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攘制御之策（上）
《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
臣按：或处乎内，或居乎外，天造地设而以山川为之疆域，所以别生分类而使之毋相混淆、毋相侵越也。是以自古圣帝明王必严内外之辨，所以治内者必详必慎而无一事之不备，所以治外者必严必密而无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忧勤于其始而逸乐于其终也欤。
又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孙觉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纪纲人伦，惠养万物，君臣相遇以诚而知群下之乐苦，遣使劳还，恩意愈笃，反复以自治为先，故能周道中兴，夷狄远迹。夫以夷狄之患虽盛，王所不能免，惟知自治者为能胜之。”
臣按：孟子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推而言之，可见王道盛时治迹昌炽，而《诗》之为《诗》，所以宣畅歌咏于朝廷燕飨之际、欢欣和悦以通群下之情、恭敬斋庄以发先王之德者，无非和平正大之音，内治既修而外治无不举。自《小雅》之诗废则内治不修矣，内治不修则纪纲废弛、政教乖乱，又何以治外哉？
又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竟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
臣按：成康既没，周室渐微，八世而厉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俨狁内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复其旧焉。夫以帝王为治，先内而后外，必内之政事既无不修，然后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内修者外攘之本也。
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言：“臣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常流之水），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萑（音完）苇竹萧（蒿也），草木蒙笼，枝叶茂接，此矛鋋延（铁把）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
臣按：错此言地形各有所宜，与夫兵卒相当之数，而卒归其过于不习勒卒、将不省兵。夫将能省兵则器械无不利矣，卒能习勒则兵无不可用矣。
错又言曰：“臣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险道倾仄（古侧字），且驰且射，风雨罢劳，饥渴不困，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材官驺（矢之善者）发，矢道同的（同一中的），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迫也），此中国之长技也。然兵，凶器；战，危事。以大为小，以疆为弱，在俯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来归谊者，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帅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而各用其长技，衡（横也）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臣按：错谓兵凶战危，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臣愚以为，用兵之变，岂但大小、强弱之间可易置而已哉？生死兴亡在呼吸顷耳，其蹉跌也不但不振而已，其为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必出于万全，必先事而深思，不临事而后悔也。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与诸羌解仇交质，上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
哀帝建平中，匈奴单于上书愿朝，哀帝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扬雄上书谏曰：“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大也，又坚固也）画（计策）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至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风雷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不得高枕安寝也。至元康、神爵之间，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匍匐）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匈奴真中国之坚敌，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轻也。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臣按：扬雄此书，前汉所以处匈奴者备于此矣，但其所谓单于归义，陈见于前，以为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则过矣。夫荒服之外，礼教所不及者，圣王所不臣，必欲使冠带以列位、稽颡而来朝，以此为遗后之策，以此为足以慰神灵之想望，是乃秦皇、汉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也。
王莽时，匈奴入云中塞，诸将在边未敢出击，严尤谏曰：“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匈奴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刘贶曰：“严尤辨而未详，班固详而未尽，推其至当，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汉无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声教所不逮，其叛不为之劳师，其降不为之释备，严守御、险走集，使其欲为寇而不能，欲为臣而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绥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筑长城，守障塞，所以设险也，赵简子起长城，燕、秦亦筑长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堑，城全国灭，人归咎焉，后魏筑长城，议者以为人治一步，方三千里役三十万人，不旬朔而获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汉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审鲁元不能止赵王之逆谋，谓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顿手杀其亲而冀其不与外祖争强，岂不惑哉？然则知和亲非久安计而为之者，以天下初定，纾岁月之祸耳，武帝时中国？安，北寇益希疏而绝之，此其时也，方更縻耗华夏，连兵积年，故严尤以为下策。”
臣按：严尤谓后世征戎有三策，谓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不知其所谓上策者，果何代有之乎？意者必如虞之无怠无荒而四夷来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宾，然后为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将征之之策，臣窃以为狁来侵，从而御之，驱之出境，不复穷追，周得上策矣。秦之筑长城，急于成功，轻用民力，内竭中国以丧社稷，固为无策，然使其能因近边之人，当农隙之时，以渐而修筑边墙以御戎马之冲突，刘贶谓之得中策，亦非也。汉武之穷兵黩武，兵连祸结三十余年，谓之下策也宜哉。虽然，汉人出塞之兵犹因其犯边而征之也，后世乃有彼本不犯边而出其不意以掩袭之者，岂非无策之甚哉？又出汉人之下矣。
顺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车纽等反，寇西河，诏度辽将军马续招降之，大将军梁商移书续等曰：“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守固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务先所长以观其变，设购开赏，宣示反悔，勿贪小功以乱大谋。”臣按：中国与外国各有所长，吾惟用吾之长，而于彼之所长也恒思有以避之，设法用计，随时趋势，使彼违所长而以吾所长乘而陵之，鲜不胜矣。
唐太宗贞观二年，北颉利政乱，薛延陀、回纥等叛之，颉利不能制，会大雪，羊马多死，民大饥，郑元璹使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皆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将亡之兆也。”群臣多劝上乘间击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灾不仁，乘危不武，纵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臣按：太宗此言得帝王之道，大哉王言，天地之心也。
贞观四年，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诏以李大亮为安抚大使，贮粮碛口以赈之，大亮言：“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今招至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有益，况西河州县萧条，不堪供亿，不如罢之，其或自立君长求内属者，羁縻受之，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上从之。
臣按：大亮此言既知所轻重，又知所内外，朝廷用若人以安抚外夷，岂徒外夷得其安哉，而中国亦将赖之也。
贞观十八年，突厥候利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恶之，数相攻，候利有众十万，不能抚御其众，悉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曰：“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彼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候利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胡寅曰：“子贡问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四海至广矣，施必极其博，济必周于众，圣人心所欲也，而势有所弗及尔。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虽一视同仁，然必笃近而举远也，于是画为五服，要、荒在外，为之限禁，自尧、舜、三代皆不敢废。夫圣人之心与天地同，诚必不为猜忌也，而太宗所见特异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尽耶？夫厚遇降人则于中国将薄矣，推诚异类则于可信者将疑矣，是以有征辽造舟之扰、绝昏仆碑之失，盖必然之理也。”
臣按：胡氏所言，非但为唐太宗也，万世人君皆当留念焉。
贞观二十一年，回纥诸部皆来朝请吏，诏以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缯遣之。诸酋长奏请以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上许之，于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舜曰‘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又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盖柔远能迩，治内安外，而殊俗之民向风慕义，不以利诱、不以威胁而自至矣，故不劳民、不费财。至于后世之君，或仇疾而欲殄灭之，或爱悦而欲招来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则？彼亦人类也，王者于天地间无所不养，况人类而欲残之乎？残之固不可，况不能胜而自残其民乎？仁人之所不为也，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为州县，是崇虚名而受实弊也，且得之既以为功，则失之必以为耻，不在于己则在子孙，故有征伐之劳、馈饷之烦，民不堪命而继之以亡，隋炀帝是也。且国家地非不广也，民非不众也，曷若修德行政以惠养之，使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兵甲不试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求于外，如彼其难也，无求于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舍所易而行所难，何哉？忽近而喜远，厌故而谋新，虽或未至于亡而常与之同事，其累德岂细哉？太宗好大无穷，兼蓄夷夏，非所以遗后嗣、安中国之道，此当以为戒而不可慕也。”
臣按：范氏此论人主宜留心玩味，则知内外之所关系孰轻孰重、孰缓孰急、孰是孰非，了然于心目之间而为之去取从违，则内安而外靖，本固而末顺矣。
德宗时，陆贽上言曰：“陛下忿蕃丑之暴掠，惩边镇之空虚，缮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诚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愤耻而扬威声，海内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统师无律，制事失权，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分镇，亘千里之地，莫相率从，沿边列十万之师，不设谋主，每至敌人犯境方驰书奏取裁，行李往来，动输旬日，比蒙征发救援，寇已获胜罢归，小则蹂藉麦禾，大则驱掠人畜，是乃益甲兵而费财用，竟何补侵轶之患哉？夫将贵专谋，军尚气势，训齐由乎纪律，制胜在于机权，是以兵法有分阃之辞，有合拳之喻，有进退如一之令，有便宜从事之规，故能动作协、变通制，备垂永久，出则同力，居则同心，患难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将若四支之卫头目，将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庐，然后可以捍寇仇、护庶、蕃畜牧、辟田畴，天子惟务择人而任之则高枕无虞矣。吐蕃之比于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在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则纪律不一而气势不全，节制在朝则谋议多端而机权多失，臣故曰错置乖当，此之谓乎。”
臣按：贽谓吐蕃之比于中国，多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在将，我之号令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此非特当时蕃汉用兵之弊，而今世沿边将领所以守边而御敌，其实与之无异焉。善为国者，尚思其所以然而豫为之图，岂非边鄙生灵之幸哉。
贽又言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其于制御之方、得失之论，备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曰非德无以化要荒，曾莫知威莫立则德不能驯也；乐武威者曰非兵无以服凶犷，曾莫知德不修则兵不可恃也；务和亲者曰要结可以睦邻好，曾莫知我结之而彼复解之也；美长城者曰设险可以固邦国而捍寇仇，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则险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曰驱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锐、垒不完则遏之不能胜，驱之不能去也。议边之要略尽于斯，虽互相讥评，然各有偏驳。夫时势有盛衰，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专一？夫以中国强盛而彼屈膝称臣，归心受制，拒之则阻其向化，灭之则类于杀降，安得不存而抚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国强盛而彼弃信忤盟、蔑恩肆毒，谕之不变，责之不惩，安得不取乱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国丧乱之时，图之则彼衅未萌，御之则我立不足，安得不卑辞降礼、约好通和，啖之以利以引其欢心，结之以亲以纾其交祸，纵不必信且无大侵，盖时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傥或强弱适同，抚之不宁，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势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虽非安边之令图，盖势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臣按：古今制御之方，不出贽所陈四者之策。但其所谓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以为非安边之令图，臣窃以为，中国帝王所以攘外安内之上策，无出于此，而贽以为非令图，然则图之令者，岂有过于此哉？
贽又曰：“夫制敌行师，必量事势，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是谓夺人之心，暂劳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是谓固国之本，观衅而后动者也。顷属多故，民劳未瘳，而欲广发师徒，深践寇境，复其侵地，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傥或挠败，适所以启戒心而挫国威，以此为安边之谋，可谓不量事势而务于所难矣。天之授者有分，事无全功；地之产者有物，宜无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长者不可逾，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长必殆，用所长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尤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此彼之所长也，而中国乃欲益兵綍乘，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决命寻常之内，以此为御寇之术，可谓勉所短而较其所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于无成，虽果成之，不挫则废，岂不以越天授而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哉？将欲去危就安，息费从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长而已。若乃择将吏以抚宁众庶，修纪律以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柔远，禁侵钞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彼为寇则严备而不务报复，此当今之所易也。贱力而贵智，恶杀而好生，轻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后动，俟其时而后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堠，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授寇者也。”
贽又曰：“守封未固、寇戎未惩者，其病在于谋无定用，众无适从，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赏责亏度，财匮于众爱，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又曰：“理兵而措置乖方，驭将而赏罚亏度，制用而财匮，建军而力分，养士而怨生，用师而机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贼、军旅之膏肓也。蟊贼不除而但滋之以粪溉，膏肓不疗而苟啖之以滑甘，适足以养其害、速其灾，欲求稼穑丰登，肤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臣按：贽此言虽为一时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守封所以未固，寇戎所以未惩，正坐此六者之失。若夫所谓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不必行，又不止于用兵御寇而已也，后世人主所以应用不得其人而纪纲废弛，处制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张，皆以此也。然则人君为治，必欲任得其才，闻者必实，信者必诚，行事必当，其道何繇？曰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
贽又曰：“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都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铃，艺乏趫敏，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号令不贰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则机会靡愆，机会縻愆则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变化翕辟在于反掌之内，是犹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则何敌之有？夫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尪，众散为弱，逗挠离析，兆乎战陈之前，是犹一国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齐肃，其可得乎？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惟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犹虑权分势散，或使兼而领之，自顷割裂诛锄，所余无几，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候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是乃从容拯溺，揖逊救焚，冀无占危，固亦难矣。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建军若斯，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臣按：三军以气势为用，气势以人心为主，人心不分则气势自壮，气势既壮则事权归一，可以折冲于内而制胜于外矣。陆贽论将权之专分而以气势壮衰为言，盖真有见也。
以上修攘制御之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