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的本体有四条：一是仁义，二是礼制，三是法令，四是刑罚。仁义、礼制是教化的根本；法令、刑罚是教化的末端。无本不立，无末不成。然而教化功能是长远的事，刑罚功能近在眼前，刑罚可以用来帮助教化而不能单独实行，可以用来树立威信而不可过多地使用。老子说“：政令分析明辨，百姓就浇薄。”又说：“法令越是彰明，盗贼越是多见。”然而，政令繁杂苛刻，官吏严厉残酷，不可能实行教化，百代都应该知道。考察浏览前书记载，也有不断利用的。

以前秦朝任用狱吏，穿着红褐色衣服的狱吏充斥道路。汉代革除这种作风，矫枉过正，法网宽疏，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鱼，所以大奸巨猾，侵犯道德违背礼义。郅都、宁成这些人，威武之气勃发，惩治凶恶奸邪之徒，所行之事都是为了救济时弊，虽然违背教化，有时也有可取之处。于洛侯之流，前代史书编入《酷吏》。或凭借先人留下的功业，或者因为轻微的功劳，遭逢时机，耻居重要职位。逞其狭隘气度，做出许多无礼举动，君子百姓，都深受其害。凡是他到官任事，没有不恐惧的。在他之下的，视他如蛇虺；路过他辖区的，避他如贼寇仇敌。给人恩惠，心地并非善良；给人施加罪过，并非出于疾恶。他所鞭挞羞辱的，大多是无辜之人。看看他的所作所为，豺狼不如。他们禁止奸邪清除狡猾，大概与郅都、宁成那些人不一样。君子鄙视他们，所以编进《酷吏》。

魏朝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张赦提、羊祉、崔暹、郦道元、谷楷。齐朝有邸珍、宋游道、卢斐、毕义云。《周书》不设酷吏传。《隋书》有厍狄士文、田式、燕荣、赵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现选出高遵、羊祉、郦道元、谷楷、宋游道、卢斐、毕义云、厍狄士文、赵仲卿、崔弘度，都记录在他们的家传中。其余都一起排列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