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的贵族生来就是贵族，但官僚却是从非官僚中产生的。那么官僚是怎样产生的呢？

汉时有两种制度：一种叫做"察举"，又一种叫做"征辟"。"察举"是由中央政府下诏规定所需要的人才的性质，要各地方政府在自己境内发现这种人才，推荐上去。至于各地方政府选拔人才给自己用，或者是中央政府直接从"布衣"或地方上卑微的官吏中征召有名望的人给他做大官，那便叫做"征辟"了。这两种制度固然都有打破世袭贵族独占做官权利的作用，但是为了中央集权的强化，这两种制度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地方政府有权自行征辟属官，这显然是妨碍中央集权的，而由中央政府直接征辟，又很难提拔出多量的人才，事实也只是偶一为之，作为政府尊贤重士的标榜而已。至于察举制，也还是授权地方政府来选录人才，更难以避免地方上的豪族权门把持操纵的流弊。所以东汉时察举虽是经常定制，但已渐参用考试的办法，就是对地方察举而来的人才，中央还要加以考试，才决定是否给官做。魏晋时行所谓"九品中正法"来选拔官僚，其实就是类似于察举制的方法，但不是由地方政府来行使察举，而由地方人士推荐，其结果更是显著地为巨姓大族所操纵，以致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实际上又成为一种少数贵族独占做官权利的现象。

所以到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加强并建立了更集中的官僚政治时，就不能不探求更适当的方法，使所需要的官僚能够不断地产生出来。--于是科举考试制度便被采用了。

科举考试制是最能满足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的。因为，第一，科举考试完全由中央政府来行使。中央政府通过了科举考试，从全国各地选拔出做官的人才，再分发到各地去做官，这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集中。第二，实行了科举考试制，选拔官僚便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必须努力去适应这种标准，这无形中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并且，科举考试制看起来又好像是最公平不过的制度，任何人只要有资格读书，就有资格应考，也就有可能做官；这既可以掩蔽官僚政治的实际，又可以使天下儒生除了汲汲于按照科举考试制的需要而埋头读书之外，不再生任何对君主统制不利的妄念。--所以唐太宗初行考试时，眼看着天下试子鱼贯进入试场，不禁高兴地说："天下英雄都进入我的圈套了！"后来明朝的赵嘏（gu）也做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所以从唐以后科举考试就日益严密，成为官僚进身的主要途径。

"赚得英雄尽白头"，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试拿明清科举考试制充分确定了的情形来看。那时各府州县都设有"儒学"，进学是科举考试的第一步。政府派有管考试的大员到各地来举行这种入学考试，参加考试的是已经在各县考取了的童生。考取入了学的叫做秀才，考不取的到老还是童生，但所谓入学并不是现在的进学路的意义，不过表示从此踏进了做官的门路。所以入学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儒林外史》一开首写的周进，便是"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到六十多岁还是个老童生的人。而上文提到过的范进，也是从二十岁应考，考过二十多次，到五十四岁才入了学的人。但入学成为秀才后，就立刻取得一种资格，以后倘不能一路考上去，做到官，也可以退一步做教书先生。所以范进一入了学，他的丈人胡屠户就向他说："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家门口这此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常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彩了。"

既入学之后，还要经过考试，考到一二三等的才可以到省城去应"乡试"。乡试三年举行一次，考中了的便是"举人"。全国举人又要集中到京城去"会试"，也是三年一次。最后会试考中的人更由皇帝亲临举行一次考试，那叫做"廷试"或者"殿试"，评定高下。这些考中的人便叫做"进士"。大大小小的官僚就由这些举人、进士中产生了。--到老都是穷秀才，上京考试一辈子也考不上的，自然占绝大多数。

至于科举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呢？唐代，有很多科目，其中诗赋是最主要的。诗做得好，便有做官的希望。宋代，人们认为诗没有用处，改重经义。所谓重经义，也不过是叫每个应举的人把被认为圣书的"五经"中，先定一种，死死读熟，并且读熟由政府规定的一种训诂。这自然也并不比诗赋有更多的实际用处。明代创行了所谓八股文。那是专取"四书"、"五经"上的句子拿来做题目，应考的人就按照法定的解释来发挥做文章，文章的格式是一定的。这种文章，除了作为做官的敲门砖以外，仍旧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正因为可以使人做官，所以当时一切读书人都把毕生精力用在这种无用的东西上去了。《儒林外史》上的马二先生坐在书店里选批的《历科墨卷持运》，就是编集每一届考试优胜的举子的文章，供人作熟读揣摩之用的。这位马二先生曾向个年青的人忠告道：

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贤弟，你少年英敏，可细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宦途相见。

这一段谈话，正可以说明在科举考试制下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在当时人看来，读书-应举-做官，这是必然地互相联系着的三部曲。

假如科举考试的作用本来是要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选择有才能的人做官，但从这样的科举制度中却显然是产生不出有才能的人来的。因此科举考试制度越是严格，所产生的官僚也就越是糊涂无能。但是专制统治者的主要目的还是达到了的。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从消极意义上说，固然是"赚得英雄尽白头"，但更主要的，在积极意义上，是为自己培养一批忠诚可靠的奴才，以供役使。这些念了一辈子死书，好容易戴上乌纱帽的人，对于现行统治秩序自然是竭诚效忠无疑的了。

可是专制统治者一遇到国难危急时，却不能不坐食这种科举考试的恶果了。像明代晚年，内忧外患日迫，而那些从科举场中出身的官僚，"文不能安邦定国，武不能临阵出征"，只好束手无策。当时有一个举人就慨乎言之说："设制科，限资格，皆所以弥乱，非所以戡乱也。……今日救生民，匡君父，无逾于灭寇，然生平未尝学，父师未尝教，所殚心者，制举之业。一旦握兵符，驱强寇，其最良者惟守义捐躯，何益于疆场哉！"所以到了最后，官僚中大多数眼看着这个统治政权将要崩溃，覆巢之下无完卵，就索性另求生路去了。不论是被他们骂做是"流寇"的李自成来做皇帝，还是满洲人来做皇帝，只要给他们官做，他们都可以俯伏称臣，因为他们生活中的惟一的最高的内容和目的本来只是做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