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川口長孺著臺灣割據志，是臺灣文獻叢刊的第一種。

現在，似有兩個問題需要交代。（一）為什麼出臺灣文獻叢刊？（二）為什麼以臺灣割據志為第一種？

先答第一問題。我在拙著清代臺灣經濟史的自序裏已經說過：研究歷史，一要有史料，二要有史觀；前者賴有公開資料的風氣，後者得憑個人獨特的修養。我們十多年來的工作方針，嚴格說來，就在儘量發掘並提供有關臺灣經濟的研究資料。因為有了充份的史料，社會上自然會有高明之士，運用其正確的史觀，深入研究，有所造就。我們願意為多數的學人服務，而絕不關心到小我（私人或機關）的成績。說明白些，我們固亦從事個別的研究，但願與大家在同樣的資料基礎上進行。我們堅信，個人的能力畢竟有限，資料的公開是學術進步的前提條件。由於這一信念，所以我們決定於原有的臺灣特產叢刊與臺灣研究叢刊以外，印行臺灣文獻叢刊，拿清代有關臺灣的私人著述（特別是未經印行的抄本）匯編問節。這一工作，對於臺灣研究者毫無疑義，有其必要。

再答第二問題。自然，這既非由於本書是日本學人的漢文著作，也非由於這本著作有何特殊價值。這完全是偶然的。我們計劃中最先排印的，原是夏琳的海紀輯要；書存某研究機關。由於該機關主持人雖許抄錄，不準翻印；要印，就得用該機關的名義；這在我們的職責上，實在難以辦到；所以臨時將這臺灣割據志改排（已在臺灣銀行季刊第九卷第一期文獻欄刊出）先出。海紀輯要，早已抄好；出版問題，尚在洽商。我們希望能有圓滿的結果，因為古書原無版權（版權的作用，據我的瞭解，也在獎勵出版，不在阻礙出版）；而我們的出書，更是百分之百的服務性質。

接著，對於這本臺灣割據志的內容，應該有點介紹。本書不分卷，先述臺灣的風土及先住民的習俗，次述明季漳泉人之通販於臺灣；再次，自明熹宗天啟元年辛酉（一六二一），迄清世宗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有關臺灣之事，靡不編年記載。故本書雖稱「臺灣割據志」，實為鄭氏三世之詳紀。書中所用資料，皆經注明出處。資料之彼此不同者，並作考異式之自注附於正文之下。按本書原系日本秘閣所藏抄本，書首有「秘閣圖書之章」及「日本政府圖書」印各一，書末又有「內閣文庫」印並朱文「文政壬午」四字。查日本文政壬午，當清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則是書之入藏，距今已百有三十餘年。茲據再抄本剩錄，為之標點分段，然後付印。惟再抄本錯誤殊多，凡校正四百餘字；間有知其訛舛而未能校正者，附問號以存疑。

其次，談談翻印這類舊書的方式問題。有人主張：用照相影印，既省費，又省時，而且可以全無錯誤。但我不是這樣想法。我想：除了書畫之類供人欣賞的作品以外，凡是給人研究、參考或閱讀的書籍，應以「便利」為第一條件。而此所謂「便利」，又當是客觀的。例如：像吾輩五十以上的人，看舊文字，也許用不到新式標點的幫助（可能也有反認新式標點為累贅的），但是這種主觀的認識，不能否認新式標點的「便利作用」。我們出書，要以年輕的一代為標準——現在的年輕人以及未來的年輕人。我們要為他們著想，並為他們謀便利。我們應該為他們的便利而放棄自己的便利。這因現在的五十以上的人是有限的，未來的年輕人是無窮的。由於這一理由，我們寧願標點排印。再次，還有一點可以一提。有人主張：「這類書，印刷當圖講究，印數務須減少；每種限印三百部，已經足夠」。不論印刷與內容，都得以「世界水準」為努力的目標，這是不錯的。但在現狀之下，能夠「世界水準」的著作，實在很少。我以為當前的急務，與其多花錢僅求印刷趕上「世界水準」，不如節省一點費用多印幾本比較有用的書。所以本叢刊的用紙，祗在「宜於保存」的立場，改用道林紙（過去的出版物都用白報紙）而已。至於印數，暫定千冊；理由仍為我們的出版物是「給一般人研究、參考或閱讀用的」，並非供少數藏書家賞玩的，所以我們不想以少印居奇。

我們讀歐洲經濟史，知道中世基爾特（guild）的形成及其影響。中國的手工業具有深長的歷史，故以手工業為基礎的基爾特精神，亦曾深入每一角落，而且歷久不衰。但是，近世的產業革命，在歐洲已將基爾特澈底摧毀。至在中國，則因機械工業尚未成型，以致基爾特的餘音嬝嬝，原不足奇。但這是「落後」，這是「障礙」。如何實踐先哲遺言「迎頭趕上」、「天下為公」，現代知識份子的責任，似乎尤為重大。

周憲文於臺北惜余書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