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封建时代的农民是最能忍苦耐劳的。经常的过度的生活压迫使农民养成了适应最低劣的生活水准的能力。但无论怎样能忍耐，到了根本没有可以吃饱的东西给他们吃的时候，到了简直活不下去的时候，也无法忍耐了。苛重的赋敛剥夺了农民所有的一切，不断的水旱灾更使农村荡然一空，于是一次大饥荒的发生，甚至弄到"人相食"的地步，就成为促成农民战争的导火线了（如在王莽时，在明末）。

是的，封建时代的农民是最不愿意轻易离开土地的，但到了土地不能供给他们最低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也无法依恋土地了。加以富豪的兼并使他们失掉了耕地，无尽的差役又硬把他们拉开了耕地。秦代的农民起义由被征远戍的农民中发动，元代的农民战争由强征去修黄河的十万民夫中发动，他们既已被迫离开土地，就是被迫离开他们的生存基础。

那表现为那样巨大力量的地下撼动，就是这些被剥夺了一切生活资料、更被剥夺了谋生的物质基础的农民，在别无其他出路的时候，所激荡起来的。因为封建时代的农民的忍耐保守性极高，所以不到饥饿死亡线上的时候，是很难一呼百应、千万成群、形成集体的行为的。在这二千年中，不断地发生大规模的农村叛乱，这正是表现着，封建专制统治是经常把农民压在饥饿死亡线上的。

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农民完全没有在政治上发言的权利。官府绝不会理睬他们，没有任何合法的方法使他们能够为他们的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和生活的苦难而申诉，以求得纵然只是一丝一毫的改进。只要他们一有什么不满和抗议的表示时，立刻被官府朝廷看做不安本分的暴民。在这种情形下，农民惟有一直忍受下去，走向死亡，如果要作什么抗议，就只好采取非法的行动。所以封建时代的农民的反抗，总是一开始就是武装斗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总是表现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平时是忍辱负重的"好百姓"，一声号召下，就拿起一切可能拿到的武器，不顾利害地顽强斗争，这看起来虽似乎很可怪，但其实正是封建专制统治下必然造成的现象。

像明末的李自成，他在起义中，向农民号召说："迎闯王，不纳粮。"（闯王是李自成的称号。）这样简单的口号就能使所过的乡村中，到处沸腾起来，正是赤裸裸地表现着这是直接的生活斗争。而这一来，他们就和一切地主、富户、官府、专制统治者对立起来了。

假如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限制于对当时社会上的贫富不均的不满，要"劫富济贫"，向富有者分财泄愤，那便是所谓盗匪。假如更进一步，意识到和官府、专制统治者的对立，以推翻专制王朝，扫荡封建秩序为目的，那就成为公开的"造反"了。像宋代的方腊，他向起义的人民说："现在朝廷中，君臣们除了声色享受，建筑祀祷，甲兵花石种种浪费以外，每年还向西夏、北辽两国纳银绢各百万。这些都是我们人民的膏血。受苦的是我们百姓，一年到头劳动，求一顿饱饭也不可得。这样的朝廷，你们还能容忍么？"这话就是把生活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了。

在消极方面，他们要破坏既存的封建秩序；在积极方面，他们要建立什么呢？固然时代的限制使他们绝不能设想到现代的民主政治，但这些农民也确是在那黑暗的时代，运用着他们自己的经验、智力和想像力，摸索追求着，企盼和旧制度完全不同的新的东西。

像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已明白宣布反抗异族统治的目的。并且规定一切人相互之间都以兄弟姊妹称呼，想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完全平等的关系。在他们所颁布的各种制度中，最可注意的是所谓的"天朝田亩制度"，其中说："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他们又不仅企图实现土地共有，而且企图使一切财产都归公有，废除了私有制度。--固然在太平天国建国期间，并没有完全实现这理想，在封建社会的客观条件下，也不可能实现，但是因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能够提出这种社会理想，并且也有部分地做到，所以才激动了千百万农民群众的热情，奋不顾身，一往直前，作了十多年的苦斗。

在别的时期的农民战争中，也有类似情形，不过规模都不如太平天国，加以史料残缺，留传下来的事迹更不周详。举一个最早的例，如在西汉末年的赤眉。据史籍所载，当时樊崇等人在大饥荒中起义，很快就集合了数万人，订下规约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偿。"但他们并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命，只是"以言辞为约束"。其中的领袖只是借用汉朝地方小吏的称呼，叫做"三老"、"从事"、"卒史"，而一切人都相互称为"巨人"。--这虽然是极简略的记载，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农民的民主主义的朴素的理想。

这种农民的理想，固然是带着空想的色彩，但确是从农民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对于受尽现实生活的苦难的农民，这确是美丽的理想，是值得为之献身，虽粉身碎骨而不辞的。

所以农民战争并不是乌合之众，焚烧掳掠，毫无纪律。固然在农民战争发展中，特别到了接近失败的期间，不免有这种弱点表现出来，但是整个地看起来，因为他们是激于生活的苦难而起，抱着向压迫者复仇抗争的意念，又憧憬着一种理想社会的远景，所以像汉的赤眉，唐的黄巢，明的李自成，清的太平天国都常常能保持严明纪律，尤其在他们起义的初期，一切按照他们自己规定的办法，并不是人人胡作乱为，比起专制统治者的雇佣军队来，其实还好得多。否则农民战争绝不可能发展而持久的。

在这里，我们又不能不提到宗教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迷信做愚民的工具，而农民，因为一般地在生活思想上落后，也常不得不利用宗教迷信做反抗的工具。在封建时代中国农村中，向来有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可说是属于道教的系统，但其形式随时随地有不同。东汉时的"天师道"（黄巾）或者可算是鼻祖。也有源于佛教加以改造而与土生的道教相糅合的，如元代和清代的"弥勒教"、"白莲教"。农民又常易接受从外国来的宗教，因为外来的新的宗教更可自由地加入反抗现实的内容。佛教本也是外来的，至于太平天国更是直接接受欧洲的耶稣教义而创立了"上帝教"。南宋方腊是"魔教"教主，元末农民战争中"明教"有很大势力。魔教、明教都源于在唐时从波斯传入中国的摩尼教，其中杂有佛教的成分，也有基督教的成分。

宗教迷信在农民战争中起了鼓励和组织的作用，神秘的预言加强了农民起义的信心，教徒的联系是农民平时互助互济的组织，也是发动集体行动的基础。许多次农民战争中的领袖在起义之前都已作过十多年的宗教活动，再加上符咒神灵之说，更使农民们增加了战斗勇气。最可注意的是农民自己的理想常常就借宗教的外衣而散播，自由平等的朦胧观念多半借宗教的言语和组织而表现出来。如弥勒教徒、明教徒都相信宇宙间有明暗二势力，到了明战胜暗的时候，世界就成为光明极乐、自由幸福的了。这种宗教思想是很容易转化为现实斗争的，所以元末的韩山童、刘福通创言天下就要大乱，弥勒佛要降生，明王要出世，就使千万农民心中沸腾起来了。宗教迷信固然表现着农民的落后，但我们也可以透过宗教的外衣而去看到农民战争的实质。

由于以上所说种种因素，千千万万散漫的农民，在一朝间组成庞大队伍，发动了群众性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农民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战略战术。他们在武器和训练上虽不如所遇到的敌人，但是他们能够灵活机警地行动，勇敢果断地出击，能够随时随地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能够作长时期的长距离的运动战，因此那种内部腐败、脱离人民的统治者的雇佣军队常在他们面前失败。最显著的是，太平天国的有些领袖，如石达开、李秀成简直可说是天才的战略家。农家子弟石达开，二十多岁时即为独当一面的主将，建立了赫赫战功。李秀成出身于贫农家庭，太平天国起义时，只是一个小兵，但在太平天国的后半期，他已是指挥全局的大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才干是连敌对方面的将领如曾国藩都深致钦佩的。这其实不只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天才，而也是在农民的群众性的战争中出现的一种"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