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皇帝

王钦若等改定郊丘板位

景德二年七月丁巳，诏以十一月十三日有事于南郊。八月丁未[1]，上封者言：『郊丘神板，皆有司临事题署，多不严肃。』诏卤簿使王钦若改造。钦若言：『五方帝位板，如灵威仰、赤熛怒，皆是帝名，理当恭避。望下礼官检定。』礼官言：『按：《开宝通礼义纂》：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叶光纪者，五帝之号。《汉书》注「五帝自有名」，即灵符、文祖之类也。既为美称，不烦回避。』诏可。钦若又言：『坛图神位，升降未便。《汉书﹒郊祀志》五帝为天神之佐。今五帝在第一龛，天星大帝在第二龛，与六甲、岳渎之类同处北极，众星所拱。今与尚书、大理之类接席。帝坐为天市之尊，与二十八宿、积薪、腾蛇、杵臼之类同在第三龛[2]，卑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极帝坐本非天帝，盖是天帝所居，则北极在第二，帝坐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执法，子星之次少孙星，天辐当为天福。望令司天监众官参验闻奏。』诏钦若与礼仪使、太常礼院、司天监同检讨详定。钦若言：『本因臣所陈请，不可复同商确。』许之。既而礼仪使赵安仁等言：『得崇文院检讨杜镐、陈彭年状。按《开宝通礼》：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宝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地。」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则是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录》，坛之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并差在行位前，余内官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汉都四十九坐齐列，俱在十二陛之间。唐建中元年，司天中官正郭献之奏[3]：天皇、北极、天一、太一，准天宝中敕，并合升在第一等。从之。贞元二年亲郊，令礼官详定。太常卿汉中郡王瑀与博士柳冕等奏[4]：「开元定礼，垂之不刊，天宝改作，起自权制，皆方士谬妄之说，非典礼之文。请依礼为定。」诏复从《开元礼》，仍为定制[5]。《郊祀录》又云：坛之第三等有中宫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并在前。《开元礼义罗》云：帝坐有五[6]，一在紫微宫，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宫，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坐者，非直指大帝也。又得判司天监史序状：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陈中，其神曰耀魄宝，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极五星，紫微垣内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为太子；第二主日，为帝王；第三为庶子；第四为嫡子；第五为天之枢。盖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坐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执法、上将、次将之名，不可备陈，故名太微垣。《星经》旧载孙星，而坛图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天辐主銮舆辇毂，不当作福字。天记一星在午阶第四龛[7]，别有天纪九星，在寅阶第三龛，坛图并载，不当合而为一[8]。窃惟坛图旧定，悉有明据，天神定位，难以跻升。望依《星经》，悉依旧礼为定。』诏从安仁等议。钦若复上言：『旧史《天文志》并云：北极，北辰最尊者。又勾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又郑玄注《周礼》，谓礼天者，冬至祭天皇于北极也。后魏孝文礼六宗，亦升天皇列五帝之上，此皆良史鸿儒所述，岂皆方士谬妄耶?古礼旧制未必全是，至九宫贵神，天宝立祀在宗庙之上，文宗初舒元舆辄率鄙见[9]，降为中祀。厥后水旱作沴，元舆果以覆族。往者陛下特颁明诏，列为大祀，灵心昭答，景福并臻。今若以方士为妄，即九宫之祀可废乎?至若天市帝坐，虽前代未有异论，按《晋书﹒天文志》：帝坐光而润，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坐，则为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见其可。又安仁所议，以子、孙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禖之庆，以广维城之基。苟因前代阙文便为得礼，实恐圣朝茂典，尤未适中，岂可信正元之末学轻谈，略经史之群儒谠论?除执法、天辐、天纪三星，安仁已有典据。今请如旧。其天皇、北极、帝坐、孙星四坐，臣已新制板位，恭俟宸旨。』诏天皇、北极特升在第一龛，又设孙星位于子星之次，帝坐如故。钦若复言：『帝坐止三，在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惟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此人情所未安也。又《晋志》，大角及心，中心但云天王坐，实与帝坐不类。』诏特升在第二龛。

十一月乙巳朔，卤簿使王钦若奉神位板对于便殿。坛上四位，涂以朱漆金字，自余皆黑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黄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贮以漆押，覆以黄练帊。上降阶观之，即付有司，仍戒各谨其事。礼仪使赵安仁上《新定坛图》，且言：『旧图五帝、五岳中镇、河汉并在第三等。检详仪注，合在第二等。望刊正。』奏可。

柴成务等看详编敕

咸平元年十一月。先是，诏给事中柴成务等重详定新编敕。丙午，成务等上言曰：『自唐开元至周显德咸有格敕，并著简编。国初重定《刑统》，止行编敕四卷。洎方隅平定，文轨大同，太宗临朝，声教弥远，遂增后敕，为《太平编敕》十五卷。淳化中，又增后敕，为《淳化编敕》三十卷。编敕之始，先帝亲戒有司，务在体要。当时臣下不能申明圣意，以去繁文。今景运重熙，孝心善继，自淳化以后，宣敕至多，乞命有司别加详定，取刑部、大理寺、京百司、诸路转运司所受《淳化编敕》，及续降宣敕万八千五百五十五道遍共披阅，凡敕文与《刑统》令式旧条重出者，及一时机宜非永制者，并删去之。其条贯禁法当与三司参酌者，委本部编次之。凡取八百五十六道，为新删定编敕。其有止为一事前后累敕者，合而为一；本是一敕条理数事者，各以类分。取其条目相因，不以年代为次。其间文繁意类者，量经制事理增损之；情经法重者，取约束刑名削去之。凡成二百八十六道，准分别为一卷，附制仪令，违者如违令法。本条自有刑名者依本条。又以续降敕书、德音九道别为一卷，附淳化赦书合为一卷。其厘革一州一县一司一务者，各还本司。今敕称依法及行朝典勘断不定刑名者，并准《律令格式》，无本条者，准违制令，故不躬亲被受条处分。臣等重加详定，众议无殊。伏请镂板颁下，与《律令格式》、《刑统》同行。』优诏褒答之。

大中祥符六年三月，判大理寺王曾言：『自《咸平编敕》后，续降宣敕千一百余道，及新行者，又三千六百余道。条件既众，检视犹难。望遣官删定。』乃诏王曾与翰林学士陈彭年同加详定。

九年八月，翰林学士陈彭年等言：『先准诏看详新、旧编敕，及取已删去并林特所编三司文卷、续降宣敕，尽大中祥符七年，总六千二百二道（《会要》云二千七百九十一道。今从本志），千三百七十四条，分为三十卷。其仪制、赦书、德音别为十卷，与《刑统》、《景德农田敕》同行。其止是在京及三司本司所行宣敕，别具编录，若三司例。册贡举、国信条例，仍旧遵用。』

李宗谔等修定乐器

景德二年八月丁丑朔[10]，以翰林学士李宗谔、左谏议大夫张秉同判太常寺，仍命内臣监修乐器。时殿中侍御史艾仲儒上言：『每监祠祭，伏见太常乐器损阙，音律不调。郊禋在近，望遣使修饰，及择近臣判寺。』故以命之。宗谔素晓音律，乃令大乐、鼓吹两署工较其优劣，黜去滥吹者五十余人。宗谔因编录律吕乐物名数，目曰《乐纂》，又裁定两署工人试补条式及肄习程课，皆施行之。

三年八月甲戌，上御崇政殿，张宫悬，阅试李宗谔等新习雅乐，召宰相、亲王临观，宗谔执乐谱立侍。先以钟、磐按律，次令登歌[11]，钟、磬、埙、篪、琴、阮、笙、箫各二色合奏，筝、瑟、筑三色合奏，迭为一曲，复击钟、铸为六变、九变，又为朝会上寿之乐，文、武二舞，鼓吹、导引、警夜、六周之曲。旧制：巢笙每变宫之际，必换义管。然难于遽易，乐工单仲辛改为一定之制，不复旋易，与诸宫调颇为精习。上甚悦，赐宗谔等器币有差。自是乐府制度顿有伦理矣。上以两舞乐词非雅，乃命分两制别为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己酉，诏太常寺别制天书乐章，俟亲飨园丘日，以奉禋祀。又诏取天书降及封禅以来祥瑞尤异者，别撰乐曲，以备朝会燕飨。于是太常寺请郊祀献天书用《瑞安曲》，天书升降用《灵文曲》，又上朝飨用《醴泉》、《神芝》、《庆云》、《灵鹤》、《瑞木》五曲，请两制撰词。从之。

王钦若等编修《册府元龟》事迹

景德二年九月丁卯，令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钦若请以直秘阁钱惟演等十人同编修。初令惟演等各撰篇目，送钦若暨亿看详。钦若等又自撰集上进。诏用钦若等所撰为定，有未尽者，奉旨增之。又令宫苑使、胜州刺史、勾当皇城司刘承珪，内侍高品、监三馆秘阁图书刘崇超典掌其事。编修官非内殿起居当赴常参者免之，非带职不当给实俸者特给之。其供帐饮馔，皆异于常等。

三年正月癸酉，赐编修《君臣事迹》官太仆少卿、直秘阁钱惟演等苁蓉。旧制，方物之赐，止及近臣。至是优礼此职故也。

四月丙子，幸崇文院，观四库图籍及所修《君臣事迹》，遍阅门类，询其次序，王钦若、杨亿悉以条对。有伦理未当者，立命改之。上谓侍臣曰：『朕此书盖欲著前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也。』赐编修官金帛有差。

四年四月丁丑，上谓钦若曰：『近览《唐实录》，敬宗即位，坐朝常晚，群臣班于紫宥殿，有顿踣者。拾遗刘栖楚切谏，扣龙墀不已，宰臣宣谕，乃退。恭宗为动容，遣中使慰劳。谏臣举职，深可奖也。而史臣以逢吉之党目为鹰犬，甚无谓也。今所修《君臣事迹》，尤宜区别善恶。自前代褒贬不当如此类者，宜析理论之，以资世教。』

八月壬寅，上幸崇文院，观新编《君臣事迹》。王钦若、杨亿等以草本进御。上遍览之，赐修书官器币有差。乙巳，诏编修《君臣事迹》官秘书丞陈从易、著作佐郎直史馆陈越、大理评事秘阁校理刘筠月增给钱五千，以从易等修书服勤，而俸入此【杰按：此，"比"之误。】同僚尤薄故也。

十一月癸酉，上谓钦若曰：『《君臣事迹》崇释教门有布发于地令僧践之，及自剃僧头以徼福利。此乃失道惑溺之甚者，可并刊之。』

十二月乙未，手札赐王钦若曰：『编修《君臣事迹》官皆出遴选，朕于此书，匪独听政之暇资于披览，亦欲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有所戒监。起今后，自初修官至杨亿，各依新式，递相检视。内有脱误、门目不类、年代帝号失次者，并署历，仍书逐人名下，随卷奏知，异时比较功程等第酬奖，庶分勤惰。委刘承珪专差人置历（详见《钦若事迹》）。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庚午，枢密使王钦若等上新编修《君臣事迹》一千卷。上亲制序，赐名《册府元龟》，编修官并加赏赉。左正言、直史馆陈越先死，无子，同列为奏其事。上闵之，赐其兄咸同三传出身。

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辛巳，内出手札，示编修《君臣事迹》官曰：『张杨为大司马，下人谋反，辄原不问。乃属之仁爱门，此甚不可者。且将帅之体与牧宰不同，宣威禁暴，以刑止杀。今凶谋发觉，对之涕泣，愈非将帅之材。《春秋》息侯伐郑大败，君子以为不察有罪，宜其丧师。今张杨无威刑，反者不问，是不察有罪也。可商度改定之。』

王钦若等校《道藏经》

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己酉，枢密使王钦若上新校《道藏经》，赐目录名《宝文统录》[12]。上制序，赐钦若及校勘官器币有差，寻又加钦若食邑、校勘官阶勋，或赐服色。初，东封后，令两街集有行业道士修《斋醮科仪》（二年七月壬申），命钦若详定，成《罗天醮仪》十卷（八年正月丙申），又选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经》（二年八月辛卯）。明年，于崇文院集官详校，钦若总领，铸印给之。旧藏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太宗尝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太常少卿孔承恭校正写本，送大宫观。钦若增六百二十二卷，又以《道德阴符经》乃老君圣祖所述，自四辅部升于洞真部。钦若自以深达教法，多所建白。时职方员外郎曹谷亦称练习，钦若奏校《藏经》。未几，出为淮南转运使，奏还卒业，铨整部类，升降品第，多其为也。仍令著作佐郎张君房就杭州监写本。初，诏取道、释《藏经》互相毁訾者删去之。钦若言（是年是月）：『老子《化胡经》乃古圣遗迹，不可削去。』又言（五月十二日）：『《九天生神章》、《玉京通消灾救苦》、《五星秘授》、《延寿定观》内保命[13]、六斋、十直凡十二经，溥济于民，请摹印颁行。』从之。

七年五月癸丑，钦若上洞真部六百七十卷。

田锡《御览》

咸平四年。初，田锡知泰州，几三年不得代。锡乃上章自陈，即诏归阙，屡召对言事。尝奏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臣愿以皇王之道治之。旧有《御览》，但记分门事类。臣愿钞略四部，别为《御览》三百六十卷。万几之暇，日览一卷。又采经、史要切之言，为《御屏风》十卷，置宸坐之侧，则兴亡治乱之事，常在目矣。』上善其言，诏史馆以群书借之，仍免其集贤校雠之职。如成数卷，即先进内。锡言：『臣所撰书，每五日具草一卷，检讨疑互，写为净藁，已十八日。大率十年绝笔。臣虑朝廷俾臣莅事，或委一郡，授一职，不若使臣常以皇王之道致主于尧舜也。陛下春秋鼎盛，好古不倦。若师皇王之道，日新厥德，十年之内，必致太平。臣虽衰迈，得见其时，私幸足矣。』即先上《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手诏褒答之。

按：《田锡集》：五月八日召对，请修书。二十六日进草稿。降诏奖谕不得其时，今附见六月末。

五年四月癸酉，命锡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仍遣中使谕旨曰：『卿每上章疏，所司不敢滞留，朕皆一一亲览。知杂之任，朝廷甚难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徐徐撰述，或有所见，即具奏闻。』

六年五月乙未，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田锡为左谏议大夫。遣中使谕旨曰：『第安心著述，必无差出。欲升殿者，听先奏。』寻又命锡史馆修撰。

十二月，田锡卒，所修二书竟弗克就。

胡旦《两汉春秋》

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初，胡旦编两汉事为《春秋》，言于太宗，愿给借馆吏缮写。太宗语侍臣曰：『吕不韦《春秋》，皆门下名贤所作，尚悬千金咸阳市，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之。」如闻旦所撰，止用其家书，褒贬出于胸臆，岂得容易流传耶?俟其工毕，且令史馆参校以闻。』旦惧，遂止。于是旦通判襄州，书成凡百卷。知州谢佖又为言，乃诏官给笔札，录本以进。天圣二年，始上之。

仁宗天圣二年二月辛酉，襄州上将作监致仕胡旦上所撰《两汉春秋》。上因问旦更历及著书本末，宰臣王钦若对曰：『旦词学精博，举进士第一，再知制诰。然不矜细行，数败官。今已退居。尝谓三代之后，独汉得正统。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贬，以拟《春秋》。』上称叹之。癸亥，命旦为秘书监，仍录其子彬为将作监主簿。

校勘记

[1]八月丁未原本无此四字，据《长编》卷六十一补。

[2]第三龛原本作『第二龛』，据《长编》卷六十一改。

[3]中官正《长编》卷六十一作『冬官正』，按：《宋史﹒职官志》五《司天监》有中官正，又有冬官正，不详郭献之究为何官。

[4]太常卿原本作『大帝卿』，据《长编》卷六十一改。

[5]定制原本脱『制』字，据《长编》卷六十一补。

[6]开元礼义罗云帝坐有五原本作『开元礼义罢去帝坐有五』，据《长编》卷六十一、《宋史》卷九十九《礼志》二改。按：『开元礼义罗』为一书之名。

[7]天记原本作『天纪』，据《长编》卷六十一改。

[8]合而为一原本作『正而为一』，据《长编》卷六十一改。

[9]辄率原本作『辄索』，据《长编》卷六十一改。

[10]二年原本作『八年』，据《长编》卷六十一改。

[11]登歌原本作『登鼓』，据《长编》卷六十三改。

[12]赐目录原本脱『赐』字，据《长编》卷八十六补。

[13]延寿定观原本脱『定』字，据《长编》卷八十六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