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皇帝

逐元祐党上编类章疏附

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崩。

十月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圣躬，于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无所迨及[1]。然臣于此时，以无可疑而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岁，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昔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耶，当更改；其他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害物，蔡确毁谤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皆自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昔者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阙失。仁宗察见情伪，降诏止绝，应明肃皇太后垂帘日所行诏命已经施行，遇诸般公事，更不得辄有上言。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爱，圣德广大，度越古今，载在史册，垂范后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十一月。先是，枢密院出刘瑗等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命既下，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戊戌，执政同进呈希纯状。上曰：『只为禁中阙人，兼有近例。』大防曰：『虽如此，众议颇有未安。』忠彦曰：『此与冯宗道、梁惟简例正相似。』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首先擢用内臣，故众心惊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圣意，至使宣布于外，以致有司封驳，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虽有近例，外人不可户晓，但以卒然施行为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浼渎圣听，此实臣罪。今若不从其言，其除舍人亦未肯奉行，转益滋章，于体不便。』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翰林学士兼修国史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臣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中外之人，以至民庶，无不藉藉私疑，深以为忧。何者?陛下初亲庶政，今方逾月，四海之人，倾耳属目，未尝行一美政，访一贤臣，先进用内臣如此众多，必谓陛下私于近习。伏望圣慈更加审察，特赐追改，以安中外之心。』不报，遂请对垂拱殿，札子言：『臣伏见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下不足畏、众不足从、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畏灾异，不恤众言，悉变祖宗旧政，多引小人，以误先帝。幸赖陛下与先太皇太后早从众言，悉罢新法，修复旧政，天下之民，如解倒悬[2]。九年之中，海内晏安，事理无疑，明如日月，外至四裔，无不咸赖。惟是向来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进奸言，上以惑误陛下，次以倾害善人，下以胁持群臣。万一陛下过听而小人复用，惟岂正人不敢立朝，恐宋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离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来，时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粗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引援，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礼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

此据邵伯温《辨诬》及《闻见录》、《范纯仁墓志》、《行状》、《言行录》删修。

畏寻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能尽知。可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

此据王铚元祐八年补录十二月事。今因畏迁礼部侍郎附见。补录称『礼部侍郎杨畏』。则畏迁礼侍必在十一末或十二月初也。

绍圣元年二月丁未，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守户部尚书李清臣特授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端明殿学士、右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邓温伯特授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清臣首倡绍述，温伯和之。

三月癸酉，上批新知陈州、龙图阁待制蔡卞为中书舍人。乙亥，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丁酉，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详见《绍述》）。

四月甲辰，国子司业翟思为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并为监察御史，左朝请郎张商英为右正言。商英前自开封府推官出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又徙淮南，逾年不复召，于是始擢谏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遗余力。商英尝奏疏论风俗曰：『我神考发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风俗。大志未集，神灵在天。宣仁圣烈太后保祐陛下，托心腹于辅弼，寓视听于台谏，而势利之下，是非蠭起，阿谀附会，一旦乌合，或上叛君亲之恩，或下背师友之训，或小合传缄[3]，白昼告急，或手扇障，夜半造门，或包苴结私第之欢，或伏地修门生之敬，于是浮言竞作，鄙谚交兴。川洛异党，秦汾分明，拨而后动，谓之「天平子」，大而无见，谓之「盲大虫」，交通相纽，谓之「八关」，阴私构架，谓之「五鬼」，谁何门户，谓之「约闹」，抱持具足，谓之「小鬼」，舍所亲而去，谓之「过房」，失所合而还，谓之「归宗」，伺察报探，谓之「灭门」。臣愚欲望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诏戒励，揭之庙堂，风示四方，庶几薄恶之风寝息，醇酿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其在兹时乎!』

壬子，知定州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知英州（详见《二苏贬逐》）。癸丑，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为龙图阁学士、知陕州。先是，祖禹屡乞补外，上曰：『不须入文字，俟执政有阙。』明日，苏辙责汝州，祖禹再上章请郡，不许。盖上欲以祖禹代辙也。既而沮之者甚众，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甲寅，资政殿学士、中奉大夫、吏部尚书胡宗愈为通议大夫、知定州。壬戌，资政殿学士、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章惇为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为右正议大夫、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上既亲政，言者争论垂帘，纯仁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诏禁约，并录诏以进，不从。纯仁数称疾求罢，晨后出居慈孝寺，再录诏以进，且言：『近闻狂人传播拟策目，云尝经圣览，又台官章疏，或以取用。其说甚非陛下遵奉先太皇太后勤劳公政、保祐圣躬之意。伏乞特降明诏，以信万方。今妄为诋讦者既多，陛下容之，则妨圣孝，惩之，则恐不忍，不若以诏禁约，事得两便。』讫不从。纯仁固求罢，而有是命。癸亥，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为侍御史。

闰四月辛未，监察御史郭知章为殿中侍御史。甲申，礼部侍郎孔武仲为宝文阁待制、知宣州。乙酉，监察御史刘拯言：『工部尚书李之纯前为御史中丞，阿附苏轼，以为其用。御史中丞黄庆基言轼诬诋先帝；董敦逸言辙以国名器私与所厚。之纯遂以庆基等诬罔忠良，乞行窜逐，故庆基等再被降谪。之纯朋邪苟容，望赐黜责。』诏之纯落宝文阁直学士，降授宝文阁待制，差知单州。拯又言：『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落职、知英州。按：轼敢以私忿形于诏告中，厚诬丑诋。轼于先帝，不臣甚矣。王得臣愤其诬罔之甚，上书言之，旋被谴斥以死。秦观游薄小人，影附于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秦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丁酉，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窃见前宰相吕大防天资强狠，怀邪迷国。尝与御史中丞苏轼阴相党附，同恶相济。伏愿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断，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好恶，判别忠邪，以正纲纪，然后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国家先务，惟陛下留神采择。』

五月辛亥，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为端明殿学士，充真定府路安抚使兼知成德军。奉世再乞罢政，故有是命。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据高临下，宅险遏冲。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塞而弃之，外示以粥，实生寇心。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列其名氏，显行黜责。』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九十一人。惇曰：『弃地之议，司马光、文彦博主之于内，赵卨、范纯粹成之于外，故众论莫能夺。若孙觉、王存辈，皆暗不晓事，妄议边计者。至于赵卨、范纯粹，明知其便而首尾异同[4]，以傅会大臣，可谓挟奸罔上。夫妄议者犹可恕，挟奸者不可不深治。』上以为然。右正言张商英言：『先皇帝以历代典礼讹谬，置详定礼官，考合异同，请废兴坠，谓天地合祭非古也，据经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意，刬荡前美，既画权且合祭指挥于前，苏轼又发六议于后，太常博士陈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诗，为牢不可破之论，乃降手诏曰云云。请再下礼部详议。如南北异郊不违经训，天地合祭非出圣断，则前此立议之臣，诬天造命，罪在不赦！』

六月甲戌，御史中丞黄履言：『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吕大防，观文殿学士、知青州刘挚，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当垂帘日，俱为柄臣。焘先鼓唱邪说，吴居厚继陈注、刘安世等遂共攻之。执政既主于中，仍投蔡确岭外，累遇恩沛，不令生还，家有慈亲，终不得见，死非其辜，中外愤叹。自陛下躬临机务，洞照奸诬，寝复确官，贲于泉壤。切谓遭横逆者既伸忠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显斥，以允公议。』左司谏翟思言：『近论元祐以来内外奸人附会大臣、诋先朝以希进擢。乞出章疏、条例是非，明谕中外，雪先朝之诬谤。又论吕大防等擅作威福，相与诎窜吕惠卿、蔡确，乞各正罪犯，未闻施行。望出睿断，以慰公议。』右正言上官均言：『吕大防、苏轼擅操国政，不畏公议，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纯，擢为御史中丞；杨畏、虞策、来之邵等，皆任为谏官、御史。是四人者，倾险柔邪，嗜利无耻。其所弹击者，皆受吕大防、苏辙密谕，或附会风旨，以济其欲。切观陛下自亲机务，收还政柄，大防、辙党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杨畏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论。伏望考察大防、苏辙擅权欺君之罪，推究杨畏等朋邪害正、趋时反覆之恶，谴责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右正言张商英言：『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援引朋党，肆行讥议。至如罢免役法，则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诏求直言，则专赏讪谤之人；置诉理所雪罪犯[5]，则画自熙宁元年以后，弃渠阳州县[6]，则甘言猥语，无所不至。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省之所勘会，户部之所行谴，言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告命，指摘抉剔，鄙薄嗤笑。当垂帘之际，制内臣之得志者[7]，翦除陛下羽翼于内；执政之用事者，击逐陛下股肱于外。天下之势，殆哉岌岌乎!』监察御史周秩言：『吕大防前为尚书左仆射，居官日久，恣为奸恶，与台谏官阴相党附。同列大臣一不合意，则风谕击逐，凶焰日炽，人莫敢当。于是专己自任，不循法守。大奸不法，人神共怒，天下不容。未正典刑，戾伤和气。』诏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永兴军吕大防落观文殿大学士，降授右正议大夫、知随州。

侍御史来之邵言：『先皇帝熙宁初，属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将以惠泽天下后世。而当是时，司马光以为非是，贻书王安石，诋斥论难。安石为之援经引古，开谕曲直，而光胶于流俗，决意不回，乃以提举崇福宫退居于洛。刘挚于此，方任言事御史，亦累上章，历诋朝廷政令，坐是责监衡州酒税。至元丰中，稍加擢用，未几，复以罪去。此二人者，一则以暗谬强愎自置闲地，一则以数十吏议相继退黜。元丰末，光入持政柄，擢挚为侍御史，既而首引凶徒王岩叟、朱光庭俱在言路，结成党与。宰相自确而下，挚等相与诬毁缔搆，尽力排逐，由是先帝顾命大臣去之略尽，而陛下孤立于上矣。』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知青州刘挚落观文殿学士，降授左朝奉大夫、知黄州。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奉大夫、知袁州。左承议郎、新知英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乙酉，中书舍人林希言：『吏部送到吏部侍郎王钦臣可授宝文阁待制、知庐州词头。按：钦臣资性险邪，本缘傅会宰相吕大防，以至进用。大防朋党甚众，钦臣为之首，前后言者屡攻其公私过恶，大防皆抑而不行。大奸方斥，余党正当窜逐，肃清仕路。钦臣岂可以加侍从职名，付之方面守寄?所有制词，未敢撰进。』诏王钦臣除集贤殿修撰、知汝州。监察御史刘拯言：『右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学术无闻，出于奏补，岂能为陛下发明道德之蕴?伏望为官择人，别与差遣。』中书舍人林希言：『吏部房送到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可秘阁校理、知怀州。按：希哲，故相公著之子。公著父子世袭奸邪，厚貌深情，莫能窥测，结固朋党，鼓唱虚名，上惑圣听，罪恶甚大。未经谴黜，岂可更冒职名，出守便郡?』诏吕希哲守本官，差知怀州。左司谏翟思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以谤讪先朝，变乱法度，擅作威福，褫职夺官，谪守方州，安置岭表。中外闻命，举皆忻快。然司马光、吕公著首发事端，虽已终牖下，赠官美谥，自可追夺。王岩叟与挚同恶相济，若假以年，当窜远域，则赠官与子孙恩泽，亦当追夺。其合志同事，有若文彦博、范纯仁；其背公死党，有若梁焘、刘安世、吴安诗、韩川、孙升等。乞各正典刑。』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落资政殿学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左承议郎、充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刘安世落宝文阁待制，降授左承议郎、知南安军[8]，左朝奉大夫、直集贤院、管勾西京崇福宫吴安诗落直集贤院，降授朝请郎、监光州盐酒税，左朝散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虢州韩川落龙图阁待制，依前左朝请郎、知坊州，左朝请郎、充集贤院学士、权知应天府孙升落集贤院学士，依前左朝散郎、知房州。丁亥，诏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兖州景龙宫赵彦若，龙图阁学士、知陕州范祖禹提举明道宫；左朝奉郎、充集贤院校理、新知鄂州黄庭坚管勾明道宫，各于开封府界居住，就近报应国史院取会文字。戊子，诏周秩言事失当，罢监察御史，差权知广德军。

七月丙辰，谏官张商英言吕希纯于元祐中当缴驳词头不当，及附会吕大防、苏辙事。上曰：『去冬以宫中阙人使令，因召旧臣十数辈。此何系外庭利害?而范祖禹、丰稷、文及甫并有章疏陈古今祸福，以动朕听，希纯等又缴奏争之，何乃尔也?』安焘对曰：『闻文及甫辈上书，亦为人所使。』上曰：『必苏辙也。』会中书舍人林希言吕希纯尝草宣仁圣烈皇后族人迁居诰，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极。』其言失当，及变乱奉祀礼文、荐牙盘食等数事，乃夺希纯宝文阁待制，知亳州如故。丁巳，三省言：『范纯仁、韩维朋附司马光，长纵群凶，毁讪先帝，变乱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内范纯仁仍首建弃地之议，滋养边患。』诏纯仁特降一官，为通议大夫，差遣如故；韩维已致仕，特置不问。初，章惇请责纯仁，上曰：『纯仁持议公平，非党也，但不肯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党也！』上勉从惇请。御史中丞黄履言：『前宰相司马光，昨自先帝识拔，进位枢庭。光以不用其言，请归修史，先帝盛德优容，曲从其欲。书成，仍以资政殿学士荣之，其恩可谓厚矣。迨垂帘初，朝廷起光执政，当时士论翕然称之，以谓光真能弼成圣德，上报先帝。不谓光深藏祸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为非是。夫法令因革，固缘时宜，岂有一代宪章俱无可取，归非于昔，敛誉于身?此而可容，孰为咎者?』

监察御史周秩言：『司马光以元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失宗庙之计。朝廷之政，必正君臣之义，以定父子之亲，岂有废君臣父子之道，而专以母子为言?』又曰：『遗诏明白，必以嗣君为主，则光岂不知当循皇家父子之正统?』又曰：『光之谥曰「文正」。夫谥法之美，极于文正，死而加以极美之谥，所以劝后也。今其所为乖戾如此，当正其谥号之美恶，庶以惩后世。』又曰：『吕公著亲为先帝辅弼之臣，受国厚恩，又非司马光之比。当司马光释憾于先帝，公著不能救正，又辅导之，为右仆射岁余，遂除司空、平章军国事。切蒙朝廷先以太师文彦博为光所引，既召而来，谏官言其奸邪，不可辅政，朝廷乃以平章军国重事处之，止于重事，稍夺其权，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无大小，皆得平章。名虽亚于彦博，权则过之，实兼三省、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之职。自国朝以来，虽有大功如赵普、王旦，命以此职，未有敢当之者。况垂帘之时，大臣宜谦畏，而公著但为子孙计，急于富贵，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皆公著所引，为国大奸。陛下若不照其奸罪，以明示天下，则公著所处，皆为国朝故事，以兆后世大臣僭窃之祸。』又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皆落职为知州，缘臣奏论大防等所为皆大奸恶。今朝廷但薄责而已，臣愚以为陛下必欲薄责之，则不当以臣所论事为罪名；若论其营私不法，则其罪不可胜数。且挚与辙讥斥不减于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谋所言得罪，轻于苏轼，天下必以为非。』诏司马光、吕公著各追所赠官并谥告，及所赐神道碑额，仍下陕州、郑州，各差官计会，本县于逐官坟所拆去官修碑楼、磨毁奉敕所撰碑文讫。奏王岩叟所赠官亦行追夺，知随州、降授右正议大夫吕大防守本官，行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黄州、降授左朝议大夫刘挚守本官，试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知袁州、降授左朝议大夫苏辙守本官，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焘提举灵仙观、鄂州居住，刘安世管勾玉隆观、南安军居住。初，章惇用蔡卞议，光及公著皆当发冢斫棺。三省同进呈，许将独不言。惇等去，上留将问曰：『卿不言，何也?』将曰：『发冢斫棺，恐非盛德事。』上曰：『朕亦以为无益公家。』遂寝其奏，第令拆去碑文。

此据邵伯温《辨诬》及曾纡《南游记旧》修[9]，不知许将果能不言否?当考。又蔡卞此时未执政，不应与三省同对，惇但用其议耳。邵氏误也。曾纡亦不记许将，止云曾布纳说耳。

又言：『秦观已落馆阁校勘、左宣德郎，差监处州茶盐酒税。罪重罚轻，人言未允。』诏秦观降授左宣义郎，依旧处州监当。右正言张商英言：『按：内臣陈衍先管勾储祥宫，大防之子数往谒本宫道士武宗道，而与衍结识。既而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张允公住御药院，与衍关通，寻援引衍入国史院承受，而检讨官张耒、秦观又因衍而与苏辙兄弟道达言语，其奸状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典郡，衍尚玷禄仕，甚非所以驭奸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恶，投之散地；削夺衍官，配流海岛，庶朝廷宫省内外人人畏肃，不敢怀邪饰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诏陈衍追毁出身已来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编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转押前去。

新录、《辨诬》曰：元祐二三大臣事实已系日书之，今删去琐碎文致之词，而存其大概。然其曲意诬罔，亦不待辨而可知。焘以为既云『不待辨而可知其诬』，则琐碎文致之词，虽具存之，亦无伤。今并依旧录。

戊午，诏曰：『送往事居，是必责全于臣子；藏怒宿怨，岂宜上及于君亲?朕继体之初，宣仁圣烈皇后以大母之尊，权同听览，仁心诚意，专在保祐朕躬。自以廉帷之间，闻见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独倚任耆艾，所冀恢明圣躬。司马光、吕公著忘累朝之大恩，怀平时之觖望，幸国家之变故，逞朋党之奸邪，引吕大防、刘挚等，或并立要途，继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训词；或封驳东台，或劝讲经筵。顾予左右前后，皆尔所亲。于时赏罚威恩，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里符同，宗庙神灵，恣行讪讟，朝廷号令，辄肆纷更。轻改役法，开诉理之局，使有罪者侥幸。下疾苦之诏，诱群小之谤言。诬横敛则淫蠲苟免之逋，诬厚藏则妄耗常平之积。崇声律而薄经术，任穿凿而紊官仪。弃境土则谬谓和戎，弛兵备则归过黩武。城隍保民而罢增浚，器械资用而辍缮完。凡属经论，一皆废黜。人材淆混，莫辨于品流；党与纵横，迭分于胜负。务决乘时之愤，都忘托国之谋。方利亮阴之不言，殊非慈闱之本意。十年同恶，四海吞声，敌计得行，边方受害。昔先王受命，召公维辟国之闻；江左虽微，兴宗有易代之叹。天下后世，其谓朕何?临朝弗怡，视古有愧。况复疏远贱士，昧死而献言；忠义旧臣，交章而抗论。迹著明甚，法安可私?其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各已等第行遣责降讫。噫!优礼近司，朕欲曲全于体貌；自奸明宪，尔今复逭于诛夷。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责降人数外，其余一切不问，议者亦复勿言。惟有见行取会《实录》修撰官已下，及废弃渠阳寨人，自依别敕处分。咨尔群工，明听朕命，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堂，进奏院遍牒。』时司马光等既贬，上谓刑惟厥中，故有是诏。

右正言张商英言：『文彦博背负国恩，伏请检详本末，推考是非。』诏：『台谏之职，义当论列。然彦博年及耄期，四朝旧相，先帝待遇，恩礼至厚，宜加阔略，以优老臣。可特置不问。』庚申，章惇等对曰：『前日再谪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并司马光、吕公著谥告赠典，及仆神道碑。既榜朝廷，众论以为宽。余人连逮尚众，陛下许其自新，一切不问，莫不欣悦，仰服圣德仁厚。惟其亲党之论，则不可知。』上曰：『据其罪状甚可诛，然不欲究其事，乃用轻典，聊示惩责尔。』

八月辛未，诏丁忧人左朝请郎、宝文阁待制范纯粹降一官，为直龙图阁、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论其在元祐间尝献议，弃安疆、葭芦、吴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

丁丑，秘书少监、充秘阁校理张舜民为直秘阁、权发遣陕西转运使。

十月己巳，左司谏翟思为侍御史，右正言张商英为左司谏，监察御史刘拯为右正言。

十二月甲午[10]，诏祖禹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彦若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澧州安置，庭坚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详见《实录》）。

二年八月甲申，诏：『应吕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数及赦恩叙复，其见釐务者任满日，视见今路分远近移一般差遣[11]。不曾落职降官者，展一期取旨。』先是，曾布独对，既论路昌衡等，又言：『更有一事。大礼恩宥在近，去岁贬谪人，不知何以处之?』上应声曰：『莫不可牵复?岁月未久，亦不可迁徙。』布曰[12]：『诚如圣谕。蔡确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处，吴居厚等十年不与知州军，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兼蔡京曾为臣言，钱勰已曾来处探问谪降人牵复消息，京但答以不知。其党类日望其牵复。』上曰：『却不知也。』布又曰：『如梁惟简，近押送峡州。九月中，未知到否，岂可便移?』上曰：『岂有此理!』又问：『惟简此行，众颇善否?』布曰：『此举固足以警两端之人，然亦有喜有不喜者。元祐之党，未免以为过当也。』（布录在丙子，今附此）

九月壬寅，范纯仁在陈州，闻章惇建议，以将近郊礼，吕大防等不当用恩赦期叙复，忧愤累日，斋戒上奏曰：『窃见吕大防等窜谪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或年齿衰残，或素萦疾病，不谙水土，气血向衰，骨肉分离，举目无告。将恐溘先朝露，客死异乡。不惟上轸圣怀，亦恐有伤和气。仰惟陛下圣心仁厚，天纵高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极而在宥，每颁赦令，不问罪辜，至于斩绞重囚、髡黔徒隶，咸蒙恕宥，亦许放移，岂有股肱大臣、簪履旧物，肯忘轸恻，常悲流离?但虑一二执政之臣责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谓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启迪之际，不为详陈。殊不思吕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恶任情，以异己之人为冤雠，以疑似之言为讪谤，违老氏好还之戒，忽孟轲反尔之言，误国害公，覆车可鉴，岂可尚遵前辙，靡恤效尤?』

癸卯，上批：『范纯仁立异邀名，沮抑朝廷，已行文字，可落观文殿大学士、知随州。』纯仁草奏，亲密多劝止曰：『今决不可回，必重得罪。公年老，何堪远责?』纯仁曰：『我尝为大臣，今日国家事如此，无一人告上者。我若不言，有负天地。万一主上以我言为然，于国家所系不细。苟不以为然而得罪，虽死无憾也!』上始亦有意从纯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议，且谓纯仁同罪未录，遂并责之（纯仁知随州在九月丙辰，今附此）。壬戌，诏监察御史常安民送吏部，与监当差遣（详见《常安民罢监察御史》）。

十月甲子，尚书右丞郑雍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附见《钱勰罢內翰》）。己巳，翰林学士钱勰落职，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辞谢（见《钱勰罢內翰》）。

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等皆诋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网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编类元祐以来臣僚章疏及申请文字，密院亦合编类。』上以为然。许将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挥，编修文字，乞便施行。』上从之。

三年正月庚子，大中大夫、知枢密院事韩忠彦除观文殿学士、知真定府。先是，枢密院奏事毕，忠彦留身请外，又面请曾布以欲得镇阳。又曰：『章惇陶铸一善地，遂迁出。』时十二月癸未也。翌日布入对，上遽问忠彦已迁出，又曰：『忠彦别无事，亦不至奸险。』布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彦处置边事多可笑，上甚骇之。忠彦请不已，乃有是命。右正言孙谔言：『杨畏在元丰之间为御史，其议论趋向，皆与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辙等用事，则尽变其趋向而从之。绍圣之初，陛下躬亲总揽，则又欲变其趋向，偷合苟容，交斗执政，倾乱朝廷，至今天下之人，谓之「三变」。圣意含忍，久稽典刑。今畏罢帅真定府，仍以宝文阁待制知河中，非所以慰公议也。伏望陛下揭其奸险，特行显黜。』诏杨畏落宝文阁待制，依旧知河中府。其后以中书舍人盛陶言，未敢命词行下，移知虢州。礼部员外郎徐君平详定枢密院承旨自元丰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终臣僚章疏，及陈请事，逐名编类，申纳枢密院中。

戊申，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绍圣元年七月十九日，责降吕大防等敕牒榜节次云：「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责降人外，其余一切不问，议者亦勿复行。」当是之时，朝命初下，万口一词，欢呼鼓舞。近者切见汪浃、李仲等送吏部与合人差遣，录黄行下，以元祐所献文字得罪，则前件敕榜有「其余一切不问」语，殆成虚文，将何以取信天下?况夫揭榜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怀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几，今乃录浃、仲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亏朝廷号令之信，有伤国体。望睿旨检会前件敕榜，宣谕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材委不可用，所见背理，以今日之罪罪之，既往之咎置而不问，庶无反侧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臣近奏乞宣谕大臣遵守敕榜「其余一切不问」之语，未见施行。今闻差官编排元祐间臣僚章疏，仍厚赏以购藏匿。采之舆论，实有未安。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诏令天下，言事亲政以来揭榜，许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侧之意。今又考人一言之失，真于有过之地，是前之诏令，适所以误天下也；后之敕榜，又所以诳天下也。令命如此，何以示信于人乎?所有编排章疏指挥，乞行寝罢。』

壬子，枢密院言：『宝文阁待制、知熙州范纯粹，元祐初尝献议弃地，及称兰、会，犹为中国之蠢。虽已削官职，今朝廷方经略西陲，而仍使纯粹帅边，非便。』诏纯粹差知邓州。癸丑，右司谏刘拯言：『伏覩近降朝旨，委给舍、左右司郎官编录元祐章疏，而所委官在元祐中尝为言官者相半。伏望别契勘无妨嫌者使领。』诏：『内有元祐中曾任台谏官，令更不干预。』拯言，盖指徐君平也。

二月。先是，曾布言：『三省编排，自前岁累曾奏陈，以谓施行元祐之人，殊无伦理，今亦尽矣。兼降敕榜更不施行。今方编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难施行，在朝廷知之足矣。』上曰：『若有罪，如何只为有敕榜更不可行?』布曰：『此事亦更在圣断，但恐诏令失信耳。兼如刘挚等已皆施行，恐难再行。』上曰：『只是本轻。』布曰：『如文彦博辈未经施行，将来致仕遗表之类，若一以宰执例推恩，则似太过。』上深以为然。

六月己卯，常立罢诸王府侍讲（见《常立以诬诋贬责》）。

七月己亥，诏：『知渭州、宝文阁待制吕大忠，在元祐中，坚持边议，不为利回。兼领帅日久，宜进职名，以劝守正之人协心边计。特除宝文阁直学士、知秦州。』大忠因言：『臣久抱血诚，未尝披露，忽蒙奖擢，方敢具陈。窃念臣弟大防自罹谪籍，流落累年，南北乖睽，山川修阻。睿恩至大，虽获保全，手足凋零，犹以辽远为念。况皆在得谢之年，既哀且病，来日几何?一旦不虞，倏先朝露，死生隔绝，衔恨无穷。方遇朝廷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草木虫鱼，咸被恩泽。特轸圣虑，少赐哀怜，将臣已除职名乞行追寝，只量移臣弟大防陕西州郡居住，所贵声问稍近，少慰终鲜急难之情。臣今日得从私便，推而以及臣弟，举族怀戴，宜如何为报哉?』不听。始，大忠自泾原入对，上诘大忠曰：『久欲见卿，曾得大防信否?』对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初议令过海，朕独处之安州，知否?』对曰：『举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书再三说与，且将息忍耐。大防朴，为人所卖，修三二年，可复相见。』大忠拜谢，退而喜甚，以告章惇，具请大防量移，盖恃前日上语也。不知惇既闻上语，即萌异意，元祐党人由是再行贬黜。

八月丙子，诏：『王岩叟遗表，并吕大防等缘宰相、执政官罢政所得恩例及举官并罢，更不施行。梁焘、刘安世并分司，各于本处居住，今依元丰六年十月指挥。其依元祐令减半指挥更不施行。降左中散大夫、提举舒州灵仙观、鄂州居住梁焘宜守本官少府监、分司南京，依旧鄂州居住；降授承议郎、主管洪州玉隆观、南安军居住刘安世宜守本官，试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依旧南安军居住。』

刘安世非执政，与粱焘俱责，必有故，当考。绍圣邸报载当日行遣，或自此再欲痛贬元祐人。二十二日，安世再贬，此又不知谁作。

庚辰，诏：『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范祖禹，责授承议郎、试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南安军居住刘安世，在元祐中搆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从远窜，以示宽恩。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同上疏，论禁中觅乳母事也（乳母事见刘安世弹劾）。

九月庚子，起居郎兼权给事中蹇序辰言：『中书省送到姚勔磨勘转承议郎录黄一道。按：勔素以无行取羞乡里，赌博私酒，尝亲为之。外虽宽夷，中寔险贼。本缘身犯清议，势不可进。事已暴露，遂即弃官。至元祐中，吕大防等当路，乃以勔不仕前日为高，拔于闲散，躐处显要。而勔愈不知耻，一意附会，专以诋讪先帝政事、人物为功，至乃称引苏轼谤讪之语，执以为据。及陛下亲政，尚敢阴与其党合谋并力，表里相应，公肆指议，务欲遏绝绍述之意，以成其私。则勔之盗名欺世，怀诈迷国，其罪盖有不可胜责者。昨朝廷併斥奸臣，自大防以下二十余人，皆被显斥，独勔以从官善郡挂名其间，物论不平，至今叹息，谓宜依梁焘、刘安世等例追正其事，岂容使之复与有劳无过之人以岁月序进?望诏有司详议勔罪，明正典刑，以厌天下之公议。』诏姚勔永不磨勘。

校勘记

[1]迨及原本『迨』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八补。

[2]如解倒悬原本『如』下衍一『改』字，据文章删。

[3]小合原本此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九补。

[4]其便原本『便』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5]诉理所原本『诉』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6]渠阳原本作『梁杨』，据文意改。

[7]之际制内臣之得志者原本作『之制际内臣之得志者』，据《长编拾补》卷十乙『制』、『内』二字。

[8]知南安军原本无『知』字，据文意补。

[9]旧修原本『旧』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10]甲午原本作『甲子』。《长编拾补》卷十二注：『原作「甲子」。十二月己巳朔无甲子日，据《十朝纲要》、《宋史》本纪订正。』

[11]近移原本『移』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12]布曰原本作『希曰』，据文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