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再接讲《史记》。我们讲过中国历史分成三种体裁：一是记事，二是编年，三是传人。在记事中又兼带着记言，《尚书》是第一种体裁，以记事记言为主。《春秋左传》是第二种体裁，以编年为主，但是在编年中又包括了记事和记言，即在记言记事之上再添上了编年。大史公《史记》以人为主，把人物作中心，但在传人的体裁之内，同样包括着记事和编年。即是说：记事和编年这两体，已在太史公《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体之内包融了。所以我们可说：中国史书有了此三层的大进步。今天我们有一个欠正确的观念，认为进步便是不要旧的了。不晓得进步是增有了新的，而在此新的中间还是包容着旧的。这才是进步，而不是改造。改造未必是进步。进步必是由旧的中间再增加上新的，新的中间依然保留着旧的，那么这个新的当然比旧的是进步了。

太史公《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在此一百三十篇中，有十二篇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类。本纪就是全书之大纲，是编年的。如《五帝本纪》，《夏商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一路下来到汉朝，一个皇帝一篇本纪，如汉高祖、汉惠帝，拿他个人做皇帝时从头到尾的大事都是提纲挚领写在里面，所以本纪是编年的，就如《史记》里的《春秋》。

世家是分国的，春秋时代就有十二诸侯，一路到战国，如《鲁世家》、《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这些分国史当然也照年代排下，但和《国语》、《国策》不同。《国语》、《国策》是一种国别史，而且以记言为主，而《史记》世家则主要还是记事。

此下是七十篇列传，为太史公《史记》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独创的一个体例。但在《史记》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经一天天地表现出来了。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都是一部书里记载着一个人的事与言。《论语》记言也记事，《庄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见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则是言。可见记事、记言不能严格分别。而记言则就特别看重到“人”。当时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写成了一部书。《管子》虽不称《管子春秋》，也只是讲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记》里的列传也不能说是太史公独创，以前早就有在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只不过太史公把来变通而成为列传而已。

除却本纪世家列传之外，又有“表”，这也不是太史公开始，以前也已有此体裁，这是全书中最重要的筋节。如《三王世表》，因古代夏。商、周事情疏略，不能一年一年详细编排，所以只作“世表”。春秋战国事情详细了，所以有《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分国分年作表，所谓横行斜上，全部春秋战国里的事情，是在这一年或在那一年，晋国这一年的某事和楚国这一年的某事，在同年或隔年，这都清清楚楚，一览无遗。到了秦汉之际，秦二世以后，楚霸王汉高帝以前这一段就做“月表”，一月一月地记。《史记》中这十张表，由于事情不同而分配着来做表，真是如网在纲，一目了然。

最后有＼＼书”，那是《尚书》体例，专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书。如记夏禹治水丶《尚书》里有《禹贡》，汉代也有水利问题，太史公就作《河渠书》，如此者几八篇。

因此，太史公《史记》，实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学上的各种体裁包括会通，而合来完成这样一部书，此真所谓“体大思精”。直从唐虞夏商周一路到他这时代两千年以卜的历史，全部包罗胸中，从而把来随宜表达，便有了他这样许多的体裁。

我曾告诉诸位，读书该一部一部地读。当然写史也决不止一种死写法，《尚书》是一个写法，《春秋左传》又是一个写法，此下尽可有种种新写法。我们此刻来讲“史学名著”主要就要诸位懂得如何来写历史的这一番大学问。有了此学问，就可自己写历史。

我们讲史学有三种：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一是“论史”，史事利害得失，该有一个评判。一是“著史”，历史要能有人写出来。今天诸位治史只做“考史”工夫，而不能“论”，如说太史公《史记》，什么时候所写？到什么时候而成？中间共分多少篇？这些都可考。但这些只关“材料”问题，诸位却不懂得“论”。如太史公《史记》和左丘明《左传》不同在哪里？其间高下得失须有论。我该取法《左传》的哪些长处？《史记》的哪些长处？再加上此刻之所需要来创造，然后能“著史”。今天我们都不再写历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么呢？岂不连考都没有了？我们的历史岂不要从此中断？民国以来的历史就快没有了，因没有人来原原本本地写，或写其全体，或写其一部分，或者写人，或者写事，若都没有，大家不会写，岂不成了大脱空。所以我们平常做学问，不能只看重找材料，应该要懂得怎么样去“著书”，怎么写史？像《西周书》，像《春秋左传》，像《史记》，这都有一个间架。像造房于，先有一个大间架，至于一窗一门，小木匠也可做，大的间架就要有人来计划。一窗一门拼不成一所房子。要先有了房子的间架，再配上窗和门。诸位做学问，不先求其大者而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仅能一段段一项项找材料，支离破碎，不成学问。大著作家则必有大间架，而大间架则须大学问。今天所讲的体裁，也只是一个大体，而不是有一死格局固定在那里。如说春秋战国可写分国史，太史公把每一国家作为“世家”，但到汉代，已和从前不同，变了。如张良封为留侯，但张良并无一留国传其子孙。如萧何，封为鄼侯，但也只是封他鄼地，使得“食禄”而已。鄼与留都非一独立的国家，但既封为侯，太史公《史记》也把来列入‘世家”，这岂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此其一。

又如写孔子，照例当然是该称“列传”，而太史公《史记》却特别把孔子升上去，立为‘孔子世家”。在春秋时，并没有封孔子一个国，孔子也没有土地传子孙，并且也不能像张良萧何般有“爵”位传下，怎么太史公却来写孔子“世家”，这岂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之尤吗？但我们到今天，才知太史公见解之伟大。我们今天来到台湾，亦尚有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在台湾，可说在中国，只有此一世家永传不绝。此见孔子之伟大，但亦见太史公见识之伟大。他写《史记》就是学的孔子《春秋》，在他心目中，就觉得孔子是全中国历史上人物中最伟大的一个，所以他自破其例，作为孔子“世家”了。太史公更无法拿一句话来讲出孔子之伟大，来讲他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不同，他只在写孔子的题目上把“列传”换了“世家”二字，用此来讲，比讲其他话更来得明白有劲，那是《史记》之“自立例而自破例”。只因后人都尊孔子，才不觉其可怪，不多加批评。

而太史公《史记》中又写了一篇《项羽本纪》，那似乎更荒唐了。直从《五帝本纪》、黄帝到尧舜而下，夏、商、周、秦等本纪，以至《秦始皇本纪》，接下是汉高祖、汉惠帝，岂不顺理成章，而中间却横插进一个项羽？项羽不成一个朝代，他只是个短暂的过渡人物，而太史公特地写了一篇《项羽本纪》，于是遭受到后人不断批评。但秦是亡了，秦二世已投降，汉高祖还未即位为皇帝，中问所谓秦楚之际的一段计有五年，太史公把来放在项王身上，“本纪”本只是把来编年的，那么项工这几年也自该称“本纪”了。但太史公《史记》又并不称为《西楚霸王本纪》，而连姓带名直称《项羽本纪》，在这一显然不妥的题目下，却自见太史公有一番深远的意义。秦亡了，汉没有起，中间有项羽，然而他又不成为一个朝代，只是一个人物，因此他虽是位为西楚霸王，而《史记》不称《西楚霸王本纪》。虽则大家都称他“项王”，太史公文章里也有称“项王”的，但题目上则称《项羽本纪》，这实在又是太史公一番了不得处。后人批评太史公，说其书“疏”，如项羽怎能立本纪，孔子怎能立世家？不是大大的“疏”吗？疏是不细密，粗枝大叶，有忽略处。或又称之曰“好奇”，如项羽怎立本纪，这不是好奇吗？其实这种评论难免浅薄，不能深切地来欣赏太史公《史记》之与众不同处。到了《汉书》，那就改称《项羽列传》了。可是汉高祖元年称王，项羽已死，项羽又不是汉代人，而作《汉书》的又不能不载有项羽，然则把项羽列汉初，岂不成了密中之疏吗？可见此等争论都很浅薄，不值得争，而太史公把项羽列人本纪也自有他的妥贴处。幸而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班固作《汉书》写不到孔子，否则岂不也要将《孔子世家》改成《孔子列传》吗？这种地方，我们正可见太史公《史记》之伟大。只就列传一体论，就有很多了不得的地方。即如先秦诸子方面，孔子作为世家，又有一篇《仲尼弟子列传》，此又是一特例。《史记》并没有《墨子弟子列传》，或孟子苟子弟子列传等。在战国时，所谓儒分为八，墨分为三，但太史公只写一篇《孟子苟卿列传》，把孟荀两人合在一起。直到今天讲战国儒家展就是孟、荀两家。在汉初，本是道家、法家思想盛行的时代，要到汉武帝表彰五经以后，才是儒家思想盛行，而大史公写了一篇《老庄申韩列传》，把法家申不害、韩非和道家老子、庄子合成一传，说法家思想乃从道家来，此种见识，又是何等伟大。诸位说自己只研究历史，不管思想，但在历史中又如何能不管思想呢？所以像太史公《史记》那样写《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只几个题目便已可说伟大极了。其他诸子，零零碎碎，都附在《孟子荀卿列传》里，到了民国初年，大家又认为太史公忽略了，对墨子没有详细写。其实太史公所忽略的也不只墨子一人。可是墨子思想从汉到清都不显，他的地位远不能和太史公所举的孟、荀、申、韩、老、庄并举。只就此一点看，可见太史公讲战国学术思想也已经是独步千古的了。他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最佩服道家，也有一番极精到的言论，太史公承父遗命来写《史记》，而《史记》里对百家观点，便和他父亲的观点不一样，司马迁把他父亲的见解和他自己的见解都清清楚楚地收在《史记》里，真可称得上良史。

诸位读《史记》，首先该读《史记》的《自序》，第二要看《史记》的目录，这些都约略讲了。此外我再举出几个另外的观点：第一，《史记》虽为第一部正史，太史公和他父亲虽都是汉朝的历史官，但《史记》并不是一部官史，而是一部私史。即是说《史记》乃私家的著作，而非政府衙门里照例要写的东西。换句话讲，这在当时是“百家言”，非“王官学”。太史公学孔子《春秋》，孔子自己正讲过：“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本不应由私家写，而孔子竟以私家身份来写了，所以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天要来辨太史公《史记》也是一部私史，而非官史，且举几个简单的例来说。《太史公自序》上就说：“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这明明说此书是一家之言了，明见不是部官书。又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所以要“藏之名山”，为怕稿子容易散失，只把副本留在京师——长安，易得识者和传人。古人保留著作不易，要等待后世有圣人君子更渺茫。不像我们现在，书没写好，就要流传，一出版就有人来买来看，这是观念上不同。而太史公《报任少卿书》里，还有两句更重要的话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天人之际”者，“人事”和“天道”中间应有一分际，要到什么地方才是我们人事所不能为力，而必待之“天道”，这一问题极重要。太史公父亲看重道家言，道家就侧重讲这个天道，而太史公则看重孔子儒家，儒家注重讲人事。“人事”同“天道”中间的这个分际何在？而在人事中则还要“通古今之变”——怎么从古代直变到近代，中间应有个血脉贯通。此十个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西方人讲历史哲学乃是一套哲学，只把历史来讲。若说中国人也有历史哲学，应该不是一套哲学，而仍是一番历史，只是从历史里透出一套思想来。即如说“究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这才真是中国人的历史哲学。此后太史公《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可是第二部以下写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这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了。

在《太史公自序》里只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此两句话十二个字，其实也已了不得。在太史公以前，中国的学术分野：一个是王官之学，就是六经；一个则是百家之言。在六经中也就有各种讲法，如《春秋》有《公羊》、《谷梁》。《左传》。他著《史记》，要来“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他所注意到的材料就已包括了整个学术之各部门，要来辨其异同，编排起来，而从此中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是此处十二个字与上引十个字见解工夫究有不同，只是他说要“成一家之言”，则两处一样，并无异说。

其次要讨论他的书名称“太史公书”，这是他的私人著作，所谓“成一家之言”的，而后人称之为《史记》，这是后起的名字，只是一个普通的史官记载之名。现在要讲“太史公”三字，这更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司马迁的父亲做汉代的史官，司马迁书里就称之为“太史公”，而史记里有许多司马迁自己的言论，开头也便说“太史公曰”，则司马迁又自称“太史公”。此三个字究该怎解呢？《史记集解》引如湻说：‘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这应是一很高的官，待汉宣帝后，始把“太史公”改成了“太史令”。这是如湻的说法。但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里，只有“太史令”，无“太史公”。“太史令”只是六百石的小官，怎说它位在丞相之上。但我们又怎知《汉书·百官公卿表》不是根据了宣帝以后的官制呢？而且如湻的话根据卫宏，而卫宏是东汉时人，那么这问题还该细探，不该如此便解决。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里说：“向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可见太史公自己也说他只是做的“下大夫”，就是六百石的小官，其位决不在丞相之上。下面他又接着说：“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若位在丞相之上，则决不和卜祝并举。《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谈又说：“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可见司马迁父子当时是做的“太史令”，决没有错。但因尊称他父亲，故改称“太史公”，后来他写《史记》也便自称“太史公”，而其书即称《太史公书》。但为何司马迁只做的是“太史令”而他敢自称“太史公”呢？有人说这是他的外甥杨恽称他的，也有人说是东方朔看他书时所增的。我想这些话都不可靠。他在《自序》里已称《太史公书》可证。但他《报任少卿书》开头就有：“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云云，那时的司马迁已经不做太史令，而为武帝之“中书令”，为何一开头便自称“太史公”？至于“牛马走”三字应是对任少卿之谦辞，不应说是对自己父亲太史公之谦辞。那么此书首太史公三字，或许可能是后人增添进去的。现在再复述一遍，专查《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来驳集解如湻说，这最多只有到七八分，未达十分。今引太史公自己。的文章《报任少卿书》，明云“厕下大夫之列”，又《太史公自序》明云：“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那才是十分的证据。《史记》上究竟是“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呢？抑为“太史公”呢？则又要追究到《史记》的版本问题上去。至于像“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九字，却尽可存而不论，而摇动不了我所要作的最后定论。这不是已经解决到十分之见了吗？然而我还有一讲法，讲到书的背面，字的夹缝里去。所以考据之学有时很有趣味、很撩人！诸位当知，卫宏如湻所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本上丞相；为何如此般信口胡说，在我认为那是卫宏如湻误以当时司马迁充当了“中书令”而又弄成了“太史令”。他《报任少卿书》是一篇千古难读的好文章，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揖》中曾提到他读懂了这文章，我今也敢说，我也读懂了这一篇文章，那文章难在一时捉不到要领。我试约略叙说如下：因太史公直言李陵的事，汉武帝生他气，但爱他之才，并不愿意杀他。定了他死罪，还可自赎。但太史公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既没有钱赎，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免死，就是受腐刑。这事在太史公心里最难过。但他结果自请受腐刑，把他生命保全了，主要是为他书没有写完。所以他在这文章里特别讲到受了宫刑不算人，来道出他为何不自杀，只为了要写完他这一部《史记》。而汉武帝则特别爱重他，因他受了宫刑，遂得派他做中书令，即是当时的内廷秘书长。他朋友任少卿认为他既为武帝最亲信的秘书长，应可帮任少卿讲话。而司马迁之意，他下半辈子的生命，则专为写一部《史记》，再不愿意管其他事，讲其他话。直从他为李陵事述起，来请他朋友原谅。至于赎死罪，只几十两黄金便得，而司马迁家里竟就拿不出此几十两黄金。而那时朝廷贵人家里千金万金的多的是。这篇文章意气运转，非熟读不易晓。至于卫宏如湻所说，则正是司马迁做中书令时的情形。若说天下计书先上中书今，后上丞相，那是不错了。而那时的中书令则正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做。若说当时一个秘书长的地位还在丞相之上，这也未尝不可如此讲。或许卫宏如湻弄错了，把中书令误会到太史公。若如我这般讲，讲出了卫宏如湻因何而错，才可以说考据到了十分。因此我们就证明汉代并无“太史公”这一个官，这样我就对《史记》的大概情形讲完了。

我想再讲一些关于《史记》的文章。当然我们读《史记》，主要在读他的事情，不在读他的文章，而好多大文章又是在言外的。如我所举《孔子世家》《项羽本纪》之类，此皆有甚深意义可寻。但下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崇尚骄文，便都看重班固《汉书》，不看重太史公《史记》。直要到宋代以后，才看重《史记》更在《汉书》之上。明代归有光就是用功《史记》的，清代方望溪承之，有一部《归方评点史记》，为清代“桐城派”所重视。直到曾国藩始主再把《汉书》骈体来补充进《史记》散体中。至于班固《汉书》批评《史记》，说其文“善序事理”“辩而不华”“直而不野”“文质相称”“良史之才”，此是以史书的眼光来作批评，和归方桐城派以文学眼光来作批评不同。但我还是主张以大著作的眼光，该以其成为一家之言的眼光来作批评，当更可看出《史记》文章之高妙。总之，太史公不仅是中国千古一大史学家，也是千古一大文学家。他的文章除《史记》以外，就只有《报任少卿书》一篇，此外都不传了。好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