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贤
甲辰十二月丁巳，太祖谓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所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及其后也，小人擅权，奸邪竟进，举用亲旧，结为朋党，中外百司，贪婪无耻。由是法度日弛，纪纲不振。至于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创业之初，若不严立法度以革奸弊，将恐百司因循故习，不能振举。故必选用贤能，以隆治化。尔等有所荐引，当慎所择。”
吴元年十一月戊戌，太祖谓侍臣曰：“吾昨观舆地图，所得州县，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识贤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吾以一心统其纪纲，群臣以众为赞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业，可以坐致。古语云：国无仁贤则国空虚。尔等其各举贤才，以资任用。”洪武元年十一月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太祖谕之曰：“天生人材，必为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锐者质或剽轻，敦厚者性或迂缓，辨给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余。卿等宜加精鉴。”同对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贤俊丕应之日，臣等敢不尽心。”太祖曰：“人材不绝于世。朕非患天下无贤，患知人之难耳。苟所举非所用，为害甚大。卿等慎之！”于是各赐白金遣行。
洪武二年九月壬辰，太祖谓廷臣曰：“知人固难。今朕屡敕百司访求贤才，然至者往往名实不副，岂非举者之滥乎？”廷臣对曰：“请自今百司荐举，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无冒滥之失。”太祖曰：“观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见其著，视其所不为，可以知其所为。但严举措之法，则冒滥自革矣。”
洪武六年四月辛丑，命吏部访求贤才于天下。太祖曰：“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二君者，岂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于版筑鼓刀之徒。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有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洪武八年七月庚申，太祖御右顺门，谓侍臣曰：“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能以独成。是故择贤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协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兴也，用伊尹、周公诸贤，故卜世永久，历祚灵长。秦、隋之季，弃群策于汉高，委英雄于唐主，独任其智，未几而亡。盖根疏者易拔，源浅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当广览兼听，博达群情，则治益盛隆，道益光大矣。”
二月丙辰，太祖御奉天门，与侍臣语及用人之道。太祖曰：“金石之有声，击之而后鸣；舟航之能运，操之而后动；贤者之有才，用之而后见。然人之才智，或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并弃其长，则天下之才难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长于一艺者皆在选列，俟至而观之。其廉让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谋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断也，可以知其勇。左右唯见其人之小节，未睹其大端，而辄置之，乃有天下无贤之叹。虽有稷契之才，亦难见矣。”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征天下博学老成之士，皆应诏至京师。先是，太祖谓礼部臣曰：“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二年，思得贤士以熙庶绩。然山林幽远，博学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穷处，非招徕之，不肯轻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访，礼送于朝，朕将显用之。”
洪武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群臣各举所知。太祖谕之曰：“天下贤才，未尝乏也。谓皋、夔、稷、契不复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为人上者能量才授职，则无施不可。盖士之进退系乎国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岂足以尽理天下？必赖天下之贤，然后足以有为。尔等宜体此意，各举所知以闻。”十月戊辰，太祖谕吏部臣曰：“天下之务，非贤不治；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故汤致伊尹，由于三聘；汉征申公，安车束帛。近朝臣为朕举贤，朕皆征用之。所举者多名实不称，徒应故事而已。夫披沙将以求金，掘井在于获泉，荐士期于得贤。今所举皆非，岂昧于识人耶？抑贤才之果难得也？尔吏部其以朕意再谕天下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
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命天下朝觐官各举所知一人，太祖谕之曰：“古之荐举者以实不以名，后世荐举者徇名而遗实，故往往治不如古。朕效仿古制，举用贤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几求其实效。今尔等来朝，其各举所知。凡有一善可称、一才可录者，皆具实以闻，朕将随其才以擢用之，无有所隐。”
八月己卯，有广东儒士上治平策者，太祖览之，顾谓侍臣曰：“此人不识道理，岂有涉数千年论治平而不及用贤？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虽有至圣之君，犹以用人为重，曷尝谓人无足用也！盖独智自用，所见者狭；资贤而任，则所及者广。”学士宋讷对曰：“诚如圣谕。但贤才之在天下，在上岂能周知？必赖群臣荐举。然得贤与否，系乎举之者何如耳。”太祖曰：“小人所举，未必为君子，君子所举，未必为小人。故观其举者，即可知其人之贤否矣。”
九月戊申，吏部以征至天下儒士，选其经明行修者，列其等第上闻。太祖曰：“贤才固不乏也。今贤人君子出为时用，大小器使当随其能，毋使有其才而不尽用也。”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己亥，太祖谕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屡敕有司荐举贤才，而所荐者多非其人，岂山林岩穴真无贤者乎？特在位者弗体朕意，滥举以塞责耳。昔常何荐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荐举者若能致一马周，朕岂爱爵赏？惜无以副朕望者。是以延伫之心，朝夕不忘。”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诏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县礼送京师。太祖谕礼部郎中郑居贞曰：“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居贞对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则不能胜事。请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政为比来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问。岂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安庆府知事周昌言：臣见士人或因小过罢斥，然其才有堪用，而于例不得举。宜垂宽宥，令有司得荐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复用，无以示惩。昌言不可听。”太祖曰：“良工琢玉，不弃小玼。朝廷用人，必赦小过。故改过迁善，圣人与之，录长弃短，人君务焉。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昌之言诚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过罢黜及迁谪远方者，知其才德果优，并听举用。”
恤刑戊戌三月己酉，命提刑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录囚。凡笞罪者释之，杖者减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赃者免征。有司有所稽迟，重者从轻典，轻者原之。武将征讨有过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太祖曰：“用法如用药，药本以济人，不以弊人。服之或误，必致戕生。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用之太过，则必致伤物。百姓自兵乱以来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吴元年六月甲戌，太祖谓宪臣曰：“任官不当，则庶事不理；用刑不当，则无辜受害。譬之薅草莱者，施鎛不谨，必伤良苗；绳奸慝者，论法不当，必伤善类。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箠楚之下，屈抑顿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盖不得已。悬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夫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则必伤，远之则无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毙人。刑本以生人，非求杀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轻用之，受枉者多矣。故钦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九月戊寅，太祖谓中书省臣李善长、傅瓛、杨宪等曰：“法有连坐之条，谓侵损伤人者。吾以为鞫狱当平恕，非大逆不道，则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罚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法者，毋连坐。”参政杨宪对曰：“先王用刑，世轻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轻犯法，非重治之，则犯者益众。”太祖曰：“民之为恶，譬犹衣之积垢，加以瀚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为术也浅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犹索鱼于釜，欲其得活，难矣。”
十月甲寅，命中书省定律令。初，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断狱，惟元不仿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格，胥吏易为奸弊。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律。至是，台谏已立，各道按察司将巡历郡县，欲颁成法，俾内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长等详定，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缘为奸，则所以禁残暴者反以贼良善，非良法也。务去适中，以去烦弊。夫纲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宜尽心参究，凡刑名条目逐日来上，吾与卿等面议斟酌之，庶可以为久远之法。”
十月乙卯，太祖谓台宪官刘基、章溢、周祯等曰：“纪纲法度，为治之本。所以振纪纲、明法度者，则在台完。凡揭纪纲法度以示百司，犹射者之有正鹄也；百司庶职，操弓矢以学射者，以台宪乎取法。故审己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于小物而昧于大体，终非至正之道。尔等执法，上应天象，少有偏曲，则纪纲法度废坏，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为能，苛察以为智，若宁成、郅都、周兴、来俊臣之徒，巧诋深文，恣为酷虐，终亦不免。若于公阴德子孙，乃致贵显，天道昭然，深可畏也。”十一月己亥，中书参政傅瓛言，应天府有滞狱当断决者。太祖曰：“淹滞几时矣？”曰。“逾半岁。”太祖惕然曰：“京师而有滞狱，郡县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时决遣，安得有此！”瓛顿首曰：“臣等不能统率庶寮，是臣罪也。”太祖曰：“吾非不爱其民，而民尚尔幽抑。近且如此，远者何由能知？自今狱囚审鞫明白，须依时决遣，毋使淹滞。”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太祖谓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至于刑法，尤所关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独理，卿等皆须究心，庶几民无冤抑，刑狱清省。汉宣帝言：狱者，所以禁暴、止奸、养育群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体之无忽也。”
洪武二年八月戊子，监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悬法象魏之文，《礼经》载乡饮读法之说，皆导民知礼法而远刑辟也。今新律颁布天下，乡井细民犹有不通其说者，宜仿古人月吉读法之典，命府州县长吏，凡遇月朔，会乡之老少，令儒生读律，解析其义，使之通晓，则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太祖曰：“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恶之心生，则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则苟免之行兴。卿言读律，固可禁民为非，若谓欲使民无犯，要当深求其本也。”
十二月己酉，复以广东行省参政周祯为刑部尚书。太祖谕之曰：“刑以辅治，唐虞所不免。观舜命皋陶之辞，始虽曰明刑，终期于无刑。皋陶告舜，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当时君臣莫不以恤刑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尝观此，深有所契，而其体之。”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以刑部郎中刘惟谦为尚书。太祖谕之曰：“膏粱所以充饥，药石所以疗病，使无病之人舍膏粱而饵药石，适足以害身。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故为政者若舍仁义而专务刑罚，是以药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尔为刑官之长，尔于用法之际，常体古人钦恤之意，则张释之、于定国皆可为矣。尔其勉之。”洪武六年正月辛酉，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坏盐法，刑官拟以乱法，罪当死。太祖曰：“愚民无知而犯法，犹赤子无知而入井，见者莫不怵惕，岂宜遽以死罪论之。”法司执奏不已，太祖曰：“有罪而杀，国之常典。然有可以杀，可以无杀。彼愚民沮坏盐法，原其情，不过为贪利耳，初无他心。”乃悉免死，输作临壕。
洪武八年二月甲午，敕刑官：“自今凡杂犯死罪者，免死，输作终身；徒流罪，限年输作；官吏受赃及杂犯私罪，当罢职役者，谪凤阳屯种；民犯流罪者，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粮。”太祖复谕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恶死。朕御天下，夙夜靡宁，常惧刑罚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宽宥之典。凡杂犯死罪，皆令输作屯种，以全其生，且冀其悔罪改过，复为善人。尔等宜体朕此意，务求公平，使刑罚得中，下无冤抑，则不负朕委任矣。”
洪武九年十月辛酉，太祖览《大明律》，谓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曰：“古者风俗厚而禁纲疏，后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圣王贵宽而不贵急，务简而不务烦。国家立法，贵得中道，然后可以服人心而传后世。昔萧何作《汉律》九章，甚为简便，后张汤犹得以私意乱之。况未尽善，其能久无弊乎？今观律条，犹有议拟未当者，卿等可详议更定，务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闻。”于是惟庸、广洋等复详加考订厘正者凡十有三条。
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决重刑。太祖谕之曰：“朕尝命汝等，凡有重狱，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则刑罚滥及，而死者不可复生也，故必欲详审。今汝等概以重刑来奏，其间固有渎伦乱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时过误、情有可矜者，必当分别。若一概言之，则轻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恶非常赦所原者则云重刑，其余杂犯死罪许听收赎者，毋概言也。”
九月辛丑，敕刑部尚书胡祯等曰：“帝王抚临百姓，皆欲其从化，至于刑罚，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轻，四凶之罪，止于流窜。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无犯，及有小过，或加以苛刻，朕甚悯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则下有为善之心。改过者多，则轻生者少。自今惟十恶真犯者决之如律，其余杂犯死罪，皆减死论。”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卯，御史雷励坐失入人徒罪，太祖责之曰：“朝廷所以使顽恶慑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无所守。尔为御史，而执法不平，何以激浊扬清、伸理冤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论决，可以再生乎？”命法司励罪以戒深刻者。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断事等官审录囚徒。太祖曰：“录囚务在情得其真，刑当其罪。大抵人之隐曲难明，狱之疑似难辨，故往往有经审录，寻复反异，盖由审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狱者，在推至公之心，扩至明之见，则巧伪无所隐，疑似无所惑，自然讼平理直，枉者得伸，系者得释。苟存心不公，听断不明，是犹舍衡以求平，揜鉴以索照，狱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尔等审录囚徒，务以公破私，明辨惑，毋使巧伪繁滋而疑谳不决。生者拘幽于囹圄，死者受冤于地下非惟负朕慎刑之心，实违上天好生之意。凡录囚之际，必预先稽阅前牍，详审再三，其有所诉，即与辨理，具实以闻。”
洪武十六年正月庚戌，民有子犯法当死，其父以财求免。事觉，监察御史奏欲并置于法。太祖曰：“生死，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亲。彼爱根于心，但知求其子之生，不顾理之所不可。尔论法欲并罪其父，然于情可恕，其赦之。”
正月壬子，太祖谕刑部尚书开济、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论囚，须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盖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犹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当死者，其父行贿求免，御史执之，并欲论罪。朕以父子至亲，其死而救，人之情也。故但论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论决，必再三详谳覆奏而行，毋重伤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加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太刻。夫竭泽而鱼，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于汝也。”济大惭。六月甲戌，刑部尚书开济等官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实，当因名而责实。近闻审覆之法，但应旬时之名，无曰今是昨非；但谓大同小异，审覆者未必尽其心，告诉者未必尽其情。朕深知其弊。尔宜戒之”
七月辛亥，遣监察御史往浙江等处录囚，陛辞，太祖谕之曰：“古人有言，议狱缓刑。又曰：无敢折狱。人命至重，必在详审，不敢轻也。夫刑当其罪，犹在可务（矜）。若滥及非辜，岂可复侮？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长不折，况于人，而可忽乎！尔往慎之。”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癸丑，命天下诸司刑狱皆用刑部、都察院详议平允，又送大理审覆，然后决之。其直隶诸府州刑狱，自今亦准此令，庶几民无冤抑。因谓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敛，而论天之德，则曰生。君之道仁育义制，论君之德，则曰仁。夫王良善御，岂在于策？周公善治，岂在于刑？所谓刑者，辅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详。故每令三审五覆，无非求其生而已。”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之于刑狱，每存钦恤之意，盖故期于无刑，而顽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为，莫若严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太祖览之，曰：“刑不可使纵弛，亦不可使过严。纵弛则为恶者无所畏，过严则为善者或滥及。用刑之道，但贵得中，则刑清，失中则刑乱，刑乱而政衰矣。如尔所言，恐流于滥。其可哉！”
洪武二十年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军人犯罪当杖。其人尝两得罪，幸宥免矣。今复不悛，信非良善，宜并论前罪诛之，以惩余者。”太祖曰：“前罪既宥，今复论之，则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纵之，则为纵恶；不至死而诛之，则为滥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辄欲杀之，在尔有故入之罪，在朕无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仍杖而遣之。”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太祖谕刑部尚书杨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论死，余死皆令输粟北边以自赎。力不给者，或二人，或三人，并力输运，仍令还家，备赀以行。”翰林学士刘三吾等曰：“圣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太祖曰：“愚民犯法，如啗饮食，嗜之而不知止。设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济。”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罚常简，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罚常滥，以严刻也。”太祖曰：“善为国者，惟以生道树德，不以刑杀立威。”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壬午，升大理寺丞周志清为卿。太祖谕之曰：“大理之职，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胄。盖有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今命尔为大理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庶几可方古人，不负朕命也。”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大理寺奏：四川民以输粮违期及移易者，坐法当诛。太祖曰：“四川水陆险峻，输輓良难，故有失期。彼移易者，或两取便利，求无逋欠可矣，岂得遽论以死？甚非爱民之心。其悉宥之，仍给道理费遣还。病不能至者，遣内官就道给赐。税粮未足者，令就本处输之。”
赏罚
甲辰三月辛未，太祖御西搂，有军士十余人自陈战功，以求升赏。太祖谕之曰：“尔从我有年，尔才为勇怯，我纵不知，将尔者必知之。尔有功，予岂遗尔？尔无功，岂可妄陈？有功不赏是谓吝，无功求赏是谓贪。吝则失众，贪则逾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赏。尔曹不见徐相国耶？今贵为元勋，其同时相从者犹在行伍，予亦岂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弗能过人故也。今尔曾自陈战功，以求升赏，国家名爵乌可幸得耶？尔曹苟能绳（渑）勉立功，异日爵赏我岂尔惜？但患不力耳！”于是皆惭服而退。自是无有复言者。
乙巳三月辛巳，常遇春平赣州，军还，太祖御戟门颁赏，劳之曰：“将军勤劳于外，南平诸郡，兵不失律，民无所扰，自岭以南，望风降附。是能奉扬威武，克定邦家。报功之典，予奚敢后？今锡以布帛、文绮，用彰厥功，以答三军之用命。夫赏以酬功，爵以旌德。俟海宇宁谧，恩数有加。将军其奖率三军，更图后举，茂建伟烈，益著耿光，以副予所托。将军其勖之哉！”遇春曰：“臣奉主上成算，所至辄克，非臣所能。”太祖善其对。
吴元年九月辛丑，平吴师还，论功行赏。太祖谕诸将曰：“自兵兴以来，天下豪杰纷起，予将兵渡江，赖上天之灵，将士之力，拓地开疆，削平敌国。如陈友谅兵众地大，已先摧灭，张士诚兵强积富，今亦就擒。非尔将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论功行赏，以报劳勚。如王国宝等殁于王事而不得与，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战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将以佐辅之。尔等今日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名将乎！但从军在外，与经营布置在内者任虽不同，其劳则一。冯宗异留守京城，军府之事，独任其劳，亦宜受赏。然江南既平，当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狃于暂安而忘永逸，毋足于近功而昧远图。大业垂成，更须努力。”达等顿首曰：“臣等叨承主上成算，幸获成功，敢不益尽心力，以图尺寸。”明日，达等入谢。太祖语之曰：“公等还第置酒为乐否？”对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庆。”太祖曰：“吾宁不欲置酒与诸将为一日之欢？但中原未平，非宴乐之时。公等不见张氏所为乎？终日相与酣歌逸乐，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监察御史谢恕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租逮系一百九十余人至京师，多有称冤者。治书侍御史文原吉等以其事闻。太祖命召数人亲问之，曰：“悉得其情。”乃责恕曰：“御史，耳目之官，当与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为称职。今尔为御史，不能为民伸冤理枉，反陷民于无辜，朝廷耳目将何赖耶？”于是尽释其人，以恕下交。原吉等能不敢蔽聪明，赏彩币有差。
洪武五年正月乙丑，太祖召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各赐交阯弓五十、彤弓百，因谓之曰：“古者诸侯有四夷之功，则归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克著勋劳，故有此赐。”达等谢曰：“臣等赖陛下威灵，获效微劳，岂足齿录。而宠恩屡降，何以当之？”太祖曰：“古人有言：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衅，虽贵，罚也。况卿等开国之臣，其章大矣，故赐以此，不为过也。”
洪武七年三月乙亥，兰州捌里麻民郭买的叛，诱番兵人寇，诏立赏格购捕之。兰州卫遣其兄着沙与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买的不从，着沙、火石歹夜斩其首以归，本卫以其事闻，请赏之。太祖曰：“买的罪固当死，然为兄弟者，告之不从，执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伦，若赏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获牛马给之耳。”洪武十年五月戊寅朔，太祖谓侍臣曰：“赏罚者，国之大权。人君操赏罚之权以御天下，一本于至公。故有功者，虽所憎，必赏；有罪者，虽所爱，必罚。赏以当功，上不为德；罚以当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洪武十三年正月乙巳，太祖谓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业业，惟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况赏罚予夺，国之大柄，一有爱憎忿戾于其间，则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须不敢忽也。”侍臣对曰：“陛下持心若此，太平长久之道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丙申，太祖谕礼部臣曰：“人若操赏罚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无善而赏，是谓私爱；无过而罚，是用私（罚）恶。此不足以为劝惩。朕观汉高帝斩丁公、封雍齿，唐太宗黜权万纪、李仁发而赏魏征之直，皆至当可以服人，所谓赏一君子而人皆喜，罚一小人而人皆惧。朕于赏罚未尝敢轻，若一时处分或有未当，卿等宜明白执论，宁使赏厚于罚，但不可滥及，使小人侥幸耳。”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朔，人有上书言申明善恶以劝惩天下。太祖览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恶恶，人之常情，彼上书者言此，亦知为政之道。夫旌善则善人劝，惩恶则恶人息。朕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为此也。数年以来，有司奉行不谨，致令废弛，甚失劝惩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再申明，使天下遵守。”宽赋
吴元年正月戊戌，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予尝亲历田野，见人民凋弊，土地荒芜，失业者多。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触热者思得清凉，冒寒者思就温燠，为之上者固当念之。且如太平、应天、宣城诸郡，乃吾渡江开创之地，供亿先劳之民，其有租赋，宜与量免，少苏民力。”省臣傅瓛对曰：“恤民，王者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发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赐，如大旱之时霖雨，其喜当何如！”太祖因叹曰：“吾昔在军中，尝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饮食丰美，心未尝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业有限，而又供需百出，岂不重困？”于是免太平府租赋二年，应天、宣城等处租赋一年。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诏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亩。谓中书省臣曰：“兵革之余，郡县版籍多亡，田赋之制不能无增损。征敛失中，则百姓咨怨。今欲经理，以清其源，无使过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今遣周铸等往诸府县核实田亩，定其赋税。此外无令有所妄扰。”复谕铸等曰：“尔经理第以实闻，毋踵袭前弊，妄有增损，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则国有常宪。”各赐衣帽与（遣）之。洪武十一年二月辛未，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人君视天下犹一家。一家之内，一人不安，则事为之废。天下之广，尺土不宁，则君为之忧。近者雷州府海康、遂溪二县田地为潮水所渍，斥卤不收，租税从何而出？其令有司核实免之。”
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朔，命户部减苏、松、嘉、湖四府重租粮额。太祖谓之曰：“天地生物，所以养民，上之取民，不可尽其利也。夫民犹树也，树利土以生，民利食以养。养民而尽其利，犹种树而去其土也。比年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民困于重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亦犹虞人反裘而负薪，徒惜其毛，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岂所以养民哉！其赋之重者，宜悉减之。”
六月戊寅，太祖谕户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尔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恩泽己亥三月丁巳，方国珍遣郎中张本仁以温、台、庆元三郡来献，且以其子关为质。太祖曰：“古者虑人不从，则为盟誓。盟誓变而为交质子。此衰世之事，岂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质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诚心来归，便当推诚相与，当如青天白日，何至怀疑而以质子为哉？”乃厚赐关而遣之。关后改名明完。
丙午四月戊辰，太祖幸濠州，父老经济等来见，太祖与之宴，谓济等曰：“吾与诸父老不相见久矣。今还故乡，念父老乡人遭罹兵难以来，未遂生息，吾甚悯焉。”济等对曰：“久困兵争，莫获宁居。今赖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劳主上忧念。”太祖曰：“濠，吾故乡，父母坟墓所在，岂得忘之。”诸父老宴饮极欢。太祖又谓之曰：“诸父老皆吾故人，岂不欲朝夕相见？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归，宜教导子弟为善，立身孝弟，勤俭养生。乡有善人，由家有贤父兄也。”济等顿首谢。太祖又曰：“乡人耕作交易，且令无远出，滨淮都（诸）郡尚有寇兵，恐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爱，以乐高年。”于是济等皆欢醉而去。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方国珍至京师，太祖谕之曰：“汝献款已久，何为反侧，复劳征伐？”国珍顿首曰：“臣遭时多艰，逃死海上，终期归附圣明，以全首领。不意又劳王师，然此非出臣心，实为群小所误，是以至此。惟陛下哀其愚昧，赦其死罪。”太祖曰：“草昧之时，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为？亦谁能识帝王之有真者！其为去就，不能无所龃龉。尔之所为，亦何足责！朕推赤心待人，汝其自安，勿用怀疑。”国珍顿首谢，进赐第居京师。
十一月丙寅，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吾念将士征战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见，所可见者，惟生存者耳。其即为优恤之。凡遇时节，预给薪米钱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养，则吾君臣于岁时宴乐，心亦少安。”省臣对曰：“陛下推广仁爱，遍及于下，而存殁咸蒙恩惠。”太祖曰：“始者将士皆从，皆望成功以取富贵。今天下已定，生者既膺爵赏，而死者不可复作，吾未尝忘之。故优恤其家，以见不忘同济艰难之意。”
洪武四年正月癸卯，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今日天来，有甚于冬。京师尚尔，况北边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边将士甚艰苦。尔中书其以府库所储布帛，制绵袄，运赴蔚、朔、宁夏等处，以给将士。”省臣对曰：“守边将士衣袄，岁有常供，无庸再运。”太祖曰：“将士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异于常时，故命加给耳。古人一夫不获，引咎在躬，况守边将士，尤朕所知深切者，其给之无缓。”
洪武七年三月己丑，燕山都卫获元故官及来降之人送至京师，有中途逃窜者。太祖（曰）敕谕边将曰：“元运既终，天命归我中华。凡其遗民，皆吾赤子。今既来归，又辄逸去，盖彼生长之日深，而此抚绥之意浅，故去之耳。自今凡有来归者，尔等善抚绥之。有欲就彼住者，择善地以居之，便其畜牧。有欲来京者，择善人以送之，毋令失所。”
洪武十八年七月丙子，时州县父老有诣阙上言县官善政，当罢任而举留者。太祖赐手敕奖励复职，加赐衣币。侍臣曰：“县令抚民，职所当然，陛下加以厚恩，待之至矣。”太祖曰：“郡县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间，常见县官由儒者多迂而废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厉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为盗，此守令不得其人之故也。今县官能为吾拊循百姓，达吾爱养斯民之意，得其欢心，岂不深可嘉尚？且为政以得民心为本，以得民心，则其去也，民岂得不爱而留之？不才者民疾之如仇雠，惟恐其去之不速，岂肯留也？即此可以知其人之贤否矣。使守令皆能抚民，天下何忧不治？赏而劝之，非滥恩也。”
赈贷
洪武元年七月庚寅，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中原兵难之后，老稚之孤贫者多有所失，宜遣人赈恤之。”省臣以国用不足为对。太祖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则天下之为子弟者悦，恤其幼，则天下之为父母者悦。天下之老幼咸悦矣，其心有不归者寡焉。苟视其困穷而不之恤，民将怃然曰：恶在其为我上也。故周穷乏者，不患无余财，惟患无是心。能推是心，何优不足？今日之务，此最为先。宜速为行之。”
洪武三年正月丁巳，西安、凤翔二府饥，耆民宋升等来言，太祖即命户部往赈之。户部奏彼民饥，须运粟以济之。太祖恻然曰：“民旦暮待哺，如涸鱼之欲水。若待运粟济之，死者多矣。况今东作方兴，民无食而废耕，将见其患益甚。”即令户部主事李亨驰驿往赈之。户给粟一石，计三万六千八百八十九石。太祖谓户部侍郎杨靖曰：“夫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养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还言，青州民饥，有司不以闻，是岂有爱民之心哉？亟遣人驰驿往赈之，就违治其官吏。”于是，所赈人户凡二十一万四千六百，为钞五百三十六万锭有奇。
保全功臣
甲辰四月乙巳，太祖闻诸功臣家僮仆多有横肆者，乃召徐达、常遇春等谕之曰：“尔等从我，起身艰难，成此功勋，匪朝夕所致。比闻尔等所育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宁不为其所累？我资将臣共济大业，同心一德，保全始终，岂宜有此？故与尔等言，此辈有横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
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太祖退朝，从容与诸将论兴兵以来征伐之事，谓中山侯汤和等曰：“朕赖诸将，佐成大业。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为公侯，安享富贵。保此禄位，传子孙，与国同休。然须安分守法，存心谨畏，则自无过举。朝廷赏罚，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昔尉迟敬德见唐太宗危迫，单骑入王世充阵中，与单雄信力战，翼卫太宗以出，其功大矣。及太宗宴群臣，敬德与任城王道宗争长，击其目几眇。太宗怒，欲置之法。非群臣力谏，太宗肯惜其功而贷其罪乎？又如长孙无忌，文德皇后亲弟也。尝佩刀入禁门，监门者失于觉察，请治以法，太宗特命释之。帝室亲姻有罪，犹不可免，况其他乎？卿等能道其所守，则终身无过失矣。”洪武四年十一月壬申，太祖御武楼下，指挥使郭英等侍侧。太祖顾谓英等曰：“朕尝思保天下，汝能思保身与家乎？”英曰：“臣性至愚，尝念及此。”太祖曰：“朕命军士往临漾造宫殿，汝等又役之为私室，岂保身与家之道哉？”英等骇愕，顿首请罪。太祖曰：“朕未忍加罪，汝当内省于心。朕与汝等分虽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责，而众子知惧，则家可保矣。如杨廉等，其罪当死，朕虽宥之，亦窜之远地，使众人知惧，不至废法伤恩。朕思所以保汝辈之道，汝乃不思保其身，诚愚也。”既又曰：“昔朕皇考尝言，凡人守分植财，如置田地，稼穑收获，岁有常利，用之无穷。若悖理得财，如贪官汙吏，获利虽博，有丧身亡命之忧。今汝俸禄，有如力田，岁享其利，无有已时。比于贪饕所得，用之有尽，犹潢汙之水，朝盈而夕竭矣。汝等有勋于国，朕既酬以爵禄，能守而勿失，则子孙永有所赖。汝其识之！”英等顿首谢曰：“陛下训饬臣等切至，铭刻不敢忘也。”
十二月甲申，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而诸功臣不禁职（戢）。太祖乃召诸勋臣谕之曰：“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而所有庄佃常倚汝之势，挟威以凌乡里，卿等何可不严戒约之？彼小人耳，戒之不严，必渐自纵；自纵不已，必累尔之德也。”
礼前代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左副将军李文忠遣人送故元诸孙买的里八刺等至京师，及以其宝册来献。省臣杨宪等请以买的里八刺献俘于庙，宝册令百官具朝服进。太祖曰：“宝册贮之库，不必进也。古者虽有献俘之礼，武王伐殷，曾用之乎？”宪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尝行之矣。”太祖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孙，亦恐不行此礼。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毕，赐以中国衣冠，就令谢。”复谓宪曰：“故国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礼，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于中宫朝见。见毕，赐之中国服，亦令就谢。”
己巳，买的里八刺朝见。太祖谓省臣曰：“朕见前代帝王革命之际，获其后妃，往往不以礼遇，欺孤虐寡，非盛德所为，朕甚不取。今元脱忽思后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饮酪，且不耐暑，其饮食居第，务适其宜。若其欲归，当遣还沙漠。”洪武四年正月庚寅，太祖谓侍臣曰：“推诚心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嫌猜而御物，骨肉终变为仇雠。朕遇前元亲族，如高昌岐王等，皆授以显职，仍令带刀侍卫，一无所疑。朕待之如此，彼岂肯相负哉！”侍臣对曰：“陛下此心，实古帝王一视同仁之心也。”
洪武七年九月丁丑，太祖谓廷臣曰：“草木无心，遇春而长茂，通秋而零落，气之所感，犹如荣悴，况于人乎？崇礼侯买的里人刺南来已五载，今既长成，岂无父母乡土之思？宜遣之还。”于是厚礼而归之，选老成宦者咸礼、袁不花枯木儿二人送其行。复遗其父爱犹识理达腊织金文绮及锦衣各一袭。买的里八刺辞，太祖谕之曰：“尔本元君子孙，国亡就俘。曩即欲遣尔归，以尔年幼，道里辽远，恐不能达。今既长成，朕不忍令尔久客于此，故特遣归，见尔父母亲戚，遂骨肉之爱。”又谓二宦者曰：“此是故元之嗣也，不幸至此，长途跋涉，尔善视之。”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幼主于沙漠。太祖命礼部臣曰：“曩者元运既终，其末帝能知天命，遁归沙漠。今闻其子爱犹识理达腊没于彼，可遣使吊祭。”礼部臣对曰：“道里辽远，使者难至。况彼久离中华，已变异俗，非典礼所加。”太祖曰：“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彼不出覆载之外，何远之有？彼虽异俗，其爱憎之情未尝不同。敬其主则其臣悦，况典礼所加，其孰得违德舍礼哉！”于是自为文祭之。
礼臣下
洪武元年七月丙子，敕谕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当爱其民。况新附之邦，生民凋癠，不有以安养之，将复流离，失所望矣。尔宜体朕意，善抚循之，毋加扰害。简役省费，以尽其生；劝孝励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于汝，汝亦获循良之名矣。”乃命中书给赏以厉其廉耻。
谕将士
己亥春正月乙巳，太祖既抚定宁越，欲遂取浙东未下诸郡，集诸将谕之曰：“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师比入建康，秋毫无犯，故一举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获苏，政当抚恤，使民乐于归附。则被未下郡县，亦必闻风而归。故取天下以不杀为本，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盖师旅之行，势如烈火，火烈则人必避之，故鸟不萃鹰鸇之林，兽不入网罗之野，民必归宽厚之政。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惟国家之利，在己亦蒙其福，为之子孙者亦必昌盛。尔等从吾言，则事不难就，大功可成矣。”
癸卯九月壬申，太祖平陈友谅还，告庙饮至，论功行赏，赐常遇春、廖永忠田，余将士金帛有差。因与诸将论鄱阳之战。诸将请曰：“自古水战，必得天时地利，乃为可胜。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风水之便，乃能胜之。陈友谅兵据鄱阳，先处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劳而彼佚，今胜之，诚未喻也。”太祖曰：“汝不闻古人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陈友谅兵虽众强，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连年，数败而无功，不能养威俟时。今日适劳于东，明日又驰骛于西，失众心也。夫兵贵时动，动则威，威则胜。我以时动之师威不震之虏，将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鸷鸟搏击，巢卵俱覆。此所以为吾破也。”诸将皆叹服。
十二月戊午，太祖阅武于鸡笼山，还，坐西苑，召指挥华云龙等谕之曰：“今日所阅骑士，汝能知其数否？”对曰：“不知。”太祖曰：“阵势或圆或方，或纵或横，敛合布散，悠往忽来，使人莫测。善用兵者，以少为众，以弱为强，逸己而劳人，伐谋而制胜。运乎阴阳，行乎鬼神，虽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谋，斯为妙矣。大抵两敌相对，在审其强弱，识其多寡，以正应以奇变，奇正合宜，应变弗失，百战百胜之道也。汝等其识之。”
甲辰二月己巳，句容儒土戎简见太祖，与语及陈氏之事，简曰：“主上向者败陈氏于九江，其众既溃，何不乘胜直抵武昌，而乃引还？今虽克之，费力亦多矣。”太祖曰：“汝儒者，岂不闻覆巢之下有完卵乎？况事有缓急，兵贵权宜。当陈氏兵败，我岂不知乘胜以蹴之？《兵法》曰：穷寇勿追。若乘胜急追，彼必死斗，杀伤必多，吾故纵之，遣偏师缀其后，防其奔逸。料彼创残之余，人各偷生，喘息不暇，岂复敢战？我以大军临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师不伤，二者生灵获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简大悦服。他日，太祖与诸将论用兵方略，因谓请将曰：“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前者戎简所言，吾虽非之，然当时将校亦有劝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师蹙之武昌，贼众可以全获。军中皆以为奇谋，不知简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当思之，勿以吾不用简言而遂轻儒者。”甲辰五月丙寅，太祖谕诸将曰：“汝等所统军士，虽有众寡不同，要必皆识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缓急用之，如手足相卫，羽翼相蔽，必无丧失。若但知其名数。不识其能否，猝临战阵，何以应敌？且人家有僮仆，亦须知其能否。矧为将率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则勇者效力，智者效谋，鲜有不尽心者。苟一概视之，则勇者退后，而智者韬策矣。汝等其识之。”
乙巳春正月乙酉，太祖将经理淮甸，亲阅试将士，命镇抚居明率军士分队习战，胜者赏银十两，其伤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赏银有差。且遍给酒馔劳之，仍赐伤者医药。因谕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倾溺；弓马不素习，而欲攻战，未有不败者。吾故择其汝等练之，今汝等勇健若此，临敌何忧不克？爵赏富贵，惟有功者得之。”顾谓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贵多而贵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阵。近闻军中募兵多冗滥者，吾特为戒之，冀得精锐，庶几有用也。”
辛丑，命千户夏以松守临江，张信守吉安，单安仁守瑞州，悉属江西行省节制。将行，太祖召以松等谕之曰：“汝皆吾亲故有功之人，故命以专城之寄。夫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安则汝亦安矣。昔者丧乱，未免有事于征战。今既平安，在于安辑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当谨防损伤。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坏，则器为废器，守者亦不得无责矣。吾不以富贵而忘亲故，汝等勿以亲故而害公法。庶几上下之间，恩义兼尽，生民享安全之福，汝等亦有无穷之美矣。”
九月丙辰，太祖谕诸将校曰：“近平章常遇春克襄阳，军还之日，极称先锋张焕勇智兼人，小心畏法，予闻甚喜。若其始终如一，不易所守，异日用将一军，未尝不可。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于粗鄙，则失于骄蹇。若焕既有如是之能，而小心畏法，此其所以可喜也。汝等当壮盛之年，正当发奋以取功名，岂可碌碌，随众进退？我之用人，一善皆录，不掩其能。毋谓杂处于众人之中而我不汝知。譬如良金在沙，而淘者识之；美玉在璞，而琢者取之。若果能建立奇勋，即有超人爵赏。苟畏怯无能而希慕赏功，犹不稼穑而欲望有秋，其可得乎？”
丙午四月癸亥，淮安降将梅思祖等至建康，太祖谕之曰：“汝等多故赵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继归张氏，复食其禄。今来归我，宁无旧主之思乎？”诸将对曰：“草昧之际，诚欲择豪杰以自附。今幸去彼而从主上，犹出昏暗睹天日，岂敢有反覆耶？”太祖曰：“汝岂真知我之可附哉？”诸将曰：“臣观主上豁达大度，英明果断，推赤心以任人，辍衣食以赏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诚得所归。”太祖曰：“尔等既无二心，当戮力建功，以保富贵。”诸将皆顿首谢。
七月丁未，太祖以淮安诸郡既平，遂议讨张士诚，召中书省及大都督府臣，谓曰：“张士诚据姑苏，数侵扰吾，近皆为吾境内之寇，不可不讨。诸公其熟计之。”右相国李善长对曰：“张氏宜讨久矣。然以臣愚观之，其势虽屡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储积，恐难卒拔，宜候隙而动。”太祖曰：“彼昏淫益甚，挑衅不已，今不除之，终为后患。且彼疆域日蹙，长淮东北之地皆为吾有，吾以胜师临之，何忧不拔？况彼败形已露，何待观隙？”徐达进曰：“张氏骄横，暴殄奢侈，此夭亡之时也。其所任骁将如李伯升、吕珍之徒，皆龊龊不足数，徒拥兵众为富贵之娱耳。其居中用事者，黄、蔡、叶三参军辈，迂阔书生，不知大计。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锐之师，声罪致讨，三吴可计日而定。”太祖喜顾达曰：“诸人局于所见，独尔合吾意，事必济矣。”
八月辛亥，命中书左相国徐达为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万伐张士诚。太祖御戟门，集将佐谕之曰：“古人立大功于天地间者，必因其时以立其志，如伊尹佐汤以伐桀，吕望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时，而志在于天下苍生也。自大乱以来，豪杰并起，所在割据称名号者不可胜数。江南乱雄，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皆连地千里，拥众数十万。吾介乎二人之间，相与抗者十余年。观二人所为，其志岂在于民？不过贪富贵、聚渊薮、劫夺寇攘而已。友谅败灭，独士诚据有浙西，北连两淮，恃其强力，数侵吾之疆场。赖诸将连岁往讨，克取两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苏诸郡未下，故命卿等讨之。卿等宜戒饬士卒，毋肆虏略，毋妄杀戮，毋废丘陇，毋毁庐舍。闻张士诚母葬姑苏城外，慎勿侵毁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诸将帅务在辑睦，勿纵左右欺凌军士。凡为将之功，必资士卒，善抚恤之。大抵克敌者必以成功为效，树德者必以广恩为务。卿等勉之。”诸将皆再拜受命。
吴元年七月戊寅，太祖谕诸将曰：“兵以地乱，非为乱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所不为。曩者元季兵兴，群雄角逐，恃威凭陵者非止一人。其间有以货财而贪戾者，有以声色而淫暴者，有因仇雠而报复者，有因忿怒而加诛者。提兵奋旅，求快意于一时，而不知伤人害物，有不胜其荼毒。朕往往行师之际，必申严号令，以戢贪暴。汝等从事征讨，宜体此意。若曹彬、曹翰之事，可为劝戒矣。吾尝以此谕徐达为将之道，虽务威严，要之以仁爱为本。达能听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杀戮，可谓善将矣。汝等其勉效之。”九月甲戌，命参政朱亮祖帅浙江衢州、金华等卫马步舟师（讨）方国珍。太祖曰：“方国珍鱼盐负贩，呰窳偷生，观望从违，志怀首鼠。今出师讨之，势当必克。彼无长策，惟有泛海遁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杀一人。”于是亮祖顿首受命而行。
戊子，太祖御戟门阅试将士，因谕千户赵宗等曰：“军士行伍不可不整，进退不可无节。虽营庐舍，亦必部伍严整，遇有调发，易于呼名，不致失次。自今居营者必以总旗为首，小旗次之，军人又次之，列屋而居。凡有出征，虽妇女在家，亦得互相保爱。临敌之时，亦如前法。居则部伍不乱，行则进退有节。加之将有智谋，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复简阅骑士弓弩，各为部分，谕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于百步之内，则弓无败折之患。驭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则马力疲矣。故善驭马者，常使其力有余而不尽，则马无蹶伤之失。况攻战之际，马力居多，平原旷野驰骋，上下无不从志，克敌追奔，所向无前，皆在马力。若不善于调养，使其力乏，则临阵之际必至败事，无以成功矣。”因下令将士不得私乘战马及载他物，违令者罪之。
十月甲子，命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掌军国重事鄂国公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甲士二十五万，由长淮入大河，北取中原；中书平章胡廷瑞为征南将军、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吉安、宁国、南昌、袁、赣、滁、和、无为等卫军，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广参政戴德随征湖广；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率武昌、荆州、益阳、常德、潭、岳、衡、沙等卫军取广西。太祖召诸将谕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锅乱、安生民，故命将出师，必在得人。今诸将非不健斗，然能持重，师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者，莫如大将军达；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降陷阵，所向披靡，莫如副将军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战，但患其轻敌耳。吾前在武昌，亲见遇春才遇数骑挑战，即轻身赴之。彼陈氏如张定边者何足称数？尚据城指挥，遇春为大将，顾与小校争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临大敌，遇春须领前锋，或敌势强，则遇春与参将冯宗异分为左右翼，各将精锐以击之。左丞薛显、参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诸军，可各领一军，使当一面。或有孤城小敌，但遣一将有胆略者，付以总制之权，皆可成功。达则专主中军，策励群帅，运筹决胜，不可轻动。古云：将在军，君不与者胜。汝等其识之。”又谓达曰：“门外之事，汝实任之。兹行必自山东次第进取。山东，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师行之际，须严部伍，明分数，一众心，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使战必胜，攻必取。我虚而彼实则避之，我实而彼虚则击之。将者，三军之司命，立威者胜，任势者强。威立则士用命，势重则敌不敢犯。吾尝与诸豪杰并，观其取败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势轻也。汝其慎之。”谕友德曰：“此行汝当努力。昔汉高祖与项羽争衡，彭越宣力于山东，今用师自山东始，汝其勉之。”谕廷瑞曰：“汝以陈氏丞相来归，事吾数年，忠实无过，故命汝总兵往取福建。何文辉为尔之副，湖广参政戴德从汝调发。二人皆吾亲近之人，勿以此故废军政。凡号令征战，一以军法从事。吾昔微时在行伍中，见将帅统御无法，心窃鄙之。及后握兵柄，所领一军，皆亲附之士，一日驱之野战，有二人犯令，即斩以徇，众皆股栗，莫敢违吾节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为？闻汝往年尝攻闽中，必深知其地理险易。今总大军进往，凡攻围城邑，必择便利可否为之进退，无失机宜。克定之功，全赖于汝。”于是达等辞出。
是日，大将军徐达等与诸将各率兵启行。太祖复大召诸将士谕之曰：“今命尔诸将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师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此阴骘美事，好共为之。”复谕杨田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图，惟北山东尚未宁一，两广、八闽尚未归附。已命丞相徐达、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等分道南征，以取八闽。俟八闽既定，就以其师航海趋广东。故命尔等率荆湘之众，进取广西。两军合势，何征不克？何坚不摧？尔其务靖乱止暴，抚绥顺附，使远人畏服，懋建乃勋，毋替予命。”诸将皆顿首受命，各引兵发。
十二月辛亥，太祖遣人谕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曰：“闻将军已下齐鲁诸郡，中外皆庆，予独谓胜而能戒者，可以常胜；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虽胜若始战；警者，虽安若履危。夫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千败，乃可以无败；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须周防谨密，常若临敌，勿生懈怠，为人所乘。慎之！慎之！”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征南将军汤和移师进攻延平，太祖遣使赏敕谕和曰：“军中之事，难于执一，惟当以德服人，必其负固弗顺，然后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迩者，迩者远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凭。迩服则远来，大慑则小惧。”又曰：“若欲人不违己，当使之以信；欲人成功，当任之以专。不信则令不一，不专则权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谕之。”
三月甲戌，太祖谕武臣曰：“汝曹从朕起兵，攻城略地，多宣劳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有升擢居汝辈之上，而尔反在其下，非弃旧取新。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无私。彼有智谋才略，克建功勋，故居汝辈之上。夫有兼人之才，出众之智，乃有超人之爵赏。汝辈苟能日亲贤士大夫以广其智识，努力以建业，不患爵位之不显也。”于是皆顿首感激。各赐绣衣以慰勉之。
乙酉，太祖御奉天门，与刘基论兵事。太祖曰：“克敌在兵，而制兵在将。兵无节制则将不任，将非人则兵必败。是以两军之间，决死生成败之际，有精兵不如（有）良将。”基对曰：“臣荷圣上厚思，得侍左右。每观庙算，初谓未必皆然，及至摧锋破敌，动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将在陛下，将之胜不若主之胜也。然臣观陛下常不拘古法而胜，此尤所难也。”太祖曰：“兵者，谋也。因敌制胜，岂必泥于古哉？朕尝亲当矢石，观战陈之事，阖辟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耳。亦何暇论古法耶？”
洪武二年正月丙申，太祖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群臣，宴毕，太祖见诸功臣进退有礼，召前谕之曰：“朝廷之间，以礼为主。人之有礼，如衣之有章。朕闻元世祖命伯颜、阿术二人平江南，班师之日，世祖遣儒臣许衡斋酒郊迎之，两人推让，莫肯先饮。伯颜曰：阿术之功当先酌。阿术曰：伯颜之功当先酌。相让者久之。衡叹曰：贤矣哉！古有拔剑击柱而争功者，视此何如？今观卿等虽出身行阵，而进退周旋，不失礼度，朕为之宴。卿等能始终如此，何患后世无称道之者。”三月丙申，命京卫将士练习武艺。是时诸将率师平定中原，入关陕，而将士之留京师者多安逸。太祖谕之曰：“凡事必预备然后有济。先时浚流，临旱免忧，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当闲暇之日，宜练习武艺，不可谓无事，使可宴安也。夫溺于宴安者，必至于危亡；安而虑危者，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非易，保禄尤难。今国家之用人，正如用车，苟有龃龉不行，即移载他车矣。汝等其戒之！”诸将皆顿首谢。戊戌，太祖谕指挥同知袁义曰：“尔所统军士，多山东健儿，勇而好斗，若加训练，悉是精兵。然当推恩意以怀之，严号令以一之，庶几临敌之际得其死力。今新升武职者多，不知训练之法，不思今日富贵皆自战功得之。且智超百人，为百人之长，智超千人，为千人之长；智超万人，为万人之长。昔平章俞通海与陈氏战鄱阳湖，陈氏以巨舰压通海舟，势危急，其所统军士皆奋勇力，以首（舟氐）舰，铁帽尽坏而后得脱。非通海训练有素，恩威兼济，安能得其死力若此？尔等宜效之，慎毋愈惰废事。”
庚子，太祖谕诸将校曰：“自古帝王，居安虑危，处治思乱。今天下初定，岂可遽以为安而忘警戒？朕观尔等智虑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贵，取娱乐，于所统军士懵然不知简练。倘一旦有警，将安用之？朕昔下金华时，馆于廉访司，有给扫除老兵数人，能言元时点兵事。使者问其主将曰：尔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将举所佩繁囊，出片纸，指其名曰：尽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乱，无兵可用，乃集农夫、驱市民为兵，至不能弯弓发一矢，骈首就戮，妻子为俘。国之亡者，实此辈亡之矣。汝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六月庚辰，以大都督府都督佥事张温兼陕西行都督府前事。温先从大将军攻兰州有功，及是入谢，太祖谕之曰：兰州之捷，可谓奇功。夫将帅之道，有功不伐则功益显，恃功骄恣则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无敌。若乏仁寡智，虽有勇敢之士百万，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将，抚摩安辑，见情达变，坐而制胜，以树勋立名于当时者，国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终，万古不朽。其余悍骄恣横者，及其成功之后，即复纵肆，以致败亡。此盖勇力有余而仁智不足故也。《传》曰：高而不危，满而不溢。又曰：功盖天下，守之以谦。尔能守此为戒，则可以长保富贵矣。”
十一月辛丑，太祖朝罢，退坐东阁，召诸武臣问之曰：“尔等退朝之暇，所务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尝近亲儒生乎？往在战阵之间，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今居闲无事，勇力无所施，当与儒生讲求古之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骄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终者何人？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
十二月戊午，太祖闻指挥有笞虐军士者，乃召羽林卫指挥使叶升等谕之曰：“尔等指挥之职，乃五千人之长也。简阅士伍，当示以恩信，抚而教之，不可恃威势辄加凌虐。且居京师治军，与阃外行军之法不同。彼号令不严则失机误事。在京唯当勤操练、善抚绥而已。近闻指挥多以细故箠楚军士，尔辈独不念所得名爵，皆军士之力也？今天下无事，尔既各享富贵，军士无预，乃不加抚恤，反凌虐之，大失人心。汝等其戒之。若复尔，罪必不宥！”
己未，太祖谓诸武臣曰：“治定功成，颁爵授禄。尔等享有富贵，正当与贤人君子讲学，以明道理，以广见闻，通达古今之务，以成远大之器。岂可苟且自足，止于武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学，徒长骄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岂识成败之迹？古之良将，皆文武相资，尔等不可以为两途。有识者必然吾言，其次在从违之间，其下者耳若不闻。吾言谆切，尔等其勉识之。”
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命赏征甘肃京卫军士一万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万四千两。时公侯、都督、指挥、千百户，以匿所获马骡牛羊不赏。太祖因谕之曰：“为将者不私其身，况于物乎？昔祭遵为将，忧国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载惟图书。汝等能法古人，则令名无穷。今之不赏汝等，当省躬以思补过。”诸将皆叩头谢罪而退。
洪武六年三月戊申，太祖亲阅武于教场。既罢，谕诸将臣曰：“畜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兵民相资，彼此相利。今尔等无耕耨之劳而充其食，无织衽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于民也。较于民之勤苦，而衣食常有不足。然无知之徒，不知捍御之道，横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弊者，是自损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尔等勤劳建功，皆已荣显，宜戒其纵恣之心，体朕恤下之意。且贵能思贱、富能思贫者，善处富贵也；忧能同其忧、乐能同其乐者，善体众情也。不违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贵矣。”
洪武七年四月壬寅，永道、桂阳诸州蛮寇窃发，命金吾右卫指挥同知陆龄率兵讨之。太祖谕之曰：“蛮夷梗化，自作不靖，今命卿等讨之。军旅之事，以仁为本，以威为用。申明号令，不可姑息。号令明则上有励心，姑息行则人怀怠志。士心励，虽少必济；人志怠，虽众弗克。所谓仁者非姑息，所谓威者非杀伐。仁以抚众，威以振旅，则鲜有不克。”龄受命行，皆讨平之。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丁亥，太祖御奉天门，谓左都督丁玉曰：“尔近征威、茂诸州，幸已成功。然闻尔在军中谋士甚少，间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为将必先智谋，智谋必在用士。故推诚待人，则人为我用；若待之不诚，亦孰肯尽心效用哉？盖得士者胜，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推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敌？固有竭万人之力以应敌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敌而有余，此用智力之殊也。既往之功，幸焉有成，后将有命，宜审于此。”洪武二十年十且己酉，太祖与诸将论兵政。太祖曰：“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国家未宁，用兵以戡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也。盖兵能弭祸，亦能召乱。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结怨启衅，适足以召乱耳。正犹医家妄以瞑眩之药强进无病之人，纵不残躯陨命，亦伤元气。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尔等皆有军旅之寄，宜深体朕意，庶几无失。”
洪武二十一年六月，是月，太祖闻世袭武臣有苛刻不恤军士者，特敕谕之曰：“尔今居位食禄者，岂尔之能哉？皆由尔祖父能抚恤军士，流庆于尔也。朕观国初诸老成将官，初起兵时，收抚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抚之，亲如兄弟，爱如骨肉。故攻战之际，诸士卒争先效力，奋身不顾，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称其善战，而不知由其善抚士卒，故能如此。甚至疾患扶持，服劳奔走，一如子弟之于父兄，无不尽心。至论功定赏，大者为公侯，小者为千百户。若以一人之身，无士卒之助，能敌几何人哉？今尔等承袭祖父之职，自思富贵由士卒而来，或苦虐之，使强者致讼，弱者怀怨，众心不辅，遇攻战则先退，遇患难则弃走。上以败国事，下以丧身家，此何异农夫种田，拔其嘉苗，致饥以死也！夫为人之长而虐其下，不仁；败国之事，不忠；亡先人之业，不孝。尔等何不思之？其贤父母、兄弟、妻子及乡党朋友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劝戒，守法度，恤军士，则永享太平安乐之福矣。”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丙戌，赐天下武臣《大诰》，令其子弟肄习。太祖谓兵部左侍郎沈溍等曰：“曩因武臣有违法厉军者，朕尝著《大诰》昭示训戒，格其非心，开其善道。今思其子孙世袭其职，若不知教，他日承袭，抚驭军士，或蹈覆辙，必至害车。不治则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盖导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训人以善言，如济之以舟楫。尔兵部其申谕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