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书筏》计文28则，综论笔法、墨法、布白、风韵等几个方面，论述都较重要，文辞简明扼要，足见作者的书法功底和修养之深。因作者本人既是书画家，又是书画理论家，故《书筏》中多有精辟之论。如论笔法，说人们只知起笔藏锋之易，殊不知收笔出锋亦很难，只有对“八分”、“章草”有深入认识，才能得到，而用笔的方法在于合乎规律，不在于手腕的强弱。对于《书筏》人们亦有不同的看法。王文治推崇备至，认为可以与孙过庭《书谱》相媲美；而余绍宋则认为，原与《画筌》并行。《画筌》为长篇骊丽文章，辞藻甚美，《书筏》也应是同一体裁，但现存《书筏》段落零散，且又不相连贯，怀疑并非全文。[2]

《书筏》以随笔及札记的形式表达其书法美学观。凡二十八则，每则少者十余言，多者亦不外七十字，全文只有九百七十余字，却综合了笔法、墨法、结构、章法等问题，充满艺术的辩证法。关于“布局”，作者以为：“匡廓之白，手布均齐；散乱之白，眼布匀称”，倘若“画能如金刀之割净，白始如玉尺之量齐”，欲使“精美出于挥毫，巧妙在于布白，体度之变化由此而分”，由画理而贯通书理，相举并论。以“黑圆而白方，架宽而丝紧”，“黑之量度分，白之虚净为布”等画法中构图的原理，分析挥毫布白与艺术效果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书法内部计黑留白、虚实互补的蕴涵，证明了书画同源、同理。关于“章法”，云“起笔为呼，承笔为应。或呼急而或呼缓而应速”，辨析了“呼应”之间的关系；云“活泼不呆者其致豁，流通不滞者其机圆。机致相生，变化乃出”，指明了“变化”之中的起因；“真行、大小、离合、正侧、章法之变；格方而棱圆，栋直而纲曲，佳构也”等语，则介绍了各体“变化”之中的际效果。至于“名手无笔笔凑？白之字，书家无字字叠成之行”和“一字千字，准绳于画；十行百行，排列于直”等语，则进一步综合了“呼应”和“变化”等规律的普遍性。关于“运笔”则云：“横画之发笔仰，竖画之发笔俯，撇之发笔重，捺之发笔轻，折之发笔顿，裹之发笔圆，点之发笔挫，钩之发笔利，一呼之发笔露，千应之发笔藏，分布之发笔宽，结构之发笔紧”，总括了“发笔”的主要特征；而“横之住锋，或收或出；竖之住锋，或缩或垂；撇之出锋，或掣或卷；捺之出锋，或回或收”等，则概述了“收笔”的主要特征。还揭示了“发笔”与“收笔”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入剖折了“书亦逆数焉”之“奥秘”。关于“结构”之要点，作者又以“笔之执使在横画，宇之立体在竖画，气之舒展在撇捺，筋之融结在纽转，脉终之不断在丝牵，骨肉之调停在饱满，趣之呈露在勾点，光之通明在分布，行间之茂密在流贯，形势之错落在奇正”等论述，从较高的角度概括了书法艺术的“灵魂”。关于“用墨”，作者介绍了“磨墨欲熟，破水用之则活；蘸笔欲润，蹙毫用之则浊”等方法，又提出“肉托毫颖而腴，筋藉墨沉而润”的观点。并且，从实际出发，把圆、秀、腴、润归纳成用笔的基本要素，例举笔的优劣能损益字的筋骨，阐述了工具与技巧的相互关系，重视“中锋用笔”的“圆秀”效果，从而达到“四美俱备”的理想境界。文中对“动势”的描述，把运笔过程中的顺逆、起落、转折、掣顿、伸屈、拔季、束拓、行停等对立因素，理解为相生相发、相反相对、相辅相成 等转化关系，则是最为精彩的部分，是艺术辩证法的高度体现。文未有王文治跋云：“此卷为笪氏书中无上妙品，其论书深入三昧处，直与孙虔礼先后并传，《笔阵图》不足数也。”可见前人已推崇至极。

然而，由于作品过于简略，形式松散亦无系统，所论随心所欲，使读者较难全面领略其内在的蕴涵，且有“并非全文”之疑。但兴到之作并没有影响其独到理论的发挥，仍然不失为我国书学史上十分难得的精粹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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