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钞之术
宋孝宗以内帑金帛易楮,藏于内库者四百万,行于民间者仅二百万,一时楮币重于黄金。龚茂良奏:闻得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一为免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以此观之,大段流通。叶衡奏:今诸处会子甚难得,宜量行支降行使。上曰:未可,向来止缘所出数多,致有今日之弊。今须少待,徐议施行。上又曰: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按孝宗谓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是诚然矣。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入之少。苟收敛有术,则钞亦流转于上下而无穷,奚至于多而轻哉。
《宋史》云: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淳熙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
金明昌三年,敕尚书省曰:民间交钞流转,当限其数,勿令多于见钱也。按此亦同宋孝宗之意。
明昌中宰臣奏:民间所以难得钱者,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在唐元和间,尝限富家过二千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三万贯。
按唐制过五千者死,其法太重,富家多蓄钱,罚之足矣。钞法行恐民蓄钱而不蓄钞,斟酌此法行之可也。
金承安二年,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墨工钱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墨工钱贯可收十二文,买盐引者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
按工墨费钱愈少,则民愈便。宰臣以为有妨钞者法谬也。若一贯之钞,而权作一贯一百文,使民乐于用钞则可行。
金高汝励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邑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缗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缗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金泰和时,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用交钞,不得用钱。
又孙铎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正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钞渐重,可以流通。
按此三说,皆所以使钞之必行。或问行钞可决信民之乐从否?曰:可。但当图之以渐,而用之有术尔。盖钞之利厚,必分散于官与民,使各享其利,然后行钞可常久不废,此能使钞必行之术也。
《日知录》云: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货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按既禁用金银所以重钞也,而未几即许民易金银以进,是自坏其法也。顾亭林先生钱粮论,谓不收钱而收银,则河北之响马必多矣。此可知用银之弊,易长盗贼。盖钱货重实,盗贼所取无多,则因而止者多矣。若用钞则又轻而易藏,盗贼既不能知觉,又可多为标识,则窃之必易于败露,亦弭盗之善术也。夫以钞之虚为之母,以钱之质为之子,子母相权,民已甚便,又何为而必用银乎?明初觊于用银之利,故自弛其禁。而不知其长盗贼之风,启谋财害命之端,卒至开矿殃民,而国用益以不足,此计之失也。
○钞论之用
《金史》曰: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惮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
《金史》曰濮王守纯以下,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间,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唯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令不能信,且恐新券之复同旧券也。
按量其所支,复敛于民,自是善术,第患奉行之不力耳。金宣宗问:钞法如何而通?刘炳对:以敛散相权,则钞法通。
元世祖尝问太保刘秉忠钱币之法。秉忠对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沙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不合于宜。于是绝不用钱。
按用钞自有便处,然何必废钱。刘秉忠不以正对,而为此穿凿之谈,何也?○钞弊条目四十
一、钞分为七等,曰五千贯,曰千贯,曰五百贯,为大钞。曰百贯,曰五十贯,为中钞。曰十贯,曰二贯,为小钞。大中钞当今会票之用,小钞当今钱票之用。
一、二贯以下无钞,更铸当百当十大钱,以便民用,钱为三等。
一、纸类甚多,造钞务选佳纸,洁白光厚耐久者,既用造钞,即禁民间不得买卖此纸,以防作伪。窃拟高丽纸佳者,即可造,其劣者听民间行用。
一、五千贯钞,用纸三丈,阔尺二寸,千贯用纸二丈五尺,五百贯用纸二丈,百贯用纸一丈五尺,五十贯用纸一丈,十贯用纸五尺,二贯用纸三尺。大钞命善书者书《孝经》其上,真草篆隶俱可。中钞半书半印,用先正文,如《原道西铭》之类。小钞用桐板印文其上,如程子四箴,朱子家训之类,务极精工。
一、大钞中钞,装潢成卷,小钞亦糊裱行用,以防易坏。一、大钞中钞行用时,或以金石木革为函,小钞以绡素为函。
一、以金玉水晶银铜倩好手雕为五印,各有官掌之,又分三等,大钞用大印五,中钞用中印五,小钞用小印五,以朱砂好印色印其上,违者罪之。
一、造二贯之钞,尤贵精工,必费本二百余文。铸大钱必极工巧,以防伪铸。
一、行钞先从京师起,以次渐及于各省,约数期年,然后遍及天下。
一、造钞发于各省布政司为印记,发于各府又为印记,发于各县又为印记,发于钱庄,钱庄又为印记,然后行之民间,则易于辨伪。
一、以大钞中钞,发与各银号,即禁其不得私出会票。如领一万贯钞者,半年之后,核其换银若干。如已用完,则收其银,如钞十千贯之数,以一分之利与银号。
一、以小钞及当百当十大钱,发与钱庄,即禁其私出钱票。民以银易钱,即以小钞与之。如银数不满二贯有零者,则以大钱与之。半年之后,核其所入银数,而收其十之九,以一分之利与钱庄。
一、民以银易钞,在下令半年之内,准加一分之利,与之一年之内加五厘之利,与之一年之后,照时价不加。一、民以钱易钞,以钞易钱,钱庄准取百分之一,不许多取。
一、钞之出入,经吏胥之手,亦准取百分之一,但取之官,不取于民。如有勒索,严治其罪。一、随在设立办钞之人,官给以禄。
一、钞既各分省分,易于稽察,又令通衢大邑,设立官局,民以他省钞至者,验明准其换本省钞行用。一、民以钞纳钱粮及关税者,二贯之钞,准作二贯二百文用。
一、小钞行用既繁,虽糊裱尚不免易于霉烂。但辨其非伪,许将霉烂之钞,纳钱粮关税,惟止作二贯用,更不加二百文。既纳之后,解部焚毁,以免倒换之弊。
一、下令,二年之后,钞法通行,禁民间不得以银为币,惟为器皿不禁。私以银交易者,没入其银与物,以其半赏告者。
一、禁银之后,募商人领银开设官局,挞造银器,以减半之价,售于民间,使银价益贱。民以银易钞者,亦作半价。
一、设立收银之局。民间有卖铜器者,官为重价收之,以供鼓铸,禁绝挞造铜器之铺。惟锁钮乐器,不禁。其余铜器不准民间买卖,胥吏不得向民间搜括旧藏铜器,以致骚扰。
一、钞贯文有一定,私减钞价者有罪。一、造钞之后,必二十年,然后添造新钞。一、监造官钞时,不得刻减工费,以致不如程式,违者罪之。
一、伪造者斩决枭示,出首者赏钞百贯,更籍犯人之产予之。胥役能捕获者,亦如之。官长能发觉,立予迁秩。邻族知情不举首者同坐。如始系同谋,而能自部者,免罪受赏。
一、各处官库俱令积钱如民间钞多,即发钱收买,不令民间壅滞。一、小民误用伪钞,更不加罪,惟更究其伪造之人。
一、民间藏钱,非典当钱庄字号,不得过一千贯,如违禁没入其钱十之五,即以五之半赏告者。
一、行钞之初,内外官俸各加一倍。本俸暂与以银,加俸悉给以钞。俟钞法通行后,官俸各加数倍,悉给以钞。
一、书钞之人,予以重禄,如有官爵者,纪功迁秩。造钞出力者,立予议叙。
一、行钞之初,必加惠于民,蠲免逋欠,优恤耆老,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地方官能奉行钞法无弊者,必予加级纪录。一、令学中稽察贫士,给钞周恤。
一、民有鳏寡孤独,及遇水火凶荒之灾,皆发钞赈给。一、地方有水利当兴,及荒土可耕者,皆发钞修治。一、行钞之后,关税田赋盐课皆议减。
一、商人与外洋交易,准以钞向沿海地方官局易银去。及还,准以银易钞,出入之价如一,银器不准载入外洋。
一、外蕃贡使入朝,欲市中国之货者,准以银易钞行用,则外蕃亦重中国之钞矣。
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钱币当问商贾。予乡里多富商大贾,故与精于会计者,参酌事情,思其兴利防弊之法,略备于此。非敢据史册陈言,徒侈书生之论也。
○附钞币问答三十
或曰:国家之成法,不可改。答曰:世祖章皇帝八年尝造钞,每岁十二万,至十八年因国用充裕停止,则用钞正所以复祖制,何嫌于改法?且语云:利不百不变法。今行钞视用银,岂止百倍之利乎!
或曰:天下方处全盛之时,若行钞则示民以贫矣。答曰:苟财匮已极之世,虽欲行钞,而民不信。正惟当全盛之势,而生齿日繁,经费浩大,王制所谓积三十年之通者,不可不豫为之计耳。此乃所以开富足之源,安得谓示民以贫哉!
或曰:钞乃末世之所用,恐不可行之。答曰:宋太祖始立便钱务。至仁宗时立交子务,正宋极盛之时。金元两朝,皆开国时用钞。金世宗有小尧舜之称,其时亦盛行钞。明太祖开基之主,亦造宝钞。至崇祯时欲行钞而不及行,非钞之有害于国也。而论者以为末世之政,岂不冤哉!
或曰:恐伪造者多。答曰:既特造佳纸,多为印信,钞直重者,又令善书者书之,则作伪者,必先造伪纸,又刻印信,再摹字迹,有一不肖,其奸立破,较之私铸钱,伪造银,其难数倍。而又随处皆立辨钞之人,重法以诛作伪之人,重赏以奖告伪之人,则伪造自可息矣。
或曰:恐民不乐行钞。答曰:今京师民间贸易,皆用钱票,远方商贾,皆用会票,已不异于用钞矣。间有钱庄歇闭,而票不能取钱,则民受其害,而民终肯用钱票者,以便易故耳。况国家所用之钞,有散有收,永保无虞,钱可易钞,钞可易钱,便易之极,而民翻不乐从乎?
或曰:今钱漕一经胥吏之手,即有浮收,若行钞则弊更不可测。答曰:钱漕所以能浮收者,以每县各分疆界也,故胥吏得以持权。若换钞则所设官局钱庄甚多,随地可以换易,胥吏安得持权?且钱漕不许包完,故胥吏得以勒制小民。苟以钞纳税,尽可托绅士代纳,胥吏又安敢勒制之乎?又按钱漕之浮收也,彼亦有所借口也,曰米色之丑也,解费之重也。若行钞,彼又无所借以为名矣。吾正恐胥吏之无可作弊,而奉行不力,故加百分之一以予之,岂惧其侵渔乎?
或曰:银与铜乃坚刚不坏之物,而钞不可久。答曰:昔之造钞,制度苟简,故易于毁坏。今之造钞,程式精工,纸料坚厚,大者装潢成卷,藏之于函,可数百年不坏,小者裱糊行用,二贯以下,仍用钱,则不至于甚繁,虽小钞亦可十数年。即有霉坏,仍准其纳粮充税,解部焚毁,可以免倒换之累,于民无损。若虑水火之虞,则以皮木为函,可以入水不濡,以金石为函,可以入火不?,何易坏之有?
或曰:以楮为币,是以无用为有用,近于欺民之术。答曰:铜之为物,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圣人制为钱,以奔走天下,是亦以无用为有用也。设令三代上有纸,安知圣人不以之造币乎?若必以有用为币,则有用莫如帛,然固不可以为币明也。
或曰:恐物价腾踊。答曰:物价之所以贵者,以物少而钱多也。今以钞易银,钱不为之多,而物不为之少,物价何以腾踊乎?
或曰:恐犯罪者多。答曰:伪造既难,则犯者自少。至于民之换钞,既获一分之利,彼自愿从,朝廷未尝强之使换也。盖立法但禁伪银,不禁藏银,何犯罪之有?且从此而铅钱伪银之弊绝,盗贼劫银之风亦绝,则狱讼可省,而论者反虑犯罪者多,谬矣!
或曰:用钞但利国耳,于民何预?答曰:国用既足,则加官俸,吏增禄,田赋可减,关税可轻,鳏寡孤独皆养之,由是兴水利,垦荒田,积义仓,修学校,使将天下无一夫之不获,岂止利国已哉!
或曰:何不银钞兼用?答曰:苟欲两利而俱存之,则银与钞,必互相低昂,而其价不能画一也,明之已事可征矣。明初禁银不用而钞行。其后,自弛其禁,而钞渐不行。故必废银不用,而后钞重也。
或曰:何不并钱废之?答曰:既用钞,则用钱之处自少,若必并钱废之则钞必琐屑而不可行也。
或曰:天下之银,尽收于上,民间不虑其空乎?答曰:银既收于上,上亦无所用之,则当减价,仍散之于下,使民间得为器皿,但当严禁其为弊耳。如是则银价必甚贱,而钞益宝贵。此本齐高帝金土同价之意,而善用之者。
或曰:宋孝宗言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今准天下银,而制钞无乃太多?答曰:以天下论银之行用,本虑其少,则以银易钞,适如其数,虽倍加之,尚未至于多而轻也。且必二十年后添造,自不患其日多也?
或曰:宋富公弼言交子之法,必积钱为本,今行钞而不以积银为本,安在可行?答曰:此又古今时势之不同。古人以钞代钱,相辅而行,故必积钱为本。今则以钞易银,废银不用,安用积银为本哉?百姓有万亿之银,国家造万亿之钞以易之,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与宋之时势异矣。
或曰:马端临言用钞则下无犯铜之禁,今何以用钞而复禁铜?答曰:必禁铜为器,方可绝私铸私毁之两弊,又不遽禁铜,而以钞买之,则民亦乐从矣。较之贾谊七福之说,刘秩五利之议,更为便易。
或曰:银可分用,而钞难零折。答曰:钞既分为七等,又有钱三等以佐之,亦何事其分折乎?
或曰:恐事涉烦扰,未免骇民。答曰:今天下簿书出纳,律例科条,其事甚琐,不闻厌其烦扰。岂以操天下钱币之大权,而可虑其烦扰乎?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又何骇?
或曰:中国既不以银为币,银必入于外洋。答曰:外洋欲市中国之货,必先以银易钞。彼之银有尽,而吾之钞无穷,则外洋之银,且入于中国,而中国之钞,且行之外洋矣。岂虑银之入外洋哉!
或曰:万一国家复用银,而不用钞,岂不害民?答曰:天下既安于行钞之利,后世必无废钞之事,正不必过虑也。
或曰:国家何不径自行钞,而必易民间之银乎?答曰:以易钞银,非贪天下之银也,盖径自用钞,则银归无用,而富家之藏银者,受其害矣。惟以银易钞,则民之贫富,适如其故,富者自不怨矣。
或曰:民以钞虚银实,终藏银而不易钞则何如?答曰:民之欲藏银者,恐钞有时不用耳。今若明示以历久不改,彼百姓安肯舍目前现用之钞,而藏不准为币之银乎?
或曰:恐富家藏钱而钱少,则如何?答曰:宋金元钞法屡更,故富家不蓄钞而蓄钱。若一定不移,则藏钱繁而藏钞简,民又何乐为此乎?且国家可仿唐时设立限制,使藏钱不得过多,自不至于钱荒矣。
或曰:设民以数万之钞,尽欲易钱,则钱庄何以给之?答曰:大钞惟准易小钞,小钞方准易钱,且民间藏钱不准过一千贯,又岂虑其难给乎?
或曰:顾氏《日知录》尝极言钞法不可行,通人之论,似不可违。答曰:顾氏见钞之废,以为帝王之权有所不行,而不知特由于钱粮不收钞之故也。且顾氏所恶者宋金元明之钞耳。今能尽举其弊而去之,虽亭林先生复生,亦必以为可行矣。
或曰:钞行而财用足,则风俗奢侈,亦一弊也。答曰:沃土之民不材,理固有之,然加之以教,既富方谷,亦易为善,岂反虑其足耶?
或曰:如此不几于聚敛乎?答曰:所恶于聚敛者,为其剥民以利国也。若钞法则并未取民分毫之利,而民反受其益,岂可与桑弘羊之平准,王安石之青苗同日语哉!
或曰:恐奉行者不皆得人,虽良法岂能无弊。答曰:天下之法,皆可以生弊。然立法之初,必先求其尽善而后行,至其小小利害,又当随时变通之,而大体卒不可改。但得贤者一二人操其权,则其下奉行之人,又谁敢舞弊乎?
或曰:此外岂别无足财之策,何事行钞?答曰:天下之财,止有此数,损上则益下,损下则益上,故计臣言富国之道,未有不病民者。司马公所以言不加赋而国用足,必无之理也。惟行钞则取之不尽,而非取于民也,实为法之良者。第前人行之,尚未能尽其妙耳。
金史云:有司乞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浸轻之。
按出多入少,最是行钞大病,钞之所以轻也,况更有出而无入耶!至于钞轻而议更造,则民病,而钞益轻矣。
金宣宗贞佑三年,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由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值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变交钞,屡弊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
按钱与钞,当相需为用,欲重钞而禁富家之多藏钱可也,竟欲禁钱不用,过矣。
《金史》曰: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行。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数年,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造,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讫无定制,而金诈讫矣。
按金之末造,疲于用兵,虽使货财山积,亦必不足于用矣,而急急屡更其钞法,有何益哉?若以金之亡而归咎于钞法之不可行。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之论也。按在官利于用大钞,在民利于用小钞,此亦金之时势使然。若天下承平,中外一家,商贾流通,则民亦甚便于用大钞也。今之会票,或万或千,何不便之有乎?
元史刘宣言: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
明史云: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而计钞征之民,则每贯征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按宋金元用钞,皆与一代相终始,虽其间不能无弊,然未有废钞而不用者。独明至中叶,钞竟不行何也?以银币盛用故耳。而银币所以盛,一坏于太祖立法之初。既禁用金银,而九年复许以银代输租税,所以两浙、江西、闽、广之民,重钱轻钞,至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而物价翔贵也。再坏于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由是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用钱,而钞壅不行也。邱浚云:钞法不可行,以用之者无权也,信哉。
《明史》: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按崇祯时,国势方殆,即欲行钞,民安肯信之哉?所以当时识者,皆追咎弘正间之废钞法也。使钞法行,而不以银为重,即万历时矿税之害,亦何自而兴哉!
韩文公策问曰:今天下谷愈多而帛愈贱,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蚕者不多而帛有余,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
按此乃钱荒之弊。唐人用钱其弊如此!今天下用银,能无银荒之弊乎?欲救其弊,固莫如用钞也。
《日知录》曰: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不为币。孝武所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然考之《通典》谓: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以外,亦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用水银朱?朱彩绘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值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十五,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
按银之用,始盛于金末,至明中叶而益盛。物莫能两大,此钞法之所以坏也。唐以前无钞,尚不用银,则既用钞用钱,又何为必用银哉?
《日知录》云: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考之实录,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按此一条,可知明初立法之未善。盖金银可禁,铜钱则岂可禁乎?亭林先生所以深恶钞法者,不过以其昏烂倒换,出入之弊耳。今若以佳纸制造大钞,选天下善书者书之,装潢糊裱,行用时以函藏之,又何有昏烂倒换之虞乎!小钞必自二贯起,则程式亦可精工,行用者必加慎重,而昏烂亦少。唐宋人字画传至今者有矣,岂以纸虞其易坏哉?又钞之昏暗者,准其纳钱粮,则阴用倒换之法,而无其害矣。惜乎前人造钞,见未及此,恨不起亭林先生一质斯论也。
《日知录》云: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米折钞,以银折米,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此不善用钞之弊,后人所宜鉴也。
《文献通考》云:历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置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以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值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值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直会子之初意,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所直者重,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当现钱矣。又况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
按此见前人行钞分地之弊。○行钞之功
宋张悫字伯诚,高宗为兵马大元帅,募诸道兵勤王。悫飞挽踵道,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票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高宗器重之。悫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河间府志》)
按此见行军时用钞之便。
宋陕西河东颗盐,旧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售钞,请任其私卖盐,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费。(《衍义补》)
按此见行盐用钞之便。
宋高宗时,钱端礼知临安府,建言,楮币已行累月,合支官钱,造会子。诏入都茶场置会子务,钱端礼为六务出纳制用皆有法。按钞法亦在奉行之得其人,端礼亦善于立法者。
宋史:嘉定五年,制臣刘光祖乃会总所,以第六第新会五万缗,令军民以旧楮二而易其一,继又令军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请于朝,添给新楮十万,军民赖之。
元刘肃洛水人擢正定宣抚使。中统新钞行罢,银钞不用。正定以银钞交通于外者,凡八千余贯,公私嚣然,莫知所措。肃建三策,一曰仍旧钞,二曰新旧兼用,三曰官以新钞,如数易旧。中书从其第三策,遂降钞五十万贯。
按此良吏之能惠其民者。行钞先以利民为主,其次则不累民可也。○广钞之利
《金史》云:大定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十二年,上曰: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今国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
按《文献通考》云:上无搜铜之劳,下无犯禁之苦,亦一便也。以此为行钞之利。然行钞亦岂能全不用钱乎?既用钱,则必防私铸私毁之弊,是铜禁仍未可弛也。要之用钞之利,岂止于此!
李绂请严禁铜疏云:钱文入铜铺之炉,即化为铜。而未化之前,原系制钱,不可得而捕也。既化之后,已成废铜,又不可得而捕也。惟禁断挞造铜器之铺,则销毁亦无所用,而销毁之弊,不禁而自除矣。今现在功令,止禁黄铜,未禁白铜与红铜也。议者以白铜非制钱所用。不知今之所谓白铜皆黄铜也。议者以红铜非制钱所化。不知今之红铜,皆黄铜也。铜为锭锞,煮以药水,可为假银,岂不能为白铜?嘉兴洪炉以药水染之,作古铜色,岂不可充红铜?故臣谓今所行红白铜,皆黄铜也。臣请自铸镜及乐器而外,一切挞造黄铜白铜红铜之铺,尽行禁绝,犯者发充边远,则国实流通矣。
户部尚书海望奏:言钱文为民间日用所需,近年以来,鼓铸无缺,价值昂贵,建议者莫不多求禁铜之法,而奉行不善,易滋弊窦。夫铜器久布民间,一旦禁之勿用,则其情不便。胥吏借此需索,刁民借此讹传,得贿则卖官法,不得则人人罪,搜括难尽,用法不均其弊一也。民隐既难上闻,有司未必皆贤,民间交纳铜器,或有侵蚀扣克,仅得半价者,或有除去使费,空手而归者,名为收铜实为勒取,其弊二也。此等铜质,本极粗杂,加之销坏,一经钱局?化,折耗甚多,所得不偿所失,其弊三也。又况黄铜,乃系红铜白铜配搭而成,是以百万斤之黄铜器皿,其中即有红铜五十六万斤。今禁黄铜而不禁红铜,是较之未禁之先,铜又多费,而适以昂其价,直速其私毁,故既禁黄铜之后,白铜甚多,皆奸匠销毁制钱,搀药煮白,以成器皿,其弊四也。
按禁铜之令,自古行之。汉贾谊以为七福可致,唐刘秩有五利之说,考之前史,并申禁令。若我朝铜产丰饶,矿冶之利,自足以流转而不穷,原无藉民间所有之铜,以充鼓铸。然欲绝私铸私毁之源,不得不严铜器之禁。雍正四年,严禁造用黄铜器皿。是时每铜器百斤,官给价银十一两九钱,而赢铸钱除工料外,以每串为银一两计之,实止得八两四钱有奇。故同一禁铜也,古者专欲为利于上,而我朝之暂行于一时者,专欲止弊于民。海望请罢铜禁,恐其扰累于民,然苟能严饬官吏,何至累民?且行之数年,铜器收毕,胥吏亦无可骚扰矣。至于黄铜,能变而为白铜,自当并红铜白铜而禁之,不当因此而并黄铜罢之,海望李绂二疏,论者终以李疏为是。
邱家穗铜钞议曰:钱法之所以壅滞不行者,非患其太简,而失之重,即患其过繁,而失之轻也。要存权为母子之制,而简以统繁,繁以分简,俾其轻重兼行,以相为流通而已矣。今天下之钱,大率准于汉之五铢,唐之开元。而无前代甚轻甚重之患。然犹虑其势日趋于轻,而不足以为重者,以其一文仅当一厘之用,繁而不简,分而无统,而子母之制不立故也。窃见自汉武令诸王侯制白鹿皮为币,而后人易以楮,至宋元明三朝始有交子、会子、宝钞之法,皆自一贯至百千贯,以代现钱之用,究其为制,不过方尺之纸,印文其上,而可以易数十百钱之物,其费省于钱十倍,而利用无疆,又不啻过之。顾楮之为弊也,用劳而易毁,质薄而难全,而其上刊有定式,专视区区之印文,以为照验,即使制造者极其工致,而传染未几,已归于断烂而不可以复辨,上之人,始不得已屡取而更造之,而新陈出入之间,动多诈伪抑勒,不可禁止。如前明行宝钞法,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曾未及中叶,而已渐轻渐减,其后一贯之钞,不足抵一二文之用,竟以字迹漫灭,滥恶不堪而罢。盖以累朝数十百年之永利,而终莫之能守者,由此故也。窃谓钞法之废久矣,苟欲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固不必袭纸币之虚名,亦不当用虚薄易烂之纸,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为止,而其孔中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意。要使内局自铸,定为一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伪造之弊,用是杂行于散钱之中,有钞为母,以统钱之繁。有钱为子,以分钞之简,既不若前明宝钞之易烂,而又可收宋元交子会子之用。其亦庶几古人作轻作重之意,而足以救古人钱法之靡也欤!
按铜钞与古人之铸大钱无异,此法非严禁铜立造伪之赏,殆不可行也。且至于当百而止,则民犹未便,岂若纸钞之无穷乎?
彼特患霉烂耳。不知易于霉烂者,因其制作苟简,而行用多也。若钞值既重,则行用较少,尽可装潢成卷,藏之以函,又岂患其易弊哉!且既行纸钞,又可兼铸当百大钱也。
陆世仪曰:今朝廷用钱,每便于发,不便于收,此由纯用小钱,无子母相权之法故也。愚谓今后官民交易,势当用钱者,小钱难于个数,竟用当十大钱,出入了然,无耗损兑折之弊,亦一法也。又曰:宜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州处,设立银特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客商如来者,纳券取银,出入之间,量取路费微息,则客商无道路之虞,朝廷有岁收之息,似亦甚便。
高珩曰:铸当十当百之钱,则可以轻赍而远行矣。
按铸大钱设银券,皆与钞法相辅者也。若既行钞,而复铸当百之钱,则钞可自二贯起,而二贯以下,悉用大钱,百钱以下,悉用小钱,不患于零折之难矣。又造百贯以上之钞,即可当银券之用,而得古人飞钱之遗意。以钞收买民间之铜,而铸钱极其工巧,则私铸者无利而自息,铸大钱者尤必选最佳白铜,镂为龙凤文,费本与价值略相当,则私铸无利,禁民间行用铜器:则私毁者无所售,而亦自息,此诚利国足民之要务也。财用既足,则仁政可以次第举行矣。旒尝拟时务策十数篇,观者颇不以为非,后阅诸书,则前人多有先我而言者,特所论有详略耳。因不欲存。惟钞法一事,疑者十人而九,前人亦罕有论及此者,陆中丞《切问斋文钞》,贺方伯《经世文编》仅载铜钞之说,而为纸钞之利,则未之及,故详考诸书,反覆思维,求其有利无害之方,著为此编,以就正四方有道焉。
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也!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
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
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
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援。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
俨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
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
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
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
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
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
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
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
尤侮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
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
德业之不常,日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
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钞朱子小学书后
右《小学》三卷,世传朱子辑。观朱小癸卯与刘子澄书,则是编子澄所诠次也。其义例不无可訾,然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差具于是。
盖先王之治人,尤重于品节。其自能言以后,凡夫洒扫、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规矩方圆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剂其血气,则礼乐之器盖由之矣,特末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学,乃进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习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扩焉,故达也。
班固《艺文志》所载小学类,皆训诂文字之书。后代史氏,率仍其义。幼仪之繁,阙焉不讲。三代以下,舍占毕之外,乃别无所谓学,则训诂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则训诂文字者,亦犹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绘事后素。”不其然哉?余故录此编于进德门之首,使昆弟子姓知幼仪之为重。而所谓训诂文字,别录之居业门中。童子知识未梏,言有刑,动有法,而蹈非彝者鲜矣。
是编旧分内外,内篇尚有《稽古》一卷,外编《嘉言》、《善行》二卷,采掇颇浅近,亦不录云。
书归震川文集后
近世缀文之土,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之。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伦也。盖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毁誉于人,非特好直也。内之无以立诚,外之不足以信,后世君子耻焉。
自周《诗》有《崧高》、《烝民》诸篇,汉有“河梁”之咏。沿及六朝,饯别之诗,动累卷帙。于是有为之序者。昌黎韩氏为此体特繁,至或无诗而独有序;骈拇枝指,于义为已侈矣。熙甫则不必饯别而赠人以序;有所谓贺序者,谢序者,寿序者。此何说也?又彼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匮者,苟裁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子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神乎?味乎?徒词费耳。
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不可谓不智已。人能宏道,无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
祭汤海秋文
赫赫汤君,倏焉已陈。一呷之药,椓我天民。
岂不有命!药则何罪?死而死耳,知君不悔。
道光初载,君贡京朝。狂名一鼓,万口嚣嚣。
春官名揭,如纛斯标。奇文骤布,句骛字枭。
群儿苦诵,自瞑达朝。上公好士,维汪与曹。
大风嘘口,吹女羽毛。舐笔枢府,有铦如刀。
侪辈力逐,一虎众猱。曹司一终,稍迁御史。
一鸣惊天,堕落泥滓。坎坎郎官,复归其始。
群雀款门,昨[上四下龟]之市。穷鬼喷沫,婢叹奴耻。
维君不羞,复乃不求。天脱桎梏,放此诗囚。
伐肝荡肺,与命为仇。披发四顾,有棘在喉。
匪屈匪阮,畴可与投?忽焉狂走,东下江南。
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时淮海,战鼓殷酣。
狣夷所躏,肉阜血潭。出入贼中,百忧内惔。
寅岁还朝,左抱娇娥。示我百篇,儿女兵戈。
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瞠两眸,曰余乃颇。
沥胆相要,斧门掊锁。嗟余不媚!动与时左。
非君谬寻,谁云逮我?王城海大,尘雾滔滔。
惟余谐子,有隙辄遭。联车酒肆,袒肩载号。
煮鱼大嘬,宇内两饕。授我《浮邱》,九十其训。
韩焊庄夸,孙卿之酝。鏖义斗文,百合逾奋。
俯视符充,其言犹粪。我时讥评,君曾不愠。
我行西川,来归君迓。一语不能,君乃狂骂。
我实无辜,讵敢相下?骨肉寇仇,朋游所讶。
见豕负途,或张之弧。群疑之积,众痏生肤。
君不能释,我不肯输。一日参商,万古长诀。
吾实负心,其又何说?凡今之人,善调其舌;
君则不然,喙刚如铁。锋棱所值,人谁女容?
直者弃好,巧者兴戎。昔余痛谏,君嘉我忠。
曾是不察,而丁我躬。伤心往事,泪堕如糜。
以君毅魄,岂日无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
酹子一滴,庶摅我悲!
召悔
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离次。其在于人,言有尤,行有悔,虽圣者不免。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人;改过伯于人者,贤亦伯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终焉而已。
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习而之善,即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谏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挞,进有旌,其相率而上达也,奚御焉?习而之不善,即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非而面谀,戚之则依阿苟同,惮于以正伤恩。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不肖也。
吾之友有某君者,毖余曰;“子与某相好不终,是子之失德。子盍慎诸?”又有某君毖余曰:“闻子之试于有司,则尝以私于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闻之,若不逊于吾志。徐而绎之,彼无求而进逆耳之言,诚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过,其大者视此或倍蓰,而其多或不可枚数。二子者,盖举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
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与为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于大戾,而僚友无出片言相质确者。而其人自视恬然,可幸无过。且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日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过而因护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蹈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已!为人友而隐忍和同,长人之恶,是又谐臣媚子之亚也。《书》曰:“有言逆子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余故笔之于册以备现省,且示吾友能为逆心之言者。
求阙斋记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鏓衡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羞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牖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所搤腕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訾议。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彼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
而好奇之士,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贵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
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哗然骛之,不亦悲乎!
国藩不肖,备员东宫之末,世之所谓清秩。家承馀荫,自王父母以下,并康强安顺。孟子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抑又过之。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不协于极,不罹于咎,女则锡之福。”若国藩老,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耆,皆使留其缺陷。
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问广誉,尤造物所靳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送郭筠仙南归序
凡物之骤为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览而易尽者,其中无有也。郭君筠仙与余友九年矣,即之也温,挹之常不尽。道光甲辰、乙巳两试于礼部,留京师,主于余。促膝而语者四百馀日,乃得尽窥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将别,于是为道其深,坿于回路赠言之义,而以吾之忠效焉,
盖天生之材,或相千万,要于成器以适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视尤小者则优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于用,则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视尤大者则绌矣。苟尤大者不利于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则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赋大始,人作成物。传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极扩充追琢之能,虽有周公之材,终弃而已矣。
余所友天下贤士,或以德称,或以艺显,类有以自成者。而若筠仙躬绝异之姿,退然深贬,语其德若无可名;学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犹若鉏铻而不安其无所成者与?匠石斫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径尺之材以为榱桷,不阅日而成矣。及至伐连抱之梗枬,为天子营总章太室之梁栋,经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愈大,就之愈艰。浅者欲以一概律之,难矣。
且所号为贤者,谓其绝拘挛之见,旷观于广大之区,而不以尺寸绳人者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与时物相发,力足以与机势相会,此则众人之所共睹者矣。君子则不然,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勤错迕,迟久而后进。铢而积,寸而累。既其纯熟,则圣人之徒;其力造焉而无扞格,则亦不失于令名。造之不力,歧出无范,虽有瑰质。终亦无用。
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扞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人亦病不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达于时轨,是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送谢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湖乡当乾隆时,人才殷盛。邓笔山为云南布政使,罗九峰为礼部侍郎,而谢芗泉先生为御史。三人者,背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时和坤柄国,声张势厉,家奴乘高车横行都市无所惮,御史君巡域遇焉,押之出而鞭之,火其车于行,世所称“烧车御史”者也。
其后二十诗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县令卓荐召见。上从容问曰:“汝即‘烧车御史’之子乎?”不数月,迁四川知府。又十馀年,而谢吉人邦鉴复以进土出为江南县令。吉人,御史君之孙,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将之官,其常所酬酢者,或为诗送之。吉人乃索予为序,而乞言以纠其不逮。于是拜手告曰:
于今长人矣。四封之内,尊无与二。堂上颐指,堂下趋者百人。所识穷乏,仰而待命。设馆以延宾友,貌敬而情离。即有不善,彼所谓趋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谏,或谏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处于众人之上,而聪明识量又诚越而倍之。前有唯,后有诺,于是予圣自雄之习,嚣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术以(饣舌)我。内之傲者日胜,外之欺者日众,兹其所以舛也。昔者宓子贱治单父,孔子曰:“子何施而众悦?”对日:“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齐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叹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鲁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好善优于天下。”东汉庞参为汉阳太守,先候隐居任棠。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抱儿孙伏户下。参会其意,曰:‘冰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故古人之学,莫大乎求贤以自辅。小智之夫,矜已而贬物,以为众人卑卑,无足益我。夫不及求造已,而一切掩他人之长而蔑视之,何其易与?《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月无),或哲或谋,或肃或(一撇一捺)。”谓求贤而终不能得者,非笃论也。今震泽宰左君青峙,吾湘乡之贤者也。任侠而不矜,谙事而不计利害。子往试求之,必有所以益于者。友仁以顾德,利器以善事。既以上绳祖武,又以绍诸乡先辈之徽。“无弃尔辅,员于尔福”。青峙,子之辅也。抑吾闻江南为仕宦鳞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尽交其贤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书学案小识后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字付梓。既毕役,乃谨书其后,曰:
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有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成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绘之。以舜之睿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圣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被,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径阳氏之学,以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低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暗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来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矫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
我朝崇德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讠皮)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编,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撤,与变王氏而邻于前三者之蔽,则皆厘而剔之。岂好辩哉?去古日远,百家务以其意自鸣。是丹非素,无术相胜。虽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展人人之心而无异辞。道不同不相为谋,则变已矣。若其有嗜于此而取途焉,则且多其识,去其矜,无以闻道目标,无以方隅自圆。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则君子者已。是唐先生与人为善之志也。
进唐先生南归序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与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师以教之。于乡有州长、党正之格,于国有师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师之任,其所择,大抵皆道艺两优,教尊而礼严。弟子抠在趋隅,进退必慎。内以有所惮而生其敬,外缉业以兴其材。故曰:“师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谓也。
周衰,教泽不下流。仲尼于诸候不见用,退而讲学于谦泗之间,从之游者如市。师门之盛,振古无传。然自是人伦之中,别有所谓先生、徒众者,非长民者所得与闻矣。仲尼既没,徒人分布四方,转相流衍。吾家宗圣公传之子思、孟子,号为正宗。其他或离道而专趋于艺,商瞿授《易》于臂子弓,五传而为汉之田何。子夏之《诗》,五传而到孙卿,其后为鲁申培。左氏受《春秋》,人传而至张苍。是以两汉经生,各有渊源。源远流歧,所得渐纤,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氏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反之躬行实践,以究群经要旨,博求万物之理,以尊闻而行知,数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来师为大,其说允已。元明及我朝之初,流风末坠。每一先生出,则有徒党景附,虽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应唯敬对。若金、许、薛、胡、陆稼书、张念艺之俦,论乎其德则暗然,讽乎其言则犁然而当理,考乎其从游之徒,则践规蹈矩,仪型乡国。盖先王之教泽得以仅仅不斩,顽夫有所忌而发其廉耻者,未始非诸先生讲学与群从附和之力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诚珍之也。今之世,自乡试、礼部试举主而外,无复所谓师者。间有一二高才之士,钩稽故训,动称汉京,闻老成倡为义理之学者,则骂讥唾梅。后生欲从事于此,进无师友之援,退犯万众之嘲,亦遂却焉。
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薰蒸,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未知于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视夫世之貌敬举主与厌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
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请,将归老于湖湘之间。故作师说一首,以识年来向道之由,且以告吾乡之人:苟有志于强立,未有不严于事长之礼,而可以成德者也。
郭璧斋先生六十寿序
庄子曰:“木以不材自全,雁以材自保,我其处材不材之间乎?”旨哉斯言!可以寿世矣。虽然,抑有未尽也。此其中有天焉。魁岸之材,有深自韬匿者,去健羡,识止足,天乃使之驰驱后先弹精竭力而不能自怡;有锐意进取者,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后而永其年。迹似厄之,实则厚之。材,钓也,或显而吝,或晦而光,非人所能自处也,天也。
我年伯壁斋先生,天之处之殆厚矣哉!先生少读书,有大志。既冠,补博士弟子员,旋以优等食饩。屡踬场屋,贡人成均。试京兆,仍绌。权当阳校官数月,儒术济济,翕然景从。其居乡也,外和而中直,不恶而人畏之。优伶杂剧,至不敢入境。谚曰:“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直其表而影曲者,吾未之闻也。先生孝友可以施于政,尊行可以加入。课徒而得,与校而上慕附,处于乡而不肖知劝,此天予以有用之材也。使得所藉手,舞长袖而回旋,其展布当何如?顾乃蹭蹬棘闱,连不得志。前岁己未,恭遇栗恩,臣僚得荣其亲。维时先生之家嗣观亭前辈,既由翰林官西曹,两世封赠如例。而先生犹以有事秋试,迁延不得请。于是先生橐笔乡闱,十馀役矣。从游之士得其口讲指画,或皆扶摇直上。而现亭前辈昆仲皆得庭训,而翔步词林,后先辉映。独先生黜抑良久,曾不一骋骐骥不足,固可解乎?夫以先生之德之能,于科名何与轻重?其达观内外,何尝不明青紫如糠秕?然终不自画,诚欲有所白于时,而又恶夫庸庸者,一蹶而不复振,乃借恬退之名,以文陋而售其巧。故思有以厉之耳。以志则如彼,以遇则如此,此岂尽有司之咎哉?盖所谓天也。天者,可知而不可知,无可据而自有权衡。昆山之玉,邓林之大木,生非不材也。贡之廊庙,非不贵也。凿之、琢之,寻斧纵之,剖其璞,伤其本,向之润泽而轮(外囗内禾)者,荡然无馀。天欲厚之,则不如韫于石而光愈远;丛之丰草之中而荫愈广,而枝愈蕃。向使先生假鸿渐之羽,激昂云路,扬厉中外,拒不快于志而裨益于时?而所发既宏,所积渐薄,天与于前,或断于后。精神有时而竭,福荫有时而单,是亦琢玉研木之说也。谓能优游林泉,颐神弥性,如今日也乎?谓能泽流似续,光大门阀,如今日也乎?
本年某月,先生六十寿辰。次嗣君雨山,与余为同年发,谬相知爱。将称觞介寿,嘱余以言侑爵。吾闻君子之事亲也,可以无所不至。独称其亲之善,则不敢溢词以邻于诬。君子之于友也,四人,季者早殇,二长者并穷约不得怡。独朱氏妹所处稍裕,而少遘痼疾,又离娩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妹卒以八月晦日,不逾月而吾祖母弃养。国藩窃禄京朝,发一家书而两遭期功之丧,又何痛也!于是泣识其略,使咏春追埋清幽,且叙其内外家之系而声以铭诗,以宣吾悲。铭曰:
有女曾姓圣为宗,父班泮水祖辟雍。两世大夫帝褒封,母江夫人劬且恭。
鞠兹惠质艰厥从,嫔朱其先国比莒。纳夫方轨辔如组,君舅镇湘乡所举。
铭者母兄涤生父,滥羼朝官无寸补。
满妹碑志
满妹,吾父之第四女子也。吾父生子男女凡九人,妹班在末,家中人称之满妹,取盈数也。生而善谑,旁出捷警,诸昆弟姊妹并坐,虽黠者不能相胜。然归于端静,笑罕至矧。道光十九年正月晦日,以痘殇。明日,吾儿子祯第相继亡。妹生于世十岁,儿三岁也。即日瘗诸居室之背,高嵋山之麓。吾母伤弱女与家孙,哭之绝痛。间命诸子曰:“二殇之葬也,无碑以识之,即坟夷级隆,谁复省顾者?”国藩敬诺。亡何,系官于朝。公有执,私有濡,久不得卒事。越八年,而适朱氏妹徂逝。以其新悲,触其夙疚。怆然不自知何以为人也。于是粗述一二,遗家人植石墓北,且缀之辞,使有垂焉。铭曰:
去家不能三百武,二殇相依宅兹土,狐免安敢侮!
君子慎独论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谦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晰乎公私;心之丽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直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越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推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原才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告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土大夫得晋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槐阴书屋图记
吾师江阴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阴补读之室”,而属人为之图。图成于道光癸卯之厦,时先生方官内阁学土,职思简易。曰“补读”云者,以为统学不夙,仕优而后补之,谦退之词也。是年冬,先生视学安徽。三年还朝,则已掌吏部,或摄户部。又督游于潞河,厘盐于天津,荡涤田赋积亏于两浙。庶政倥偬,刻无暇晷,间遂有巡抚山西之命。于是先生手图而告国藩日:“吾昔名吾居室而图之也,将以读吾书也。今五六年间,腐精于案牍,敝形神于车尘马足。曩之不逮,竟不克补。则今之悔,又果可补于后日乎?子为我记之,志晋疚焉。
国藩尝览古音多闻之君子,其从事文学,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远州之时。虽苏武、黄庭坚之于诗,论者谓其注京之作少逊,不敌其在外者之珠绝。盖屏居外郡,罕与接对,则其志专,而其神能孤往根绝于无人之域。若处京师浩穰之中,视听旁午,甚嚣而已矣,尚何精诣之有哉?我朝大儒林兴,号为迈古。然如瞧州汤公、仪封张公、江阴杨公、高安朱公、临桂陈公、合河孙公数贤人者,大抵为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即在京朝,其任职也专,其守法也简,亦常日有馀光,人有馀力。今六部科条之繁,既三倍于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历,或一身而兼数职,一岁而更数役。每夕丑初趋离宫,待漏尽午而后返。曹官白事、判牍,莫夜不休。又以其间宾接生徒,宴会寮友,伺隙以求终一卷焉而不可得。视数贤人者之处京朝时,势固不悻矣。此先生所用为恍然也。今者先生持节山西,政成而神暇,尽发遗编以补素愿。盖将与数贤人者角其实而争其光。而国藩忝窃高位,乃适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偿,来者不可必。故略述时事,令异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书王雁汀前辈勃海图说后
《书》孔氏疏云:“尧时青州,当越海而有辽东。”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辽东、乐浪、三韩之地,西抵辽水。”而胡氏谓曰:“汉武所开乐浪、元菟二郡,乃古(山禺)夷之地。(山禺)夷,羲和所宅,朝鲜箕子所封。皆应在青州域内,不仅辽东而已。”据此数说,则禹时青州,逾海而兼营州之地。理若可信。齐召南氏所谓“势固自然”者也。前明辽东郡指挥使,隶于山东布政司。明初,辽东土子尚附山东乡试。厥后,以渡海之艰,改附顺天。而辽东各州卫隶于山东,则终明之世不改。盖亦犹上古之青州,兼辖曹州云尔。
我朝定宅燕京,与明代同。而辽左为陪都重地,则与前明之二州二十五卫,视同羁縻者,轻重迥别。故勃海之襟带,旅顺之门户,视前世犹加慎焉。雁汀先生之意,欲于隍城、石岛之间,驻水师将领一员,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内以防盗匪之狙伏,外以慑夷人之闯入,可谓谋虑老成,操之有要者已。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赵东昕,建登州设立水师之议。宣宗成皇帝下其事,令兵部军机处会议。当事者以迹近更张,格而不行。国藩时承乏兵部,颇知旅顺要隘,宜别置严镇。而不知康熙年间有嵩祝请登州水师。巡哨金州、铁山之说。亦选附和,未退他议。今观先生《图说》所载实录各条,知国家机务尤大者,列圣庙谟,皆已筹及之。苟能推行而变通,则收功不可纪极也。故述前说以互证,亦以志余不学之耻焉。
养晦堂记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平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挈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日“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
昔周之本世,庄生闹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泥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场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火亘)赫之途,一旦势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火昆)耀者哉?余为备陈所以,盖坚盘容之志,后之君子,亦现省焉。
朱慎甫遗书序
冽阳朱君文休所为书,曰《易图正旨》者一卷,曰《五于见心录》者二卷,曰《从学杂记》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折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干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已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有来诸儒周、程、张、来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
朱君自弱冠志学,则已弃举子业,而谁有来五子之求。断绝众源,归命于一。自《六经》之奥,百氏杂家有用之言,无不究素其终,折衷于五子。家贫,负助渡湖,招徒授学,取其入以为养。养则独腆,身有饥色,或劝以稍易其途,从事于时世所谓辨物流文林字之学者。足以倾(马戒)耳目,植朋广誉。君笑日:“吾于科目且弃而背之矣,其又屑觊彼耶?”卒以不顾。日抱遗训,以自镌留其躬,绳过无小,克敬以裕,暗然至死而不悔。
呜呼!君之于学,其可谓笃志而不牵于众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义》、《三传备说》诸篇,今都不可见。其仅存者,又或阙残,难令完整。其《易图正旨》推阐九图之义,与德清胡谓、宝应王懋guong氏之论不合。山居僻左,不及尽睹当世通人成说,小有歧异,末为(左上米左下系右页)也。予既受谈终篇,因颇为论定,以治乡人知观感焉。
书周忠介公手札后
往余读《史忠正公集》,见其乙酉四月十九日遗书五通,又什一回绝笔一纸,其言至深痛,不可终读。盖视杨忠愍公狱中家书,刘腾鸿峙衡、吴坤修竹庄、普承尧钦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抚朝公奏请以温甫统领军事,出入贼地。盛暑鏖兵,凡攻克咸宁、蒲圻、崇阳、通域、新昌、上高六县。以六月三十口锐师翔于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问。而温甫亦积劳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异疾至南昌。兄弟相见,深夜(忄音)(忄音),喜极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寝剧,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复还瑞州营次。
瑞州故有南北两城,蜀水贯其中。刘腾鸿军其南,温甫与普承尧军其西北。贼于东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吴坤修之师,自奉新至东路,始合长围。掘堑周三十里,温甫则大喜:“吾攻此城,久不举。今兹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丧。入里门,宗族乡党争来相吊,亦颇相庆慰。国藩得拔其不肖之躯,复有生还之一日,温甫力也。温甫既出嗣叔父,以咸丰八年二月降服期满,复出抵李君续宾迪庵军中。李君与温甫为婚姻,益相与讲求戎政,晨夕咨议。是时九江新破,强悍深根之寇一扫刮绝,李君威名闻天下。又克麻城,蹴黄安,喋血皖中,连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四县。席全盛之势,人人自以无前。师锐甚。温甫独以为常胜之家,气将竭矣,难可深恃。时时与李君深语惊切,以警其下;亦以书告予时上。竟以十月十日军败,从李君殉难庐江之三河镇。呜呼!痛哉。
曩吾弟以新集之师,千里赴援,摧江西十万之贼而无所顿;今以皖北百胜之军,苹良将劲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适丁其厄,岂所谓命耶?常胜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有退师以图全。营垒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与李君,以初十之夕并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图脱免。岂所谓知命者耶?遂缀词哭之。词曰:
(角黄)(角黄)我祖,山立绝伦。有蓄不施,笃生哲人。
我君为长,鲁国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
恭惟先德,稼穑诗书。小子无状,席此庆徐。
粲粲诸弟,雁行以随。吾诗有云:“午君最奇”。
挟艺干人,百不一售。彼粗秽者,乃居吾右。
抑塞不伸,发狂大叫;杂以嘲诙,万花齐笑。
世不喜与,吾不世许。自谓吾虎,世弃如鼠。
相外相背,逝将去女。一朝奋发,仗剑东行;
提师五千,往从阿兄。何坚不破?何劲不摧?
跃入章门,无害无灾。埙篪鼓角,号令风雷;
昊天不吊,鲜民衔哀。见星西奔,三子归来。
弟后李父,降服以礼。匝岁告阕,靡念苞杞。
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浔阳,雄师北迈。
划潜剜桐,群舒是嘬。岂谓一厥,震惊两戒!
李既山颓,弟乃梁坏。覆我湘入,君子六千。
命耶数耶?何辜于天!我奉简书,驰驱岭峤。
江北江南,梦魂环绕。卯恸抵昏,酉悲达晓。
莽莽舒庐,群四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
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
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予于道光甲辰寄诸弟诗有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谓弟澄候,生庚辰岁。午君谓温甫,生壬午岁。老沅谓沅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