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

薛向等措置陕西折二钱

庆历中，陕西、河东皆用铁钱。后用张奎议，小铁钱独行于河东，而陕西许用铜钱及大铁钱，以一折二，然小钱积同、华二州者，凡四十万缗。熙宁初，诏赐河东，以铁償之。

熙宁二年三月，诏令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各具财用利害奏闻。

三年七月辛丑，遣发运司管勾运盐、屯田郎中刘忱同陕西转运司相度本路兴置铸钱监利害以闻，以发运使薛向等请出上供钱帛二十万贯匹，买岑水场铜、铅四百余万斤，运至陕西，增铸钱百万缗，以备边也。其后忱等奏至，多与向议协，乃诏行之。

本志系此事于元年七月，误也。向二年六月乃除发运。

四年三月己亥。皮公弼在陕西，尝建言：『陕西见行当二大铜钱，因顷岁西边用兵，始铸当十钱。后兵罢，多盗铸者，乃以当三，犹私铸，乃减当二。行之至今，铜费相当，民无冒利，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当二钱。』从之。其后折二钱遂行天下。

七年六月癸未，秦凤路转运司请于凤翔府斜谷置监，铸折五、折十钱，乞降御书字样。诏惟铸折二钱。

八月戊辰，诏凤翔府罢铸郿县夹锡青铜折二钱，以钱成，掷之辄碎也。

九月壬戌。是时关中钱法弊，永兴军路安抚使吴中复请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则民间专行省抚大钱，而大钱少不足用[1]，请以所买恶钱悉改铸大钱，而民间所行私大钱，一以一小铜钱买而更铸之。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请尽买恶钱，且毋行铸铁钱相易事。有司尽纳伪钱，请先于本路五铜钱监改铸，一年可竞。又请改铸所买恶钱。秦凤路都转运使熊本言：『买恶钱及禁旧通行大钱，铜钱相易，皆非便，请降钱式下所属，而禁用恶钱，犯者论如法。勿废旧通行钱，选官库恶钱，同所买改铸之，小变其蹻为「熙宁重宝」。今本路官钱受私钱已多，省蹻钱久废，公私百无一二。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及铜钱千易当二铁钱千，其实铁钱一斤，才当斤铁耳。千钱为铁六斤，铸为钱二千，而以铜钱千易之，官失多矣。又钱多，一年改铸，未得竟也。旦民卖千钱，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钱，则方灾伤，民所有钱，四亡其三，何以救灾?』众议不同，于是诏逐司相度利害以闻[2]。

此据《食货志》第六卷，比《实录》所书颇详，当用之。

八年正月丁巳，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至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耀、红崖、青远铁冶所收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总制营办。』

二月甲子，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奏：『见管私铸钱，转运司九万余缗，常平司十一万余缗，并买民间私铁钱数十万斤，并当改铸省样钱。欲除永兴、华、河中、陕州铜钱监添匠鼓铸外，更于商、虢、洛南增置三监，鄜、耀权置两监，共九监改铸。永兴、鄜、耀、河中、陕去铁冶远，第改铸伪钱，一年可毕。商州、洛南、华、虢最近铁冶，可以久行。鄜州等五处，候改铸罢，工匠并入商州等四监，然后专铸大钱。』从之，仍委皮公弼总制营办。先是，安抚、转运司出榜收买四等私铁，一切禁断通旧用钱，而以铜钱易之。以官库见管并换到通用私小铁钱重行鼓铸。而熊本以为：如此则公私未便。乃下逐司，申明前后条约，惟揀缺薄漏贯、字样不明等私钱，犯者依法施行，入官销毁。应自来通用钱，并令行使如故。其官库不堪铁钱等，即别置钱监，增圆物料[3]，比省样微加别异，铸『熙宁重宝』。诏逐司具官私合改造数，数各计若干，及如何措置以闻。至是，转运司条具来上，故有是诏。

三月丁酉。诏：『秦凤等路都转运司相度所铸大铁钱，约补足所废监钱数，及充交子本钱外，不须广铸。』

九月庚午，岷州置铸钱监，令知熙州高遵裕、转运副使张穆之提举，以遵裕言威远监所铸折二钱用工少而得利多，今岷州铁冶暴发，若增置一监，岁可得缗钱四十万，故命置监焉。后赐监名曰『滔山』。

九年六月壬辰，三司言：『奉诏，折二钱且可未得支用，别听指挥。前巳诏诸路通行，今未审止禁在京，或止诸路并罢。』上批：『都下钱法自祖宗以来，未尝有改。其新行折二钱，不须取索比较利害，宜直指挥京师并畿内并罢。』先是，薛向铸折二钱于陕西，其后许彦又铸于广南，以偿铜价。既而有言：『折二钱民不肯折用。』又诸路继有如此者，故始诏令府界不用。后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当令京师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用折二钱不售诉于开封而复被决者，又言有诉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罢之。及中书访问开封府、三司，皆言无是事，乃再以进呈，上又云：『但恐经久，富民藏小钱莫出尔。』安石曰：『大钱亦无多，富民岂肯藏小钱不出?藏小钱不出，于富民亦何利?』上又曰：『恐四方闻中国行两等钱，以为贫窘，乃伤国体，如何?』安石曰：『钱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系贫富?且自古兴王，唐太宗、周世宗时极贫，何足为耻?臣初不欲铸折二钱，今乃极论者，朝廷举动，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为奸为窥伺愚弄，将不能立国是，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上乃令复行之。然两宫讫不欲用折二钱，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安石争不能得，退遂移病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安石乃出。己酉，侍御史周尹言：『臣闻钱币之用，古者或谓之泉，欲其通流而无滞；或谓之布，取其周遍而平均。臣去冬奉使，经由永兴、秦凤路，伏见盗铸钱不少。问其本末，盖是钱法用一当二，铁钱易得，而民间盗铸者费少利倍。又访闻得所在官中，积聚者约有数百余万贯，民间收藏者犹不在其数。缘上件钱货，起初元以一当十，后来减为折三，近岁又作折二，已于国家重货一损其八，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损一分，所以不敢辄有奏请。昨来朝廷差汪辅之往逐路揀选铁钱数不多，今三司指挥更不行用，仍行改铸。就令改铸务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即一年之内，除节假、旬假，实有三百日课程，约只得九十万贯以来，计二三年间，未满数百万贯。况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若改铸之法或只仍旧作折二钱，即民间盗铸，定亦不可止绝。臣欲望将折二铸钱更不别行改铸，亦不须揀选，起自今后，只作一文行用，则盗铸者所获之利不充所费，自然无复冒禁作过，岁省重辟，而农商交易，获众货通流之利。且约宫中所有，止就四百万贯言之，若以二为一，即犹得二百万贯之数，致力简省，便可得用。』

十年六月壬寅，三司言：『铸大钱，欲乞且依旧额，今后如有添铸，乞除陕西、河北、河东外，诸路并铸小钱。』又言：『河北西路转运司请于邢、磁州置监，鼓铸折二铁钱十万贯。今相度，欲于永兴军路铸折二钱十万贯。却于河北西路添铸大铜钱。』并从之。

十二月甲辰，诏铸钱司并以『元丰通宝』为文。

元丰元年八月乙丑，利州路转运司言：『兴州济众监每岁旧铸钱四万一十缗，计支本钱二万四千缗，得息万七千缗，应副茶场司。今若依蒲宗闵奏请，增铸常使钱三万六千余缗，通旧钱及额钱总七万二千余缗，共支本钱四万二千三百余缗，可得息钱三万缗。其宗闵所乞铸一半大钱，欲并铸折二大钱，不惟便于行用，兼省工费，得收息，入茶场司足用外，限一年拨还本钱。』从之。仍令铸本路见使钱。

七年六月丙子，诏陕西三铜钱监所增铸折二钱，每监以五万缗为额，息钱赐转运司。

薛向等措置陕西盐钞

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请即永兴军置卖盐场，又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为盐钞本，继又增二十万。七年，中书议陕西盐钞大多出虚钞，而盐益轻。以钞折兑粮草，有虚抬边籴之患。请用交子法，使其数与见钱相当，可济缓急。诏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领其事。仍命赵瞻制置，又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又令秦凤、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

八年，中书奏陕西盐钞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谓：『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买不尽则钞贱而籴贵，故出钞不可无限。然商人欲见变易见钱，而官不为买，即为兼并所抑，则钞价贱，而边境有急，钞未免多出，故当置场，以市价平之。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以当用钞数立额。永兴路八十一万五千，秦凤路一百三十八万五千，熙河路五十三万七千，永兴军遣官置钞，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又用市易务赊请法募人赊钞变易，即民间钞多而滞，则送解池毁之。』诏从其请。然有司给钞溢额，犹视其故。

九年，乃诏御史劾陕西官吏，仍止三司额外出钞。复诏三司讲画利害以闻。

十年二月戊申[4]，三司言：『盐法之弊，由熙河钞溢额，故价贱而芻粮贵。又东、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榷卖官盐，故商旅不行。今盐法当改，官卖当罢。请先收旧钞印识之。旧盐行贴纳之法[5]，官尽买旧钞。其已出盐，约期听商人自言，准新价增之，印盐席，给符验。东南旧法，盐钞席才三千五百，西盐钞席减一千，官尽买。先令解州场院验商人钞，乃许卖。已请盐立限告赏，听商人自陈。东南盐席加钱二千五百，西盐席加三千，为易旧符，立期令买，其全席盐，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纳钱为印识，给新引，听以旧钞当加纳钱。』皆行之，而别定官卖盐池。旧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澶、濮等州。是岁，乃诏三司言：『相度及再体问商人自来生产小盐，及邻接京东、河北末盐地分，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及开封府界阳武、酸枣、封邱、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令通商，及为外来小盐侵夺，贩卖不行，合依旧官自出卖，仍召客人入中外，其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陕府及开封府界陈留、雍邱、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康、咸平、新郑十一县，欲且令通商，候逐月缴到客人交引，对比官卖课利不相远，即著为足法；若相远，或趁办年额不敷，即依旧官卖。』从之。先是，张景温提举卖盐，颇增盐价，民不肯买，则课民日买之，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有买卖私盐者，重赏募入告，以犯人家财充民买官盐，食不尽者、留宿者同私盐法，民间骚怨。盐钞每席旧直六千，至是才二千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朝廷疑之，召陕西转运司皮公弼人议其事。公弼极陈官卖盐为不便，诏与三司议之。沈括在三司，虽不能夺公弼议，然王安石方主景温，括希安石意，乃言：『若通商，则岁失官卖缗钱二十余万。惟乞将管城等十一县并南京、孟、陕、同、华、卫六州府通商。』而中书讫不行。安石既去位，括始与公弼共言官卖盐不可不罢。于是诏许、孟、陕、同、华、河中六州府、陈留等十一县通商，余官卖犹如故云。

元丰二年正月丙申，上谓辅臣曰：『向以陕西用度不足，出钞稍多，而钞加贱，遂建京师置盐钞之法，本欲收盐价，飞钱于塞下，而出钞付陕西无止法，都内凡出钱五百万缗，卒不能救钞法之弊，盖新进之人轻议更法，其后见法不可行，犹遂非惮改。王珪曰：『利不百[6]，不变法。』上曰：『大抵均输之法，如齐之管仲、汉之桑洪羊、唐之刘晏，其才智仅能推行，况其外者乎?朝廷措置经始，所当重谨，虽少年所不快意，然于国计甚便，始静以待之。』

蹇周辅措置江南盐

元丰四年三月戊子朔[7]。先是，章惇察访湖南盐[8]，本路提点刑狱李初平措置般运广盐添额出卖之法，然未及行。元丰三年，惇既参政，有郏亶者，邪险锐进，素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仿湖南之法，奏乞广盐于江西。即诏权发遣度支副使蹇周辅诣江西相度。周辅承望惇意，至是奏言：『虔州运路险远，淮盐至者有常数，人苦淡食，而广东所产不得辄通，无赖奸民冒利犯禁，习以盗贩为业。已与两路监司会议立法，请罢运淮盐，通般广盐于虔州，以七百万斤为年额，百万斤为准备。南安军以百二十万斤为年额，三十万斤为准备。均虔州旧卖淮盐六百一十六万余斤于洪、吉、筠、袁、抚、临江、建昌、兴国等州军阙盐出卖处，不害淮盐旧法，而可通广盐。』诏令周辅限一月具立成法。已而周辅具江西[9]、广东路盐法并总目条上，从之。

五年三月乙酉，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言：『闻道途汹汹，以卖盐为患。望稍变法以便民。』诏江东路提点刑狱范峋体量，仍下见提举盐事官曾伉分析百姓不便所以，及州县违法因依以闻。谊又言：『巡历洪、筠等州，据百姓陈状，论诉州县抑令置铺卖盐，已牒所属施行。臣窃详蹇周辅元立盐法，以救淡食之民。今民章积盐不售，以致怨嗟。卖既不行，日钱久负，追呼刑责，将满江西。其势若此，则安居之民转为盗贼，其将奈何?』

九月戊申，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张士澄、转运判官陈偲等上本路八州盐旧卖及今来相度合增卖盐数，修为湖南、广东西盐法条约总目。户部言：『欲依此推行，候就绪，令本路转运、提举官同立法。』从之。初，蹇周辅言：『韶、连、郴、道州可以通广盐数百万，代淮盐食湖南。』故奉议郎郏亶亦乞广东盐往湖南路郴、全、道三州。诏送士澄、偲相度，至是奏上，乃下监司行之。

周尹措置蜀盐

熙宁中，患井盐不可禁，欲实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朝议未决，帝以问修起居注沈括。对曰：『私井既容其扑买，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实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戎界小井犹多，止之实难。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费。』帝悦，其议遂寝，然刘佐入蜀经度茶事，尝岁运解盐千万席。

九年十一月己卯[10]，侍御史周尹言：『成都路州县户口蕃息，所产盐食常不足。梓、夔等路产盐多而人食有余，自来不禁贩易。昨成都府路转运司以相度卖陵井盐场，遂止绝东川路盐不入本路，及闭本路卓筒井，自陕西至成都二千里，道险不能续运，致成都路盐踊贵，斤为钱二百五六十，米二斗才得盐一斤，而东川路盐斤止七十。嗜利苟活之人，至以兵仗裹送贩易。欲乞放东川路盐依旧人成都府路，转运司不得止绝，勿闭卓筒井，但禁此后毋得创开；罢官运解盐；商贩人川听如旧。』其后，诏般解盐依客人例出卖，不得抑配，商贩听如旧。

元丰七年七月辛丑[11]，夔州路转运使王宗望乞就成都府置榷盐司。

李稷等措置蜀茶

熙宁四年二月戊辰，上对辅臣言向来茶法之弊。文彦博曰：『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王安石曰：『榷茶所获利无多矣。』吴充曰：『仁宗朝茶法极弊，时岁犹得九十余万缗，亦不为少。茶法因用兵而坏，彦博所言是矣。然立法之初，许商人入刍粟，边郡执交钞至京师，或使钱银绸绢，或香药象牙，惟所欲，商人便之，故法大行。至祥符初，限以三税之法，立定分数，不许从便，客旅拘制。又茶官多买茶之下者，苟足课额，商人得之，往往折阅。又法数变而民不信，此其所以大坏。如边鄙无事，法令不为小利轻变，自无不行之法。』

《食货志》云：茶法自天圣以来屡易。嘉祐初行通商，虽议者或以为不便更法之意，则主于扰民。熙宁四年，帝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也。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计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稼，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命经度，又诏得调举官属，乃即属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价直。法既加急矣，犹未甚害也。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等岁增十万之息。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即建画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也。亦未免滞积。都提举市易司因建遣都官郎中刘佐体量。佐复建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雇运回车船载入蜀，而禁商贩。即以佐代杞。之任未几，盐法复难行，罢佐、宗闵，乃议川、陕路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与官场，更严私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矣。

元丰十年四月癸卯，权发遣盐铁判官、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国子博士李稷言：『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至元丰元年秋，凡一年，通计课利及旧界息税，并已支见在钱七十六万七千六十六缗。』辛酉，盐铁判官、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国子博士李稷权陕西转运使兼制置解盐使、都大提举茶场。

六年四月戊申，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李稷没于王事。按：稷领治茶事，于五年间，除百费外[12]，收获净利四百二十八万余贯。伏望以稷成就茶法之功，赐之土田。』又言：『文州与阶州接界，而两路茶法不同。阶州系禁地，见有博马及卖茶场；文州系通商地分，兼龙州界亦系相连。乞以文、龙二州并为禁地。』又言：『永兴等路，惟是金州所出，及影带透漏山南私茶，或南方伪造末茶，其价高贵，陕西之民，良以为苦。乞计置川路余羡茶货，编入陕西路诸州军出卖，并依秦凤等路禁茶地分条贯施行。』又言：『成都府据川陆之会，茶商为多，常患物货留滞，不免贱人贵停之家。乞于成都府置博买茶都场，随宜增价出卖，及博易诸般物货，却行变转。其所增利息，并依川路卖食茶及陕西博易条施行。』诏并依师闵所奏，李稷赐棣州官田十顷。初，蜀茶额岁三十万，至后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代稷，为百万。

《食货志》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增广茶法，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熙宁七年，税息钱四十万缗。诏定以百万缗为岁额，除充它官经费外，并储陕西，以待诏用。

六月乙丑，兼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郭茂恂言：『昨准诏专提举买马，兼领茶事，而场司不兼买马，既不任责，遂倚法以害马。茶价每驮有增十余千者，恐蕃马岁不入，上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庶几茶司同任买马之责。』

十月辛卯，提举茶场陆师闵言：『每岁所取息税，以百万缗为额，除应副别司年额外，并于陕西等路封桩，以待诏用。』从之。师闵又言：『准朝旨增广茶法，自措置以来，以所起茶数及见卖价约息，税钱无虑四十万缗。而金州所置三场，收息亦当不下六七十万缗。』诏候及一年，奏取指挥。

十一月乙丑，通直郎、都大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比者贾种民重立茶场法，并用年终额外增剩，依江、湖、淮、浙六路卖盐条支赏。其立额并其余增亏比较赏罚，并依课利场务法茶场司专条，更不用管勾官赏罚，减盐官之半，而不给赏。窃详本司之法，与天下课利场务不同，如盐酒之类，皆以本息通立额，而本司但以净利为额。今贾种民之法，须当用去息别立租额，如用本多，收息薄，通比租额，增则受赏用本少，收息多，以息填本，通比不及粗额则受罚，深害茶法，不可施行。』诏茶场司并用旧条，其户部议法不当，尚书李承之、侍郎蹇周辅各罚铜六斤，金部郎中晁端彦、员外郎井亮采各罚铜八斤，户部及都省吏各罚铜有差。

师闵云贾种民立法，而种民独免罚，当考。

七年八月乙未，都提举榷茶陆师闵言：『川茶之法，肇于熙宁甲寅。行之陕西，既有明效，以河北、河东生聚之众，惟茶不可一日阙。若视陕右成法，而归利于公上，度两路岁费之数，置官场于荆楚间和市，岁计运致两路，率用陕右禁地之法，本路俱积，以助边费。』诏师闵条具以闻。寻下两路具到合用茶数，及进呈，诏寝之。

朱本删去云：『不行，合删。』按：此乃神宗盛德，安可没也?仍具存之。

十一月丁巳，中书省言：『元丰二年，提举茶场李稷以息税五十万缗为额。后陆师闵奏自立额，后连岁增羡。乞自七年以百万缗为额，未知虚实。』诏榷茶司具自二年立额后至六年所收息税有无增剩及支费数以闻。

周直孙等措置在京酒麴京东路附

熙宁四年六月丁巳，详定编修三司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言[13]：『在京麴院，自来酒户沽卖不常，难及初额[14]。累经更张，未究利害。推究其原，在于麴数过多，酒数亦因而多，则价贱，贱则人户折其利。为今之法，宜减其数，增其价，使酒有限而必售，则人无耗折之苦，而官额不亏矣。请以一百八十万斤为定额，遇闰年，则添踏十五万斤。旧价每斤一百六十八文，请增作二百文，省旧法以八十五为陌。请并纽计省钱，便于出入。旧额二百二十二万斤，约计钱三十七万；今额一百八十万斤，计钱三十六万。三年一闰，十五万斤，计三万贯，又减小麦万余石[15]，及人工并无，不亏元额钱数。况免赊麴酒户纳小官钱、借债契书、公私费用，不过每斤添支十文，令用麴无余，官物无积。况国初麴价，钱二百文八十五陌，太平兴国六年，始减五十。』并具到酒户情愿事件，从之。

元丰元年正月辛末，三司乞量增在京酒行麴钱，于年额减麴三十万斤，遇闰年、增造万斤均给。从之。

二年八月戊申，诏：『在京卖麴，以百二十万斤为岁额，斤钱二百五十，候卖及旧额，复旧价。』京师麴法，自熙宁四年定以一百八十万为岁额，斤钱二百，后多不偿。及减岁额为百五十万斤，斤增钱至二百四十，犹不免逋欠。至是，命户房检正官毕仲衍、太常博士周直孙同三司讲究利害，乃请减麴额为百二十万斤。斤为钱三百，均给七十店，令月输钱，周岁而足。

六年九月戊申，权发遣京东路转运副使吴居厚为天章阁待制、京东都转运使。先是，居厚言：『本路元丰三年季秋至今上半年终，酒税课利，比元丰二年前任官内租额增百七十九万五千余缗。其前官任内，二年酒税额亏二十一万。』

校勘记

[1]而大钱少不足用原本阙『而大钱』三字，义未足，兹据《长编》卷一一五六补。

[2]相度原本阙『相』字，据《长编》卷二六○补。

[3]增圆原本『圆』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补。

[4]二月戊申原本无此四字，据《长编》卷二八○补。

[5]贴纳原本作『加纳』，据《长编》卷二八○补。

[6]不百原本『百』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六补。

[7]戊子朔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三一一补。

[8]湖南盐原本『盐』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一补。

[9]江西原本衍一『府』字，据《长编》卷三一一删。

[10]己卯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七九补。

[11]辛丑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七补。

[12]百费原本作『百卖』，据《长编》卷二三四改。

[13]周直孺原本作『周直孙』，据《长编》卷二二四改。

[14]难及初额原本作『难以□额』，据《长编》卷二二四改补。

[15]小麦原本作『少麦』，据《长编》卷二二四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