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所言，包括多数急性热病，并非专论肠伤寒。其论太阳不可下，乃指有表证者而言，非谓起病三日以内。其用承气，亦指有下证者而言，非谓肠伤寒二三周之候。是伤寒论之下法，与肠伤寒之禁下，本不相悖。近人误认伤寒论专论肠伤寒，遂发生宜下与禁下之疑问。汤本之《皇汉医学》，即坐此失。至就临床实验而言，则肠伤寒者，市医所谓湿温(宋以前所谓温湿者，乃别是一病，非肠伤寒)。其病初起多不见太阳，病久亦不见阳明下证，乃多数始终属少阳部位。既是少阳，则不发汗，亦不攻下，实际上与西医之治法更不相悖矣。

西医于初起病时用泻药，被就其生理病理知识而论，则荡涤肠内容物，宜与病体有益无损。不知病有表证者，误下则大坏事。盖用药治疗，无非助人体自然疗能之抵抗，非药力自能敌病也(多数如此，亦有少数直接除病之药)。表证者，自然疗能欲祛病毒外出于肌肤之现象。例如肠伤寒虽无真正表证，然初病时，菌不在小肠而在血。菌既在血，则祛之使从汗解，较为直接简便。若强欲下解，则扰动内脏，伤元气矣。譬如盗在大门口，当驱之从大门出，勿令通过内室，若驱之从后门出，通过全屋，则多少不免有损坏也。若谓涤除大便，与自然疗能之趋势无关，则正复不然，身体是整个活体，此呼彼应，关系极灵敏而密切。当大便之时，纵令安坐于便桶而前置桌子，决不能同时搦管作书，或饮啖食物。非嫌其臭秽，作书饮啖则大便不下，大便下时自不能做书咽物也。可知身体专注意于一种工作时，他种工作必暂时停止。若勉强从事他种工作，必影响其原工作。古人有五官并用者，乃少数之少数，非可论于一般之人。由是言之，施用泻药，必妨碍表证无疑。初病时有表证用泻药，是与自然疗能故意相左，违反治疗之原则矣。彼不依表证，故用泻药如此。其治通常之急性热病，每不如中医之稳而速，其原因不止一端，而轻易用泻药，要为最大原因之一。不然，中医所治之湿温，肠穿孔者绝少。西医治之，则惴惴然惟恐穿孔，防之无所不至，而时或仍不能不穿，此初病时误用泻药之故也。又西医书称，欧美人患肠伤寒者多下痢，故易穿孔。华人多便秘，故穿孔者少。岂知欧美人所以下痢，正因初病即求西医，或用泻药之故。华人初病时多就中医，故无由误下，乃免于下利穿孔之危耳。肠伤寒虽不多见表证，然未有下证而下之，乃是损伤正气之事也。至发表之主要作用是祛毒，然解热亦无损于病。

【附】施惠民问

中西医相反的理论，祈夫子解释：伤寒，西医遇此病，在起病三日内，必用甘汞泻之。过三日以后，则绝对不得用泻剂。但中医遇此病，有恶寒发热时(太阳时)则用发汗解热剂治之。至稽留热时(阳明)，用承气辈下之。岂非两者适得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