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岳名言》皆作者平时论书之语，反映出作者的书学美学思想。作者重视魏、晋书迹的古雅自然，主张以情作书，指斥“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公然向“遣词求工”的历代评书弊端提出宣战。对于用笔、布白、筋骨、体势等法，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帖乃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评葛洪“天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自称：“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而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从而道出了由学习传统到自成一家过程中的甘苦。其次，曰：“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经生祖述，间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分析了石刻与真迹、大字与小字之间的关系和学习方法，强调“字有八面”和“八面具备”。这些见解，均为后世学者所珍重。但是，作者论及前代书家及作品，有时亦有讥贬过甚之言，如评欧阳询“道林之寺”四字，“寒俭无精神”，析柳公权“国清寺”三字，“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评“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不免放言矜肆，难以为训。然而，其论人论书，直言快语，直抒胸臆，无拘无束，不蹈陈规，为历来书家所传颂。其苛求前人之处虽多，但总比专以遣造溢美谀词者为好。作品关于笔法、笔势、笔意，和字病、字忌等审美标准，及其书法艺术等本质问题的独立见解，尤其是所言运笔布格之法，实能脱离前人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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