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渊源
中华道德文化系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巨系统，包括道、释、儒三大分支。其中以道学最为历史悠久，远溯于上古人纪时代，道德文化系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和脊梁。道医学源于道家的修真学说（也就是后世所言的金丹学说），它在道家内部严格地恪守着师徒相授的原则，在各脉系中代代口传心授、相互承传。
《黄帝内经·上古通真论》中记载：“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段话中的“其知道者”就是中华道德传统文化系统的缔造者。博大精深的中华道德文化系统，是诞生道医学、传统中医学的源泉，“歧黄源于道”，绝非虚言。
“道”不可见但可知，“德”可见亦可积，积之厚足，则可知“道”而生万化。中华道德文化系统是东方哲学、科学、医学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源头活水。她养育我们的祖先撰写出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四大发明，造就了大唐盛世。盛唐文化的深远影响，从至今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文化现象中仍可略见一斑。中华道德文化系统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每个领域之中，它在历史上曾给中华民族在带来无比的辉煌。
宋代以后，由于中华道德文化系统中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儒学文化进入了教条化阶段，以及接踵而至的外族入主中原，加之西方科学的传入，才逐步压抑和冲淡了道德文化系统对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的作用力。综观历史的进程，中华道德文化系统在近数百年中，在各个领域的作用力都日见势微，民族虚无主义者大兴其说，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但这种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暂时现象，中华道德文化系统由于高度符合宇宙自然的总法则，必会兴盛于世，大行其道，传遍整个世界。
分析中华传统中医学系统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便可得到道德文化与传统中医学诞生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中医理论富含中华道德文化系统的内核，在运用中比其他领域更贴近中华道德文化系统的源头，因此，它虽然在近数百年来饱经蹂躏，却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傲立于中华大地，百折不挠地顽强地发展着。近代以来，更被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和喜爱，成为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主力军，傲然屹立于世。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言：“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
二、“理炁科学”和“理形科学”——
慧与智“理炁科学”，是道德文化系统中有别于其他各种哲学观的独到之处，它以“道生一（炁），一生二（天地），二生三（天地人三才），三生万物”为理论基石，抓住宇宙生成和万物生成的根本物质——炁，并以自身的内证为认识生命和宇宙的方法，具有肉眼不可见性，我们将其称为“慧观科学”。在慧观下产生和形成的系统理论和方法我们称之为“理炁学说”和“理炁科学”。传统中医学的祖先可以说都是“慧观”科学的姣姣者，神农、扁鹊等先辈的“内慧观”和“外慧观”，都达到了慧观科学的高峰，给后代不能实践慧观的人们留下了“神话”般的奇迹。东方的慧观科学，是系统型的灵感思维，有序性潜意识思维，以及深度定观、慧观、无为先天状态下的产物。理炁科学是祖先们以自身为实验室进行道德生命科学实践的系统理论和方法，是对道进行全面实践和验证的系统科学。理炁（有时打字不方便时，用“气”代替“炁”，但二者有本质上的差异）科学包括了我们东方的修真学说、金丹学说、玄学，以及现代的正确的内功学说（不包含人为意识创编的方法）。如果从人体小宇宙内环境的实践而言理炁科学，那么知道、得道、成道、了道是理炁科学实践的最高成就。完整的理炁科学内容博大精深，包涵着对自然万物的气理研究和实践，以验证“万物为一炁”的自然真理和法则。
西方科学的发展中虽然也同样伴有灵感思维，并也因此而推动着西方科学史的长足发展。但是，他们的灵感思维开发与应用处于一种自然性和偶发性，缺乏理论与系统性。世界著名科学家牛顿的一生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的科学研究成果，许多都源自于不可捉摸的灵感与下意识。他发觉在主观意识之外存在着一个更为神秘的领域。也正因为这些大量的不解之迷，才促使处在科学研究巅峰时期，只有三十多岁的他，毅然地放弃了科学研究而进入宗教领域进行研究。他的后半生研究宗教虽然也颇有成就，但是由于缺乏象东方理炁科学这样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其成果也就很快被时代所湮没。目前世界上唯有东方的理炁科学是人类历史上慧观科学领域中硕果仅存的瑰宝，是通向真正认识自然宇宙和道德文化殿堂的必由之路，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一瑰宝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对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去向产生无法估量的作用。
“理形科学”是诞生于理炁科学基础之上的形态科学的同步。是指在慧观基础上，通过对肉眼可见、身体可感或通过仪器可测的事物进行同步性研究，从而形成一整套认识自身和宇宙的理论和方法。例如阴阳、河图、洛书、易经、五行、甲子、干支、九宫八风、斗建十二月、运气、气化、脏象、经络等等理论和方法。我们东方的理形科学，既是先天慧性的产物，也是后天知识的日积月累，是慧性开发基础上的聪明才智和逻辑思维的叠加，我们称其为理形科学。理炁科学是理形科学之母。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祖先们大量地将在理炁科学中所得出的真知，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实践中。例如中国古建筑中的长安皇城建筑布局图的三城九门，即是慧观中大脑气态结构图形的全部外用。其中的八水绕长安之理，也是仿用了人体经络学说的手三阳足三阳在头部的分布，外加额带脉和鼻带脉的循气之理而用。它使唐朝的首都生气勃勃，诞生出大唐之盛。中国传统建筑学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理炁学说基础上的理形科学成果。我们现在所继承的传统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同样属于理炁科学基础上诞生的对人体生命形体阐释的理形科学。
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圣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的“不惊奇”和“惊奇”的答案，是因为他并未全面了解中华道德文化和科学的一元始气大统一性，以及理炁科学和理形科学太极统一论的生发与形成。这一点就连我们国人自己由于“大道废”和“离德散”的原因也未能形成真正的共识。大量的研究者和继承者，都是将这两大科学系统活生生地割裂开来进行研究、分析和实践，因而离道日远，难识东方科学的真面貌。西方科学虽然具有严密的形式逻辑推理和系统的反复实验求证，但是它所依靠的主要是大脑的智识系统以及片断性、触发性的灵感思维，而且在理论上缺乏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同频性和大系统联接性，因而几个世纪以来所产生的西方科学系统都是孤立的、弥散的、各自分离独立的科学。西方科学苑如苍茫大海上的一个个互不相连的孤岛，长期各自独立地发展着，正是由于缺乏与宇宙自然总规律相联接的大统一性的基础，当进入二十世纪未期后西方科学也就步入了危机时代。这也可以说是东西方科学的关键的差异性所在。
我们的祖先经过长期的内修求证和社会实践，在道德文化的一元总枢的基础上，形成了既高度协调一致又尽善尽美的哲学框架“理炁科学”和“理形科学”，一幅太极图即将这种哲学框架完美地组合于一体之中，构筑了东方科学的基石。这种道生一、阴阳生万物的东方科学理论，历史上曾出现过数度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师言，唐宋以前，“理炁学说”盛行于世，文人墨客、诸子百家，内修甚众，蔚然成风，普遍有“半日内修坐，半日应堂厅”之习。这种社会各界人士普遍进行的内证与外应，可以说是诞生我国古代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数学、物理学、文学、音律学、人体学、中医学等等百业鼎盛的基础。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人类的物欲越来越强烈，离道失德，距离自然真常之道越来越远，加上封建王朝的制约性，和其它因素的综合作用，“理炁科学”日趋隐传，逐步退隐山林深藏民间。祖先们在历史上通过理炁学说和理形学说高度结合在各门各类、各行各业创造的科学成果，虽然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作出巨大贡献，确保着中国古代能够出现大量的创造和发明，从而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国人自己都未能很好地将道德文化继承下来和发展下去，相反却被西方有识之士接收了理形科学的精华并且应用它们滋养和丰富着西方科学，从而推动了西方科学的迅速发展。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归纳总结出古代中国是“世界发明的摇篮”。他在书中列举了26 种重大发明传入欧洲后，推动了西方的产业革命。他讲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道德文化系统中理炁科学与理形科学在我们古代社会中的逐步断裂分离过程。这种逐步的离道，与社会整体的逐步失德是一种相互因果的必然关系。
在中华道德文化系统受到压抑的时期，在中华传统文化成果（如四大发明）的基础上，东方的“理形科学”成果在西方科学的形式逻辑与系统的实验土壤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说：“是资本主义诞生的助产婆”。近年来西方科学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级的阶段，整个西方科学由于缺乏东方大智慧科学成果的补充，前途已经显现出渺茫，西方的智者都在寻求新的科学发展之路。一些敏锐的西方科学家已经将目光地紧紧盯上了中华道德文化系统，早在1988 年，75 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曾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过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段宣言中的话虽然未能触及东方科学体系的本质，并不明白“老子通于大道，孔子精于常道，二子智慧皆归于道”的真理。但是现代人类智中精英所发表的这份宣言的份量，对我们炎黄子孙而言，是足够震聋发愦的醒钟。也是我们自己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继承和发扬中华道德文化系统的契机。
《老子·道德经》中说：“为学日增，为道日损。”东方科学中的理炁科学和理形科学的学习与实践，与西方科学的学习方式是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学习方法和实践方法，虽然理形科学中具有部分与西方科学学习方法相似之处, 但是在根本上, 还是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整体而言，东方科学是建筑于慧观科学坚实基础之上并与智观科学高度协调统一的科学体系。只有在智观科学与慧观科学领域同时进行实践，并将之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人，才能称得上大智慧。中华传统中医学的系统论思想，正是诞生于我们祖先中的这些大智慧者的毕生求证和实践之中。
时至今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学科的成就，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都早已湮没在西方科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唯独硕果仅存的东方哲学，在我们自己并未高度重视的麻木状态中，反而被西方科学界敏锐地吸收了，在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发挥出导向的作用。传统的中医学和其中的针灸术和内功术，针灸医术和内功术在全世界的迅速传播，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现象。许多眼光敏锐的西方人士都在寻找“真正的”传统中医学，而并不满足于目前学院式的教学内容。这一现象其实也必将推动我们自己对继承传统中医学的反思。是到了真正地全面继承发扬祖国传统中医学的时代了！
我们如果能恢复中华道德文化系统教育的基本框架，在中医学院的基础理论阶段，开设“理炁科学”
的课程，并贯穿于中医的学习和实践，将理炁科学与理形科学并重性地结合在一起，培养和造就中医学的真正人才，充分体现出中华道德文化系统的根本特征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而不是全盘照搬西方医学的教学模式与特点，这样不仅有利于对传统经典的领会体悟，而且能较快地提升学医者本身的道德素质和医疗水平，更能全面深刻地掌握“理形科学”中的内容而使其发挥更为深刻的作用，从而全面地整体性地提高我国中医的现代化水平，适应国内和国际的医学发展总趋势。
三、庶人、贤人、圣人、至人、真人
我国古代社会，以是否修证“道德文化系统”，将世人分为二大类，一类是未进行修证的或者难以进行修证的人群，将这一类人称之为庶人；另一类则是进行道德文化系统实践的人群，这其中又按照他们本身修证的层次和量级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分为贤人、圣人、至人、真人，四个大的层次。这种分类正如《黄帝内经》中提到的：
“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贤人
“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欲，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圣人
“淳德全道，合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至人
“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真人（道德修养和内证水平达到最高层次的人）
中华道德文化系统，就是诞生于这些大批的贤人、圣人、至人、真人的长期内修证和外实践之中的，历史上大批的“道”和“德”的实践者，就是中华道德文化系统以及东方哲学、东方科学、传统中医学的创始者、承传者和发扬者。由于中华道德文化系统的支撑，传统中医学其实早在二千年前就已经处于历史的巅峰之上，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系统理论，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自然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如果以是否修养和内证中华道德文化系统的内容，以及修真的深浅度对中华医学的从业者进行分类，大体上可以分成三大类。当然这种分类，同样适用于其它与传统道德文化系统密切相关的各行各业。
第一类是系统掌握修真方法进行系统性的自我生命再造工程实践，在此基础上跻身于医林者。这一类的人数虽然较少，但他们是中华传统医学承传的基石，他们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其它安身立命之地，都在默默地为传统中医学的继承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类是掌握部分或者单一的内功修证方法，长期不辍地坚持着内证，拥有较高的道德文化修养，在杏林中深研实践者。这一类的人数稍多，包括中医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教授，以及身居民间的名老中医。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深谙内修之法，精研于师徒承传的或者家族承传的一部分“理炁科学”的方法进行着或深或浅的内证实践，他们的医技在杏林中常常独树一帜，显示出非凡的造诣。他们是中华传统中医学的真正主流，在真正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医的道路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三类是按照标准的“理形科学”单一框架，并且采用西方科学的教学模式，经过系统理论学习而培养的中医师。在国际医学界称之为“学院派”。他们中大多数都未曾掌握和实践“理炁科学”的内证方法，只是单纯地系统性地学习前人的理论、经验和方法以及理形科学中经过节删了的一部分内容。这一类的人数众多，他们虽然学习了传统中医学的理论，但是由于缺乏内证修养基础，因而对传统中医学的核心内容常持否定态度或似是而非的态度（包括一部分老师也是如此）。他们只有理性认识，而无建立在内证基础上的理性与感性认识的完美结合，所以常常限制了他们医技水平的提高，阻碍着传统中医学理论和方法的全面的继承和发扬。不少人更是变成了中医包装下的西医。
这一现象如不及时解决，传统中医学将很难真正走向世界，也存在着湮没在西方医学中的风险。
道医和传统中医内部曾有：“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之说。这一分类，其实是古代对修证道德文化人群修为层次的一种归类法。“下医医病”属于“贤人”内证修养层次和同时掌握医术的人，那么贤人修的内容：“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也就是从医者必须掌握和实践的内证和修养的课题，未能达到贤人的道德修养和内证水平，则不足为医。“中医医人”则是圣人修养水平和内证层次的能力范畴。这里的“医人”也就是应用本身深厚的道德修养，运用德化天下的方法，影响和教化百姓众生“离恶向善，修德遵道”从而提升人民的道德修养素质，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上医医国”则是至人和真人修养水平和内证层次者的能力所在。这里的“医国”也就是运用“淳德全道，合于阴阳”和“提挈天地，把握阴阳”的大智慧来“兴民族、旺国家”，使民族和国家安祥、发达、昌盛。由此可见，要继承和发扬道医和传统中医学，关键是按照道德文化系统的理炁理形合一的科学思想，培养合格的具有道德的人才是根本，真正的继承者必须达到贤人的内证和修养水平，实践“合同于道”才能“为世良医”，舍此别无它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