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四卷所收人物：卷一东晋一十三人，卷二刘宋二十三人，卷三南齐一十五人，卷四梁一十四人，以上本传六十五人外，还附见五十一人。

本书没有象《名僧传》那样分作多科，但也具备《名僧传》那些科目类型的人物。

有如道馨、道仪善《小品》，道仪、净曜能讲《维摩》，智胜、净行、妙祎、惠晖通《涅槃》，妙祎讲《法华》、《十地》，净行学《成实》、《毗昙》、《华严》，昙晖解佛性常住义等。又如净检、慧果、僧果、僧敬、德乐等始受尼戒，道仪究律藏，净秀、僧述、妙祎、法宣学十诵，都可列入法师之类。

如光静、僧果、静称、法辩、僧盖、法全、慧绪、净秀、昙晖、僧述、可列入禅师之类。

如净检、道容、静称、冯尼等有一些异闻，可列入神力之类。

如善妙、道综、惠曜、昙简、净珪、昙勇、冯尼等事迹，可列入遗身之类。

如智贤、道仪、慧玉、道寿、玄藻、普照、僧念、惠晖俱诵《法华》，慧玉诵《楞严》，慧本诵《大品》，僧端、冯尼、惠晖诵《涅槃》，道贵诵《胜曼》及《无量寿经》，可列入经师之类。

如安令首、慧琼、慧濬、僧猛、净秀、昙晖的建寺，道瑗、慧木、智胜、僧述、法宣的造像写经，可列入造经像苦节之类。

关于比丘尼戒由斯里兰卡传入中国，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东晋净检从智山受十戒，为中国有沙弥尼之始。当时《僧祇尼羯摩》及《戒本》已初步译出，净检等四人又从昙摩羯多受具足戒，为中国比丘尼从大僧受具足戒之始，原先中国尼众受戒但从大僧受。据本书僧果传等说：元嘉六年(429)，有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至宋都，住景福寺，时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欲如大爱道之缘(大爱道得戒，五百释女以爱道为和尚)重请受戒，于是别请难提更请师子国尼来满十数。嗣后，元嘉十年(433)，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这时先至诸尼，已通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次第重受尼戒者三百余人。此为中国比丘尼二部僧受戒之始(《出三藏记集》卷十《后出杂心序》，说僧伽跋摩於元嘉十一年至建业，同书卷十四《僧伽跋摩传》，说即于其年九月前为僧尼数百人传戒，本书《宝贤传》及《德乐传》，也说传戒是元嘉十一年，只是《慧果传》说元嘉九年受戒，十年去世，后者年代有误)。

本书所载这些比丘尼，多出身于士大夫的家庭，出家后多出入宫庭，为帝王后妃所供养，因此，也出现了比丘尼有弄权乱法的事。如晋支妙音为殷仲堪谋荆州刺史，宋法净参与孔熙先的政变事件，也见于本书记载。此外，诸王贵族供养诸比丘尼，世族名士礼敬诸比丘尼的事迹，反映了佛教在南朝士大夫阶级中的情况。

本书也反映了一些南朝的佛教制度。如宋宝贤为都邑僧正，月受俸钱一万；法净为京邑都维那，以及晋智贤遇杜霸沙简，齐慧绪遇沈攸之沙简等事。

本书记录了当时尼众人才辈出和受到崇敬，也记载了当时妇女受到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而出家的事情。如令首、僧基、僧端、昙晖、法宣等尤为突出。

统计本书所载诸比丘尼的寺庙，多在南朝的首都和附近地区，其中有三十七人都住在建康(南京--东晋、宋、齐、梁四代的首都)，有十三人散布在建康不远的各大城市，有五人在洛阳(西晋的首都)，有三人在江陵(后为梁元帝首都)。还有少数人分布到很远的地区，东北至渤海，东南至钱塘，南至广州，西北至高昌。这些比丘尼的乡贯，多属于江南或原系北人，侨寓南方。所以就本书所涉及的地域来说，主要是中国南部。本书叙事，起晋愍帝建兴(313～316)至梁天监十五年(516)，历四朝二百年，正是中国佛教兴起的时期。当时西土僧人络绎东来，中国佛教中也名僧辈出，晋朝南渡以后，江南文化相当繁荣，比丘尼在当时出现了这些人物，是与其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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