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下，汉代人的学习主要限于儒家经术。“黜罢百家，独尊儒术”，经术作为官方一种公开的思想，是朝廷用以取仕的重要依据，在社会中占据着十分煊赫的位置，士人趋之若鹜，为学笃甚。当然，在经术之外，还是允许别有所习的。只不过是有所节制的，是不能背离儒学之大要的。其他的术道只能是作为辅政的一种手段，其功能也无法游离出“政”这一核心。诸如天文、历数、阴阳占候、医术卜噬等。

后汉的这种“重儒术、轻艺道”的思想是十分普遍而公开的。

《后汉书·窦融传》载：窦融上疏曰：“有子年十五，质性顽钝。臣融朝夕教导以经艺，不得令其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循道，不愿其有才能。”

王充称巧习、技能诸事为“小贱之能，非尊大之职。”、“大道未足，而小伎过多。”[4]

仲长统在《昌言》中轻蔑地说：“故知天道而无人事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耻之民也。”

针对草书风气炽盛这一现象，赵壹的看法是承绪传统的儒家观点的，士大夫的使命在于精通圣人经典，“穷则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这才是士大夫的大业。对草书的痴迷无疑是与儒家重经、兴世弘道思想相叛离的，只是一种世俗之人所追求的雕虫小技而已。

这应该是赵壹所处时代的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世人所习的草书，也只是“技艺之末”，是无益于“治”的俗学小道。是与现实的、重大的政治功用相背离的，是不值得人们朝夕操持、用精致力的。“齐国治天下”，经术之于政治、功业是士人应该去且值得花毕生之精力去学习的。于此，赵壹认为“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虮虱，乃不暇焉。”

针对这种因小失大、务内阙外、不务正业的肖小之道，充其量只能是政事之余的业余消遣，而不应该成为士大夫之族成就功业的障碍，不应该在他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开地占据地位。明经善政、匡国平治是士大夫的第一要务，而是否符合经术，是否有益于政道成为判定一切事物的尊卑、大小、高下的唯一标准。

在现实的社会面前，对那些通过辞赋书画这条终南捷径入仕的，根本不具备明经善政之才，相反只会搬弄是非、残害忠良，却位居庙堂之上的屑小之徒，赵壹是嗤之以鼻、深恶痛绝之的；同样，对那些企图通过此捷径而在劳神费思、竭智尽虑的人们也给予了当头棒喝，晓之以大义，明之以要理，在国家衰微、汉室倾颓的危急存亡之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是一个文化人必须肩负的，“家事”、“国事”，孰轻孰重，不辩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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