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释曰：此题，诸本文多不同，晋、宋古文多云《春秋穀梁传序》，俗本亦有直云《穀梁传序》者。然“春秋”是此书之大名，传之解经，随事则释，亦既经传共文，题名不可单举。又此序末云“名曰《春秋穀梁传集解》”，故今依上题焉。此序大略凡有三段。第一段自“周道衰陵”，景莫善於《春秋》”，释仲尼修《春秋》所由，及始隐终麟之意。夫圣哲在上，动必合宜，而直臣良史克施有政，故能使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洎乎周德既衰，彝伦失序，居上者无所惩艾，处下者信意爱憎，致令九有之存唯祭与号，八表之俗或狄或戎。故仲尼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其始隐终麟，范自具焉。第二自“《春秋》之传有三”景君子之於《春秋》，没身而已”，释三传所起及是非得失。仲尼卒而微言绝，秦正起而书记亡。其《春秋》之书，异端竞起，遂有邹氏、夹氏、左氏、公羊、穀梁五家之传。邹氏、夹氏，口说无文，师既不传，道亦寻废。左氏者，左丘明与圣同耻，恐诸弟子各安其意，为经作传，故曰《左氏传》。其传之者，有张苍、贾谊、张禹、翟方进、贾逵、服虔之徒。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得立。公羊子名高，齐人，受经於子夏，故《孝经说》云“《春秋》属商”是也；为经作传，故曰《公羊传》。其传之者，有胡母子都、董仲舒、严彭祖之类。其道盛於汉武帝。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穀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穀梁》，擢千秋为郎，由是《穀梁》之传大行於世。然则三家之传，是非无取，自汉以来，废兴由於好恶而已。故郑玄《六艺论》云：“《左氏》善於礼，《公羊》善於谶，《穀梁》善於经。”是先儒同遵之义也。言“《左氏》善於礼”者，谓朝聘、会盟、祭祀、田猎之属不违周典是也。“《公羊》善於谶”者，谓黜周王鲁及龙门之战等是也。“《穀梁》善於经”者，谓大夫曰卒，讳莫如深之类是也。其三传是非，序文自具。第三自“升平之末”，景《穀梁传集解》”，释己注述之意，并序《集解》之人，案《晋书》范甯字武子，顺阳县人，为豫章太守，父名注。长子名泰，字伯伦；中子名雍，字仲伦；小子名凯，字季伦。其从弟则注云“邵曰”是也，言“先君”则父注是也。以传《穀梁》者虽多，妄引三传，辞理典据不足可观，故与一门徒商略名例，传示同异也。所云名例者，即范氏所据，别为《略例》一百馀条是也。其《春秋》及经传之名，在后别释。谓之序者，序述经传之旨，并明巳注作之意也。
昔周道衰陵，乾纲绝纽，乾，其连反，天也。纽，女久反。礼坏乐崩，彝伦攸斁。彝伦，以之反；彝，常；伦，理也。攸斁，丁故反，字书作，败也。弑逆篡盗者国有，弑，申志反，又作杀，音同。篡盗，初患反，《尔雅》云：“取也。”淫纵破义者比肩。淫纵，子用反。
[疏]“昔周”至比肩。○释曰：“仲尼之修《春秋》，因衰乱而作，故序先述周道衰也。云“昔”者，范氏晋世之人，仰追周代，故曰“昔”。云“周道衰陵”者，总述幽、厉以来也，指衰极言之，则平、桓之世也。知者，幽、厉虽则失道，名器未失，《诗》犹入《雅》；平王东迁之后，下同於《国风》，政教所被，才及郊畿，仲尼修《春秋》，以平王为始，知衰极是平、桓也。“衰陵”谓衰弱陵迟。云：“乾纲”者，乾为阳，喻天子，坤为阴，喻诸侯；天子总统万物，若纲之纪众纽，故曰“乾纲”。云“绝纽”者，纽是连系之辞，故昭十三年《左传》云：“再拜皆厌纽。”《玉藻》云：“纽约用组。”诸侯背叛，四海分崩，若纽之绝，故曰：“绝纽”。云“礼坏乐崩”者，通言之耳。知非乐是阳，故以“崩”言之，礼是阴，故以“坏”言之者，正以《诗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明知通矣。云“彝伦攸斁”者，《尚书·洪范》文也。礼以安上治民，乐以移风易俗，礼乐崩坏，故常道所以败也。“弑”谓臣弑君，“逆”谓子弑父，“篡”谓以庶夺正，“盗”即哀四年传云“春秋有三盗”是也。
是以妖灾因衅而作，衅，许靳反。民俗染化而迁，阴阳为之愆度，为之，于伪反，下同。七耀为之盈缩，缩，所六反。川岳为之崩竭，鬼神为之疵厉。疵，才斯反。厉音例，又作疠。
[疏]“是以”至“疵厉”。○释曰：宣十五年《左传》云：“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是妖灾因衅而起也。云“阴阳愆度”者，谓冬温夏寒，失其节度。云：“七耀盈缩”者，谓日月薄食，若晦食则是月行疾，食朔与二日是月行迟。又《五行传》云：“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朓，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朓则侯王其恭，侧匿则侯王其肃”，是由君行使之然也。五星亦有迟疾，故襄二十八年《左传》云“岁在星纪，而淫於玄枵，”是也。谓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谓之“七曜”。五星者，即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镇星是也。云“川岳崩竭”者，谓《周语》云幽王之时，三川震，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岳”是山之类，即梁山沙鹿崩是也。云“鬼神疵厉”者，旧解以为“鬼神”即宗庙，是也。“疵厉”谓灾变也。言人弃常制，致宗庙之灾，即桓宫新宫灾是也。今以为“鬼神为之疵厉”，即《国语》云“杜伯射宣王於镐”，《左传》云：“伯有之鬼为厉是也。
故父子之恩缺，则《小弁》之刺作；缺，丘悦反。弁，步寒反。刺，七赐反。此所引皆《诗》篇名，《谷风》在《邶风》，余皆《小雅》。君臣之礼废，则《桑扈》之讽兴；扈音户。讽，方凤反，又作风。夫妇之道绝，则《谷风》之篇奏；骨肉之亲离，则《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则《白驹》之诗赋。
[疏]“故父”至“诗赋”。○释曰：“今范引此者，即周道之衰微，废此五事，为此仲尼作《春秋》也。故《孔丛》云“孔子读《诗》至《小雅》，废卷而叹，感《诗》修《春秋》”是也。云“《小弁》之刺作”者，《小弁》，《诗·小雅》，周幽王废太子宜臼，故大子之傅作诗以刺之。云《桑扈》之讽兴”者，《桑扈》亦《诗·小雅》，刺幽王君臣上下动无礼文焉，故作是诗以讽之。云“《谷风》之篇奏”者，《谷风》，卫人剌其君无德，故令国内之人得其新婚者并弃其旧室，风俗衰坏，故作是诗以刺之。言“奏”者，谓奏进此诗，与上文“作”、“兴”不异，但述作之体，欲辟文耳。云“《角弓》之怨彰”者，《角弓》，《诗·小雅》，以幽王不亲九族，故作诗以刺之，言族人怨之彰显，故云“《角弓》之怨彰”。云：“《白驹》之诗赋”者，《白驹》，《诗·小雅》，宣王之末，不能任贤，致使贤人乘白驹而去也。此引《诗》之次，先云《小弁》，后言《白驹》者，以父子是人伦之端首，六亲之莫大，故先言之。其次则有君臣，若君臣礼废，则上下无序，故次《桑扈》。夫妇者，生民之本，室家之原，欲见从近及远，故夫妇先九族，是以《谷风》在《角弓》之上。《白驹》是贤人弃君，又非亲戚，故最后言之。或当随便而言，更无次第之例。知者，《白驹》是宣王之诗，而言在幽王之诗下，是无先后之次也。
天垂象，见吉凶。见，贤遍反。圣作训，纪成败。欲人君戒慎厥行，行，下孟反。增脩德政。
[疏]“天垂”至“德政”。○释曰：《易》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象则日月之曜，成形则山川之形。“见吉凶”者，即上“七曜为之盈缩，川岳为之崩竭”是也。独言天象者，旧解云，尊作法之本，明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以为川岳崩竭，亦是天使为之，故总言“垂象”以包之。云“圣作训，纪成败”者，谓若《春秋》书日食、星陨、山崩、地震，记灾录异，善恶褒贬等，皆所以示祸福成败之原，存亡得失之本，欲使人君戒慎其所行，改修德政，以消灾咎也。
盖诲尔谆谆，听我藐藐，藐，亡角反。履霜坚冰，所由者渐。
[疏]“綯诲”至“者渐”。○释曰：言此者，明圣人虽作法，愚者不能用也。言我教诲汝王谆谆然，何故听我言藐藐然而不入？此《诗·大雅·抑》篇，刺厉王之诗也。云“履霜坚冰”者，《易·坤卦》初六爻辞，《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至其道，至坚冰也。”引之者，取积渐之义也。
四夷交侵，华戎同贯，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故两观表而臣礼亡，观古乱反朱干设而君权丧。丧，息浪反，下“道丧”同。下陵上替，僣逼理极。替，他计反。僣，子念反。天下荡荡，王道尽矣。
[疏]“四夷”至“尽矣”。○释曰：“云“四夷”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总号也。云“交侵”者，谓交相侵伐也。云“华戎同贯”者，谓诸夏与夷狄无异也。旧解“四夷交侵，华戎同贯”，指谓当《春秋》之时，今以为文势在幽王之上，则当亦兼据幽、厉以来，故《节》诗刺幽王云“斩伐四国”，又曰“国既卒斩”，及宣王、幽王并为夷狄所败，则此段序意论衰之积渐，不直据《春秋》之时明矣。云幽王见祸，平王东迁者，《周本纪》幽王既得褒姒，废申后而黜大子宜臼，申侯与鄫人及犬戎杀幽王於骊山之下，尽取周贿而还，乃与诸侯就申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东迁洛邑是也。云“两观”巳下者，昭三十五年《公羊传》云：“子家驹谓昭公曰：‘诸侯之僣天子，大夫之僣诸侯久矣。’公曰：‘吾何僣哉？’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然则诸侯不立两观，周衰，诸侯僣而置之，是臣无有事君之礼也。天子之舞始设朱干，诸侯今亦用之，是君之权丧失也。云“僣逼理极”者，谓僣上逼下之理至极也。据君失权言之是逼下，以臣陵君是僣上。或以为直据臣言之，理亦通也。云“王道尽矣”者，言法度废坏尽也。
孔子睹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喟，起愧反，又苦怪反。“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1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师而正《雅》、《颂》，大师音泰。因鲁史而修《春秋》，列《黍离》於《国风》，齐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复，扶又反。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被，皮义反。
[疏]“孔子”至“后也”。○释曰：旧解引杨雄《剧秦篇》曰：“当秦之世，海水群飞。“海水”喻万民，“群飞”言散乱。又引《孟子》云：“当尧之世，洪水横流。”言不复故道，喻百姓散乱，似水之横流。今以为沧海是水之大者，沧海横流，喻害万物之大，犹言在上残虐之深也。云“就大师而正《雅》、《颂》”者，大师，乐官也，《诗》者，乐章也，以大师掌《诗》乐，故仲尼自卫反鲁，就而正之。直言《雅》、《颂》者，举《雅》、《颂》则《风》诗理在可知。又《雅》、《颂》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知非为师挚理之，故仲尼不正者，师挚直闲《关雎》之音而已。《诗》之颠倒，仍是仲尼改正，故此序云仲尼“列《黍离》於《国风》”。杜预注《左氏》云“后仲尼删定，故不同”，是也。然则作《诗》之体，《风》、《雅》先定。《黍离》若是《风》体，大师不得列之於《雅》、《颂》之中；若是《雅》、《颂》之体，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风》诗之中。而云“列《黍离》於《国风》”者，诗人咏歌，实先有《风》、《雅》之体，《黍离》既是《国风》，诚不可列之於《雅》、《颂》。但天子不风，诸侯不雅，仲尼刊正，还同《国风》，亦是仲尼列之。
於时则接乎隐公，故因兹以托始，该二仪之化育，赞人道之幽变，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著劝诫，拯颓纲以继三五，拯，拯救之拯。颓，徒回反。鼓芳风以扇游尘。
[疏]“於时”至“游尘”。○释曰：“平王四十九年，隐公之元年，故曰“接乎隐公”。亦与惠公相接，不托始於惠公者，以平王之初，仍赖晋郑，至於末年，陵替尤甚，惠公非是微弱之初，故不托始於惠公。隐公与平王相接，故因兹以讬始也。“该”者备也。“二仪”谓天地，言仲尼修《春秋》，济群物，同於天地之化育。云“举得失以彰黜陟”者，谓若仪父能结信於鲁，书字以明其陟；杞虽二王之后，而后代微弱，书子以明其黜。云“明成败以著劝诫”者，成败黜陟，事亦相类。谓若葵丘书日，以表齐桓之功；戎伐凡伯，言戎以明卫侯之恶。又定、哀之时为无贤伯，不屈夷狄，不申中国，皆是书其成败，以著劝善惩恶。云“拯颓纲以继三五”者，於时王侯失位，上下无序，纲纪颓坏，故曰“颓纲”。今仲尼修《春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拯”者救溺之名，言欲拯此颓纲，以继三王五帝。先言三王者，欲见三王可以继五帝，从小至大之意，或亦随便而言。云“鼓芳风以扇游尘”者，旧解以正乐为芳风，淫乐为游尘。乐可以降天神，出地祇，故云“芳风”。淫乐鬼神不享，君子不听，故曰“游尘”。或以为善之显著者为芳风，恶之烦碎者为游尘，理亦足通耳。但旧解云范氏别录如此，故两存之。
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衮，古本反；衮冕，上公之服。片言之贬，辱过巿朝之挞。贬，彼检反。巿朝，直遥反。挞，吐达反。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匿，女力反。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
[疏]“一字”至“典也”。○释曰：言仲尼之修《春秋》，文致褒贬。若蒙仲尼一字之褒，得名传竹帛，则宠逾华衮之赠，若定十四年石尚欲著名於《春秋》是也。若被片言之贬，则辱过巿朝之挞，若宣八年仲遂为弑君不称公子是也。言“华衮”则上比王公，称“巿”、“朝”则下方士庶。衮则王公之服而有文华。或以对“巿”、“朝”言之，“华衮”当为二，非也。云“德之所助，虽贱必申”者，谓若吴是东夷，可谓贱矣，而襄二十九年因季札之贤而进称爵，是其申也。云“义之所抑，虽贵必屈”者，谓若秦术是卿，可谓贵矣，而文十二年以其敌晋而略称名，是其屈也。云“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者，旧解若公子翚假桓公之势，匿情於隐，可谓非人臣也，故隐四年、十年皆贬之，是不得逃其罪也。云“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者，谓若公弟叔肸不食逆主之禄，潜德昧身，不求宠荣之名，独运其道，宣十七年著名《春秋》，是无所隐其名也。或以为“匿非”谓隐匿其非，便於旧解。
先王之道既弘，麟感而来应。麟本又作驎，吕辛反，瑞兽也。应，应对之应。因事备而终篇，故绝笔於斯年。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邪，似嗟反。莫善於《春秋》。
[疏]“先王”至“《春秋》”。○释曰：“先王”谓文武。言仲尼修《春秋》，贵仁重德，崇道抑邪，弘大先王之道，麟感化而至。杜预解《左氏》，以为获麟而作《春秋》。今范氏以作《春秋》然后麟至者，以麟是神灵之物，非圣不臻。故《论语》云：“夙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礼器》云：“升中於天，而凤皇降，龟龙假。”《公羊传》曰：“麟有王者则至。”《援神契》曰：“德至鸟兽则麒麟臻。”是非有明王，则五灵不至也。当孔子之世，周室陵迟，天下丧乱，岂有神灵之物无故而自来？明为仲尼修《春秋》，麟应而至也。然则仲尼并脩六艺，何故不致诸瑞者？先儒郑众、贾逵之徒，以为仲尼修《春秋》，约之以《周礼》，修母致子，故独得麟也。或可仲尼脩六艺，不可五灵俱来，偶然麟应，馀不至也。“因事备”者，谓从隐至哀，文武之道协，嘉瑞来臻，是事备也。“终篇”者，谓绝笔於获麟也。
《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臧，子郎反。否音鄙，又方九反。臧否犹善恶也。褒贬殊致。
[疏]“《春秋》”至“殊致”。○释曰：“圣人作法，本无二意，故传虽有三，而经旨一也。云“臧否不同，褒贬殊致”者，“臧”谓事有所善，“否”谓理有所恶，以臧、否既异，故褒贬亦殊。谓若隐元年《左氏》贵仪父结盟，《公羊》善其趣圣；僖元年《公羊》善齐桓存邢，故称“师”，《穀梁》以为不足乎扬，故贬之；隐二年夫人子氏薨，《左氏》以为桓母，《公羊》以为隐母，《穀梁》以为隐妻，是三传异也。
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
[疏]“盖九”至“义乖”。○释曰：《汉书·艺文志》云，孔子既没，诸弟子各编成一家之言，凡为九。一曰儒家流，凡五十二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盖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心於六艺之中，留意於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为高也”。二曰道家流，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本盖出於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合於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三曰阴阳家流，凡三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盖出於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於禁忌，泥於小数，舍入事而任鬼神也”。四曰法家流，凡十家，二百一十七篇。盖出於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也”。五曰名家流，凡七家，三十六篇。“盖出於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六曰墨家流，凡六家，八十六篇。“盖出於清庙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夫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七曰纵横家流，凡十二家，百七篇。“盖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尚诈谖而弃其信”。八曰杂家流，凡二十家，四百三篇。“盖出於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九曰农家流，凡九家，百一十四篇。“盖出於农稷之官，播百穀，劝农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也”。此九家之术，“皆起於王道既微，诸侯力政，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於诸侯”。云“微言隐”者，仲尼没而微言绝，故云“隐”也。云“异端起而大义乖”者，谓同说儒家，三传各异，俱述经旨，而理味有殊也。“微言绝，大义乖”，亦《艺文志》文。李奇云：“隐微不显之言也。”
《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鬻音育。拳音权。文公纳币为用礼。《穀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纠，居黝反。《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祭，侧界反。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雠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闚也；闚，本又作窥，去规反。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嫡，丁历反，本又作適，亦同。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强，其丈反。
[疏]“《左氏》”至“者也”。○释曰：鬻拳兵谏在庄十九年，文公纳币在文二年，卫辄拒父在哀二年，不纳子纠在庄九年，祭仲废君在桓十一年，妾母称夫人在隐二年。
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当，丁浪反，下同。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舍以音舍。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可以得当之难，而自绝於希通哉！难，乃旦反。
[疏]“凡传”至“通哉”。○释曰：三传殊异，皆以通经为主。“当”者谓中於道也。言圣人之经，以必中为理。其理既中，计无差二，而三传殊说，故范氏言不得不择善而从之。云“三传殊说”者，若隐二年子氏之说，僖八年用致夫人之谈是也。择善而从之，季姬之遇鄫子，注云《左氏》“近合人情”，是也。“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者，谓若子纠、卫辄，范氏注别起异端；季子潜刃，注云“传或失之”；天子六师，方伯一军，示以凝滞；南季之聘，传言“非正”，范所不取，是也。
而汉兴以来，瑰望硕儒，瑰，古回反。各信所习，是非纷错，错，七洛反。准裁靡定。裁，在代反，又音才，下同。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石渠分争之说。父子异同，谓刘向好《穀梁》，刘歆善《左氏》。之论，力困反。石渠，其居反，阁名，汉宣帝时使诸儒讲论同异於石渠阁也。分争，争斗之争。废兴由於好恶，好，呼报反。恶，乌路反。盛衰继之辩讷。字书云：“讷，或作呐，乃骨反。”《字诂》云：“讷，迟於言也。”包咸《论语注》云：“迟钝也。”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诚君子之所叹息也。
[疏]“而汉”至“息也”。○释曰：旧解云，“瑰望”者，据容貌言之。“硕儒”者，大德之称，或当“瑰望”犹美望也。云“各信所习，是非纷错”者，若贾谊、刘歆之类，服虔、郑众之徒，皆说《左氏》之美，不论二传之得也。云“父子异同之论”者，若刘向注意《穀梁》，子歆专精《左氏》，是其异也；贾景伯父子及陈元父子皆习《左氏》，不学二传，是其同也。或解“异同”总据刘向父子言之，理亦通。云“石渠”者，汉之学名，论事校文，多在其内，故张平子云：“天禄石渠，校文之处。”“分争”者，若刘歆欲专立《左氏》，而移书大常，诸儒不从，反为排摈；陈元上疏论二传之短，亦被喧嚣，是也。云“废兴由於好恶”者，若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学兴，仲舒之义立；宣帝善《穀梁》，而千秋之道起，刘向之意存也。云“盛衰继之辩讷”者，若武帝时《公羊》师董仲舒有才辩，《穀梁》师江翁性讷，《公羊》於是大兴，《穀梁》遂尔浸废；其后鲁人荣广善《穀梁》，与《公羊》师眭孟辩论大义，眭孟数至穷屈，《穀梁》於是又兴，《公羊》还复浸息。道有升降，在乎其人，不复论其得失，故云可叹息也。
《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移验反。巫音无。《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婉，於阮反。《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没身而已矣。
[疏]“左氏”至“已矣”。○释曰：左丘明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属辞比事，有可依据。杨子以为品藻，范氏以为富艳。“艳”者，文辞可美之称也。云：“其失也巫”者，谓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申生之讬狐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厉，彭生之妖是也。云“清而婉”者，辞清义通，若论隐公之小惠，虞公之中知是也。云“其失也短”者，谓元年大义而无传，益师不日之恶略而不言是也。云“辩而裁”者，“辩”谓说事分明，“裁”谓善能裁断，若断元年五“始”，益师三“辞”，“美恶不嫌同辞，贵贱不嫌同号”是也。旧解以为“裁”谓才辩，恐非也。云“其失也俗”者，若单伯之淫叔姬，鄫子之请鲁女，论叔术之妻嫂是非，说季子之兄弟饮食是也。云“没身而已矣”者，三传虽说《春秋》，各有长短，明非积年所能精究，故要以没身为限也。
升平之末，岁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轸蕃，方元反，又作藩。顿驾于吴，乃帅门生故吏、我兄弟子姪，姪，徒节反，《字林》丈一反。杜预注《左氏传》云：“兄子曰姪。”研讲六籍，次及三传。《左氏》则有服、杜之注，《公羊》则有何、严之训。释《穀梁传》者虽近十家，近，附近之近。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
[疏]“升平”至“也已”。○释曰：此范氏言已注述之意也。“升平”者，晋之年号。“岁”谓大岁也。“大梁”是十二次名也。“先君”谓宁之父注也。“门生”，同门后生。“故吏”谓昔日君臣，江、徐之属是也。“兄弟子侄”，即邵、凯、雍、泰之等是也。“六籍”者，谓《易》、《诗》、《书》、《礼》、乐与《春秋》也。“服、杜”者，即服虔、杜预也。“何、严”者，即何休、严彭祖也。“近十家”者，魏晋已来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演、江熙、程阐、徐仙民、徐乾、刘瑶、胡讷之等，故曰“近十家”也。范不云注二传得失，直言注《穀梁》肤浅末学者，旧解以为服、杜、何、严皆深於义理，不可复加，故不论之；以注《穀梁》者，皆不经师匠，故偏论之。或当方便注《穀梁》，故言其短也。
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昊天不吊，大山其颓。昊天，胡老反。《诗》云：“欲报之德，昊天亡极。”本又作旻，亡巾反。匍匐墓次，死亡无日。匍音蒲，又音扶。匐，蒲北反，又音服。日月逾迈，逾音榆。跂及视息。跂，丘弭反，又丘豉反。乃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业未及终，严霜夏坠，坠，直类反。从弟彫落，从，才用反。二子泯没。泯，忘忍反，又作汦。天实丧予，丧，息浪反。何痛如之！今撰诸子之言，各记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传集解》。
[疏]“於是”至“《集解》”。○释曰：“商略名例”者，即范氏别为略例百馀条是也。言“旻天”者，以父卒，故以杀方言之。“旻天不吊”，哀十六年《左氏》文也。云“大山其颓”者，《礼记·檀弓》文也。“集解”者，撰集诸子之言以为解，故曰集解。杜预云：“集解者，谓集解经传。”与此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