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沛(1682一1750)，清宗室，字济斋。初以亲藩世嫡例得封公爵，固辞不就，闭户读书十余年。雍正十三年(1735)封镇国公，卒于乾隆十七年，追简仪亲王。《清史稿》有传。易学著作有《周易解》八卷、《周易补注》一卷、《易图解》一卷。

今见《续修四库全书·易图解》一书，采自北京图书馆珍藏，乃满人耆龄于1912年(自属“宣统壬子”)从镜古堂书肆获得本。耆龄题卷首曰：“本朝亲藩中研经者，惟简亲王一人，所著《周易补注》、《易图解》诸书，绝少传本……昨于镜古堂书肆无意获此，虽非足本，己具梗概，固应归之。”今考是书，乃取朱熹《周易本义》卷首八图以为解，仅缺一《卦变图》，书前有李绂、甘汝来、李锴之序及德沛自序。盖耆龄“非足本”之注，乃因无《卦变图》解而发。

是书解《周易本义》卷首八图，皆摘取《系辞》、《说卦》文字以为之说。首列《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朱熹所作黑白位大小二横图)，取《系辞》“天尊地卑”一节附以论说，又取“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及“易有太极”一节附以论说。其解大横图主“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八卦相荡而为六十四卦”之说，与朱熹以爻画“加一倍法”生六十四卦说不同。次列《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即邵雍《先天图》，朱熹所谓之《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取《系辞》“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及《说卦》“雷以动之”一节附以论说，曰：“此言伏羲方图，而阐其妙化也”。其“方图自在大圆图之内，何得分方圆为二图”之说，乃针对朱熹主张将方图拿出放外之说而发，又有“盖圆主动，方主静，天动而地静也。地图方者，乃言其德方，非言其形方也……然闻地有尽处者，可见其形体之浑圆也，今验月蚀，地影之圆亦可知矣”，此则以西方传入之“地球中心说”纠正宋人之“天圆地方”说。邵雍《观物外篇》有“天圆而地方”之说，其本意是以《先天图》外圆内方之图表示“天覆地，地载天，天地相函”，至德沛时已知地是球形，故有“地图方者，乃言其德方”新解。又取《系辞》“一寒一暑”四字，曰：“此句言伏羲大圆图”，其“自复至乾三十二卦，自一阳至六阳，一寒也；自姤至坤三十二卦，自一阴至六阴，一暑也”之说，既与邵雍“逆知四时之谓也”之

说不同，又不取朱熹“圆图又只一半逆”之说，又有“夫阳顺阴逆，自复之乾，阳顺行，而图中自姤之坤，阴亦顺行”之说，可谓“发前人未发者”(李绂序之语)。次列《伏羲八卦圆图》(朱熹《伏羲八卦方位》图)，取《系辞》“日月运行”四字附以论说，有“伏羲之圆图尚对待，尚象；文王之圆图尚流行，尚用”之说。又谓此图象日月之运行，曰：“日，故以一日运行而言；月，故以一月运行而言也。是图亦有阴阳消长、寒暑往来之象。”此则以一“○”模式说图，非同于朱熹之“∽”模式。次列《文王八卦圆图》(朱熹《文王八卦方位》图)，取《说卦》“帝出乎震”一节及“万物出乎震”一节而附以论说。次列《文王乾坤六子图》(朱熹《文王八卦次序》图)，取《说卦》“乾天也，故称乎父”一节（书中原作“系辞传曰”）而附以论说。次列《河图》，取《系辞》“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一节，论“河图之神妙”。列《洛书》，论曰：“河图尚数，故言数而象在其中；洛书尚象，故表象而数在其内”。

德沛采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之图，易其名义和次序而为之解说。其解一本《易传》成文而发挥之，其中多有与朱熹“本义”不同处。如，虽《系辞》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然德沛却不取之以为说，虽采朱熹之《河图》、《洛书》，然仅言其“神妙”，“河图尚数”、“洛书尚象”，并非如同朱熹那样以河洛图书为圣人画卦作易之根本。此一点很是值得肯定。又其就《先入图》方图而纠正“地方”之说，亦是因科学知识之发展而发前人之未发，此亦当予以肯定。至于德沛以《易传》成文解释所谓“伏羲”、“文王”诸图，有“上一句言两仪四象八卦图，下一句言六十四卦次序图”等解说，则真以为“夫子”就“伏羲”、“文王”之图而系辞，以为先后天诸图先于孔子而存在，则是本末倒置，其解说亦因此而有疵吝。《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乃邵雍之《先天图》，黑白位大小二横图及《卦变图》乃朱熹所自作，《伏羲八卦方位》与《文王八卦方位》二图乃据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之说画出，又据邵雍“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之说而冠以“伏羲”、“文王”之名。《文王八卦次序》图则是朱熹“尝以卦画求之，纵横反复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之后，准《说卦》乾坤父母三索之说而画出。《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如读朱熹《答袁枢》、《答王遇》、《答叶永卿》等书信，即可明了本出朱熹，只不过是将《易学启蒙》初版旧图移植过来而已。

德沛《易图解》自刻于乾隆元年(1736)，此前康熙五十七年(1718)进士王懋竑于《白田杂著》中曰：“至《启蒙》，则一本邵子，而邵子所传，止有《先天方圆图》，其《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则以《经世演易图》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汉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图，《启蒙》因之。自朱子所自作横图六，则注《大传》及邵子语于下，而不敢题曰“伏羲六十四卦图”，其慎如此。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孰受而孰传之耶？乃云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邵氏止有《先天》一图，其《八卦图》后来所推，六横图朱子所作，以为皆出邵氏，是诬邵氏也。”王氏所言“六横图朱子自作”，乃指今见于《易学启蒙》“原卦画第二”之以卦爻符号所作之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之图而言。王氏虽有校定《朱子年谱》、

《朱子文注集》、《朱子语录注》之作，可谓知朱熹之学者，然其何以不细读《答袁枢》、《答王遇》、《答叶永卿》、《答郑仲礼》等书信？朱熹原本说得明明白白：“其图亦非占法，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答袁枢“黑白之位尤不可晓”之语)、“若要见得圣人作易根源直截分明，却不如看卷首旧图”、“至于文王八卦，熹尝以卦画求之”、“熹尝以康节之言求之，而得其画卦之次第”、“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汉上易卦变只变到三爻而止，于卦辞多有不通处，某更推尽去，方通”、“凡三爻变者有二十卦，前十卦为贞，后十卦为悔，后十卦是变尽了又变反来，有图见《启蒙》”(此即指后列于《周易本义》卷首之《卦变图》而言)、“卦变独于彖传之辞有用，然旧图亦未备，顷尝修定，今写去，可就空处填画卦爻，而以彖传考之，则卦所从来，皆可见矣”。凡此数条，则足以证明《周易本义》卷首九图本为朱熹先前列于《易学启蒙》之旧图。以其“有图见《启蒙》”之注，知此九图当不为《周易本义》所应有，而是后来门人拾掇附入之。所以，王氏以此类图不当为《周易本义》所应有，是为有见，然而又谓其非朱子之图，则是考之欠详。谓德柿《易图解》本朱熹《周易本义》(其实是《易学启蒙》旧图)而为之说，此说当是事实。所以，王懋竑谓诸图“其非朱子之书明矣”，非是。(虽《清史稿》作者针对王氏此说而评之曰：“其说为宋元儒者所未发”，然其所发却不中的。清四库馆臣于《易图明辨提要》曰：“至于《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竑《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考，多相矛盾，信其为门入所依附。其说尤明。”而今又有谓王氏之说为“学者视为定论”者，此则是不自考而又不知王氏之考有误者)。

《易图解》成书于乾隆元年，而《四库全书》却不著录，亦不列为存目。依常理说，仅有的一位清宗室亲王易学著作，应当采入《四库全书》，而出现此种情况，似并非当时无传本，则可能是因其图解内容多有与朱熹本意不合之处所致。今天看来，朱熹有关河洛图书的象数说是荒诞不经的，而德沛却对河洛图书有非圣入则之画卦作《易》的正确看法。又德沛学易多本义理，其采图皆以有合于《易传》之文为原则，凡从《易传》文字中能找到根据者则为之解，而不滥引它图而漫言之，此皆为可取之处。尽管其所附论说有本末倒置处，亦不妨自成一家之言，而有益于易图学发展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