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皇帝

经筵神宗附

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1]。十二月[2]。先是十月，辅臣请如乾兴故事，只日召侍臣讲读。上曰：『当俟祔庙毕，择日开经筵。』寻有诏直须来春。司马光以为学者帝王首务，不宜用寒暑废。上纳其言。

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阁，召侍读、侍讲讲《论语》，读《史记》。吕公著讲『学而时习之』，曰：『《说命》：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然则人君之学，当观自古圣贤之君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国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诸生治章句、解训诂而已。』又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公著言：『自天子至于庶人，皆须朋友讲习。然士之学者以得朋为难，故有朋自远方来，则以为乐。至于王人之学，则力可以致当世之贤者，使之日夕燕见讲劝。于左右之贤为未足，于是乎访诸岩穴，求诸滞淹，则怀道抱德之士，皆不远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朋自远方来者也，其乐亦大矣。』又讲『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见知于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未有见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则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诞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刘敞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因陈说曰：『舜至侧微也，尧越四岳，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何谓孝友?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辞气明畅，上竦然改容，知其以讽谏也。左右属听者皆动色，即日传其语于外。既退，王珪谓敞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闻之，亦大喜。

治平元年夏四月甲申，御迩英阁。上谕内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讲读官久侍对未食，必劳倦。自今视事毕，不俟进食，即御经筵。』故事，讲读毕，拜而退。上命毋拜，后遂以为常。上自即位感疾，至是犹未全安，多不喜进药。吕公著讲《论语》『子之所慎斋战疾』，因言：『有天下者，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其于斋戒祭祀，必致诚尽恭，不可不谨。古之人君，一怒则伏尸流血，故于兴师动众，不可不谨。至于人之疾病，常在起居饮食之间，众人所忽，圣人所谨，况于人君，任大守重，固当节嗜欲，远声色，近医药，为宗社自爱，不可不谨。』上纳其言，为之俛首动容。后因辅臣奏事，语及公著。欧阳修曰：『公著为人恬静而有文。』上曰：『比于经筵，讲解甚善。』

九月丁卯。初，有诏以是日开迩英阁，至重阳节当罢。吕公著、司马光言：『先帝时，无事常开讲筵。近以圣体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以后盛暑、盛寒之际，权罢数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亲近儒雅，讲求治术。愿不惜顷刻之间，日御讲筵。』从之。

二年冬十月庚寅，天章阁待制吕公著、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甲寅，司马光言：『臣以驽朽，得侍劝讲。窃见陛下天性好学，孜孜不倦。然于经席之中，未尝发言，有所询问。臣愚意陛下欲护群臣之短，恐于应对之际仓卒失据，不能开陈，稠人之中，受其愧耻。此诚圣心仁恕之极，群臣捐躯，无以报塞。然臣闻《易》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论语》曰：「疑思问。」(中庸》曰：「有弗问，问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学非问辨，无由发明。今陛下皆默而识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伏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或虑一时记忆不能备者，许令退归讨论，次日别具札子敷奏，庶几可以辅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四月壬申，同知谏院傅卞请开经筵[三]，且讲丧礼。诏俟祔庙毕取旨。丙戌，翰林学士吕公著兼侍讲。

九月癸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光辞，吕公著具奏封驳。上手诏谕光曰：『适得卿奏，换卿禁林，得兼劝讲。谓因前日论奏张方平不当，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吕公著所以封还者，盖不知此意耳。』于是取告勅直付閤门，趣光等令受。

十月甲寅，司马光初读《资治通鉴》。

熙宁元年二月庚申，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三页毕，上更命读一页半。读至苏秦约六国纵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对曰：『秦、仪为纵横之术，多华少实，无益于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朕闻卿进读，终日忘倦。』光曰：『臣空疏无取，陛下每过形奖饰，不胜惶惧！』

四月庚申，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言：『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以后，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谓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乞付礼官考议。』诏礼院详定以闻。后判太常寺韩维、刁约、同知礼院胡宗愈言：『臣等窃谓臣侍君侧，古今之常。或赐之坐，盖出优礼。祖宗以来，讲说之臣多赐坐者，以其敷畅经艺，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存，礼则加异。太祖开宝中，李穆、王昭素、□□召对便殿，赐坐，令讲《易·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升辇将出，顾见讲坐，因召学官李觉讲说。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堂?」太宗为之降辇，令有司张帘幕，设别坐，诏觉讲《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环坐，执经而讲者顾使独立于前，则事体轻重，义为未安。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旧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判太常寺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等言：『窃谓侍从之官见于天子者，赐之坐，有所顾问，犹当避席立语，况执经人主之前，本欲便于指陈，则立讲为宜。若谓传道近为师，则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讲居侍读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轻重可知矣。今若侍讲辄坐，其侍读当从何礼?若亦许之坐，则侍从之臣每有进说，皆当坐矣。且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今人主待侍臣，由始见以及毕讲，皆赐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于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讲官侍立，伏请仍旧。』初，孙奭坐讲，仁宗尚幼，扳案以听之。奭因请立讲，论者不以为是。及公著等奏请，众议不同，上以问曾公亮，但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上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自今令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是非。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皆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必欲闻法言，宜改它经。』故有是诏。丙午，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方今之患，在于朝廷务名不务其实，求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知县，何忧民不富也?』

二年二月甲寅，初开讲筵。己巳，召御史中丞吕公著来旦赴讲筵。

十一月庚辰，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敝。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上曰：『人与法亦相表里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得人，缓于立法也。』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咎单遂训伊尹相汤，立典刑以传后世。及其殁也，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于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之法，其文则似，其实则非也。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典，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法者，则刑罚世重世轻是也。有数十世而改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4]，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固此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则当从之；若光为非，则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上召光前，谓光曰：『闻惠卿之言乎[5]，其言何如?』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周礼》所谓「正月始和，布于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于岁首、四时之首月属民而读邦法也。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坏乱旧政，故五载一巡狩，以考察之，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且臣所谓率由旧章，非谓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变也。臣承乏经筵，惟知讲读经史，有圣贤事业可以裨益圣德者，臣则委曲发明之，以助万分，本实无意讥惠卿。』惠卿曰：『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但已?』光曰：『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之类，皆在其中，未审得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于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辞！』上曰：『相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王珪进曰：『光所言，盖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珪进读《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阈内御坐前，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非便。』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祖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不以为病。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移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知其害民，以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为至论。』光曰：『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不足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尔。』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惟有司之牧者，此也。』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

三年四月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灭绝之中不自知』，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舜塱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众论也。』司马光读《资治通鉴》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光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国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为论，专指惠卿也。

七年四月，王安石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吕升卿[6]、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沈季长并为崇政殿说书。安石既出，吕惠卿欲引安石亲昵置之左右，荐朱明之为侍讲。上不许，曰：『安石更有妹夫为谁?』惠卿以季长对。上即召季长，与惠卿弟升卿同为侍讲。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财谷利害等事。上时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季长从旁代对。上问难甚苦，季长辞屡屈。上问从谁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且尔！』季长虽党附安石，而尝非王雱、王安礼及吕惠卿所为，以为必累安石，雱等亦恶之，故不甚得进用。

元丰元年三月壬午，侍读吕公著读《后汉书》毕，上留公著，极论治体，至三皇无为之道、释老虚寂之理，公著问上曰：『此道高远，尧舜能知之乎?』上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为难，此所以为尧舜也。』上又论前世帝王曰：『汉高帝、武帝有雄材大略。高祖称吾不如萧何，吾不如韩信。至张良，独曰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诚如圣谕。』上又曰：『武帝虽以汲黯为戆，然不冠则不见。后虽得罪，犹以二千石禄终其身。』公著曰：『武帝之于汲黯，仅能不杀耳。』上又论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业者，以其能屈己从谏。』上临御日久，群臣畏上威严，莫能进规，至是闻公著言，竦然敬纳之。丁亥，御迩英阁。讲官黄履进《周礼·八柄》。上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而八柄非太宰所得与，何也?』履曰：『八柄以驭群臣。驭者，主道也，故非太宰所与。』上曰：『善。』

八月丁卯，黄履讲『宰夫之职，正岁书其能者与其良者，而以告于上。』上曰：『或言诏王废置，或言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或言以告而诛之，或言以告于上，何也?』履对曰：『诏冢宰而已，以告而诛之，以告于上者，或诏王，言王及官长皆不得专也。』上曰：『或三年，或终岁，则书能否告之，以为废置。此独于正岁，何也?岂非旧岁之所考，书以告乎?』履曰：『然。』

六年四月壬申，御迩英阁。蔡卞讲《周礼》至司市，上谓卞曰：『先王建官治市，独如此其详，何也?』卞对曰：『先王建国，面朝而后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上曰：『市众之所聚，详于治众故也。』

编修《通鉴》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臣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私家区区，力不能辨，徒有其志而无功。顷臣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伏见翁源县令广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皆有史学，为众所推。欲望特差二人与臣同修，庶使早得成书，不至疏略。』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其后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之。恕，均州人；君锡，良规之子也；攽，敞之弟也。

四年正月丁巳，神宗即位。

十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权免著撰本院文字，又诏五日一直，修《资治通鉴》故也。甲寅，司马光初读《资治通鉴》。上亲制序面赐光，赐名《资治通鉴》，令候书成日写入。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

赐旧书不在此时，今从《帝学》并书之。新纪：书赐翰林学士司马光《资治通鉴序》。此固当时书也。

熙宁元年二月丙辰，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论苏秦、张仪事（详见《讲筵》）。

三年六月戊寅，翰林学士司马光乞差试校书郎、前知泷水县范祖禹同修《资治通鉴》，许之。祖禹，镇从孙也。

元丰元年十月己未，诏：『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崇福官司马光乞子康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从之。』

二年二月壬子，司马光言：『同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已改京官罢任，乞留在局编修。』从之。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官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赐银绢、衣带、马；奉议郎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并以修《资治通鉴》书成也。《资治通鉴》自治平三年置局，光乞以刘恕、赵君锡同修。君锡不赴，刘攽代之。攽在局五年，通判泰州范祖禹代之。每修一史毕，上之。至是，上《五代纪》三十卷，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时攽出监衡州盐酒务，而恕已前卒。上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辅臣请观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进入。

八年四月丁丑，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知陈州。己丑，承事郎司马康为秘书省正字，以康与修《资治通鉴》故也。

元祐元年三月丁丑，宰臣司马光言：『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即日在本省，别无职事。欲望特差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资治通鉴》。』从之。

七月辛酉。先是，秘书少监刘攽等言：『光与故秘书丞刘恕同编修《资治通鉴》，恕于此书功力最多。比及书成，编修属官皆蒙纪录，唯恕身亡，其家未霑恩，子孙并无人食禄。请援黄鉴、梅尧臣例，除一子官。』于是司马光亦为之请。诏与恕一子守郊社斋郎。

撰定历法神宗附

治平二年三月丁卯，上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监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栋、主簿周应祥、周安世[7]、马杰、判台郎杨得言作新历，三年而成。琮言：『《崇天历》气节加时后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简与监生石道、李遘更陈家学，于是诏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攽考定是非，推《尚书》『辰弗集于房』与《春秋》之日食，参今历之所候。而易简、道、遘等所学疏阔，不可用，新书为密，乃赐名《明天历》，诏翰林学士王珪序之。琮等各迁两官，赐物有差。其后《明天历》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夺所迁官。

熙宁元年七月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历》不效，当改历。诏司天历官杂候星晷，更造新历。

此据沈括《奉元历序》。八月历成。

八月乙丑，诏复行《崇天历》。供备库使李元亨、权知司天少监周琮各夺一官，秋官正周应祥、周安世、中官正马杰、王栋、冬官正杨得言各夺两官。初，司天请重造历，元亨、监应祥等同知算造[8]。琮提点既成。各进宫，琮子及姻戚皆预焉。在监善历者，琮未尝与议，至是占验颇差，故并削夺。

二年秋七月，提举司天监所言：『自今每岁造《大衍》、《宣明》、《景福》、《崇天》、《明天》等历，其岁若有日月交食，令具著所食分数及亏初、食甚、复未时刻，遇交食集算，造历官于浑仪下对所差，勾当御药院官与两判监测验浑仪官验分数。』从之。

三年八月戊午，诏直舍人院吕大防、监司天监官详定今年八月进行朔望有无差缪。先是，《崇天历》以八月戊午为朔，而望在十七日。司天中官正周琮撰《明天历》，则以己未为朔，而望在十六日。琮言：『古今注历，望未有在十七日者。』《崇天历》官舒易简等言：『乾兴元年历，七月注十三日望，则今注十七日望不为非。』朝廷从易简等说，而琮争不已，故命大防详定。既而大防言：『易简等所指乾兴历注十三日望，乃私历舛误，已自屈服。然据诸家历议，虽有十七日为望之法，但颁历既无注十七日为望。有自天圣三年后，三望在十七日，皆注十六日为望，尽十七日辰度已前，定属十六日夜故也。今年八月朔，于《崇天历》本经不当进，但于十六日注望可矣。』诏如大防议。

四年二月戊寅[9]，诏司天监印卖历日，民间无得私印，以息均给本监官属。后自判监已下凡六十八员，皆增食钱：判监月七千五[10]，官正三千。见卖历日官增食钱外，更支茶汤三千。时初罢司天监官监在京库务及仓草场门，而中书议增其俸，故有是诏。

六年六月辛巳，提举司天监陈绎等言：『本监测验簿气朔差互，而《崇天历》气后天，《明天历》朔后天，其失皆置元不当，未可考正。及集众官详定，浮漏不可用，司天监天文院浑仪亦各有舛矣。若止因旧器粗为增损，不免疏缪。』诏气朔令司天监指挥校定历书人卫朴别造历，与旧时比较疏密。其浮漏浑仪，令依新样装造，司天监别测验以闻。

八年闰四月壬寅[11]，知制诰沈括上《熙宁奉元历》。诏进括一官，司天监官吏进官、赐银绢有差。初，仁宗朝用《崇天历》，至治平初，司天监周琮改撰《明天历》行之。监生石道言：『未经测验，不可用。』不听。至熙宁元年七月望，夜将旦，月食东方，与历不协。乃诏历官杂候星晷，更造新历。终五年，冬日行余分略具。会括提举司天监，言淮南人卫朴通历法。召朴至，朴言：《崇天历》气后天，《明天历》朔后天。又《明天历》朔望、小余常多二刻半以上，盖创历时惟求朔积年数小减过闰分使然，故求日月交食为疏。《崇天历》以熙宁元年交食，视《明天》为密，然但见朔法而已。以皇祐三年九月癸酉晷景与十二月甲辰参较，差一寸一分半。又以日法除，得气后天五十三刻，其失皆在置元不当也。』诏朴改造。自以己学为之[12]，视《明天历》朔减二刻。历成行之，赐朴钱百千。至绍圣初，又改历。

五月癸酉，补司天监生石道为灵台郎。道尝言《明天历》未经测验，不可用，坐是夺官。既而月食与律不协，历官皆抵罪，乃还道保章正，仍为监生。至是与修《奉元历》成，故有是命。

九年正月甲申，权发遣三司使沈括言：『前提举司天监，尝奏司天监测验天象已及五年，蒙差卫朴算造新历。后考校司天所候星辰晷漏，各差缪不可凭用。其新历为别无天象文籍参验，止据前后历书详酌增损，立成法难以颁行，尚虑未能究极精微。乞令本院学生等用浑仪、浮漏、圭表测验，每日记录。候及三五年，令元撰历参较，如有未尽，即令审行改正。已蒙施行。今若测验得此月望夜不食及逐日测验过日月五星行度晷之类，乞下司天监，逐旋付卫朴参较新历改正。』从之。先是，《奉元历》载今月望夜月食不验，诏问修历推恩人姓名。至此括有此奏（八年十一月壬寅初行《奉天历》）。

十年八月己丑，秘书监、集贤院学士苏颂为辽主生辰国信使。故事，使辽者冬至日与辽人交相庆。是岁，本朝历先契丹一日，契丹人固执其历为是。颂曰：『历家算小异，则迟速不同，谓如亥时节气当交，则犹是今夕；若逾刻则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本朝之历可也。』契丹不能屈，遂各以其日为节。颂使还，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难处。卿对极得宜。』

元丰元年闰正月甲午，又诏提举司天监近校月食时分[13]，比《崇天》、《明天》二法，已见新历为密。又前闰正月岁在戊子，今复闰于戊午，理恐亦不缪，宜更不须考究其所差。讲究新历官等并罢，卫朴给路费钱二十千。先是，朴在熙宁初更造新历，至十年，议者以为占月食差，故再诏朴集议，至是罢之。

十二月辛丑朔，诏提举司天监集历官考算大辽、高丽、日本国、本朝《奉元历》同异闻奏。其后历官赵延庆等言：『辽己未年气朔与《宣明历》合，日本戊午年气朔与辽历相近，高丽戊午年朔与《奉元历》合，其二十四气内，有七气时刻并逐月太阳过宫日数时刻不同。』

五年正月乙巳，翰林学士王安礼言：『详定浑仪官欧阳发言：至道、皇祐之器，皆差而无据。今造浑仪、浮漏水样，准诏进呈。及欧阳发其新器之变旧器之失。臣等看详，除司天监浮漏疏谬不可用，依新样改造外，至道、皇祐之器及景表各有差谬，欲依欧阳发条具施行。』从之。

五年六月丙寅，司天监历算、天文、三式三科令、丞、主簿并减，以冬官正王赓言，因减罢司天监官监仓草场门，故增置三令、丞、主簿，于职事无补故也。

七年十二月辛未，诏许四选命官通算学者，依参选人赴吏部就试，合格人上等除博士，中、下等为学谕。

校勘记

[1]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按：《宋史·仁宗纪》四：『（嘉祐八年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宁殿，遗制皇子即皇帝位。』又《宋史·英宗纪》：『夏四月壬申朔，皇后传遗诏，命帝嗣皇帝位。秋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见百官。』此云七月英宗即位不切，当是指英宗御紫宸殿见百官也。

[2]十二月原本无此三字，兹据文意补。『先是十月』云云，《长编》卷一九九系于嘉祐八年十二月甲寅后。

[3]傅卞原本二字作墨丁，黄以周《续长编拾补》亦未辑此条。拙撰《宋代京朝官通考》第一册列治平四年初同知谏院者乃傅卞，以《会要·兵》一四之三、《长编》卷二○八、《欧阳文忠公集》卷九十六《回谏院傅龙图卞攀违书》为证，可参。

[4]文帝原本作『文章帝』，其『章』字衍，据《续长编拾补》卷六删。

[5]闻惠卿之言乎原本脱『闻惠』二字，据《续长编拾补》卷六补。《拾补》原校：『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

[6]吕升卿原本脱『卿』字，据《长编》卷二五三补。

[7]周安世原本作『用安世』，据《长编》卷二○四改。

[8]监应祥《续长编拾补》卷三下无『监』字，疑衍。

[9]戊寅原本作『癸本』，据《长编》卷二二○改。

[10]七千五原本作『七十五』，据《长编》卷二二○改。

[11]壬寅原本作『乙未』，据《长编》卷二六三改。

[12]为之原本作『为天□』，据《长编》卷二六三改补。

[13]提举司天监原本作『提举司司天监』，衍一『司』字。据《长编》卷二八七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