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在古代当它是一部经书，因《春秋》是六经之一，《春秋》有三传，便也算是经。所以在九经、十三经之内都有《左传》。从前人对《左传》所讨论的问题：（一）《左传》是不是传《春秋》？这是个大问题。汉代今文学家说《左氏》不传《春秋》，因此它不立学官，（二）《左传》是不是左丘明所作？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若是左丘明作《左传》，便是传孔子的《春秋》。既说（左氏》不传《春秋》，那便未必就是左丘明作。这两个问题，我们在上一堂都已讲过。此刻我们认为《左传》并不是左丘明作，《左传》成书应在战国，要到秦孝公时。距离孔子左丘明已经很远，而《左传》或许和吴起有关系，这些都在上一堂讲过。但我们也可照宋代人意见：认为《左传》是传的《春秋》之事，并不是传《春秋》之义。中间如鲁、齐、宋、郑、晋、卫、楚、秦，各国的事都有，都包括在这部《左传》里。所以古代人乃至在民国以前人，只争《左传》是不是传《春秋》，所谓《左传》真伪问题，仅是这一个问题，却没有怀疑到《左传》里所载的事，即《左传》的内容，即是它的历史价值，这个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只争《左传》不是经学，并没有争《左传》所载二百四十年的事是不是历史。如讲天文历法，《左传》里所记日蚀月蚀种种，都是正确的。特别如《左传》里晋国的历法同周王朝的历法以及《春秋》里鲁国的历法错了两个月。在孟子书里已说过。周代历法是把现在的十一月当正月，夏历是把现在的正月当正月。晋用夏历，因此《左传》里讲到晋国的事情同《春秋》错了两个月。有的《春秋》在下一年，而《左传》还在上一年。晋国人的十一月，那已是周代和鲁国的新年了。即此一点，就可证明《左传》史料有来源，也可证明我们以前所讲夏商周三代历法不同，《左传》里便有明据。到秦代把十月当正月，更早了一个月。汉代以后才改过来，沿用夏历。我们只就《左传》，便知古代山西人的历法，就是夏历，因此我们在《左传》里可以研究很多古代的天文学。
第二，我们讲到地理。中国历史悠久，疆土广大，“沿革地理”是一门特别重要的学问。普通认为《禹贡》是第一部讲中国地理沿革的书，第二部是《汉书·地理志》。可是《禹贡》实在是战国时人所写，而《春秋左传》里的地理，因那时有一两百个诸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便举了特别大的十二个，这些叫做“国”。国以外还有“邑”，这些邑，就像后来《水浒传》里的史家庄、扈家庄、祝家庄之类。虽不是一个城，却是一个邑。《左传》里所记邑更多。大的称都，小的称邑，若我们把《左传》里的诸侯和都邑各个地名都考究，那工作便很繁重。杜预注便成为后人讲沿革地理一项重要的参考材料。此是一项专门学问，清代人写《左传地名考》的就有好几家。那么我们可以说，要讲中国的沿革地理，第一部书实是《左传》。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历史上一切活动都分布在地面上。我们只要看春秋时代的地名，就可想像到古代的中国已经相当的大，差不多黄河流域直到淮水流域乃至大江以北，中国大部分区域都已包括在内。
第三，我们要讲到历史里的氏族。大家知道，春秋时代是中国贵族封建的时代。每一个国家，都由一氏族组成。鲁、卫、齐、晋、宋。郑各国，他们的氏族各不同。昔人有《春秋氏族谱》，我们要研究春秋时代的大家族，及当时的贵族生活，《左传》里讲得很详细。
第四，讲到政治制度，《左传》里各国制度亦各不同。譬如官制（政府组织）、兵制（军队组织）、田制（赋税制度）等。将来历史里一应制度：官制、兵制、田制等，都有渊源，特别重要而且可考的则在春秋时代。
第五，从西周周公一路传下来的所谓朝聘盟会之制，这是列国与周天子乃至列国相互间的一种“礼”。现在我们也可称之为“制度”。在清代末年曾有一本书，那是中国人到了外国去，研究了欧洲人的所谓国际公法，回头来把《左传》里讲的朝聘盟会种种不成文法，也当是当时的国际公法，写了一本书称《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我在北平时曾看过这书，可惜现在丢了，那书的作者我也忘了。而那书流传不多，也无从再觅。十年前我到美国，去旧金山，那里有一位华侨，他特地同我谈起，他正在要写一本《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我当时曾极力鼓励他努力写，至今已过十年，没有同他通过信，不知他此书写成没有。可是这个题目却极值得写。就这一点，也可想像我们中国文化之伟大，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已有一套很像样的国际公法了。虽和后来欧洲人的国际公法不同，然而至少是各有长短，各有特色。下面我们讲到《左传》里的人物。
《左传》里的“人”，称呼极不同，有的称名，有的称号，有的称官名，还有其他不同的称呼。实际上不仅古代如此，如我们读宋代的理学，每一理学家有几个名字的，如程颖字伯淳号明道，至少有三个称呼。又如朱熹，字晦庵号考亭，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每个人都有好几个名称。而中国人的名号，又都在训诂上配合起来，如三国时诸葛亮字孔明，鲁肃字子敬，名字相配，这习惯就从春秋时代起了。清代就有人专门研究春秋时代人的名号，从这里有很多的训诂问题可以发现。尤其是当时各国的贤卿大夫，他们的言论、行事，都值得我们研究。
下面再讲大家知道的春秋时代《左传）里所记载的军事。如晋楚两国三次大战争，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又如晋和齐的鞍之战，还有其他各种的大小战争，《左传》里记载战争的文章都写得好，在军事学上也有极大考究。又如讲到当时各国的外交辞令，《左传》里记下的也都是了不得，常为后人传诵。
再讲到当时的各种礼俗、信仰，有关社会史方面的，也都重要。清代有一学者汪中容甫，他有一本文集《述学》，里面有一篇讲到春秋时代种种礼俗，如他们讲的天道、鬼神、灾祥（灾异同祥瑞）、卜筮、梦，其他，都是极有趣而且亦有参考之用。汪容甫根据《左传》，说这些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形，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到了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大变，这许多所谓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等大批在《左传》里有很多的记载，而战国以后便慢慢少了，也可说是中国历史文化上一大变迁，大进步。也可说是春秋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形态，中国人心理上一些特殊信仰。
此外，我们还可以讲到春秋时代的一切食货经济、工商业情形。
其次，《左传）里又讲到许多蛮夷戎狄，后人所谓的四裔。诸位当知，研究任何一代的历史，都有这几个项目，如天文，如地理，如家族氏姓，如制度，如人物，如军事，如外交，如食货经济，社会礼俗，又如中国和四裔的关系等，这是历史的一个大体段，而《左传》都有了。所以（左传》已经是中国一部很像样的历史。诸位倘使要研究这许多问题，清初有顾栋高写一书，名《春秋大事表》，这是指的春秋时代，所根据的就是《左传》的内容，他分门别类地各为制成一张一张的表，而加以叙述。这书极伟大，我们正可根据他的方法，来写《宋代大事表》、《明代大事表》等。顾栋高是花了一辈子工夫在这两百四十年的事情上的。
我今试问诸位，哪个人可能随便来伪造一部《左传》他将如何般来凭空伪造？又伪造了有什么作用？所以我说：《左传》是中国最先第一部最详密的编年史。专讲历史价值，孔子《春秋》，可说还远在《左传》之下。若我们要研究春秋时代的历史，而我们专来研究孔子《春秋》，将使我们根本不清楚，所能晓得的将很简单，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左传》。但如此讲来，孔子《春秋）又有什么价值啊？这已在上一堂讲过。但上一堂所讲，和此一堂所讲，并不相冲突。我们此刻说，除非是一大史学家，将不能编出一部《左传》，而《左传》也确实是一部伟大的史学书。我认为我们要研究古代的中国史，我们便该拿这部《左传》做我们研究的一个基准。即由此上来建立我们一个基本的标准的看法。
我们研究历史，要懂得一个看法。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五帝、尧舜、夏商周三代一路下来，我们该怎样去看？我说：我们该先研究《左传》。因《左传》讲的详细。如诸位研究《西周书》，这里周公讲几句，那里召公讲几句，太简单了，再往上去更简单，我们把握不住，无法研究。而《左传》是一部极精详极完备的记载，我们能把这两百四十年认识了，根据这认识往上推，我们便可研究中国古代史。如我讲今文《尚书》也有假的，《尧典》是假的，（禹贡》是假的，为何如此判断？只要读《左传》，把《左传》里各国的政府组织，官制等都弄清楚，那么怎能在两千年前的中国早有了这样进步的舜的时代的政府组织呢？为什么四千年前中国政府高明到这样，在什么时候又退步堕落下来，到春秋时代又是这个样子的呢？我们应有一讲法，即是说这《尧典》里讲的靠不住，《尧典》是战国人的伪书。又如讲《禹贡》，我们看过全部《左传》里的地理，怎么那时人没有《禹贡》九州观念呢？我们便可判《禹贡》是伪书。又如我们今天讲，春秋时代是一个封建社会，这话便有些不通。诸位读西洋史，他们的中古时期封建社会有没有国家组织呢？那时还没有像法国英国等现代国家，但我们春秋时代有晋、齐、秦、楚，许多国家了。西洋史上要封建社会过了才有现代国家兴起，然而西洋的现代国家，直到今天，英国还是英国，法国还是法国，没有更在其上的一个统一政府。西洋史上的统一政府，乃在封建社会以前的罗马帝国。可是中国便不同。春秋时代已经有了很高明的国际公法，又有一个周天子在上面，那么我们怎可说春秋时代是个封建社会呢？所以我只讲中国古代是有封建政治，而并非封建社会。西方人的封建社会，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东西，和我们完全不同。我此刻这样讲，诸位不要认为很简单，在此六十年来，似乎只我一人这样讲，在我认为讲得很清楚明白，只为我读了一部《左传》，《左传》是我讨论古史一个基准的观点。
我再举一书，诸位都知有郭沫若，他写一书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根据《易经》，根据龟甲文，说中国那时还是一个渔猎社会，正从渔猎社会渐进到畜牧社会去。在龟甲文里，一次打猎捉到多少猪或多少羊，所以说那时主要生活还是在渔猎时代。但这话也有些讲不通。社会从渔猎进化到畜牧，再从畜牧进化到耕稼，进化到有大贵族，有许多像样的诸侯，有中央统一政府，那不是简单一回事。请问中国人什么时候才一下子一跳，而进步到《左传》这个时代的呢？我们一方面要讲中国人不进步，一方面却把中国人的进步又看得太易太快，出乎这个世界人类历史演进的常轨之外了。诸位尽看他引了许多龟甲文，许多《易经》上的话，看他有证有据，但拿一部《左传》来一看，就知双方不能相通。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古史，应该把《左传》做一个我们对历史的基本知识，即一个标准的看法。从此推到上边去，可以不会大错。
再讲到下面，我可以告诉诸位，诸位定该研究一下古代史，才能懂得下面的历史。古代史也可把来作研究下面历史的一个基准观点。我们此刻研究秦汉以后，也多有看错的，毛病在哪里？因为在上面没有弄清楚。要弄清楚上面，最好还是读《左传》。我们要研究古史，研究西周，研究商和夏，先要有个准备工作，有一个靠得住的基础和标准，那么一定要看《左传》。诸位要读廿四史，通常我们说，先读《史记》、《汉书》，或者再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先把四史熟了，下边有办法。但《左传》又是读四史之基准。诸位莫说我要研究宋史，先去读《左传》有什么用？但研究宋史也要有个基准，从上向下。如诸位要进我这个客厅来听课，定要从大门进来，不能说这和我不相干。我们今天的错误，在我们先没有一个做学问的基准或说立脚点。
此下我继续提出两书，一是《国语》，一是《国策》。前人多谓《国语》和（左传》同出左丘明，故《左传》称“内传”，《国语》称“外传”，此说殊不可信。《国语》分国记载，如后代十六国春秋之类，和《左传》编年体裁不同，故读《国语》亦应分国来读。如《鲁语》和《齐语》不同，大抵邹鲁儒生多拘谨保守，故多经生儒家言。而《齐语》则如盂子所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今《齐语》只讲管仲，与管子书里材料相通。《晋语》则出三晋之士，韩。赵、魏三家，比较上重功利法制与纵横思想。最早当渊源于子夏，后来演变出吴起。当然不能说子夏便是法家纵横家之祖，可是三晋虽则多产法家纵横家，而论其最先原始，则起于儒家。那里的儒家所讲，则比较更近于史学。亦可说孔子的七十弟子后学在邹鲁本乡的，还都是儒家传统，而他们慢慢地传到三晋，就渐变为功利法制，乃至纵横这几派。其时如宋国，又和其他国家不同。宋是商代之后，春秋时有一个宋襄公，想把讲仁义来霸诸侯，被楚国打败。后来又有一个向戍，召开弭兵大会，来求当时的全世界大和平。那些都是宋国人搅的花样。更后来有墨子，他亦应是商代之后，他思想亦较特别。古人说：商尚鬼，商代人是带有一种宗教迷信的。墨子书里便有“天志”“明鬼”诸篇，不脱商代人色彩。孔子之伟大，正因他是商代之后而到了鲁国，周尚文，孔子崇拜周公，遂集古代商周两代大成而又上通之于虞夏。还有楚国，和北方诸夏又稍不同。天文学在楚国很盛，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用的名词都很特别，我怀疑它和楚国有关系。特别如楚辞，其中如屈原的《离骚》、《天问》，那里讲的中国古史非常多，他们又是一套。恰如我们讲现代欧洲，意大利人同英国人不同，英国人同法国人不同，法国人同德国、奥国人又不同。地域不同、传统不同。中国在春秋时代也有很多的不同。诸位读《国语》，读《鲁语》就多儒家言，《齐语》就只讲管仲，多法家言，《晋语》更较近读历史，《楚语》又是另外一种。在《国语》里有一篇《郑语》，其实这一篇《郑语》只就是从《楚语》中分出来。又如《吴语》、《越语》，《吴语》也只是从《越语》中分出，只讲范蠡文种，讲的是权谋权术，这些在春秋时代还没有，是后来新兴的，而把来假托在范蠡身上。倘使我们这样来看《国语》，便知《国语》材料也并非不可靠，但决不是说编《左传》余下来的材料便成《国语》。《国语》应是由另一人来编集，这些材料也是从各国来，但未能像《左传》这样汇在一块而把来融铸了。而且这些材料，时代先后各有不同，像《鲁语》，便多是后起儒家借着古代某人某事，添油添酱，润饰成篇。如此之例，《左传》中也有。在《左传》中的记事部分，决非伪造，但《左传》中记言部分，便有些不可靠。若我们要取材《左传》来写一部春秋时代人之思想史月p在运用材料上，便得小心。《齐语》中的管子，则决非春秋时代之真管子。而《晋语》则比较是记事部分多，或许会有更早于《左传）中的材料也不可知。
我们随着讲到《国策》，《国策》里有大部分材料尽是纵横家之言，都出三晋之士。然而《国策》中如《魏策》、（赵策》等，有一部分材料却很近《国语》中的《晋语》。可见当时历史材料三晋为多，有很可信的，也有很不可信的，那便是纵横家言了。
我在《先秦诸子系年》里讲《左传》，就连带到讲到《国语》，主要把《国语》分国看，认为《国语》这书是杂拼的，只把很多材料拼在一起。有的材料早，有的材料迟。齐国人的话，鲁国人的话，晋国人的话，楚国人的话，越国人的话，都不相同。再把这看法来看《国策》，近乎《国语》的是一部分，三晋纵横之士的说话又是一部分。讲到这里，我要提出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古代人对历史记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所谓“记言”“记事”之分。诸位都说历史是记事的，但中国古人看重历史，不仅看重其事，还更看重讲话。从前人认为（尚书》是记言的，如誓、浩。谟、训，不都是讲话吗？我第一次讲（尚书》，提出《召浩篇》，那就是召公同人讲话。《国语》《国策》里很多只是讲话，一段一段保留在那里，就是历史。而《左传》中主要的，乃是两百四十年的事情放在那里，便显然见得一是记言，一是记事了。
我们再进一步讲，固没有在事情中没有讲话，也没有讲话而不牵涉到事情的，这里我们不能太严格地分。我在《西周书文体辨》里，就说讲话里必兼记事，而《左传》亦在记事里就连带记着很多的“言”。我们只能说中国古代言与事并重，说话同行事一样看重，但并不能说中国古代人把讲话同行事分别开，如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话恐有些靠不住。又如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一个天子的行动，由左史写下来，他的讲话，由右史写下来，此和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恰相反对。又且在古书里可找到许多史官名，而并无所谓左史与右史的分别。所以我疑心这些话靠不住。可是中国古代人对于历史既看重事情又看重讲话，那是一定的。
现在我们再讲到记言，这个“言”字也和我们现在人所讲“思想”有一些不同。当然讲话都由思想来，可是说中国历史里看重讲话，不能便说是看重思想。思想二字乃是我们的现代观念，而且我们今天所讲的思想，也和西方人讲“哲学”有不同。我曾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史》，但并没有称它为《中国哲学史》。言和思想和哲学，这三者均是稍有不同。言和事紧密相连，但并不即是思想。思想可和事分开，但并不即是哲学。哲学乃是思想之有特殊结构的。如纵横家言，我们最多只能说那时有一套纵横思想，但并不能说那时有一套纵横家的哲学。
从另一方面讲，言一定是思想，哲学也一定是思想。我们可以这样说，随便的说话就是言，这些说话用特殊的某一种的说法来说，就变成了哲学。这不是说话不同，而是思想方法之不同。思想一定要成一个体系，非如胡思乱想。但这个体系，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生命体，一种是机械体。怎叫生命体呢？如盆里这一枝花，这是有生命的。怎叫机械体呢？如这张桌子，它是一个机械体。我们思想的发展，都应有一个生命。思想发展就有许多话，话多了，遂成为一个结构，而那结构太固定性了，便好像机械似的，那就成为了一套哲学。中国人思想偏近生命性的，它的发展仍只应称之曰“言”。如孔子讲话，自然从他的思想来，但我们今天每有人说孔子的思想没有组织，不成为一套哲学。组织也只是一套结构，但结构得太严密，或说是太形式化了，便成为机械化，便会减少或损失了它的生命性。孔子以前有一位叔孙豹，他讲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暂不讲立德。立功立言不就是言与事并重吗？叔孙豹那句话，两千五百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在这样讲，这不是他的立言不朽吗？但这只是一句话，并不成一套哲学。西方一位哲学家讲话，他往往不是在讲一句话而往往是在写一本书。有组织，有结构，讲到最后，自成一套理论。中国人的理论，往往脱口而出，只是说话。没有系统，没有组织，一个人在那里平白出口讲，不成哲学，可是它确是一番思想啊！虽然由他一个人随口讲，竟可跑到我们全世界人的心里，大家认为对，那就是立言。
又如说马克思，他著的《资本论》，若说资本家怎样赚钱，论到资本的利润，说这是剥削劳工阶级，这是马克思住在伦敦天天看报与访问调查各个新兴厂家，有根有据，才提出这些话，这些话确是对，但在中国人简单一句话就讲明白了，这称做“为富不仁”。要赚钱发财，总是有点不很仁道。在我们只是一句话，在马克思则成了一套哲学。若马克思这套哲学只讲到这里月p么今天就会有人驳他，说今天如美国人工资这样高，而且一个大资本家的厂公开发卖股票，工人也可买，赚来的钱还要抽很高的所得税，所以美国人今天已不能叫做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了，可是这句话最多只能驳马克思，不能驳中国人为富不仁的话，资本主义还是为富不仁。这且不讲。马克思因要讲经济利润，慢慢讲到阶级斗争，再讲上去，讲历史哲学，讲唯物史观，讲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成了一套哲学。他的《资本论》，千门万户有一个大的结构，急切要驳倒它，便不易。中国人一句话脱口而出就是一句话，可是这句话也可颠扑不破，此所谓立言。故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是生命性的，这句话就是一个思想之菁华，像一棵树从根慢慢长出枝，开花结果，有生命。西方人的一句话，往往成为思想的一块化石。如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你要问这句话怎么来，他便原原本本有一套哲学慢慢儿地同你讲，可是这句话实际上是死的！而中国人一句话，总要求其是活的。如孔子讲仁，今天我们都要学西洋人讲哲学的方法，来讲孔子的“仁”。那么如（论语）里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这话意义无穷，可是当下则只是一句话。又如说“仁者其言也讱”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如此之类，若我们把《论语》里孔子论仁，依照西洋人的哲学来重作一篇文章，加以组织，成为结构，这些话怕会一句都用不上，或者说这些话都变成不重要的了。我们要知中国人所谓的“言”，不能以看西方人哲学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要把西方人的哲学来发挥中国人的“言”，而不悟这里有一个不同。如叔孙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这话就不朽了。但若讲哲学，这话便成无头无尾，没有结构，没有系统，没有组织。照西方人的哲学著作，也有许多是多余的，讲了一本书，最后也只是一句话。你说“存在决定意识”，我说不对，也就完了。读中国史，不便要兼通哲学，但中国史里言事并重，如纵横家言，也是一套话，却又不能说它是立言不朽。可见治中国学问，还是有中国的一套，不能不另有讲究。
现在说中国史学有记言记事两条大路。像《国语》、（国策》都是记言的，远从《尚书》一路下来。但到孔子时代，记言又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百家言。孔子、孟子、荀子是儒家，老子、庄子是道家，各自著书。如《论语》、《老子》等书，发展成另一条大路，中国人叫它做“子书”。中国人从经学里发展出史学，我们已经讲过，《尚书》、《春秋》便都在经学里的。但史学又发展出了一套于学，子学则只是记“言”的，从其所言，可来研究他们的思想。我们要研究中国思想，从周公开始，周公以前则难讲了。近则从春秋开始，如看一部《左传》，它里面所载贤卿大夫种种讲话，不晓得有多少，但此许多讲话，有可信，有不可信。有有价值的，有无价值的。要讲史学，便又该讲到盂子所谓的知言之学。又当知一书有一书之体制，中国书有中国书的体制。
今天诸位读书，主要在找材料。但如诸位讲中国思想，尽向《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书中找材料，却不找到《左传》，认为《左传》是一部历史书。不知《左传》里就有很多伟大思想在其内。我写《中国思想史》，从《左传》里就举出两人，一是子产，一是叔孙豹。叔孙豹讲三不朽，这时孔子已经三岁。子产在《左传》里有一段话讲鬼神，讲得非常有意义，那时孔子已经十七岁。又过了十四年，子产又讲“天道远，人道迩”，这一句话只六个字，似乎不成一套哲学，可是孔子《论语》就是讲人道不讲天道，根据子产这句话的思想发展而来。我讲中国思想，在春秋时代举出两人，都在孔子已生以后，孔子怎会不受他们影响？可是今天，把这部《左传》搁在一旁不理了，便会使古代史无法讲，而下边历史也都无法讲。讲中国思想，讲来讲去，从老子开始呢？还是从孔子开始？只讲诸子、讲经史，把中国史从腰切断了。若我们把此两百四十年春秋时代人的思想，见在《左传》里的，再接上《尚书》里的思想，便如伪古文《尚书》里也还有很多材料。这些中国古代思想，怕会花去诸位一辈子工夫去研究。所以我说《左传》是一部研究中国古史的基准观点所在。我前面讲《左传》举了十项大事，而思想一项没有举在里面。
现在我再讲一件，如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成”，这可见中国人看重讲话看得非常重要。近人都看不起孔子的正名主义，骂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套封建思想，但孔子所谓必也正名，是说每一句话中总有一个名，名不正了，就言不顺，言不顺的该无法做成事。中国史学，言与事并重，这是中国人的一套历史哲学，所谓“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如近人好言和平，而不重正义，这便是言之不可行了。
中国人看重《左传》，不看重《国语》、《国策》，正因为《左传》里有许多贤卿大夫之言，不能和《国语·晋语》里所载有许多后代迂儒之伪言，乃至如《国策》里的许多纵横家言，尽有要不得，乃至不值重视的。若诸位没有知言工夫，只把中国历史当作记事一边去看，便失掉了中国史学中重要的一部分。
一九五九、十、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