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梅直讲书
某官执事。轼每读《诗》至《鸱?》，读《书》至《君?》，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上韩太尉书
轼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以为西汉之衰，其大臣守寻常，不务大略。东汉之末，士大夫多奇节，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间，天下无事，公卿将相安其禄位，顾其子孙，各欲树私恩，买田宅，为不可动之计，低回畏避，以苟岁月，而皆依仿儒术六经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为口实。孔子曰：“恶居下流而讪上，恶讦以为直。”而刘歆、谷永之徒，又相与弥缝其阙而缘饰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龙释其风云之势而安于豢畜之乐，终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于匹夫之俎，岂不悲哉！其后桓、灵之君，惩往昔之弊，而欲树人主之威权，故颇用严刑，以督责臣下。忠臣义士，不容于朝廷，故群起于草野，相与力为险怪惊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于其门，得为之执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荣。于是天下之士，嚣然皆有无用之虚名，而不适于实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宫室之为安，而号呼奔走，以自颠仆。昔者太公治齐，举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浸微矣。”汉之事迹，诚大类此。岂其当时公卿士大夫之行，与其风俗之刚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刚毅正直，而守之以宽，忠恕仁厚，而发之以义。故其在朝廷，则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于王事，而不敢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兴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为阿附、苟容之事者，则务为倜傥矫异，求如东汉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
轼自幼时，闻富公与太尉皆号为宽厚长者，然终不可犯以非义。及来京师，而二公同时在两府。愚不能知其心，窃于道涂，望其容貌，宽然如有容，见恶不怒，见善不喜，岂古所为大臣者欤？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为，而翘翘者又非圣人之中道，是以愿见太尉，得闻一言，足矣。太尉与大人最厚，而又尝辱问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见。今已后矣。不宣。轼再拜。
上富丞相书
轼闻之。进说于人者，必其人之有间而可入，则其说易行。战国之人贪，天下之士，因其贪而说之。危国之人惧，天下之士，因其惧而说之。是故其说易行。古之人一说而合，至有立谈之间而取公相者，未尝不始于战国、危国。何则？有间而可入也。
居今之世，而欲进说于明公之前，不得其间而求入焉，则亦可谓天下之至愚无知者矣。地方万里，而制于一姓，极天下之尊，而尽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为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试，是明公无贪于得，而无惧于失也。方西戎之炽也，敌人乘间以跨吾北，中国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词。是明公之勇，冠于天下也。明公居于山东，而倾河朔之流人，父弃其子，夫弃其妻而自归于明公者百余万。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抚之。此百万人者，出于沟壑之中，而免于乌鸢豺狼之患。生得以养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孙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于百世也。勇冠于天下，而仁及于百世，士之生于世，如此亦足矣。今也处于至足之势，则是明公无复有所羡慕于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书，莫不尽读。礼乐刑政之大小，兵农财赋之盛衰，四海之内，地理之远近，山川之险易，物土之所宜，莫不尽知。当世之贤人君子，与夫奸伪险诈之徒，莫不尽究。至于曲学小数，茫昧惝恍而不可知者，皆猎其华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虽自谓当世之辩，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则是明公无复有所畏惮于天下之博学也。名为天下之贤人，而贵为天子之宰，无贪于得，而无惧于失，无羡于功名，而无畏于博学，是其果无间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进说也？轼也闻之楚左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犹日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官师，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犹以为未也，而作诗以自戒。其诗曰：‘抑抑威仪，惟德之隅’”。夫卫武公惟居于至足，而日以为不足，故其没也，谥之曰睿圣武公。嗟夫明公，岂以其至足而无间以拒天下之士，则士之进说者亦何必其间之入哉？不然，轼将诵其所闻，而明公试观之。
夫天下之小人，所为奔走辐辏于大人之门而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独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于大人之门。古之圣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为非偏则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责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责其偏，夫彼若能全，将亦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孝而不徇其亲，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宪廉而至于贫，公良孺勇而至于斗，曾子孝而徇其亲，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数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谓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为介，直而天下不以为讦，刚健而不为强，敦厚而不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于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于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谁曰不可。
异时士大夫皆喜为卓越之行，而世亦贵狡悍之才。自明公执政，而朝廷之间，习为中道，而务循于规矩。士之矫饰力行为异者，众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于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于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举不敢至于明公之门，惧以其不纯而获罪于门下。轼之不肖，窃以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财之未丰，天下之有望于明公而未获者，其或由此也欤？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虽其狂狷无行之徒，亦自效于下风，而范公亦躬为诡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为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袭其长，以收功于无穷。
轼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禄而至于京师。翰林欧阳公不知其不肖，使与于制举之末，而发其猖狂之论。是以辄进说于左右，以为明公必能容之。所进策论五十篇，贫不能尽写，而致其半。观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书
轼闻之。将有求于人，而其说不诚，则难以望其有合矣。
世之奇特之士，其处也，莫不为异众之行。而其出也，莫不为怪诡之词，比物引类，以摇撼当世。理不可化，则欲以势劫之，将以术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韩子者，其为说曰：“王公大人，不可以无贫贱之士居其下风而推其后，大其声名而久其传。虽其贵贱之阔绝，而其相须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呜呼，果其用是说也，则夫世之君子为老死而不遇者，无足怪矣。
今夫扣之者急，则应之者疑。其辞夸，则其实必有所不副。今吾以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无吾也，彼将退而考其实，则亦无乃未至于此耶？昔者汉高未尝喜儒，而不失为明君，卫、霍未尝荐士，而不失为贤公卿。吾将以吾之说，而彼将以彼之说。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欢心，故贵贱之间，终不可以合，而道终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词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于肆，而愿观者塞其门。观者叹息，而主人无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无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达之衢，又呶呶焉自以为希世之珍，过者不顾，执其裾而强观之，则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无意于天下后世者，亦安以求为也。苟其不然，则士之过于其前而有动于其目者，彼将褰裳疾行而搂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举非吾事也。昔者尝闻明公之风矣。以大臣之子孙，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过人，而自视缺然，常若不足。安于小官，而乐于恬淡。方其在太学之中，衣缯饭糗，若将终身，至于德发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贵为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视不加于其旧之锱铢。其度量宏达，至于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词而急扣者也。
轼不佞，自为学至今，十有五年。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虽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悦于世也。故其言语文章，未尝辄至于公相之门。今也天子举直谏之士，而两制过听，谬以其名闻。窃以为与于此者，皆有求于吾君吾相者也。故辄有献。其文凡十篇，而书为之先。惟所裁择，幸甚。应制举上两制书
轼闻古者有贵贱之际，有圣贤之分。二者相胜而不可以相参，其势然也。治其贵贱之际，则不知圣贤之为高。行其圣贤之分，则不知贵贱之为差。昔者子思、孟轲之徒，不见诸侯而耕于野，比闾小吏一呼于其门，则摄衣而从之。至于齐、鲁千乘之君，操币执贽，因门人以愿交于下风，则闭门而不纳。此非苟以为异而已，将以明乎圣贤之分，而不参于贵贱之际。故其摄衣而从之也，君子不以为畏。而其闭门而拒之也，君子不以为傲。何则？其分定也。士之贤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轲，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贵贱之际，圣贤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丧，不能深明于斯二者而错行之，施之不得其处，故其道两亡。
今夫轼，朝生于草茅尘土之中，而夕与于州县之小吏，其官爵势力不足较于世，亦明矣。而诸公之贵，至与人主揖让周旋而无间，大车驷马至于门者，逡巡而不敢入。轼也，非有公事而辄至于庭，求以宾客之礼见于下执事，固已获罪于贵贱之际矣。虽然，当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与于制举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疏贱，而使奏其猖狂之论。轼亦自忘其不肖，而以为是两汉之主所孜孜而求之，亲降色辞而问之政者也。其才虽不足以庶几于圣贤之间，而学其道，治其言，则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来，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贱。不由绍介，不待辞让，而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者，以为贵贱之际，非所以施于此也。
轼闻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时人莫不苟偷而不立，周虽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时人莫不贪利而不仁，秦虽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汉之衰也，时人莫不柔懦而谨畏，故君臣相蒙，而至于危。东汉之衰也，时人莫不矫激而奋厉，故贤不肖不相容，以至于乱。夫时者，岂其所自为邪？王公大人实为之。轼将论其时之病，而以为其权在诸公。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诸公之所恶，天下莫不恶。故轼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于下执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适实。此二者，时之大患也。
何谓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则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从事，而不困于绳墨之间，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乱。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趋于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虽贤者所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于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于宰相，皆以奉法循令为称其职，拱手而任法，曰，吾岂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为备位。其成也，其败也，其治也，其乱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岂不亦甚矣哉。昔者汉高之时，留侯为太子少傅，位于叔孙之后，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为诸侯相，天下有缓急，则功臣左迁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欢，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于自疑。自疑生于多私。惟天下之无私，则能于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则？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间，奸臣执政，政以贿成，德宗发愤而用常衮，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请，莫有获者。然天下否塞，贤愚不分，君子不以为能也。崔佑甫为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亲旧。或者以为讥，佑甫曰：“不然。非亲与旧，则安得而知之？顾其所用如何尔。”君子以为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远虑者，皆任法之过也。
何谓好名太高而不适实？昔者圣人之为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济也。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自尧舜之时，而伯夷、后夔、稷契之伦，皆不过名一艺办一职以尽其能，至于子孙世守其业而不迁。夔不敢自与于知礼，而契不敢自任于播种。至于三代之际，亦各输其才而安其习，以不相犯蹿。凡书传所载者，自非圣人，皆止于名一艺办一职，故其艺未尝不精，而其职未尝不举，后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于汉，其君子各务其所长，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记，武、宣之际，自公孙、魏、邴以下，皆不过以一能称于当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无忽于小。小者乐其小，而无慕于大。是以各适其用，而不丧其所长。及至后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耻以一艺自名，而欲尽天下之能事。是故丧其所长，而至于无用。今之士大夫，其实病此也。仕者莫不谈王道，述礼乐，皆欲复三代，追尧舜，终于不可行，而世务因以不举。学者莫不论天人，推性命，终于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许太高，而措意太广。太高则无用。太广则无功。是故贤人君子布于天下，而事不立。听其言，则侈大而可乐。责其效，则汗漫而无当。此皆好名之过。
深惟古之圣贤，建功立业，兴利捍患，至于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观，不若今世之因循卤莽。其故出于此二者欤？
伏惟明公才略之宏伟，度量之宽厚，学术之广博，声名之炜烨，冠于一时，而振于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则天下奔走而趋之。则其愍时忧世之心，或有取于斯言也。轼将有深于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轼再拜。
上刘侍读书
轼闻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满于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气也。何谓气？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阴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而不能办。能办其小，而不能办其大，则气有所不足也。夫气之所加，则己大而物小，于是乎受其至大，而不为之惊，纳其至繁，而不为之乱，任其至难，而不为之忧，享其至乐，而不为之荡。是气也，受之于天，得之于不可知之间，杰然有以盖天下之人，而出万物之上，非有君长之位，杀夺施与之权，而天下环向而归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败者，世之所谓不幸者也。若无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谓天幸者也。夫幸与不幸，君子之论，不施于成败之间，而施于穷达之际，故凡所以成者，其气也，其所以败者，其才也。气不能守其才，则焉往而不败？世之所以多败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论其气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轼非敢以虚辞而曲说，诚有所见焉耳。
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则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于人，则群起而争之。天下有无穷之利，自一命以上，至于公相，其利可爱，其涂甚夷，设为科条，而待天下之择取。然天下之人，翘足企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进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无功而迁一级者，则众指之矣。迁者不容于下，迁之者不容于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于徒步之中，执五寸之翰，书方尺之简，而列于士大夫之上，横翔捷出，冠压百吏，而为之表。犹以为未也，而加之师友之职，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则古之方伯连帅所不能有也；东障崤渑，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则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堇身残民百战而有之者也。奋臂而取两制，不十余年，而天下不以为速。非有汗马之劳，米盐之能，以擅富贵之美，而天下不以为无功。抗颜高议，自以无前，而天下不以为无让。此其气固有以大服于天下矣。天下无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气之过人者，则谁实办之？
轼远方之鄙人，游于京师，闻明公之风，幸其未至于公相，而犹可以诵其才气之盛美，而庶几于知言。惜其将遂西去而不得从也，故请间于门下，以愿望见其风采。不宣。轼再拜。
上韩魏公论场务书
轼再拜献书昭文相公执事。轼得从宦于西，尝以为当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齐之，其势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随欹而拄、随坏而补也。然而其事宏阔浩汗，非可以仓卒轻言者。今之所论，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
往者宝元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中户不可以亩计，而计以顷。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民家者，多于府库也。然而一经元昊之变，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谓富民者，向之仆隶也。今之所谓蓄聚者，向之残弃也。然而不知昊贼之遗种，其将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时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坚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伤残之余而能办者，轼所不识也。夫平安无事之时，不务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足以胜任县官权时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纳之于患难，轼恐外忧未去而内忧乘之也。凤翔、京兆，此两郡者，陕西之囊橐。今使有变，则缘边被兵之郡，知战守而已。战而无食则北，守而无财则散。使战不北，守不散，其权固在此两郡也。
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瓮盎釜甑以上计之，长役及十千，乡户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谓一分者，名为糜钱，十千可办，而其实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胜计也。科役之法，虽始于上户，然至于不足，则递取其次，最下至于家赀及二百千者，于法皆可科。自近岁以来，凡所科者，鲜有能大过二百千者也。夫为王民，自瓮盎釜甑以上计之而不能满二百千，则何以为民。今也，及二百千则不免焉，民之穷困亦可知矣。然而县官之事，岁以二千四百分为计，所谓优轻而可以偿其劳者，不能六百分，而捕获强恶者愿入焉，レ发赃弊者愿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独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纯被于衙前也。民之穷困，又可知矣。
今之最便，惟重难日损，优轻日增，则民尚可以生，此轼之所为区区议以官榷与民也。其详固已具于府之所录以闻者。从轼之说，而尽以予民，失钱之以贯计者，轼尝粗较之，岁不过二万。失之于酒课，而偿之于税缗，是二万者，未得为全失也。就使为全失二万，均多补少，要以共足，此一转运使之所办也。如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异日无以待仓卒意外之患，则虽复岁得千万，无益于败，此贤将帅之所畏也。
轼以为陛下新御宇内，方求所以为千万年之计者，必不肯以一转运使之所能办，而易贤将帅之所畏。况于相公，才略冠世，不牵于俗人之论。乃者变易茶法，至今以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顾，行之益坚。今此事至小，一言可决。去岁赦书使官自买木，关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向非相公果断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许，幸而许，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诸郡，或以为可，或以为不可，然后监司类聚其说而参酌之。比复于朝廷，固已期岁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
方今山陵事起，日费千金，轼乃于此时议以官榷与民，其为迂阔取笑可知矣。然窃以为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惟能于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也。朝廷自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一旦有大故，则政出一切，不复有所择。此从来不革之过，今日之所宜深惩而永虑也。山陵之功，不过岁终。一切之政，当讫事而罢。明年之春，则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岁，必将首行王道以风天下。及今使郡吏议之，减定其数，当复以闻，则言之今其时矣。伏惟相公留意。千万幸甚。
上蔡省主论放欠书轼于门下，踪迹绝疏。然私自揆度，亦似见知于明公者。寻常无因缘，固不敢造次致书，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于流俗人之议，以为迹疏不当干说，则是谓明公亦如凡人拘于疏密之分者，窃以为不然，故辄有所言不顾，惟少留听。
轼于府中，实掌理欠。自今岁麦熟以来，日与小民结为嫌恨，鞭笞锁系，与县官日得千百钱，固不敢惮也。彼实侵盗欺官，而不以时偿，虽日挞无愧。然其间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风水之所漂；或主持粮斛，岁久之所坏；或布帛恶弱，估剥以为亏官；或糟滓溃烂，纽计以为实欠；或未输之赃，责于当时主典之吏；或败折之课，均于保任干系之家。官吏上下，举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于条宪，势不得释，朝廷亦深知其无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挞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数赦，远者六七赦矣。问其以不得释之状，则皆曰：“吾无钱以与三司之曹吏。”以为不信，而考诸旧籍，则有事同而先释者矣。曰：“此有钱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诏书也。今诏书且已许之，而三司之曹吏独不许，是犹可忍邪？
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辈，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条，二百二十五人，钱七万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余炭铁器用材木冗杂之物甚众。皆经监司选吏详定灼然可放者，轼已具列闻于本府。府当以奏，奏且下三司，议者皆曰：“必不报，虽报，必无决然了绝之命。”轼以为不然。往年韩中丞详定放欠，以为赦书所放，必待其家业荡尽，以至于干系保人亦无孑遗可偿者，又当计赦后月日以为放数。如此则所及甚少，不称天子一切宽贷之意。自今苟无所隐欺者，一切除免，不问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无疑也。伏惟明公独断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归安其藜糗，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以歌咏明公之德，亦使赦书不为空言而无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答安师孟书
辱书，为贶过厚。吾子自以美才积学，取荣名于当时，所宜德者，平生之师友，朝夕相与讲学者也，如轼何与焉。然吾子之于轼，其得失休戚，轼所宜知。何者？其势足以相及也。向也，闻七子者之失，?然如轼之有失也。既乃闻吾子之得，则亦如轼之有得也。今吾子书来，以为自为喜者少，而为轼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见爱也。然彼七子者，岂以一失为戚哉。彼将退治其所有，益广而新之，则吾犹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骄，而日知其所不足，则轼之所得，又将有大者也。
与曾子固书
轼叩头泣血言。轼负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窜，辄通书问于朋友故旧之门者。伏念轼逮事祖父，祖父之没，轼年十二矣，尚能记忆其为人。又尝见先君欲求人为撰墓碣，虽不指言所属，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师人事扰扰，而先君亦不自料止于此。呜呼，轼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轼既护丧还家，未葬，偶与弟辙阅家中旧书，见先君子自疏录祖父事迹数纸，似欲为行状未成者，知其意未尝不在于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则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谨即其遗书，粗加整齐为行状，以授同年兄邓君文约，以告于下执事。伏惟哀怜而幸诺之。岂惟罪逆遗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实宠绥之。轼不任哀祈恳切之至。
上韩魏公乞葬董传书
轼再拜。近得秦中故人书，报进士董传三月中病死。轼往岁官岐下，始识传，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为人，不通晓世事，然酷嗜读书。其文字萧然有出尘之姿，至诗与楚词，则求之于世可与传比者，不过数人。此固不待轼言，公自知之。然传尝望公不为力致一官，轼私心以为公非有所爱也，知传所禀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轼过岐下，而传居丧二曲，使人问讯其家，而传径至长安，见轼于传舍，道其饥寒穷苦之状，以为几死者数矣，赖公而存。“又且荐我于朝。吾平生无妻，近有彭驾部者，闻公荐我，许嫁我其妹。若免丧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虚作一世人，皆公之赐。”轼既为传喜，且私忧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传则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传果死，悲夫。书生之穷薄，至于如此其极耶！夫传之才器，固不通于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虽无补于饥寒，要不可使在涂泥中，此公所以终荐传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谋口腹不暇，决不能葬。轼与之故旧在京师者数人，相与出钱赙其家，而气力微薄，不能有所济，甚可悯矣。公若犹怜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传者足矣。陈绎学士，当往泾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赐之，轼且敛众人之赙，并以予陈而致之宋，使葬之，有余，以予其家。传平生所为文，当使人就其家取之，若获，当献诸公。干冒左右，无任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