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文学之精神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居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之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热情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冉，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异》。）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观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筱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之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不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于北方之学派中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定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留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而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作，皆当日之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恃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amour）之人生观。《小雅》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畀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于北方学派中，而无与于南方学派者也。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桩、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像，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像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像之产物也。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像，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像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像，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像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像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本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当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禹、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时夕降兮”之巫咸，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Ч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被疏者一，被放者再，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种之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使南方之学者处此，则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反离骚》）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学所负于北方学派者。
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像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像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像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岂独一屈子然哉！
○自序一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羸弱，而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然此十年间，进步之迹，有可言焉。夫怀旧之感，恒笃于暮年；进取之方，不容于反顾。余年甫壮，而学未成，冀一篑以为山，行百里而未半。然举前十年之进步，以为后此十年、二十年进步之券，非敢自喜，抑亦自策励之一道也。
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之，亦不能专力于是矣。二十二岁，正月始至上海，主《时务报》馆任书记校雠之役。二月，而上虞罗君等私主之东文学社成，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小时往学焉，汪君许之。然馆事颇剧，无自习之暇，故半年中之进步，不如同学诸子远甚。夏六月，又以病足归里，数月而念念而复至沪，则《时务报》馆已闭。罗君乃使治社之庶务，而免其学资。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人、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半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次年，社中兼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其时担任数学者即藤田君。君以文学者而授数学，亦未尝不自笑也。顾君勤于教授。其时所用藤泽博士之算术、代数两教科书，问题殆以万计。同学三四人者，无一问题不解，君亦无一不校阅也。又一年而值庚子之变，学社解散。盖余之学于东文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时方毕第三读本，乃购第四、第五读本，归里自习之。日尽一二课，必以能解为度，不解者且置之。而北乱稍定，罗君乃助以资，使游学于日本。亦以从藤田君之劝，拟专修理学，故抵日本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
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恃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未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此外如洛克、休蒙之书，亦时涉猎及之。近数年来为学之大略如此。
顾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其所用以读书者，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涣散，非与友朋谈论，则涉猎杂书。惟此二三时间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断而已。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当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故书十年间之进步，非徒以为责他日进步之券，亦将以励今之人，使不自馁也。若夫余之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此则汪氏中所谓“斯由天致，非由人力，虽情符曩哲，未足多矜者”，固不暇为世告焉。
○自序二前篇既述数年间为学之事，兹复就为学之结果述之。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尊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言在知识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性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之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
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因词之功成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此又后人之通病。故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愈不敢知矣。
虽然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浅而修养之力乏，而遽绝望于哲学及文学，毋乃太早计乎？苟积毕生之力，安知于哲学上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能有成功之一日乎？即今一无成功，而得于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赏为消遣之法，以自逭于声色货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若夫深湛之思，创造之力，苟一旦集于余躬，则俟诸天之所为欤，则俟诸天之所为欤！
○论教育之宗旨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之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如佛教之一派，及希腊罗马之斯多噶派，抑压人之感情，而使其能力专发达于意志之方面。又如近世斯宾塞尔之专重知育，虽非不切中一时之利弊，皆非完全之教育也。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备此三者。今试言其大略。
一、知育 人苟欲为完全之人物，不可无内界及外界之知识。而知识之程度之广狭，应时地不同。古代之知识至近代，而觉其不足。闭关自守时之知识，至万国交通时，而觉其不足。故居今之世者，不可无今世之知识。知识又分为理论与实际二种。溯其发达之次序，则实际之知识，常先于理论之知识。然理论之知识发达后，又为实际之知识之根本也。一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皆所谓理论之知识。至应用物理、化学于农工学，应用生理学于医学，应用数学于测绘等，谓之实际之知识。理论之知识，乃人人天性上所要求者。实际之知识，则所以供社会之要求，而维持一生之生活。故知识之教育，实必不可缺者也。
二、道德 然有知识而无道德，则无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会之安宁，未得为完全之人物也。夫人之生也为动作也，非为知识也。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识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盖人人至高之要求，在于福祉，而道德与福祉，实有不可离之关系。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爱敬人者反是。如影之随形，响之随声，其效不可得而诬也。书云：惠迪吉，从逆凶。希腊古贤所唱福德合一论，固无古今中外之公理也。而道德之本原，又由内界出而非外铄我者，□皇而发挥之，此又教育之任也。
三、美育 德育与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孔子言志独与曾点，又谓兴于诗，成于乐。希腊古代之以音乐为普通学之一科，及近世希痕林、敬尔列尔等之重美育学，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元剧之文章
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赏之，至有以关汉卿比司马子长（韩文靖邦奇）者。三百年来，学者文人，大抵屏元剧不观。其见元剧者，无不加以倾倒。如焦里堂《易余?录》之说，可谓具眼矣。焦氏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余谓律诗与诗，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其曲者也。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
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
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元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元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然如武汉臣之《老生儿》，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兹举数例以证之。
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
（正宫端正好）我往常在风尘，为歌妓；不过多见了几个筵席，回家来仍作个自由鬼。今日倒落在无底磨，牢笼内。马致远《任风子》第二折：
（正宫端正好）添酒力，晚风凉。助杀气，春云暮。尚兀自脚趔趄、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单则俺杀生的无缘度。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
又如《窦娥冤》第二折：
（斗虾蟆）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感着这般病疾，值着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各人证候自知。人命关天关地，别人怎生替得。寿数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说甚一家一计。又无羊酒缎匹，又无花红财礼。把手为活过目，撒手如同休弃。不是窦娥忤逆，生怕旁人论议。不如听咱劝你，认个自家悔气。割舍的一具棺材，停置几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门里，送入他家坟地。这不是你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凄怆泪。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至中叶以后，已罕觏矣。其写男女离别之情者，如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
（醉春风）空服遍?面眩药不能痊，知他这?音?赞病何日起。要好时直等的见他时，也只为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会家缥缈呵，忘了魂灵。一会家精细呵，使着躯壳。一会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长也愁更长，红稀也信尤稀，春归也奄然人未归。我则道相别也数十年，我则道相隔着数万里。为数归期，则那竹院里刻遍琅?翠。
此种词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唯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至写景之工者，则马致远之《汉宫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对着这迥野凄凉：草色已添黄；兔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づ；泣寒づ，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尚书云）陛下回銮罢，娘娘去远了也。（驾唱）
（鸳鸯煞）我煞大臣行，说一个推辞谎，又则怕笔尖儿那火编修讲。不见那花朵儿精神，怎趁那草地里风光。唱道，伫立多时，徘徊半晌。猛听的塞雁南翔，呀呀的声嘹亮。却原来满目牛羊，是兀那载离恨的毡车，半坡里响。
以上数曲，真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剧，虽浅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
古代文学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兹举其例：
如《西厢记》第四剧第四折：
（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
（得胜令）惊觉我的是颤颤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梦蝴蝶；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痛煞煞伤别，急煎煎好梦儿应难舍；冷清清的咨嗟，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
此犹仅用三字也。其用四字者，如马致远《黄梁梦》第四折：
（叨叨令）我这里稳丕丕土坑上迷风彡没腾的坐；那婆婆将粗剌剌陈米喜收希和的播。那蹇驴儿柳阴下舒着足乞留恶滥的卧；那汉子去脖项上婆婆没索的摸。你则早醒来了也么哥，你则早醒来了也么哥。可正是窗前弹指时光过。
其更奇绝者，则如郑光祖《倩女离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全不想这姻亲是旧盟，则待教袄庙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将水面上鸳鸯忒楞楞腾分开交颈，疏剌剌沙?雕鞍撒了锁?呈。厮琅琅汤偷香处喝号提铃，支楞楞争弦断了不续碧玉筝。吉丁丁?精砖上摔破菱花镜，扑通通东井底坠银瓶。
又无名氏《贷郎旦剧》第三折，则所用叠字，其数更多。
（货郎儿六转）我则见黯黯惨惨天涯云布，万万点点潇湘夜雨。正值着窄窄狭狭沟沟堑堑路崎岖，黑黑黯黯彤云布，赤留赤律潇潇洒洒断断续续，出出律律忽忽鲁鲁阴云开处，霍霍闪闪电光星注。正值着飕飕摔摔风，淋淋渌渌雨。高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模糊，扑扑簌簌湿湿渌渌疏林人物，却便似一幅惨惨昏昏萧湘水墨图。
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远在宋金二代，不过至元而大成。其写景抒情述事之美，所负于此者，实不少也。
元曲分三种。杂剧之外，尚有小令套数。小令，只用一曲，与宋词略同。套数则合一宫调中诸曲为一套，与杂剧之一折略同。但杂剧以代言为事，则套数则以自叙为事。此其所以异也。元人小令套数之佳，亦不让于其杂剧。兹各录其最佳者一篇，以示其例略可以见元人之能事也。
小令《天净沙》（无名氏。此词……不知何据。）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套数《秋思》（马致远，见远刊《中原音韵》《乐府新声》。）
（双调夜行船）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来，今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乔木查〕秦宫汉阙，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渔樵无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晋耶？〔落梅风〕天教富，不待奢，无多时好天良夜。看钱奴硬将心似铁，空辜负锦堂风月。〔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晚来清镜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莫笑鸠巢计拙，葫芦提一就装呆。〔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东缺，竹篱茅舍。〔离亭煞宴〕蛩吟罢，一枕才宁贴；鸡鸣后，万事无休歇。算名利何年是彻？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穰穰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滴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嘱付与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天净沙小令，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马东篱《秋思》一套，周德清评之以为万中无一。明王元美等，亦推为套数中第一。诚定论也。此二体虽与元杂剧无涉。可知元人之于曲，天实纵之，非后世所能望其项背也。
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
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为第一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围内。唯宫大用瘦硬通神，独树一帜。
以唐诗喻之：则汉卿似白乐天，仁甫似刘梦得，东篱似李义山，德辉似温飞卿，而大用则似韩昌黎。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苏东坡，东篱似欧阳永叔，德辉似秦少游，大用似张子野。虽地位不必同，而品格则略相似也。
明宁献王《曲品》，跻马致远于第一。而抑汉卿于第十。盖元中叶以后，曲家多祖马郑，而祧汉卿，故宁王之评如是。其实非笃论也。
元剧自文章上言之，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况，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又典中多用俗语，故宋金元三朝遗语所存甚多。辑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为一专书。此又言语学上之事，而非此书之所有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