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变之亟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构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期一夕之故也哉！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致化之极则。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耆欲无穷，孳乳浸多，镌?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沉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弦之纲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曝腮断耆，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术，而民力因之以日窳，民智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民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虽然，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则嚣凌之氛泯。偏灾虽繁，有补苴之术；萑苻虽夥，有剿绝之方。此纵难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盖自高颡深目之伦，杂处此结衽编发之中，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

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义礼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彼此之情实，其议论不得不存是非之公。而浅人怙私，常詈其誉仇而背本，此又一敝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与谁何。忠爱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稽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何云？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无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最相似者，曰恕，曰?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许。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骧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此之伦，举有以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拙也。

自胜代末造，西族已通。迨及国朝，梯航日广。马嘉尼之请不行，东印度之师继至。道咸以降，持驱夷之论者，亦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于是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此郭侍郎所谓：“大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自蒙观之，夫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逾深，故以祸之发也愈烈。不见夫激水乎？其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不见夫火药乎？其塞之也不严，其震也不迅。三十年来，祸患频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机者阶之厉乎？且其祸不止此。究吾党之所为，盖不至于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知虑所万不及知，而闻斯之言，未有不指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焰者也。夫为中国之人民，谓其有自灭同种之为，所论毋乃太过？虽然，待鄙言之。方西人之初来也，持不义害人之物，而与我构难，此不独有识所同疑，即彼都人才，亦至今引为大诟者也。且中国蒙累朝列圣之庥，幅员之广远，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游其宇者，自以谓横目冒而彡之伦，莫我贵也。乃一旦有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勿攵关求通，所请不得，遂而突我海疆，虏我官宰，甚而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舆。当是之时，所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力不足耳。谓有人焉，亻心亻见亻心亻见，低首下心，讲其事而咨其术，此非病狂无耻之民，不为是也。是故道咸之间，斥洋务之汗，求驱夷之策者，智虽囿于不知，术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谓非忠孝节义者徒，殆不可也。然至于今之时，则大异矣。何以言之？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绶若之徒，其必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知。”故其端起于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以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观之，仆之前言，过乎否耶？噫！今日倭祸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调集，此何为者？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尚忍深言也哉！《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又曰：“瞻乌靡止。”心摇意郁，聊复云云，知我罪我，听之阅报诸公。

○救亡决论

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主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害曰：锢智慧。今夫生人之计虑智识，其开也，必由粗以入精，由显以至奥，层累阶级，脚踏实地，而后能机虑通达，审辨是非。方其为学也，必无谬悠影响之谈，而后其应事也，始无颠倒支离之患。何则？其所素习者然也。而八股之学大异是。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学也，必先课之以《学》《庸》《语》《孟》，开宗明义，明德新民，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如是数年之后，行将执简操觚，学为经义，先生教之以擒挽之死法，弟子资之于剽窃以成章。一文之成，自问不知何语。迨夫观风使至，群然挟免册，裹饼饵，逐队唱名，俯首就案，不违功令，皆足求售，谬种流传，羌无一是。如是而博一衿矣，则其荣可以夸乡里；又如是而领乡荐矣，则其效可以觊民社。至于成贡士，入词林，则其号愈荣，而自视也亦愈大。出宰百里，入主曹司，珥笔登朝，公卿跬步，以为通天地人之谓儒。经朝廷之宾兴，蒙皇上之亲策，是朝廷固命我为儒也。千万旅进，人皆铩羽，我独乘龙，是冥冥中之鬼神，又许我为儒也。夫朝廷鬼神皆以我为儒，吾真为儒，且真为通天地人之儒。从此天下事来，吾以半部《论语》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难哉！做秀才时无不能做之题，做宰相时自无不能做之事，此亦其所素习者然也。谬妄糊涂，其曷足怪？

其二害曰：坏心术。揆皇始创为经义之意，其主于愚民与否，吾不敢知。而天下后世所以乐被其愚者，岂不以圣经贤传，无语非祥，八股法行，将以“忠信廉耻”之说渐摩天下，使之胥出一途，而风俗亦将因之以厚乎？而孰知今日之科举，其事效反于所期，有断非前人所及料者。今姑无论试场大弊，如关节、顶替、倩枪、联号，诸寡廉鲜耻之尤，有力之家，每每为之，而未尝稍以为愧也。请第试言其无弊者，则孔子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故言止于所不知，固学者之大戒也。而今日八股之士，乃真无所不知。夫无所不知，非人之所能也。顾上既如是求之，下自当以是应之。应之奈何？剿说是已。夫取他人之文词，腆然自命为己出，此其人耻心所存，固已寡矣。苟缘是而侥幸，则他日掠美作伪之事愈忍为之，而不自知其为可耻。然此犹其临场然耳。至其用功之日，则人手一编，号曰揣摩风气。即有一二聪颖子弟，明知时尚之日非，然去取所关，苟欲求售，势必俯就而后可。夫所贵于为士，与国家养士之深心，岂不以矫然自守，各具特立不诡随之风，而后他日登朝，乃有不苟得不苟免之概耶！乃今者，当其做秀才之日，务必使之习为剿窃诡随之事，致令羞恶是非之心，旦暮梏亡，所存濯濯。又何怪委贽通籍之后，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否塞晦盲，真若一邱之貉。苟利一身而已矣，遑惜民生国计也哉！且其害不止此。每逢春秋两闱，闱内外所张文告，使不习者观之，未有不欲股弁者。逮亲见其实事，乃不徒大谬不然，抑且变本加厉。此奚翅当士子出身之日，先教以赫赫皇言，实等诸济窍飘风，不关人事，又何怪他日者身为官吏，刑在前而不栗，议在后而不惊。何则？凡此又皆所素习者然也。是故今日科举之事，其害不止于锢智慧，坏心术，其势且使国宪王章渐同粪土，而知其害者，果谁也哉？

其三害曰：滋游手。杨子云有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故知言语文字二事，系生人必具之能。人不知书，其去禽兽也，仅及半耳。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而西国与东洋则所谓民之众，降而至于妇女走卒之伦，原无不识字知书之人类。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为独尊，独我华人，始翘然以知书自异耳。至于西洋理财之家，且谓农工商贾皆能开天地自然之利，自养之外，有以养人，独士枵然，开口待哺。故士者，固民之蠹也。唯其蠹民，故其选士也，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其弊也，为乱为贫为弱。而中国则后车十乘，从者百人，孟子已肇厉阶。至于今日之士，则尚志不闻，素餐等诮。十年之间，正恩累举，朝廷既无以相待，士子且无以自存。?或朴丛生，人文盛极。若以孙伯符杀丹阳太守坐无所知者例之，则与当涂公卿，皆不容于尧舜之世者也。况夫益之以保举，加之以捐班，决疣溃痈，靡知所届。中国一大豕也，群虱总总，处其荃蹄曲隈，必有一日焉，屠人操刀，具汤沐以相待，至是而始相吊也，固已晚矣。悲夫！

夫数八比之三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今论者将谓八比取士，固未尝诚负于国家，彼自明以来用之矣，其所致之贤哲巨公，指不胜屈，宋苏轼常论之矣。果循名责实之道行，则八比亦何负于天下？此说固也，然不知利禄之格既悬，则无论操何道以求人，皆有聪明才智之俦入其彀。设国家以饭牛取士，亦将得宁戚、百里大夫；以牧豕取士，亦将得卜式、公孙丞相。假当日见其得人，遂以此为科举，则诸公以为何如？夫科举之士，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彼苏氏之论，取快一时，盖方与温公、介甫立异抵戏，又何可视为笃论耶！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蓄。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比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

难者曰：夫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积将千年之弊，流失败坏，一旦外患冯陵，使国家一无可恃。欲战则忧速亡，忍耻求和，则恐寝待浸灭。当是之时，其宜改弦更张，不待言矣。惟是处存亡危急之秋，待学问以成功，将何殊播谷饲蚕，俟获成献功，以救当境饥寒之患。道则是矣，于涂无乃迂乎？今先生论救亡而以西学格致为不可易，夫格致何必西学，固吾道《大学》之始基也，独其效若甚赊，其事若甚琐。朱晦翁《补传》一篇，大为后贤所聚讼。同时陆氏兄弟，已有逐物破道之讥。前明姚江王伯安，儒者之最有功业者也，格窗前一竿竹，七日病生。其说谓“格”字当以孟子格君心之非，及今律格杀勿论诸“格”字为训，谓当格除外物，而后有以见良知之用，本体之明。此尤事功无待格致之明证，而先生谓富强以格致为先务，蒙窃惑之。其说得详闻与？

应之曰：不亦善乎，客问之也。夫中土学术政教，自南渡以降，所以愈无可言者，孰非此陆王之法阶之厉乎！以国朝圣祖之圣，为禹、文以后仅见之人君，亦不过挽之一时，旋复衰歇。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夫八股之害，前论言之详矣。而推而论之，则中国宜屏弃弗图者，尚不止此。自有制科来，士之舍于进梯荣，则不知所事学者，不足道矣。超俗之士，厌制艺则治古文词，恶试律则为古今体；鄙摺卷者，则争碑板篆隶之上游；薄讲章者，则标汉学考据之赤帜。于是此追秦汉，彼尚八家，归、方、姚、刘，恽、魏、方、龚，唐祖李、杜，宋祢苏、黄；七子优孟，六家鼓吹。魏碑晋帖，南北派分，东汉刻石，北齐写经。戴、阮、秦、王，直闯许、郑，深衣几幅，明堂两个。钟鼎校铭，?琮著考，秦权汉日，穰穰满家。诸如此伦，不可殚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其又高者曰：否否，此皆不足为学。学者所以修己治人之方，以佐国家化民成俗而已。于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周、程、张、朱，关、闽、濂、洛。学案几部，语录百篇。《学?通辨》，《晚年定论》。关学刻苦，永嘉经制。深宁、东发，继者顾、黄，《明夷待访》、《日知》著录。褒衣大袖，尧行舜趋。讠?讠?声颜，距人千里。灶上驱虏，折?笞羌。经营八表，牢笼天地。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非果无实也，救死不瞻，宏愿长赊。所托愈高，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故由后而言，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由前而言，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均之无救危亡而已矣。

客谓处存亡危急之秋，务亟图自救之术，此意是也。固知处今而谭，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即富强二言，且在所后，法当先求何道可以救亡。惟是申陆王二氏之说，谓格致无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致，则大不可。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己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龃龉否？又不察也。向壁虚造，顺非而泽，持之似有故，言之若成理。其甚也，如骊山博士说瓜，不问瓜之有无，议论先行蜂起，秦皇坑之，未为过也。盖陆氏于孟子，独取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之言，而忘言性求故、既竭目力之事，唯其自视太高，所以强物就我。后世学者，乐其径易，便于惰窳敖慢之情，遂群然趋之，莫之自反。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故其于己也，则认地大民众为富强，而果富强否，未尝验也；其于人也，则神州而外皆夷狄，其果夷狄否，未尝考也。抵死虚╂，未或稍屈。然而天下事所不可逃者，实而已矣，非虚词饰说所得自欺，又非盛气高言所可持劫也。迨及之而知，履之而艰，而天下之祸，固无救矣。胜代之所以亡，与今之所以弱者，不皆坐此也耶！前车已覆，后轸方遒，真可叹也！若夫词章一道，本与经济殊科，不妨放达，故虽极蜃楼海市，惝恍迷离，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则淫遁讠皮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忄?慢。又况以利禄声华为准的，苟务悦人，何须理实，于是忄?慢之余，又加之以险躁，此与武侯学以成才之说，奚啻背道而驰。仆前谓科举破坏人才，此又其一者矣。

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事。物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且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学测算者，不终身以窥天行也；学化学者，不随在而验物质也；讲植物者，不必耕桑；讲动物者，不必牧畜。其绝大妙用，在有以练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恫疑虚忄曷，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得此道也，此又《大学》所谓“知至而后意诚”矣。且格致之事，以道眼观一切物，物物平等，本无大小、久暂、贵贱、善恶之殊。庄生知之，故曰道在屎溺，每下愈况。王氏窗前格竹，七日病生之事，若与西洋植物家言之，当不知几许轩渠，几人齿冷。且何必西士，即如其言，则《豳诗》之所歌，《禹贡》之所载，何一不足令此子病生。而圣人创物成能之意，明民前用之机，皆将由此熄矣。率天下而祸实学者，岂非王氏之言与？

且客过矣。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今设有人于此，自其有生而来，未尝出户，但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而于门以外之人情物理，一无所知。凡舟车之运转流行，道里之险易涩滑，岩墙之必压，坎陷之至凶，摘埴索涂，都忘趋避，甚且不知虎狼之可以食人，鸩毒之可以致死。一旦为事势所逼，置此子于肩摩毂击之场，山巅水涯之际，所不残毁僵仆者，其与几何？知此则知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欲求不亡之必无幸矣。盖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且天下唯能者可以傲人之不能，唯知者可以傲人之不知；而中土士大夫，怙私恃气，乃转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彼乘骐骥，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意若谓彼以富强，吾有仁义。而回顾一国之内，则人怀穿窬之行，而不自知羞；民转沟壑之中，而不自知救。指其行事，诚皆不仁不义之由。以此傲人，羞恶安在！一旦外患相乘，又茫然无以应付，狂悖违反，召败蕲亡。孟子曰：“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夫非今日之谓耶！

且客谓西学为迂途，则所谓速化之术者，又安在耶？得毋非练军实之谓耶？裕财赋之谓耶？制船炮开辨产之谓耶？讲通商务树畜之谓耶？开民智正人心之谓耶？而之数事者，一涉其流，则又非西学格致皆不可。今以层累阶级之不可紊也，其深且远者，吾不得与客详之矣。今姑即其最易明之练兵一端言之可乎？今夫中国，非无兵也，患在无将帅。中国将帅，皆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若夫爱士之仁，报国之勇，虽非自弃流品之外者之所能，然尚可望由于生质之美而得之。至于阳开阴闭，变动鬼神，所谓为将之略者，则非有事于学者焉必不可。即如行军必先知其地，知地必资图绘，图绘必审测量，如是，则所谓三角、几何、推步诸学，不从事焉不可矣。火器致人，十里而外；为时一分，一机炮可发数百弹，此断非徒袒奋呼、迎头痛击者，所能决死而幸胜也。于是则必讲台垒濠堑之事，其中相地设险，遮扼钩连，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与也。且为将不知天时之大律，则暑寒风雨，将皆足以破军；未闻遵生之要言，则疾疫伤亡，将皆足以损众。二者皆扎营驻地，息息相关者也。乃至不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涨率之理，则无由审火棉火药之宜；不讲载力、重学，又乌识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椿旱雷与通语探敌诸事也哉？抑更有进者，西洋凡为将帅之人，必通知敌国之语言文字，苟非如此，任必不胜。此若与吾党言之，愈将发狂不信者矣。若夫中国统领伎俩，吾亦知之：不知道里而迷惑，则传问驿站之马夫；欲探敌人之去来，则暂雇本地之无赖。尤可哭者，前某军至大同，无船可渡，争传州县办差；近某军扎新河，海啸忽来，淹死兵丁数百。是于行军相地，全所不知。夫用如是之将领，使之率兵向敌，吾国不亡，亦云幸矣！尚何必以和为辱也哉？且夫兵之强弱，顾实事何如耳，又何必如某总兵所称，铜头铁额如蚩尤，驱使虎豹如巨无霸。中国史传之不足信久矣，演义流布，尤为惑世诬民。中国武夫识字，所恃为韬略者，不逾此种。无怪今日营中，多延奇门遁甲之家，冀实事不能，或仰此道制胜。中国人民智慧，蒙蔽?陋，至于此极，虽圣人生今，殆亦无能为力也。哀哉！

议者又谓：自海上军兴以来，二十余年，师法西人，不遗余力者，号以北洋为最，而临事乃无所表见如此，然则曷贵师资？此又耳食之徒，不考实事之过也。自明眼人观之，则北洋实无一事焉师行西法。其详不可得言，姑举一端为喻。曩者法越之事，北洋延幕德酋数十人，洎条约既成，无所用之，乃分遣各营，以为教习。彼见吾军事多不可者，时请更张。各统领恶其害己也，群然噪而逐之。上游筹所以慰安此数十人者，于是乎有武备学堂之设。既设之后，虽学生年有出入，尚未闻培成何才，更不闻如何器使，此则北洋练兵练将，不用西法之明征。夫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于呼！其亦可悲也已！然此不具论。论者见今日练兵，非实由西学之必不可耳。至于阜民富国之图，则中国之治财赋者，因于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从未问津，致一是云为，自亏自损，病民害国，暗不自知。其士大夫亦因于此理不明，故出死力与铁路机器为难，自遏利原，如今日京师李福明一案，尤足令人流涕太息者也。不知是二事者，乃中土真不容缓之图，富强所基，何言有损？果其有损，则东西两洋其贫弱而亡，固已久矣。《淮南子》曰：“栉者堕发而栉不止者，为堕者少而利者多也。”彼唯有见于近而无见于远，有察于寡而无察于多，肉食者鄙，端推此辈。中国地大民众，谁曰不然，地大在外国乃所以强，在中国正所以弱；民众在外国乃所以富，在中国正所以贫。救之之道，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是则一言富国阜民，则先后始终之间，必皆有事于西学，然则其事又曷可须臾缓哉！

约而论之，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锡彭塞《劝学篇》尝言之矣。继今以往，将皆视物理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各国皆知此理，故民不读书，罪其父母。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终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复相悬，以与逐利争存，必无幸矣。记曰：“学然后知不足。”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夫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唯西人谓修身事帝，必以安生利用为基，故凡遇中土旱干水溢，饥馑流亡，在吾人以为天灾流行，何关人事，而自彼而观，则事事皆我人谋之不臧，甚且谓吾罪之当伐，而吾民之可吊，而我尚傲然弗屑也，可不谓大哀哉！嗟嗟！处今日而言救亡，非圣祖复生，莫能克矣。圣祖当本朝全盛之日，贤将相比肩于朝，则垂拱无为，收视穆清，宜莫圣祖若矣！而乃勤苦有用之学，研察外国之事，亘古莫如。其所学之拉体诺，即今之辣丁文，西学文字之祖也。至如天算、兵法、医药、动植诸学，无不讲，亦蔑不精。庙谟所垂，群下莫出其右，南斋侍从之班，以洋人而被侍郎卿衔者，不知凡几，凡此皆以备圣人顾问者也。夫如是，则圣者日圣，其于奠隆基致太平也何难。不独制艺八股之无用，圣祖早已知之，即如从祀文庙一端，汉人所视为绝大政本者，圣祖且以为无关治体，故不许满人得鼎甲，亦不许满人从祀孔子庙廷，其用意可谓远矣。而其所以不废犹行者，知汉人民智之卑，革之不易，特聊顺其欲而已。然则圣祖之精神默运，直至二百年而遥。而有道曾孙，处今日世变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不知不法祖宗，正所以深法祖宗。致文具空存，邦基陧杌，甚或庙社以屋，种类以亡，孝子慈孙，岂愿见此！曩己丑、庚寅之间，祈年殿与太和门，数月连毁。一所以事天，一所以临民，王者之大事也！灾异至此，可为寒心，然安知非祖宗在天灵爽，默示深恫也哉！总之，驱夷之论，既为天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彼日本非不深恶西洋也，而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而中国以恶其人，遂以并废其学，都不问利害是非，此何殊见仇人操刀，遂戒家人勿持寸铁；见仇人积粟，遂禁弟子不复力田。于呼，其亻真甚矣。虽然，吾与客皆过矣。运会所趋，岂斯人所能为力。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天已谆谆然命之矣。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吾与客茫茫大海，飘飘两萍，委心任运可耳，又何必容心于鼠肝虫臂，而为不祥之金也哉！客言下大悟，奋袖低昂而去。

○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抽茧而为丝，绩麻而为缕，至易绝矣，及其织以为布帛，而欲独抽其一缕，则全幅为之坏。一拳之石，盈尺之木，至易举矣及其建而为桥梁屋宇，而欲独去其一石一木，则全工为之倾，无他，彼此相织而定，相倚而固，求仅取其一而不能也。此在庶事且然，况乎国家之大政，行之千祀，天下之士大夫，莫不奉以为归，则天下事之与相织相倚者，固已久矣，乃一旦而去之，欲其无后言无后患，无一出一入反复，势亦甚难。今者皇上发德音，下明诏，改八股为策论，薄海臣民固无不颂朝廷之明圣，即东西诸与国，亦莫不据此为维新伊始，而生其敦惮之心，诚千载一时之盛也。但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必有不知朝廷之至计，私忧窃叹，以为教宗宜保，古制宜存，而以复用八股为望者。故为梳节源流，明证积习，以见废八股者，正所以复古保教，庶于维新之政，未尝无一蚊一虻之劳焉。

昔孔子有以见天下之至赜，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端门受命后制百王，其教有微言，有大义，所谓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者也。传微言之学者，有子、子思、孟子；传大义之言者，曾子仲弓荀子。此二派者，孔子之时，便日参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称尧舜，荀子法后王。孟子论孔子，推本于春秋，荀子言孔子，推本于礼。此其大端矣，若其小节，更仆难数。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子弟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壹听非斯，汉人因之，遂有今日。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传士，则其学必为荀子之学无疑。故先秦两汉皆兰陵之学，而非孔子之宗子也。

汉人学经既笃，每行一事，必求合于六艺之文。哀平之间，新都得政，因缘外戚，遂觊非常，然必附会经文，始足以箝盈廷之口。求之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制作伪经，随文窜入，力有不足，假借古书。古人削竹为书，漆书其上，今之一卷，古可专车。是所工也多，故传书甚少，其转徙也艰，故受毁甚易，其为费也不资，故白屋之士不能得书者甚众。以此三者，故图书悉萃于秘府矣。歆既亲典中书，便得意仰扬，纵怀点窜，凡所欲作，悉托于经，出以示人，但谓此石渠之秘藉，非民闲有也，人孰不从而信之？即不见信，又孰从而难之？况有君权，潜为驱督，于鸿都大学，承用其书，奉为大师，视为家法。新之既夷，光武不能废其学，壹犹高祖代秦不能黜荀学也。自是以往，放于有唐，服邹鲁之服，吟诗书之文者，举不能出其范围之外。故自东汉至唐，皆绍休之学，而于孔子无与也。

教宗文例，二教相遇，其始必相争，其后必相化。其相争也，教宗因之而盛。其相化也，教宗因之而衰。自金人入梦，白马东来，始译者《四十二章经》，《遗教经》，始来者，拔摩腾竺法兰耳。更历魏晋至南北朝，隋唐之间，其法大盛。文章如海，魁硕如鲫，宏深浩渺，不可端倪。自贵至贱，自智至愚，莫不身命归依，称扬赞叹。儒术视之，瞠乎后焉。然而其时之儒者，虽无大豪杰，然与缁流相抗行，顾皆能自守古人之章句，斤斤于训诂名物中以终其身，从未有羡释氏之繁昌，欲窃其唾余以张皇己教者。盖六代隋唐间，惟为老庄者，?洋自恣。至儒之为儒，释之为释，皆从委曲繁重中来。其依于事物，不便相迁就也。唐之中叶，曹溪应化大畅宗风，直指人心，谓不诵经不持律，见性便可成佛，此其说其便于不学之人，人遂翕然归之。五宗既奥，法周沙界，佛教之传，于焉日广。佛教之力，遂于是日衰。中更五季，戎马侵陵，两汉风流，一时并绝。而惟赵州夹山之伦，尚能吁禅门之焰，为当世之所重。故禅宗之学，当世士大夫，尚多习其说者。宋兴天下初定，士大夫乃稍从事于学问，而耆宿尽矣。乃出私智，浏览诗书，其本时不渐渍于禅学者多，及读儒书，见有与禅相似者，不禁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自以为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而不暇考两汉经师家法若何也。斯时又因唐与西北西南诸国相通既久，波斯犹太之古学，流入中国，其学既不即亡，又不足以自立，遂俱并入于神仙家。诸儒又得而习之，乃兼斯三家，揉为一说，以立教宗。当其初不过其徒尚之，并世贤达，眉山临川之流，均退有后言，不能大行于世也。南宋以来，日以浸盛。新安既出，才力博大，志节清纯，足以举其所学，宋学于是传焉。自宋元之季，以及明初，乃诏非朱子注不读。故自宋迄今，皆紫阳之学，而于孔子之教无与也。

由斯以观，由孔子而有荀子，由荀子而有新师，而有濂洛，其于圣人之道，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之矣。然而天地之运，无往不复，一阴一阳之为道，一文一质之为世。孔子之道，剥极于有明，而国初顾阎钱戴诸儒，已由名物制度，以求东京之学。中叶以后，庄刘龚魏诸儒，又众群经大义，以求西京之学。以是卜之，他日必有更进西京，以求六艺者。椭圆之道，亦殆将返矣。徒以八股未去，挟进士以为重，横塞宇内，蔽障聪明，大道之行，至今为梗。此西京东京两宋之儒者所不及料也。

○论支那之不可分

今瓜分之大略已定，近邻久欲得河北一带；黄河以南，有德自胶向西而笑；法又欲得岭南滇黔；因是而英本不愿得土地者，亦不得不收长江两岸。是势垂成，而阻力不生，尚何不可之有乎？不知吾所谓不可者，非今不能分也，虑分之无一善法可以处之耳。为支那既不能自存，若任一国独吞之，则倍加强大，患其将并全球，故不得不出于剖分。此深于均势之学者，所虑未尝不是。特惜彼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见其显而未见其隐耳。其地既大，彼此不同，南如腹腴，富饶而柔弱，北如骨干，瘠苦而刚强，今英得大江南北，似最便宜矣，而不知非但英为失计，即德法亦仅看倾刻花耳。先虽瓜分，后必仍归于独吞，欲均势而卒不得均，其并吞全球之患，非但仍在，且实速之。此由于但见今日之支那，未尝远取其三千年来之史事，参合考证之，斯不悟有此隐伏之大患矣。

支那如今疆土之广，古所未有。自东三省两蒙古迄青海，凡在长城外者，虽人种不一，前代总称以北狄，内地则别为中原。三千年来，凡遇战事，只有汉唐二朝偶得逐北出塞十里，然尚有不可尽信，取其近年之纪载以证之，即可见其多虚夸矣。若除此两朝，则中原之被北蹂躏，真更仆难数。盖北狄之勇战，固天性也。今满蒙皆逸居无事也，此乃喇嘛佛法毒之，且亦阅二百余年，而始有然。正如猩猩被酒醉卧，童子亦足缚之，若醒而气力复原，即起噬人如故矣。

然则使强国抚有此众，革除旧习，悉以其政振作之，益以欧之兵法器具，更以可杀克兵居后驱使冲锋，岂有不欲南则南，欲西则西者哉？以他国同此兵法器具，而无此轻生敢死之众，岂得谓能敌乎？抑谓彼素睥睨诸国者，肯坐拥此强兵，守此瘠地，而终不动乎？此吾所谓瓜分支那，实速其并吞全球者也。

或者曰：当前之分法，既不可矣，何不改其兵法，以经易纬，操刀自北向南，依经度直剖之，庶各国均有南北，不患偏矣。曰：此法吾亦思之熟矣，非但各国以其所处之因利乘便，为计有必不能然者。即使能之，竟将支那之高山大川，使数国皆有干涉，无可分明划界，易起争端，而又极难设守，则亦必不可行也。

曰然则奈何？曰：横分直分，无一可者，则惟有反求诸不分矣。曰不分之策孰任之？曰此英日与美所当共任也。夫德法既甘为后烹之走狗矣。若奥与义，又未足语此，英日不待言，即美亦不可以别洲自恃。未有既先并亚，且次并欧，而终不并美，以混一全球者也。

曰何以能使其不分？曰此必三国联合，明揭八字于支那曰：代御外侮，逼改内政。此八字非但不可有缺，且不可如待土耳其之浮游作辍。其御外侮之法，三国多熟猜矣，惟改内政，恐有未澈底蕴者，则请代举三正三附之最要，曰，首在删朝仪，而定君权附焉。支那之上下相蒙，致如此不堪者，皆朝仪之无理为害，而君权则因无限，反成无权也。次于清官守，而变科举附焉，又次于核财赋，而增常禄附焉。先以此，而余可次第举行。夫然后支那幸赖以存，五洲各国因之而永存。

○中俄交谊论

今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中国联俄非计之善，俄人之结交中国，恐不可恃。”呜呼！此在忧深虑远之士，悼内政之不修，惧外交之不固，因以危言悚论，自相警发，初非有所疾于俄人也。然揆之事势，按之情理，平心而论，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与俄人之亲爱中国，皆出事势之必然，而又为情理之所当然者也。

夫泰西各国通道与吾华也，其贸易之商人，与传道之教士，唐宋以来，后先继至，至明季而始盛。然皆其人民之自为，而非奉有国王之命。其奉国王之命而遣使于中国者，实以俄国为最先。顺治十二年聘使一至，十七年聘使再至。其至也皆赍有国书，携有方物。至于康熙，其交益密，我亦遣使赴俄。如康熙二十七年，则有索额图、佟国纲之行，五十一年则有图理琛之行，是其交际往来之独先于中国也如此。泰西各国之互市于吾华也，康熙中叶荷兰首请，英人继至，以澳门为逆旅，而交易于粤之黄埔，往来于浙之舟山。然道光廿二年以前，各国皆未有约章。其特命大臣会议界约、市约者，亦以俄为最先。康熙二十八年，则有黑龙江之约，雍正五年、乾隆五十七年，则有恰克图之约。至嘉庆朝，又特设库伦办事大臣，掌蒙古与俄贸易之事，疆场之役，一彼一此，商贾往来，不绝于道，其立约互市之独先于诸国也又如此。夫所谓邻国者，必其壤地毗连，人民错处，若车有辅，彼此相依。泰西诸国，若英、若法、若德，其于吾华也，皆远隔重洋，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近虽英人入缅，而云南接英，法人入越，而广西接法，然犹不过一隅之地，讲信修睦，尚易为功。至于俄，西自葱岭、帕米尔，东至黑龙江、吉林二省，绵亘万有余里，国界则经纬之线相厉，民居则鸡犬之声相闻，虽在陌路，有如兄弟。是其土地密迩，异于诸国也又如此。抑又闻之，国与国相交之道，必以信义相将，不谕盟约，即有交涉龃龉，亦复彼此婉商，敦?相见，不称干戈，而后乃为和好之实据。然自道咸以来，英、法、美诸国，一则有广东之役，再则有江、浙之役，三则有天津、北京之役，四则有越南、闽海之役，或虏我疆臣，或夺我要隘，或逼我上京，或毁我藩服，虽以日本之同洲同种，犹忍以一朝之忿，反颜相加，以致覆我舟师，割我行省。独俄人自立约以来二百余年，未交一兵，未折一矢，虽于咸同之间，乘回匪之乱，入据伊犁，然崇厚已宿之诺，卒应曾侯之请，还吾故土，衣裳之会，匕鬯不惊。是其和好久长，异于诸国也又如此。夫交际既久，则情以相引而长；国土交互，则事以相习而狎；兵戎不见，则一切猜忌之心，备虞之事，又以相亲相昵而忘。故吾谓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实出于事势之必然者此也。

然此犹第就往事而言也，试再论近事。乙未之夏，中日一罢战，《马关条约》既成，各国袖手旁观，一词莫赞，此固局外之理宜然，吾非以此为诸国咎也。然俄人约法、德二国，仗义执言，归我辽东数郡之地，日人饮恨在骨，每饭不忘。夫俄人岂不知市惠于中国，则必开罪于日本，而顾毅然行此而不顾者，倘真所谓代人受过者，是耶？非耶？即今海内士论，局外闲评，莫不以俄人索还辽东，谓其自私自利。其言曰：“日人既得辽东，势必极意经营，则俄人南下之谋，不能复遂。俄人之意，以为不如寄之中国，则将来俄之取东三省也，若拉朽摧枯，无烦合力，直不啻为外府之寄耳。”呜呼！为如是言者，其是非情伪，吾且不暇深求。然天下立言之公理，但当就事论事。必欲举未来之事，而为逆诈，亿不信，以自托于识微知几之列，则吾人足之所履，何往非危地，首之所戴，何处无险象，但能居安思危，居夷虑险，则固不必时时以不肖之心度人也。且即如向者之论，谓俄人用心果是如此，则必中国之决不能自强，而后其术可行。然俄亦安能预计中国之决不自强耶？如其果不能自强，则岂惟俄人，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苟提一旅之师，即皆足以致吾之死命。又岂惟东三省？若闽粤、若江浙、若云贵、四川，苟有一方之警，即皆足以启外人之戎心，而独于还我辽东之俄人，窃窃然疑之，不以为德，反以为仇。就事论事，亦可谓不近人情者矣。上年李中堂之使俄也，觐其皇帝，谒其亲王宰相外部，无不以中国之变法自强相勖。俄使吴王答聘来华，礼仪之隆，情文之备，为向来外国使臣所未有。道出天津，以千二百金捐赠俄文馆，为学生膏伙之资，本年湖北告荒，驻津领事书思齐君，率其旅津官商，合捐五百金，以为赈济，其君民上下之间，与我仪文情意，有如胶漆。夫德之大者既如此，惠之小者又如彼，食荠必甘，谁谓荼苦，饮醇而醉，岂云鸩毒。故吾谓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不特事势之必然，而又为情理之当然者此也。

然此犹第就我于俄人而言也，试再论俄人之于我。俄之建国也，西自波罗的海，东至库页岛，横跨二洲，其西土与欧洲诸国，若瑞典、若丹麦、若德、若奥、若土耳其，水络山联，犬牙相错，防御之计，节节不能疏，亦刻刻不能懈。环伺强邻，一举一言，易成媒孽。独吾中国，论安言计，动称圣人，载瞻户庭，不勤远略，故俄自中亚细亚以来，与吾万里连疆，得以经营之暇，积寸累铢，从容布置。建水师于海参崴，而争太平洋之利，筑铁路于悉毕利，而握大陆之权，实惟有中国之雅重，始足成俄人之壮志。假使图们之江，易以为君士但丁之峡；蒙回之界，易而为德奥之邻，则俄东顾之忧，其能晏然而已乎？此则论其事势，而不能不亲中国者，其故一也。康熙二十八年，中俄黑龙江之界约二：其一则以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河上流，由大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岭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皆属于我，岭北一带之溪河，皆属于俄。一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中，河之北岸属俄。自康熙以迄道咸二百余年，未渝盟约，至咸丰八年而分界之议起，将军弈山与俄使木里斐兵福会勘定约，俄使以防英为辞，屯兵江左，而谓两国界址，自河北比奈岭东至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至海，沿河各岸，一半可属中国，一半可属俄国。朝廷顾念邦交，不愿以疆场之役，轻开边衅。至咸丰十一年，中俄大臣会同定界立约，一如前请，由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河以东，皆为俄土。是役也，俄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坐收数千里之地。东海水师之埠，由此而兴，伯利铁路之工，由此而创，金河林矿产之利，由是而饶。是中国之有德于俄，而俄之受于中国也如此。夫吾尝稽之西史矣，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俄人得波兰之九省，而布、奥分之。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俄人得土耳其之数城，而英、法争之。又皆劳师动众，糜饷旷时，或数世之经营，或频年之血战，幸而后得，犹且得不偿失。其视中国之彬彬礼让，孰德孰怨，俄人虽口不言恩，而心固知感。此又揆之情理，而不能不亲爱中国者，其故二也。

东西悉毕尔铁路者，环球各国所惊心而注目者也，然俄人原勘之基，自赤塔折而东北，经阿穆尔省循黑龙江北岸，跨外兴安顾以至伯利，其间河流间阻，山径崎岖，费既不资，而旷日久持，未能克期蒇事。自中国许其假道，然后由赤塔折而东南，经尼布楚入黑龙江省，经齐齐哈尔入吉林，以达于彼土。费省而功捷，成路既速，收效自先。将来与中国关外之路，轮轨相接，然后发轫欧西，击毂西东，汽车南下，得与英、德、美、日诸国争太平洋之利权。由是言之，今日因中国之通融而得铁道之捷径，将来又必藉中国之赞成，以为铁路之出路，其所得利益，岂浅鲜哉？即就今日造路而论，人工则出之三省之客民，粮食则取之松花之两岸，土地则购之八旗之田庄屯户，一有龃龉，动成冰炭，是不但与吾朝廷有互为维持联络之谊，即下至民间，一尺之土，一亩之粮，一夫一妇之手足，亦复随地随时，有息息相关之理。是俄人之于中国，不特与上交，又当与下交，此又考其事势情理，而不能不亲爱者，其故三也。由是言之，我以是施，人以是报，人以是求，我以是应；中俄交谊之亲之密，宜为朝野之所共见，豪杰之所默许矣。

然而悼时悯物之士，皇皇惴惴，若陟虎尾，履于春冰，抑若今日中国与俄联，明日中国即为俄有。或私居而窃叹，或大声而疾呼，佥谓国家外交之策，不宜如此。呜呼！俄人之处心积虑以待中国，未必果如时论之甚，而时论之不满于联俄，亦岂真与俄人有所仇恨。此其中有消息焉。谋国者盍一深求其故，而亟思所以善其后耶？善其后将奈何？曰，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

然中俄同为君主之治，而一强一弱，一富一贫，悬绝如此，此其故安在哉？吾向者尝读西史矣，俄自唐咸通三年，其主鲁立克起兵波罗的海畔，抚有俄土，至于明季万历，此七百余年中，农桑矿产，制造工艺，水陆武备之事，一切未兴，或虽兴而犹未备未善也。其间一受希腊之创，而国王依国耳被戕；继受蒙古之逼，而王及诸藩臣役贡献于可汗者，四百余年，卒受波兰、瑞典之侵伐虏掠，而丧师失地，几至亡国。盖昔日之俄，艰难险阻，濒于乱亡，幸而后存者屡矣。以吾今日之中国较之，其存亡危急之情形，尚不至如元明间之俄之甚也。自大彼得起于孤孽之中，操心虏患，始以隐忧启圣，多难兴邦，而又得贤师苏格兰人美伊秀阿斯者，为之保傅。方彼得之幼也，其师延法国人累甫卜得者，教以武事为嬉戏。一日彼得读其所授书，泫然泣下曰：“凡兹文事武备，皆胜于我，何我国不早讲求，以至弱如此。”即选童稚五十人，练习武艺，已亦为兵号为戏队，而聘外国之谙习戎者为教师，其后卒以此胜土耳其，名震欧亚。然大彼得求治之心，方兴而未有艾也，慨然曰：“俄俗粗悍，不通文化，非与诸国往还，不足以长见闻易政俗，而其事又非朕亲往不为功。”其时俄之廷臣，相率伏阙上书，谓王宜端拱法宫，徐为化导，远适异域，恐蹈危机，且用外国法，则诸事均不便。此与吾今日中国朝贵之论，亦无以异也。然大彼得行志已决，不为浮论所惑，即寄其国事于累甫卜得等数人，于一千六百九十七年四月命使臣三人，前赴各国，而王即易服杂于随从之中，至荷兰、苏格兰、伦敦各处。学造船于赛戴买，学医于路依格，学格致于征得生，学算学天文于法格胜。又遣新兵三队，一往荷兰，以习制小船；一往意大利，以学造巨舰；一往日耳曼，以演练操兵。其后闻警回国，削平大难，卒践帝位。二十余年之间，益舆地六省，增海口二埠，造战船三百余艘，练陆兵二十万人，铸巨炮一万四千余尊，雄视欧洲，所向无敌。而复广招商贾，盛兴工艺，建海部于都城，设巡捕于郡邑，创格物之院，立印书之局。至其临薨遗命十四事，犹斤斤以富强诏其苗裔。盖俄国之盛兴以有今日也，实自大彼得始。

夫二百数十年以前之俄，其民之粗鄙，国之危弱，大小臣工之拘泥谫陋，犹甚于今日之中国。则吾今日既毅然决然以联俄之政策，又曷不以大彼得之心为心，大彼得之政为政，屈九重之驾，观列国之风，内兴文治，外修武备，求它人之所以文明，以去吾之粗鄙；求它人之所以强盛，以救吾之危弱；求它人之所以开化，以革吾之拘泥谫陋。果如是也，不特俄人之交可以历久而不渝，即泰东西各国亦将从容揖让，消弭兵戎之祸于无形无声之中，而不至以一国之危机，动全球之杀气。苟犹是以幸得与国偷安旦夕为心也，万一变起风云，事机交迫，人为我谋，必不如其自为谋也之切，尔时虽欲亲我爱我，而其势有所不能，则固不得以交之不终，为他人咎矣。

夫人不自立者无朋，国不自立者无与，此古今天下之公理也。今中国目前自救之策既出于联俄，则将来自强之策，即当法俄以全联俄之谊。然而俄人东海水师之船二十余艘，而我北海之水师何如？俄人黑龙江上下游之炮台兵库军队林立，而我江吉二省之兵防何如？俄人满洲之铁路，定议而后，即陆续兴工，而我关外已造未成之路，且虑完工之经费无出，而自奉达吉之铁路又何如？此第就与吾相交相接之一隅而论列比较之也。若其全国之规模，则更无论矣。其权力相去，大小悬绝，至于如此。虽俄之亲我爱我，不耻下交，吾独不自愧也哉！吾独不自愧也哉！知自愧则知所以自虑矣，知自虑则知所以自谋矣！

○书本报译报后

本报首例登论说，今年自刊《上皇帝书》九篇后，忽忽八九十日未有所言也。盖自去冬德人占略胶州海湾以来，譬如天海无风，一讴不见，忽有巨浪突起其间，则四周水面，皆不能平，此浪未消，彼浪又起，指顾之间，便已云垂水立，虽有智士不能料其终也。德人唐突胶澳，败万国平权大局。俄人、英人、法人接踵而起，斯时天下之事，波委云属，不知其成败之何归；天下之言，蜩螗羹沸，不知其是非之何定。微特中国上下，胸无把握。即在欧洲，同一洲也，而此国之论与彼国殊绝；同一国也，而此党之论与彼党殊绝；甚且同一党也，而今日之论，又与昨日之论殊绝。千转万变，不可端倪。虽不必皆出彼中政府之心，而天下事必先起于人心，发乎众议，而后成为国政。故即此时之一话一言，入于有心人之耳，均可以观世变之消息也。本馆当此之时，尽其平时见闻之力，与报纸面积之大，满登西报，以备觇国者之采择，而本馆管蠡之见，遂无暇妄加逆臆矣。又以远近友人惠赐佳制，或言内政，或言外交，针肓起废之文，方甄录之不暇，此又本馆之幸也。

今胶州五十年之约，旅顺、大连湾、威海廿五年之约，滇、粤、海南不让与他国之约，大指粗定，虽有金州之请，英人又欲觊觎海陵江，然不过为胶州、威、旅之余波，不足牵动大局矣。中国此时，正如刺船于狂风狂雾之中，一叶扁舟，随波而往，当其在险，心目{??}乱，四维上下，都不可知；及其风雾渐消，烟波渐定，而后能辨其山川城郭，以知己之舟已飘泊于何地也。夫今日之舟，果何在乎？其与未遭此险以前不同之处，所可见者，则此事之前，防其有一日之忧，而亦可望其转祸而为福；此事之后，则或侥幸有数十年之无事，而但虑其终不足以自存。

何以言之？今地球万国之大势，在英与俄而已。俄起波罗的海滨，由悉毕尔以至东海滨，常欲得一不冻之海口，以便其商战。英自英伦三岛，西得美洲，而东由非洲、印度以遍及东南洋大小各岛，茫茫巨浸，数千万里，凡其要隘，莫不极意经营，其意盖欲常保其海权。故英之与俄，其国势均自西而东，而一由北方之大陆，一由海道。当其初起，天地尚宽，可以各自经营，而彼此不相见；其后则俄由北而南，英由南而北，中间欧脱之地，日以加少，而彼此交涉，遂日以加繁。各以方张不制之气，两雄相遇，虽未必如无教化之国，必相吞噬而后快，但使各人存一自保之心，即无日不有可战之道。其始一遇于黑海、地中海之峡，而俄不能如愿，英人亦从此背负重轭，至今为梗；其继未尝不可相遇于昆仑西北之高原，而其机太逼，一发时不可复止，故各有所惮，而不敢即发。俄人怀抱雄心，为之踌躇，为之四顾；及得我东海滨五千里之地，然后国势养成。而又无如混同江等口岸，一年十二月中不冻者只数月，而俄人以全国之力，上下一心，经营东南悉毕尔之铁路，其意盖有待也。日本见事急，乃欲与中国迫高丽自主，中国不会其意，遂有中日之战。于是初意欲防俄者，乃适足以启俄。烟台换约之举，俄人拊手，谓天下已定。法素联俄，俄、法既联，德亦不能异，同利相趋，无足怪也。惟英人久占中国商务之利权，故必不利于中国之分，而思有以保全黄海之大局，其意遂不得不与俄人相左。日本既怨俄人，自与英合，而地球万国，乃分为俄、德、法一党，英、日一党。两党之盛衰，注于黄海，黄海之钤键，在于旅大；于是乎天下议院之谋，制厂之器，水陆师学堂之训练，数十年财政之积贮，均跃跃然将尝试于我旅顺一隅之地。斯时也，各国政府之心，与各报馆之论，以为终不战者十之四五，以为终不免于战者十之五六。即中国之人，亦恐英、俄之终不两大也。

如其果战，则必有一胜，既有一胜，则国权将有所偏重，而中华之国势，亦将视之以为吉凶。将俄胜耶，则英人在中国之权力日损，而俄人在中国之权力日加，财政、兵政、矿产、铁路之政，将尽归其囊括，而法人、德人则染指于南方；如是，则中国虽有自立之名，而实则为俄保护之国。将英胜耶，则英人行权于中国之轻重，必视俄国丧败之界之轻重为衡，但英人海军无论若何全胜，其必不能以陆兵将俄人驱出于亚洲北方之陆，使其悉毕尔之铁路，永不再造，此固天下所周知，而亦非英人所希望也。则此一胜后，不过暂得、威、大、烟旅之要隘，以张皇其黄海之舟师；商务之益，未必骤加。印度、突厥、埃及各要口，必日戒严，以防俄法之联兵报复。祸患相寻，方兴未艾。彼之胜败未定，而则支那之安危亦未定。欧人果一旦兵连祸结，不能即已，欧人之祸，即我亚人自立机也。故曰：防其有一日之忧，亦可望其转祸为福者此也。

然而维愈不开化之国，其兴战最易；愈开化之国，其开战愈难。盖战事必有胜败，败则举数十百年所蓄之国威，丧失于数点钟之内；胜者流血縻财，结怨敌人，骄逸士气，计其因战而得之利，未必过其因战而得之害也。所谓兵者凶器，必不得已而用之；苟可不用，固无乐夫佳兵也。今俄得旅顺，其古来遗策，欲得一不冻海口之愿偿矣；德得胶州湾，其欲在远东得一水师屯煤船之愿偿矣；法人得滇、粤、海南，则其欲在亚洲开拓殖民地，与夺英人商利之类亦偿矣，固无所用其战。惟英人若有歉然不足之意者。然但以我等旁观公论言之，英人即得意，亦无终古独擅中国商权之理，兹即得威海以对俄，得扬子江利权以殖商，又得永作中国税司以管财政，其所得亦优矣，岂得谓为向隅哉？故各国之厉兵秣马，几不免于战者，其祸自中国开之；其能终不出于战者，亦未始不自中国赐之也。今者欧人所求于中国之利，其策既无不遂，欧人所谋，自相制驭之术，其权亦无不平，则欧人之于亚东，若无意外之变，似不致于黄海成一大战场矣。从此以后，欧人在中国各从其权力所能及之地，握其财权、兵权、矿产之权、铁路之权、邮政之权，积渐扩充，保其利益。在彼则以为业已瓜分，而中国民智未开，自古以来，均以论正朔，易服色，然后为鼎革，从未经此实去名存之事，今见正朔未改，衣冠未易，举人进士之正途，布在朝列，吏、户、刑、工之则例，盈乎簿书、耳目之表，与昔无殊，则以是为依然一统。而且欧人之移殖于中土者，其来也其渐。试观英人布置六十年，而有此一香港，布置五十年，而有此一上海，其他埠市尚远逊此。然则胶州星星之火，待其大燃，为日尚远，况内地战？中国今日，方当汹汹要约之时，故尚觉有其事。再历数年，则见中国旧事依然未改，外洋人物，亦未充斥中原，必以为外人所索者在商利，所驻者在海口，而与国本固无妨也。年复一年，忍与终古，于是为印度、美洲矣。大凡人有因循之性者，每自造一解，以私慰藉。中人之以此自解，盖无疑也。故曰：或侥幸有其数十年之无事，而恐其终不足以自存者此也。

虽然，此犹据其常而论耳。若夫宗?西迁，天下震动，节费加捐，内乱将起，则天下之变，不知所终，而以上所云，皆成虚语矣。

○辟韩

往者吾读韩子《原道》之篇，未尝不恨其于道于治浅也。其言曰：“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瞻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如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如韩子之言，则彼圣人者，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必皆有羽毛、鳞介而后可，必皆有爪牙而后可。使圣人与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则未及其生，未及成长，其被虫蛇、禽兽、寒饥、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乌能为之礼乐刑政，以为他人防备患害也哉？老之道，其胜于孔子与否，抑无所异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自然，则虽孔子无以易。韩子一概辞而辟之，则不思之过耳。而韩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嗟乎！君民相资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以异于尧、舜、三王？且使民与禽兽杂居，寒至而不知衣，饥至而不知食，凡所谓宫室、器用、医药、葬埋之事，举皆待教而后知为之，则人之类，其灭久矣，彼圣人者，又乌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

且韩子故不云：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其有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乎？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而韩子不尔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老之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而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窃尝闻“道之大原出于天”矣。今韩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则诛，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于呼！其亦幸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且韩子亦知君臣之伦之出于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织矣，工矣贾矣，又使吾自卫其性命财产焉，则废吾事。何若使子独专之于所以为卫者，而吾分其所得于耕织之贾者，以食子给子之为利广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有其欺夺强梗患害也者，化未进而民未尽善也。是故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与天下之善而对待也。今使用仁义道德之说，而天下如韩子所谓“以为己，则顺而祥以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且平。”夫如是之民，则将莫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矣，尚何有于相为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我以生，出令令我，责所出而诛我，时而抚我为后，时而虐我为仇也哉？故曰：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彼佛之弃君臣是也，其所以弃君臣非也。而韩子将以为，是固与天壤相弊者也，又乌足以为知道者乎！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而况中国乎！今夫西洋者，一国之大公事，民之相与自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为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荦荦尤大者，则明刑、治兵两大事而已。何则？是二者，民之所仰于其国之最急者也。昔汉高入关，约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于上者，保其性命财产，不过如是而已。更骛其余，所谓“代大匠斫木，未有不伤指”者也。

是故使今日而中国有圣人兴，彼将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乃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其无相欺、相夺相患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乌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于能自治也，吾将悉复而与之矣。唯一国之日进富强，余一人与吾子孙尚亦有利焉，吾易贵私天下哉！”诚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进，六十年而中有不克与欧洲方富而比强者，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诸邦之进于今治者，要不外数百年、数十年间耳。况夫彼为其难，吾为其易也。嗟乎！有此无不有之国，无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论，忌讳虚╂，至于贫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过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国，当知富强之甚难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国，又当知富强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馁，道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语有之曰：“曲士不可与语道者，束于教也。”苟求自强，则古人之书且有不可泥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如彼韩子，徒见秦以来之为君。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嗟乎！夫谁知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也哉？此庄周所以有?去箧之说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

○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

西人之论物理者曰：凡物成形之后，若无别物加之，则此物永不变异。然天下之物，点点密移，前后相续，无闻变易者，则以有阻力与离心力也。阻力者，如此物有欲行之方向，而有他力阻之使不行，或阻力四面俱生，亦可使本物受其极大之逼迫，而更其面目。离心力者，由万物极微合来，内具向心力，若失其互相吸引之性，而每点各相推移，则可使本物失其形性，而化为乌有。此二力均能致物，而离心力尤甚。因物过阻力时，若无离心力，则物不过失其本形，而别成新形；设再加之以离心力，则此物遂灭而别无他物矣。尝持此说以论群学，则其验尤不爽。譬如有一家于此，本非富贵之裔，上无奥援，外无凭藉，内无恒产，欲有所图，其力辄若有物以限制之。其限制之者，即群中之阻力也。然若其家人父子兄弟，齐心耦意，沉毅有为，既不躁动，亦不馁败，将见如此久之，而阻力惭次变小，终至于无。家业之兴，其始若或限之者，其究莫之能御，此阻力终为向心力所胜也。若其家父子兄弟，互相猜忌，借助外援，自相鱼肉，以取一时之快意，则其一家所成之离心力，外侮之来未迫，而内讧之势已不可支矣。即使家本富贵，亦不能久，况其为贫贱乎！故曰：离心力尤可畏于阻力也。

今者中国幅员百里，人民数百兆，天下之人，举皇皇然若有不终日之势。问其何故，则必以为欧洲各强国之阻力也。从大至小，无论何事，考其情状，无不见屈于西人。谓为阻力，诚阻力也。然试思此阻力之何以行于吾土，而吾竟无抵力哉？则知吾中国有离心力之故也。夫离心力者，非权臣内奸，外藩跋扈，士民朋党，大盗移国之谓也。盖此数者，虽可使玉步迁移，神州板荡，势浪所及，或数十百年而后已，然其先必有数十人或数百人，同一心志，生死不渝，而后能成滔天之祸，其后则杀人既多，祸机渐弭，亦终有小康之一日，必不至无声无臭，全种沦胥。故仅可谓为阻力，而非离心力也。然则离心力之情状何如？其情状之可见者，朝野?安，除外佞之外，晏然无事，野无盗贼，即偶有，亦旋擒搜荡平之。士林无横议，布帛菽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缛，逾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人，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逾时即泯其踪迹，其为惨栗，无以复逾。究其本原，其细已甚。

尝谓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当吾声光电化动植之学之初发端时，不过一二人以其余闲相讨论耳。或蓄一炉一釜，凡得金石，举加热以察其变化；或揉猫皮，擦琥珀，于风筝，以玩其相吸；或以三角玻璃映日以观其采色；或见水化汽时，鼓动其汽之盖，而数其每时之动；其尤可笑者，或蓄众微虫而玩之，或与禽兽同卧起以觇之。其始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人之奥，究造化之原焉。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必群目之曰呆子。天下之善政，自民权议院之大，以至洒扫卧起之细，当其初，均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其言渐著，从者渐多，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以若所为，若移之中国，又必群议之曰病狂。其菲薄揶榆，不堪视听，或微诃婉讽，或目笑不言，始事者本未有心得之真，观群情如此，必自疑其所学之非，而因之弃去。故不必有刀铲之威，放流之祸，仅用呆狂二字，已足沮丧天下古今人林之进境矣。人材既无进境，则教宗政术，自然守旧不变，以古为宗。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更仆难终，不能具论。综其大要，不过曰，政教既敝，则人心亦敝而已。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复可言，不肖之心，流为种智，即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既有邪因，必成恶果，守旧之见，因之益坚。

当斯时也，游于其野，见号为士者，习帖括，工摺卷，以应试为生命。当其应试，偶不如志，哗然称罢考。已而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皆不应试，而我一人独应之，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俱应试如故。行于其市，实业之学不明，商情日棘，亦尝奋然曰齐行。乃又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如彼，而我阴如此，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行之不齐如故。及观乎其朝，则今日之卿大夫，即士子帖括之所换，市贾金钱之所买者也。当其少年，本无根蒂，一行作吏，习气益深，陈力就列，所治之事，彼此不相知，各凭私见，以为独断。若国之内政，无往非伪，以伪应伪，无从证其是非，但见事事合例而已。及猝有外交之事，则本无例之可援，万不能以己之伪，应他人之真，遂不得不互相推诿，互相蒙蔽，直至其事已临不能再缓之限，乃以一二志气颓唐，本无学问，而又互相猜忌之人，凭其影响之见闻，决以须臾之意见。其体愈要，则其见闻之来历，转展愈多，故其影响亦愈甚，而差谬愈远焉。此局一成，局中即有明哲人，亦必随俗迁流，无能为役。盖明知一立异同，则其身不能一日安，于事毫无所补，不如故回翔以待之也，而此待遂千古矣。今日中西人士论中国弊政者，均沾沾以学校、官制、兵法为辞，其责中国者，何其肤廓之甚哉！

夫中国之不可救者，不在大端，而在细事，不在显见，而在隐微。故有可见之弊，有不可见之弊，有可思及之弊，并有不可思及之弊。蒙等生长乡闾，见闻狭隘，三途六道，千诡万变，无由得知，仅就平日所闻于朋友者，事已若此。此病中于古初，发于今日，积之既久，疗之实难。无以名之，名之曰离心力而已。夫中国实情，其或有不止于此者乎？或有不若此之甚者乎？非所知也。

○论中国分党

《论语》称“君子不党”，已以党义为非。屈原赋始用“党人”为指斥之辞。而东汉之季，乃有党祸。自是以后，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几代代有之，而与国家存亡相终始。近数十年，与欧美相通，乃知西人亦有类乎党者，如英之保党、守党，法之民党、王党，日之宪政党、自由党之类，不可悉数。此等之党，与中国昔时之所谓党者不同，不过译人偶以“党”称之耳。中国之所谓党者，其始由于意气之私，其继成为报复之势，其终则君子败而小人胜，而国亦随亡。其党也，均以事势成之，不必与学识成之也，故终有一败而不能并存。西人之党，则各有所学，即各有所见；既各有所见，则无事之时，足以相安，乃有所藉手，则不能不各行其意而有所争于其间，其所执者两是，则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此中西各党之不同也。由前之说，则有今昔之殊；由后之说，则有中外之别，均不足以例今日。最后则知高丽有守旧、维新两党，此为支那言守旧维新之始。然其时支那之人，旧者太多，新者太少，无从分党。自甲午以后，国势大异。言变法者稍稍多见，先发端于各报馆，继乃昌言于朝，而王大臣又每以为不然，于是彼此之见，积不相能，而士大夫乃渐有分党之势矣。西人见此，遂遽以为支那人本有三党：守旧党主联俄，意在保现存之局面；中立党主联日，意在保国以变法；维新党主联英，意以作乱为自振之机。此言也，出于西人之口，骤闻之颇似别白极真者，然深思之，甚为不然。意此不过西人以其国家之情形，臆度支那之情形耳。而支那之实情，实不若是也。试条辨之。

西人所谓维新党者，盖即指孙文等而言。西人之许可孙文，别无深意，因谋叛之罪，彼律甚轻，孙文之为其教中人，尝□□欲行其教于中国，以此之故，西人许之，非实见其人之□□也。而孙之为人，□□□□，□□□□，粤人能言之者甚多。□□□□，□□□□，□□□□，盖已无疑。即英人前在伦敦报馆之辨论，不过自保其国权，与孙文无涉焉。如此，则彼所谓之维新党，不能成其党也。

西人所谓中立党者，即支那现所称之维新党，大约即指主变法诸人而言。支那此党之人，与守旧党者，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且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其余则分数类：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势之妆，与扁眼镜、纸烟卷、窄袖之衣、钢丝之车等，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此为一类；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以为此之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此为一类；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夙负盛名，为天下所归往，及见西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也，乃举声光化电之粗迹，兵商工艺之末流，毛举糠?比，附会经训，张唇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此又为一类。之斯三者，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如此，则彼之所谓中立党，不能成党也。

若夫至不称其名者，莫如守旧党。既称守旧，则必有旧之可守。所谓旧者，支那立国数千年，今虽不及欧美之盛，然亦非生番黑人也，盖亦必有道矣。真能守之，当有可观。乃今日守旧之人，问以七略九流之家法，不能知也；课以三千年之朝章国政，不能举也；责以子臣弟友纲常名教之职，不能践也。且旧学之至大至要者，莫如五伦，此旧党所援以攻新党者。今观旧党，有父母之丧，则苫块所颦蹙，朋友所慰藉，其所言者，不曰某科不能考，即曰某缺不能补而已，无他言焉。此无足怪，盖其所患者，惟此三年中不能应试，不能做官，为实祸耳。至其饮酒、食肉、御内，以至一切征歌、选色，与夫名姝、骏马之游，与无丧者等。人人如是，恬不为怪。此父子之伦何在？通籍以后，罔上营私，惟恐不及。补某缺，则较量其肥瘠，无言及地方之利弊者也；除一官，则较量其迟速，无言及责任之易胜否也。总其生平，则国家所求者富贵。彼于入塾之时，父兄所期，师友所教，即已如此。故国家之事与士夫之心，终古不相遇，甚者无不与律令相反焉。如此，则君臣之伦何在？至于夫妇，仅可谓之曰男女，而不能谓之曰夫妇。其始也，拈阉探筹以得之，无学问性情之素也；其既也，爱则饰之以花鸟，怨则践之以牛马，法则防之以盗贼，礼则责之以圣贤。夫花鸟、牛马、盗贼、圣贤而能以一身兼之者，盖无有矣。如此，则溃败决裂，不可穷诘之事，往往如是。观《大清律例》中，死刑由于男女者，几及十之六七焉。如此，则夫妇之伦何在？其他兄弟阋墙，朋友相卖，此更常事，不足深责。夫伦纪者，旧学之根原，而守旧党乃弁髦若此，然则此真生番黑人也，所守何旧哉！彼之所守者，不过流俗之习气，为己之私心焉耳！彼见上之人作此论者多，故从而附和之，内可便其不学之私，外可忝居正人之目，何所惮而不为？若此之人，但能谓之趋时，而不谓之守旧，谤以守旧，不亦冤乎？如此，则彼所谓之守旧党，不能成党也。

嗟乎！木老而枯，人老而病，支那之教化，盖已老矣！千年以来，日见凌夷，代不及代。观其风气，随波逐流，不复能有树立意。将欲如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而亦不可得焉，岂能与东西诸国之各党比哉？

○论华人之可用

今之策时局者，鳃鳃以乏才为虑。夫虑之诚是也，然所谓才者无一定之准的，非必有体国经野之模，战胜攻取之勇，始得谓之才也，即片长薄技，各食己力，其致功也勤，其为谋也忠，亦无不可谓之才。今使语人曰：中国人之职业勤，莫不讶然异。又使语人曰：中国人之谋事忠，莫不哑然笑。不知无容异，无容笑也。诚以浅近琐屑之事证之。通商互市之区，凡所谓洋关洋行领事馆等，主之者洋人，而华人之司事于其间者，或理帐目，或操笔札，等而下之又有奔走使令之役，每所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责有专属，无推诿也，时有定晷，无虚旷也。非礼拜不得治私，非要事不得请假。凡夫朋友之酬酢，亲戚之往来，即有疏略，在彼可以自解，在人亦可相谅，则谓之不勤于作事不得也。洋人在中国，非传教经商，即办理交涉事宜，究其要诀，在熟识人情，习知华事。顾欲识人情知华事，非通语言，识文字不可。而洋人在中国，能通我之语言者，百不得十焉，能识我之文字者，百不得一焉。然往往见微知著，凡华人之俗尚好恶，与夫一切情伪，无不洞若观火，岂真有先觉之贤哉？亦得之为彼司事之华人为多也。夫华人得其薪赀，既与之勤恳办事，又复出其余力，导之以几微曲折之故，俾之阅历愈深，世故愈熟，无丝毫之隔膜，欲谓不忠于为谋不得也。

或者曰：子之言过矣。由前之说，以食毛践土之俦，不思效用于国家，而甘为洋人服役，虽勤何足取，由后之说，以中国之人道中国之弊，无异不肖子弟，将家庭暖昧之事，播告邻里乡党，忍心害理，莫此为甚，而子顾许之以忠，不亦悖乎？噫！为是说者，抑亦勿思甚矣。天下立言之理，但当就事而责人之道，亦当不为己甚。中国人之为洋人办事者，类不过能操洋语，善探主意，固非读书明理者比。必与大义绳之，殊觉不恕。况食其禄者忠其主，桀之狗吠尧，尧非不仁，吠非其主。对镜参观，彼之竭尽心力，冀图酬报，亦为天理所当然，人情所必然也。

曰，华人为洋人办事，既如是之勤且忠，而为中国办事，往往不然。且即以为洋人办事之华人，授之中国之事，亦若有迁地勿良之慨，则又何说？曰：此非任事者之过，乃用者之咎也。洋人用人，功过必分，赏罚必明，设有偾事，立遭屏斥。其谨慎小心，始终无怠者，不特优加薪水，或以他事托辞，则为之先往，或当新旧交替，则为之敦托。不幸而积劳病故，有抚恤之典，有捐助之款，俾其父母妻子，藉以养瞻，藉以成立。此虽外洋之公例固然，然而仁至义尽，实足感动人心，无怪人之乐为之用也。中国则不然，其用人也，率顾一己之私情，不问人之能否。偷惰者未必见责，操劳者未必获奖。夫人情不甚相远，既无利害于其间，何苦独为其难。久之锐气渐销，颓丧成习，而于所当为之事，废弛败坏，遂至不可收拾。由是言之，其所以致此之弊，亦较然著明矣。

抑又闻之，西人之言曰：华人中经营贸易之事，独为擅长，至开垦耕种，能耐劳苦，尤非他国所及。华人愈多，市埠愈甚。呜呼！洋人借重中国人也如此。中国乃不能鼓励人材，如货之弃地而不惜，致使灰心短气，糊其口于四方者实繁有徒。是不惟楚材不为晋用，且晋材反为楚用也。可胜慨哉！可胜慨哉！

○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

新明执事：承赠寄所刊《丛报》三期，首尾循诵，风生潮长，为亚洲二十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而辞意恳恻，于祖国若孝子事亲，不忘几谏，尤征游学以来进德之猛。曙曦东望，延?何穷！三编所载，皆极有关系文字，而鄙诚所尤爱者，则第一期之《新史学》，第二期之《论保教》，第三期之《论中国学术变迁》。凡此皆非囿习拘虚者所能道其单词片义者也。大报尝谓学理邃赜，宜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诚哉其为流畅锐达也。编中屡举畴昔鄙言，又绍介新著，于拙择《原富》之前二编，许其精善。凡此已悉出于非望矣。至乃谓于中学西学，皆第一流人物，则不徒增受者之惭颜，亦将羞神州当世贤豪，而大为执事知言之诟。仆于西学，特为于众人不为之时，而以是窃一日之长耳。属者圣上广厉学宫，欲采中西之学术于一炉而冶之，则十年以往，才贤辈出，而置不佞于前鱼之列可知也。抑且无俟远?，即执事同社诸贤，亲朋挥手而来，其艺能之愈富者何限。据现在以逆将来，是戋戋者之不足以云，又可决也。若夫仆中学之浅深，尤为朋友所共见，非为谦也。道不两隆，有所弃者而后有取。加以晚学无师，于圣经贤传，所谓宫室之富，百官之美，皆未得其门而入之。其所劳苦而仅得者徒文辞耳，而又不知所以变化。此所以闻执事结习之议评，不徒不以为忤，而转以之欣欣也。

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中国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曰：“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且执事既知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矣，而其论中国学术也，又谓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则宜用之文体，舍二代其又谁属焉？且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世之文章，以与其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至于律令体制，直谓之无几微之异可也。若夫翻译之文体，其在中国，则诚有异于古所云者矣，佛氏之书是已。然必先为之律令名义，而后可以喻人。设今之译人，未为律令名义，闯然循西文之法而为之，而为之读其书者乃悉解乎？殆不然矣。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观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夫著译之业，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第其为之也，功候有深浅，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所不必也。苟然为之，言ζ意纤，使其文之行于时，若蜉蝣且暮之已化。此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故曰：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同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

台教所见要之两事：其本书对照表，友人嘉兴张氏既任其劳；若叙述派别源流，此在本学又为专科，功巨绪纷，非别为一书不能晰也。今之所为，仅及斯密氏之本传，又为译例言数十条，发其旨趣。是编卒业，及一岁矣。所以迟迟未出者，缘译稿散在友人，遭乱抵滞，而既集校勘，又需时日。幸今以次就绪，四五月间，当以问世。其自任更译最后一书，此诚钦钦刻未去抱，第先为友人约译《穆勒名学》，势当先了此书，乃克徐及。不佞生于震旦当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会，目击同种阽危，剥新换故，若巨蛇之蜕?付，而未由一藉手。其所以报答四恩，对扬三世，以自了国民之天责者，区区在此。密勿勒劬，死而后已，惟爱我者静以俟之可耳。旅居珍重，惟照察不宣。严复顿首。

再者计学之名，乃从economics字祖义着想，犹名学之名从，logos字祖义著想。此科最新之作，多称economics而删politicar字面。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正名定义之事，非亲诏其学通彻首尾者，其甘苦必未由共知，乍见其名，未有不指为不通者也。计学之理，如日用饮食，不可暂离，而其成专科之学，则当二百年而已。故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无庸讳也。谓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之学，古籍当有专名，则吾恐无专名者不止计学。名理最重最常用之字，若因果、如rights，如obligation，问古籍中何字足与吻合乎？学者试执笔译数十卷书，而后识正名定义惬心贵当之不易也。即如执事今易平准之名，然平准决不足以当此学。盖平准者，乃西京一令，因以名官职，敛贱粜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计学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故吾重思之，以为此学名义苟欲通俗，则莫若径用理财，若患义界不清，必求雅驯，而用之处处无?格者，则仆计学之名，似尚有一日之长，要之后来人，当自知所去取耳。

○论沪上创兴女学堂

中国四百兆人，妇女居其半；妇女不识字者，又居十之八九。即偶有一二知书者，亦不过以其余力，粗解词章。物以罕而见珍，遂以通人自命。初不知所谓学问者，即人所以异于禽兽之处。名既为人，即当学问，不以男女而异也。区区识数字，何足奇乎？自学问之道不修，男子作八股，工摺卷，于兵、农、礼、乐之事，丝毫不相涉。士夫如此，农商可知；男子如此，妇人可知。妇人既无学问，致历来妇人毕生之事，不过敷粉缠足，坐食待毙而已。一家数口，恃男子以为养，女子无由与任。通流既极，男子亦不能自养，而又仰给于他人。转展无穷，相煦以沫，盖皆分利之人也。故无论男子女人，当其冠笄之岁，尚有雄心，中年以往，精神志量，逐渐消磨于衣食之中。夫壮年之人，意气扩充，正宜胜于少年者，而反不及之，则其故可知矣。国弱民贫，实阶于是。即常此千古，亦复不难。

自中日议和之后，忧世之人，竞言学校，近更于沪上创兴女学堂。此后有志之女，若能努力，何患不能比迹于西人。一家无坐食之人，则家累轻；家累轻，而后人有余力以事其事。或者可以挽回颓俗，转弱为强乎？虽然人之学问，非仅读书，尤宜阅世。盖读书者，阅古人之世，阅世者，即读今人之书，事本相需，不可废一。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自《烈女传》、《女诫》以来，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为男子者，以此为自强之胜算。不知妇人既不齿于人，积渐遂不以人自待。其愚者犷悍无知，无复人理；其明者亦徒手饱食，禁锢终身，而男子乃大受其累矣。泰西妇女皆能远涉重洋，自去自来，故能与男子平权。我国则苦于政教之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盖妇人之不见天日者久矣。今日既兴女学，效法泰西，然犹不使之增广见闻，则有学堂与无学堂等。不见村学究之日事?尹?吾，而一无所用乎？读书而不阅世，直如此耳。今倘有人，独排众议，自立一会，发明妇人应出门之故，庶几风气渐开矣。

若谓既无限制，难保无越礼之事。则且无论西人，即以中国论之，大家妇女，其防闲密矣，岂绝无越礼之事乎？小家妇女，其防闲又疏矣，岂尽人皆越礼乎？则此言不足辨也。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妁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虽然，此事难言之矣。翻《大清律例》而观之，所引成案，祸之原于男女而起者，几及大半。而穷凶极丑，非复人情，亦较他事为独多。今日之县案，亦每如此。上海会审公堂之琐案，每日见于《申报》者，更无论矣。西人之纪各国娼妓之数者，以中国为至多，乃过于法国。盖法国女闾虽盛，然皆在大都会之地，非若中国穷乡僻壤，凡有人迹之地，几无不有之也。合此二者观之，则中国教化之坏，百口无以自白也。

夫中国之礼俗，固以严男女之防为一大事者也。六经之中，谆夸教诲，百家诸子，罔不如一，乃何为而至于斯乎？则其故即由于辨之太严而已。天下之事，大约隔之愈远，愈不可即，则愈以其事为可乐；若日日见之，则以为常情，而不以措意。今者读《士礼》、《小戴记》言礼诸文，谓中国三代时，男女之辨不严，不可得也。又读《春秋》内外传，《国风》之诗，谓中国三代时，男女之防不乱，亦不可得也。然则礼亦何益于事乎？说者又谓《士礼》、《小戴记》为纪其盛时，而《左》、《国》、《风》、《诗》则言其衰时，不可执其末流，以病其本源之非也。然若果如此，则严定范围，即可持世，礼法既立，应无衰时，何为而有始乱之人乎？故以名学之理言之，则此义不能立也。此义不立，则防之愈严，启乱愈多之义立矣。然而此义，不过证古说之非，而仍不能救今世之俗。今我国律法，其严十倍于欧人。其无事也，防之若此其周；其既事也，刑之若此其酷，而犹冒白刃以试之。设一旦宽其杀戮，则愚俗之倾颓，将更不知伊于胡底矣。此万万不能行者也。

又如泰西之俗，男女自行择配，亦为事之最善者。中国守旧之人闻之，必以为怪。然可设一事以喻之。譬如有人或造一屋、置一衣，使成本稍大，亦自为而省度无后可，设无别故，无他人代决之，绝不关白本人者也。小事尚然，岂有伉俪之大，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而发端之始，乃探筹拈阉之法行之乎？此理必不可通者。然若以我国今日之俗即行之，则流弊亦不可胜言，何也？尝谓中国之妇人，固无自主之权者也。而中国妇人之为娼者，则未尝无自主之权。无论其平日所为也，即以择配一事观之，彼固明明自行择配矣。乃其愚者每为客所诳，而黠者则又能诳客。情讹相攻，机械百出，倏去倏来，终返故辙。使天下之妇人尽若此，则此世界不能一日居矣。是故妇女之出门晋接，与自行择配二事，实为天理之所宜，而又为将来必至之俗。而以今日之俗论之，则皆无能行之理。

然则此俗又何以行乎？仍不外向所言，读书阅世二者而已。大家妇人非不知书，而所以不能与男子等者不阅世也。娼家之女，日事宴游，而行事又若此其狼藉者，不读书也。二者兼全，则知天下之变，观古今之通，有美俗而无流弊矣。虽然，男女平权之说，创自西人，而自今日观之，则此说之行，不知何日。我国暨突厥、印度、波斯诸国之妇女其烦冤纡抑不待言矣。即欧洲之妇女，惟无妾一事，实胜泰东，其余则仍与男子不平等也。上不为百里玺天德，中不为议员，下不为军士，不过起居饮食，威仪进止之间，易子均优待之耳。盖同一不平等之待法，不开化之国，则欺凌弱者，而开化之国，则保护弱者也。嗟呼！雌雄牝牡之不齐，人及非人，莫不若此，其由来远矣！岂一朝一夕之力所能改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