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旧不变是渗透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集团中的一般的精神。他们用守旧不变的方针来对抗下层人民的反叛，对抗客观形势的变动，对抗在自己集团内部轻言改变的"叛徒"。

一切按照老办法来做，一切按照"祖宗成规"进行，一切保持从来袭用的传统规矩--这被认为最妥当不过的事。固然封建时代的下层人民因为受着愚民政策的欺蒙，因为过着落后的经济生活，其行动与意识也常是保守的、守旧的，但是对于下层人民，维持现状就是继续受苦受难的意思，而对于上层统治社会，守旧不变却意味着继续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特权。所以从下层人民中终于要爆发出打破现状的行动，而上层社会却到死也要坚持守旧不变的方针。

现状纵然已经十分残败，但在这残败的现状中，他们还能享受富贵尊荣。他们拒绝任何一点变动，他们生怕那一点变动会把他们带到不可测的前途去。

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机构正是为了达成维持现状、守旧不变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那就是我们曾谈过的官僚制度的基本精神。

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话是针对官僚制度而言的。官僚的特性就是只做官，不做事。所谓不做事并非真的什么事不做，而是让一切都按照老规矩进行。随便举一个例，像东汉晚年有个人，叫做胡广，接连在六个皇帝手下做了二十年大官，但一点政绩也没有。民间传诵道："万事不理问伯始（伯始是胡广的字），天下中庸有胡公。"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做事的官。但这时却正是天下动乱、东汉衰亡的前夕。

在这样的统治集团中，变法运动虽不过是极有限度的改良主义，但也很要有些勇气才能提出。所以对王安石这样的人，我们仍不能不表示敬意。北宋的统治集团中是充满了因循怕事的官僚的。譬如在真宗时的宰相王旦，号称局量宽大，从不发怒，对任何政事，都力求避免招怨。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做什么改革事业，然而他在当时却被颂为贤相。反对王安石的守旧派中有吕公著其人，是有名的"口不谈是非"的人，也做到宰相。对于一切事不作是非判别，其实就是承认现状是最好、最合理，因此，在实际上他是站在革新派的反对阵营内的。

宋朝选拔官员一向总是选所谓老成稳健之士，所以朝廷中就充满了须发苍苍、暮气沉沉的人，两眼只看过去，遇事但求守旧，他们自己力求不做事，不惹是生非，而一看见有人出来稍微有些改革的主张，就群起而攻之。这情形固不仅宋朝如此。梁启超在清末，曾以生动的笔调描写当时守旧腐败的官僚集团，他说，这些老朽的官僚，"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摺、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

用乞儿拾到金子，死命坚持不放的譬喻来说明封建统治者的守旧，是很适合的。宋朝从开国以来，国势就在不安振荡中，清末更是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之时。对于统治者，这都是"轰雷盘旋其顶上"的危险时候，也就是他们手中的"金子"随时可能失掉的时候。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因为他们心里惧怕，所以就越是要选择所谓"老成持重"的人来做政治人物，以求苟延现状，而排斥任何敢于轻言改革的人。

不仅那种牵涉范围较广的变法运动会在统治集团中引起普遍的愤怒，就是任何一点小事，也不是可以轻易更动的。试看清末上层社会中的守旧势力是如何顽强地排斥任何新的事物，他们反对使用洋枪，反对开工厂，反对谈"西学"，反对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认为这一切都是"于古无据"、"破坏祖宗法制"的。封建统治者愈是到了面临崩溃危机时，愈是害怕变动，"杯弓蛇影"，最无关重要的变动也会使他们心惊肉跳。

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守旧不变，并不是因为他强，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腐败无能，因为他常常处于内忧外患交迫的不稳定状态之中。

但历史上也有些事实，似乎可以证明封建统治者并不是绝对不能主动地实行变制。譬如关于选官制度，我们曾谈到由荐举征辟制变为科举考试制；关于赋税制度，我们曾谈到由租庸调制变为两税制；关于军队制度，也有"府兵"、"禁军"、"卫所"这种种变动。这些都是由统治者自动造成的变革。--不过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些变动不过是形式上的变动，对于事情的实质是没有什么改革的。

而且这种种局部的制度上的变动，也还是在客观形势逼迫统治者到万不得已时才实行的。荐举制发展为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只有贵族世家才能做官，到了唐初，经过许多变乱，旧贵族势力衰退，无力控制局面，上层社会中涌现了许多新的力量。这时旧制度事实上已不能继存，所以非有新制度产生不可。其他制度改变也是如此。在"租庸调制"实际上已经崩坏的时候，才有"两税制"之创行；在"府兵制"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地方军阀各拥私军，中央也不得不建立新军，于是统治者也就只好承认这新制度。所以这一切制度变动，与其说是有意识的改良办法，无宁说是一种补苴弥缝的手段。

但在现状已经残破的时候，用补苴弥缝的手段也是维持不下去的。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府兵制都崩坏了，因为统治力还没有完全瓦解，所以还能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找到些新办法，力求弥缝，暂度难关。弥缝的结果不过是使唐政权在风雨飘摇当中多拖了一个时期。而当一个政权到了最后垂危的时候，那就连补苴弥缝的能力也没有了，只好死死抱着老办法，坐等灭亡。我们以前曾谈到南宋、南明这种在外寇前"偏安"的小朝廷，是最显著地表现了坐以待毙的情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