史记》谓同母少弟，《汉书》则谓同父少弟。颜师古注：“言同父则知其异母也。”按《吴王濞传》：晁错曰：“高帝大封同姓，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则元王乃异母弟无疑。陆机《汉高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正指侯公说项羽，羽归汉王家属之事，曰皇媪来归，明言汉高之母也。）孝惠帝尚有庶兄肥，后封齐，为悼惠王。当高祖道遇孝惠时，与孝惠偕行者但有鲁元公主，则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既未偕行，又别无投归高祖之事，则必与太公、吕后同为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项军也。然则《史记》所谓父、母、妻、子，乃无一字虚设，而《汉书》改云太公、吕后，转疏漏矣。

○五世相韩

《史记》称张良以五世相韩，故为韩报仇。然五世指韩王而言，谓韩王五世皆张氏为相，非张氏五世皆相韩也。良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及宣惠王、襄哀王，良父相王及悼惠王，是为五世。颜师古注：从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也。

○过秦论三处引用

贾谊《过秦论》大指谓秦尚法律，不施仁义，以至一夫作难，天下土崩。史迁用之《秦本纪》后，最为切当。乃褚少孙又引之于《陈涉世家》后，则以其中有“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数语，故牵用之，然已非正旨矣。班固又于《陈涉项羽传》后引此及史迁所论项羽者，以作二人传赞，未免数典而忘其祖也。再《汉书》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文，而即以为己作，未尝自言“引用史迁”云云。所引《过秦论》及《战国策》陆贾《新语》之文，亦即以为己作，未尝自言“引用某人”。盖古人著述往往如此，不以钞窃为嫌也。（《汉书 五行志》记秦始皇氵高池君遗璧之事，却书明引用《史记》之文。）

○史记自相歧互处

《史记田儋传》，项梁趣齐进兵，共击章邯，儋欲楚杀田假，然后出兵。据《项羽纪》，项梁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杀之不义。”而《田荣传》则以此语为楚怀王之言。

《齐悼惠王传》，悼惠子哀王将发兵诛诸吕，乃先诱燕王刘泽入齐，使祝午至燕，发其国兵并将之。泽不得归，乃愿往长安，议立哀王为帝，哀王遂资其行。而《泽传》不言被诱入齐事，但云：太后崩，泽即曰：“帝少，诸吕用事，刘氏孤弱。”遂与齐合兵，而泽先至长安。（《汉书》亦同。）

《朱建传》谓：黥布欲反，建谏之不听。布诛，建得不诛。事在《黥布传》中云云。今《布传》无此语。

《佞幸传序》，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闳孺。而《朱建传》又云孝惠有闳籍孺，是并二人为一人。《汉书》亦云闳籍孺。

《郦食其传》既叙食其见高祖之事，而《朱建传》又重叙郦生见高祖之事，与彼传小异。

《周仁传》，仁以不洁清得幸。景帝崩，仁尚为郎中令。终无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案既云“景帝崩”，乃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义不顺，《汉书》删“景帝崩”三字便明。

《田仁传》戾太子斩江充，发兵与丞相刘屈战之事，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闭守城门，因纵太子，下吏诛死。”下又云“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族死陉城”，文既繁复，且不可解。

○史汉不同处

一代修史，必备众家记载，兼考互订，而后笔之于书。观各史艺文志所载各朝文士著述，有关史事者何啻数十百种。当修史时，自必尽取之，彼此校核，然后审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记事本不确实，故弃之。而其书或间有流传，好奇之士往往转据以驳正史，此妄人之见也。即如班固作《汉书》，距司马迁不过百余年，其时著述家岂无别有记载？倘迁有错误，固自当据以改正。乃今以《汉书》比对，武帝以前，如《高祖记》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轻议也。其间有不同者，张泌有《汉书刊误》，朱子文有《汉书辨正》，刘巨容有《汉书纂误》，今皆不传。现存者惟刘《汉书刊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皆不过就本书中穿穴订正，非于此二书外别有援据，以资辨驳也。刘辰翁有《班马异同》，盖亦就《史记》、《汉书》岐互处分别指出。今少有其本，姑以二书比对，摘其不同者列于后。

韩信击魏豹，《史记》在汉三年，《汉书》在二年。韩信袭杀龙且，《史记》在三年，《汉书》在四年。诸侯会垓下，《史记》在四年，《汉书》在五年。项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皋，为汉王所虏，《史记》在刘、项同军广武之后，《汉书》在同军广武之前。徙王韩信于楚，《史记》在汉王即帝位后，《汉书》在杀羽未即位前。萧何造未央宫，《史记》在八年，《汉书》在七年。黥布封九江王后，《史记》谓七年朝陈，八年朝洛阳，《汉书》谓六年朝陈，七年朝洛阳。二书纪事，每差一年。

项羽、陈涉二人，《史记》称项王、陈王，《汉书》改为列传，故皆称名。

《史记》，项羽立田都为齐王，田荣怒，乃杀都，自立为齐王。《汉书》谓荣攻都，都走降楚。

《史记 项纪》、《高纪》皆言项羽徙义帝长沙，都郴，使衡山王、临江王击杀义帝。《汉书 高纪》则云：羽使九江王布击杀义帝于郴。（颜师古注谓：衡山、临江、九江三王，羽皆使杀义帝，而击杀者乃九江王也。）

《史记 项纪》，楚军败于定陶，项梁死，楚怀王恐，乃从盱眙徙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汉书》谓羽与沛公等闻项梁死，乃徙怀王。都于彭城。

项羽分王诸将，《史记》先叙诸将分王毕，方叙徙楚怀王于长沙。《汉书》则先叙徙怀王，然后分王诸将。

《史记》，分王诸将，韩王成都阳翟。《汉书》无“都阳翟”三字，以成虽有此封，实未至国也。（案《史记》，成无军功，羽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杀之。）

《史记》，田荣击杀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汉书》，彭越击杀田安，荣遂王三齐。

《史记》，项羽美人名虞，《汉书》谓姓虞氏。

《史记》，汉骑将追项羽，为羽所叱，人马俱惊者为赤泉侯，而不著姓名。《汉书》则曰杨喜。然《史记》羽死后分其四体者有杨喜，又不言即赤泉侯。

《史记 张耳传》，外黄富人女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谓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至父客处也。《汉书》谓庸奴其夫，亡抵父客，则富人女以夫为庸奴，故去之也。

《史记》，卢绾、陈分两传，《汉书》两人合为一传，以绾之反因陈事见疑而起也。

荆王刘贾，《史记》谓不知其何属，《汉书》谓高祖从父兄。

燕王刘泽，《史记》谓诸刘远属，《汉书》谓高祖从祖兄弟。

《任敖传》，《史记》谓高后崩，敖不与大臣共诛诸吕，故免官。《汉书》皆与大臣共诛诸吕，后坐事免官。

《史记》，倪宽在儒林尚书条内，董仲舒在《儒林春秋》条内，《汉书》皆改入列传。

《史记 循吏传》载周、秦间人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汉书》所载则文翁、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皆汉人也。

《史记》张汤在《酷吏传》。《汉书》以其子孙多为名公卿，乃以汤另入列传。其他《酷吏》、《游侠》、《佞幸》内较《史记》各有所增，则皆迁以后人也，惟《货殖传》多仍《史记》之旧，列入白圭、猗顿、乌氏倮、巴寡妇清等，但去子贡耳。诚思《汉书》也，而叙周、秦间人耶。

《史记 儒林传》以《诗》为首，次《尚书》，次《礼》，次《易》，次《春秋》。《汉书儒林传》以《易》为首，次《尚书》，次《诗》，次《礼》，次《春秋》。

《史记》高祖为亭长，以竹皮为冠，命求盗之薛治之。（求盗者，亭长之副也。薛有作冠师，故令其副至薛，使冠师治之。）《汉书》但云：令求盗之薛治。（删一“之”字便不明。）

《史记》，秦始皇以东南有天子气，乃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隐于芒山泽之间，吕后以其所居处常有云气，求辄得之。《汉书》删却“即自疑”三字。高祖以匹夫而以天子自疑，正见其志气不凡也，《汉书》删此三字，便觉无意。

《史记》，沛公破丰，命雍齿守之，齿以丰降魏。沛公攻之不能下，项梁益沛公五千兵攻丰，而不言攻之胜负。《汉书》则云：攻丰拔之，雍齿奔魏。

《史记》，汉王败入关，又东出，袁生说汉王出武关，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汉书》作辕生。

《陈涉传》，《汉书》改伍徐曰伍逢，朱房曰朱防。

《史记》，项羽烧秦宫室东归，说者讥其沐猴而冠。《汉书》，说者乃韩生也。

《吴王濞传》，《史记》高祖封兄仲为阳侯，《汉书》作合阳侯。

《韩信传》，《史记》汉王之败彭城，信收兵与汉王会荥阳。《汉书》谓信发兵，与汉王会荥阳。案是时信未有分地，从何发兵？盖收集溃卒耳，收字得实。

《张良传》，《史记》载其所致四皓姓名：东园公、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汉书》但云四人，不著氏名。

《周勃传》，《史记》沛公拜勃为虎贲令，《汉书》作襄贲令。

《史记》周文，《汉书》作周仁；张叔，《汉书》作张殴。

《史记 梁平王传》，有告变者曰：类犴反，《汉书》作犴反。又《史记》告变后验实，削梁八城，梁尚有十城。《汉书》则云削五县，尚有十城。

《史记 田传》，景帝后三年，封为武安侯。《汉书》则云：武帝初即位，以舅封武安侯。案景帝后三年正是武帝即位之岁，乃武帝所封，特是时尚未改元故耳。

《李广传》，《史记》广为匈奴所得，络而盛两马间，广佯死，睨其旁一胡儿骑善马，乃忽腾而上，推堕儿，乘其马归。《汉书》谓抱胡儿，鞭马南驰。

《李陵传》，《史记》陵降匈奴，汉闻单于以女妻陵，遂族其母妻子。《汉书》谓汉闻李陵教匈奴为兵，遂族其母妻子，后乃知教兵者李绪，非李陵也。

○史汉互有得失

垓下之战，《史记 高祖纪》叙韩信、孔将军、费将军等战颇详，《汉书 高纪》但撮叙数语。然杀项羽是汉王一大事，《汉书》略之，殊失轻重。

《高祖纪》末，《史记》但记其诸子。《汉书》独总叙高祖之明达好谋，虽日不暇给，而规模宏远，《史记》少此议论。又《史记 高纪》既叙高祖八男，而《吕后纪》内又叙之，殊复。《汉书》两纪俱不叙，另立《高五王传》。

《孝文纪》，《史记》于后六年忽总叙帝之节俭宽厚，下方叙后七年六月帝崩，殊属非法，总叙自应在帝崩后也。《汉书》取此语作赞。

《吴王濞传》，《史记》晁错议削诸王地，楚王戊以在薄太后服中有奸，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会稽二郡。及前二年削赵王河间郡、胶西王六县。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此发谋。案是时廷臣所议削者，即豫章、会稽也，故下文云：及削豫章、会稽书至，吴王遂反。今先云削吴之豫章、会稽，下又云方议削吴，是又于二郡外再议削矣，则下文所谓及削豫章、会稽书至者，又何说耶？《汉书》先删去削豫章、会稽字，但云削楚及赵胶西地，廷臣方议削吴，及削豫章、会稽书至，吴王遂反，较为明析。

七国反时，《史记》谓胶西王听吴王计，约同反，遂发使约齐、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汉书》独无济北。按《齐孝王传》，是时孝王狐疑不同反，寻被川等三国围急，阴与三国通谋，会路中大夫来告汉兵且至，遂坚守。及汉将栾布等解三国围后，闻齐亦通谋，将伐之。孝王惧，自杀。而济北王以城坏未完，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故亦不同反。后闻齐王自杀，济北王亦欲自杀，梁孝王为之辨雪，乃得不坐。（《邹阳传》据此则齐与济北二王亦非必能坚守之人，《史记》谓胶西来约同反时，齐、济北皆许诺，从其实也。《汉书》独无济北，则以其未成反也。然以其未成反而遂不列于约反之内，则齐王不惟不反，且有坚守之功，何以转列于从反之内乎？岂以齐王自杀，遂坐以反谋；济北免罪，则并其先欲从而不得反之处，概为隐讳耶？

四国攻临时，《史记》谓胶西为渠率，与胶东、川、济南共攻临。《汉书》则云胶西、胶东为渠率，与川、济南共攻临。案胶西听吴王之谋，使人约诸王反，则主兵者胶西也，《汉书》增胶东为主谋，亦非。

《淮南厉王传》，《史记》高帝过赵，赵王献美人，帝幸之，有身。会贯高等谋反，帝令尽捕赵王家属系之。美人亦在系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方怒未理。及美人生厉王，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令吕后母之。《汉书》叙事亦同，而改美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案是时厉王尚未生也，何得先言有子？《史记》以为有身，较稳。

厉王以罪废徙蜀，《史记》谓一路传送者皆不听发车封。王为侍者曰：“吾以骄故，不闻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案既不发封，则王在车中与谁语？若有人共语，则饿死后岂不声言，直待雍令发封始知耶？《汉书》先叙王语，方叙传送者不敢发封，以致饿死，文义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