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一天，烈日当空，蝉声阵阵，愈发让人感到树林中的幽静。

崔浩正带着一个侍从在林中漫步。他们走到一个池塘旁边。池塘因为干旱，已经干涸，塘底散落着数十条大小不一的草鱼。

崔浩的侍从对崔浩说：“大人，您看这些鱼多可怜呀。”

崔浩说：“每当气候发生突变出现大旱灾时，普通的鱼类都会拼命地寻找赖以活命的水，可惜到最后，‘鱼道’还是无法战胜天道，它们由于丧失水分而一命呜呼变成了鱼干。”

侍从说：“这是没办法的事。”

崔浩说：“你知道有一种‘泥鱼’吗？”

侍从疑惑地回答说：“不知道。”

崔浩说：“所谓‘泥鱼’，是出自中国古典文献中的一种鱼类。按道理说，既然是鱼类，也就应该栖息在水中。但是，由于泥鱼通晓‘开闭’的秘诀，所以就变成了有不死之身的奇鱼了。”

侍从问：“真有这种鱼？”

崔浩没有回答侍从的询问，接着说：“气候发生突变出现旱灾时，泥鱼却不慌张，它们以悠然自得的神态观察着四周，找一块足以长期容身的泥地，整个身体钻进泥里，恰如冬眠的动物一动也不动，这就是它们所采取的‘闭’的姿态。由于泥鱼具备这种特殊的生存本能，而且一直能够维持半年之久，这样，它们体内的水分就不会蒸发，能源也不致于很快地消耗殆尽，这样它们就能够生存下来。”

侍从吃惊他说：“这泥鱼真鬼。”

崔浩没有理会侍从，仍按照自己的思路说着：“随着自然界春夏秋冬的变化，气候也由干燥变为湿润，这样经过几个月后，上游的某地终于下了倾盆大雨，河水猛涨向下游滚滚流去，此时泥鱼的黄金时期到来，它们采取‘开’的姿态，慢慢地从泥里钻出来，在水里悠哉游哉，不亦乐乎。可是其他的鱼类早已死光，且它们尸体都变成了泥鱼的最好食物，使泥鱼能够很快地繁殖，俨然成为河川里的统治阶级。”

侍从感叹道：“这泥鱼真不简单。”

崔浩望着眼前干涸的水塘，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也应该学习泥鱼这种‘开闭’的生存秘诀。在人的一生中，也有所谓‘势’这个道理，一个人在得势时，万事都能随心所欲，且一切事情都能顺利地完成；但在不得势时，尽管是同样的事情，却一切都不顺利并无法完成。这时越是努力，事态反而越是会恶化，于是只好采取消极态度，以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因此，‘泥鱼’的生存秘诀告诉我们：在面临不利于自己的形势时，不能手忙脚乱，乱了章法，而要沉着冷静，遵循‘开闭’的秘诀，以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心渡过难关，本着勇往直前的精神继续前进，随着外部局势的变化，有利于自己的黄金时代迟早会到来，而这时所必需的就是耐心和坚韧性。”

侍从听完崔浩这席话，似乎领悟了崔浩现在的处境和崔浩的处世态度，但他没敢说出自己的领悟。

原来，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左右亲信大臣常常攻击崔浩。崔浩面对这种形势，便采取‘开闭’的策略，称病主动退出北魏的权力中心。

拓跋焘的左右亲信大臣为什么要反对崔浩呢？一是他们嫉贤妒能。崔浩精通儒家经典，对于朝廷制度和各级机构的职能，尤其熟悉。因此，凡是朝廷礼仪典章，军国诏令，全由他负责。且他谋略过人，深为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赏识、重用。二是崔浩不信佛教，说：“为什么要崇拜这个胡人的神！”而太子拓跋晃和朝中的一些重臣都信佛教。

虽然崔浩保留公爵，返回私宅，但太武帝拓跋焘深知崔浩的贤明智慧，每当出现疑难问题，发生争议，做重大决策时，太武帝拓跋焘乃要召见崔浩，听取崔浩的意见。

崔浩个子不十分高，肌肤洁白细腻，容貌俊美，如同美妇，但那双明亮、锐利的眼睛却能洞察一切，透着超人的智慧。他常自以为才干可与张良相比，而考辩古制方面更超过张良。

返回私宅后，为了减少朝中重臣的怀疑，崔浩除了每天游山逛水，就是研究修身养性的办法。

崔浩与侍从漫不经心地走着。崔浩看到旷野里一棵高大、细长的树，被风吹得左右摇晃，禁不注感叹道：“‘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古人说得好啊。”

侍从说：“大人的意思我明白，越是高高的东西越容易折损，越是洁白的东西越容易沾污。高雅的歌曲、和唱的人必然很少。一个人名声很大，其实际未必相符。……”

崔浩欣喜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真有长进啦。”

侍从说：“这还不是托大人的福。”

崔浩又道：“还有一句老话，叫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侍从：……

崔浩一边往前走，一边自语道：“仕途艰险啊！”

侍从说：“大人，皇上那么信任您，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崔浩没吭声，无目的地向前走去。他真希望这样永远走下去，不停止，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这样走完自己的一生，可以算是寿终正寝了，也是自己最好的结局。但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自己心中也没数，想到这些，他一阵惆怅。

崔浩心里明白，“伴君如伴虎”，这是古训。不管君主多圣明，他也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也有亲朋好友。如果他周围的人是一些高尚的人，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为重，那么，这个国家的官吏、百姓三生有幸；如果君主周围是一些阴险毒辣的小人，那一切反之。

以后崔浩事情发展的结局，与崔浩此时所想，相差无几。

提起崔浩与太子拓跋晃及朝中重臣的矛盾，要从嵩山道士寇谦之说起。

那是太武帝拓跋煮即位后不久，寇谦之来到北魏，说自己修炼张道陵的法术，自称曾经见过降到人世的老子，老子命令他继承张道陵的法统，担任天师，并传授他不进饮食和飞腾升空的法术，以及符咒《科戒》二十卷，命他重新清理整顿道教。后来，又遇见了神人李谱文，据说是老子李耳的玄孙，授以《国策真经》六十余卷，命他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又传授天官静伦之法，其中有几篇还是出自李谱文的手笔。寇谦之把这本书呈献给北魏大武帝拓跋焘。朝野上下很多人都不相信，太子拓跋晃和朝中重臣也反对这件事。唯独崔浩把寇谦之当作者师尊奉，追随他学习法术，并且上疏皇帝赞扬寇谦之说：“臣曾经听说，圣明的君王接受天命，上天必定有祥瑞相应。《河图》、《洛书》都由虫兽呈献，没有文字，而今天，人神面对，手书笔迹十分清晰，辞意深奥奇妙，自古以来，无与伦比。怎么可以因世俗的顾虑，忽视上天的旨意！臣感到恐惧。”太武帝拓跋焘完全同意崔浩的看法，命令谒者携带壁玉、绸缎、猪牛羊祭祀嵩山，并迎接寇谦之在山中修炼的弟子到平城，崇拜为天师，宣扬道教之法，遍告天下周知。太武帝拓跋焘还命令在乎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设坛，坛高五层，朝廷供给道士一百二十人衣服饮食，每月道场设置厨房，供给膳食，与会的有数干人。

崔浩始终是汉族士族的代表人物。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不同的利害关系。鲜卑贵族对汉族士族，既要拉拢，又要防范。

公元431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北魏的统治，大武帝拓跋焘下诏，征聘卢玄、崔绰、李灵、高允等数百名汉族士族的代表去平城当官，明确规定要礼请，不要“逼遣”。这是北魏以太武帝拓跋焘为首的鲜卑贵族对汉族士族的拉拢。

长期以来，这些士族、豪强的代表，在地方上称王称霸，保持汉魏（曹魏）以来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传播为士族统治服务的文化。在一定时期里，这是和鲜卑贵族格格不入的。

太原王氏是西晋以来的显贵。东晋末，王慧龙从江南来到北方。崔浩的弟弟羡慕王家的门第，把女儿嫁给他。有人说，王慧龙并不是王家的人。崔浩见了王慧龙，看到他的鼻子生得很大，不禁赞叹道：“这是真正的王家人，是个贵种。”原来王家人在生理上有个特征，世代都出酒糟鼻。崔浩对于士族的家史很熟悉（当时，这也是一种学问，称做“谱学”），王慧龙一经崔浩的“鉴定”，便证实是名符其实的“贵种”了。

崔浩对王慧龙的赞美，激怒了鲜卑贵族，他们纷纷到太武帝拓跋焘那里告状，认为崔浩贬抑鲜卑。

崔浩听说鲜卑贵族到太武帝拓跋焘那里告了他的状，十分不安，急忙赶到皇宫，被迫在太武帝拓跋焘面前承认了错误。坐在崔浩面前的大武帝拓跋焘，一反常态，紧绷着脸，眼睛里流露出鄙视的目光，等崔浩认错之后，脸色才好看一些。由于太武帝拓跋焘没有再追究这件事，这件事才慢慢平息下来。

“整齐人伦，分明姓族”，是魏晋以来士族统治的传统，其目的无非是区别士、庶，保持士族在社会上的特殊身份和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当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提倡“文治”的时候，崔浩在这件事上开始跃跃欲试。

司徒崔浩是卢玄的舅舅，他喜欢与卢玄一起谈今说吉，议论国家大事。

崔浩与卢玄在一起议论问题，互相都能得到许多启发。崔浩每次跟卢玄谈话，常常叹息说：“面对卢（玄）子真，使我思古之幽情更深。”当时，崔浩打算严格整顿朝中官员的流品，辨明官员的出身和姓氏等级。卢玄认为这是件十分复杂的事，他极力劝阻崔浩说：“创立一种制度，改革现行的规章，必须因时而宜，赞成您这项措施的，能有几个人！希望您能三思而行。”

崔浩却说：“如果不严格整顿朝中官员的流品，辨明官员的出身和姓氏等级，就不能保持士族在社会上的特殊身份和政治上的垄断地位。这可是士族的千秋大业啊！我宁可得罪一些世俗之人，也要把这一关系士族千秋大业的事情做下去。”

崔浩没有听从卢玄的劝告，因此得罪了许多大臣。

宋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年底，北魏道士寇谦之对太武帝拓跋焘说：“现在陛下是以真君的名义统治天下，建立静轮天宫大法，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应该登台接受符箓表彰和宣扬皇上圣明的恩德。”太武帝拓跋焘同意了。

宋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春季的一天，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备好车驾，率领大队人马，十分虔减地打着全青色的旗帜来到道教神坛前接受符箓。寇谦之奏请建造静轮宫，并一定要建得很高，高到人在上面听不到鸡鸣犬吠之声，目的是想伸向天上与天神相接。司徒崔浩也力劝太武帝拓跋焘兴建静轮宫，花费了数以万计的财力物力，建了几年仍未完工。太子拓跋晃劝谏太武帝拓跋焘说：“上天与世人的道不同，谁高谁低已有定分，二者不能相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我们白白地浪费财力物力，老百姓也累得疲备不堪，做这种无益的事，干什么呢？如果一定要照寇谦之所说的去做，我请求按照东山万旬的高度去建造，这样工事就容易些。”太武帝拓跋焘没有接受。因此，太子拓跋晃对崔浩力劝太武帝兴建静轮宫一事，十分忌恨。

太武帝拓跋焘经常把崔浩和寇谦之两人叫到皇宫，三人在一赶谈论道行，有时一谈就是半天，常常废寝忘食。拓跋焘与崔浩都十分尊重信任寇谦之，也信奉寇谦之的道行。

崔浩一直不喜欢佛教，一有机会就向太武帝拓跋焘进言，他曾对太武帝拓跋焘说：“佛教虚幻荒诞，浪费财物损害百姓，应该把所有的佛教都除掉。”

太武帝拓跋焘也基本同意崔浩的看法。

太武帝拓跋焘讨伐盖吴后来到长安，进入一座佛教寺院，和尚让太武帝拓跋焘的侍从将官们喝酒。太武帝的侍从将官来到和尚居住的房里时，发现那里有许多兵器，出来告诉了太武帝拓跋焘。

太武帝拓跋焘听后勃然大怒，说：“这不是和尚应该使用的东西，他们一定是同盖吴相通，想做乱的。”下令将全寺院的和尚都杀了。查封寺院的财产时，又发现酗酒的工具及州郡牧守、富人们寄藏在这里的数以万计的东西，还发现和尚挖的地下密室用来藏匿妇女。

崔浩因此劝说太武帝拓跋焘将世上的和尚全都斩尽杀绝，毁掉各种佛经佛像，太武帝拓跋焘接受了崔浩的建议。寇谦之极力劝阻崔浩，崔浩不听。

太武帝拓跋焘派人先杀了长安的和尚，焚毁佛经和佛像，并下诏给留台，让他通令全国，按长安斩杀和尚的法令去做。诏书上说：“从前，后汉荒淫无道的昏君信奉迷惑人的又假又邪的神来扰乱天道常规，这是自古以来，在九州之内未曾发生过的事。不是我，又有准能消除这历经多少代的虚假的东西！

要通告在外地征战或驻守的各位将领、刺吏，凡有浮图像和佛经等等的东西都必须毁掉，和尚不管年纪大小一律活埋。“

太子拓跋晃平素就喜欢佛法，他多次劝谏，太武帝拓跋焘不听。他只好拖延时间，慢慢将诏书发下去，以便让远近寺院的和尚事先得到消息，各自想办法脱身，许多和尚都逃走，幸免于难，有的把佛经佛像收藏起来。因此，在北魏境内佛塔、寺庙全都不复存在了。为这件事，太子拓跋晃对崔浩恨之入骨。

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年底，北魏大武帝拓跋焘在返回京城的途中来到塑方，下诏让太子拓跋晃协佐总领全国日常事务，统领文武百官。

宋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春季，正月初六，北魏太子拓跋晃开始总管百官事务。太武帝拓跋焘任命侍中、兼中书监穆寿、司徒崔浩、侍中张黎、古弼辅佐太子拓跋晃裁决日常政务。凡上书给太子时都要称臣，礼仪与所称呼的尊卑一致。

北魏司徒崔浩一直被太武帝拓跋焘宠爱信任，他自恃才能谋略很高，独揽朝中大权。常言说：人任何时候都不能锋芒毕露，势不可用尽。绝顶聪明的崔浩，因才华谋略超众，深得北魏三朝皇帝宠爱。使得他常常直言无隐，事皆任性，不避嫌疑，敢说敢为权势越来越大，得罪人甚多，政敌也颇多。

崔浩曾经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的士人几十人直接做郡守。太子拓跋晃认为：太守、县令直接管理百姓，应该由见过世面有经验的人来担当。但是，崔浩坚持己见，仍派这些人就任。

北魏中书侍郎兼著作郎高允听说这件事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浩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

当初，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命令尚书邓渊撰写《国记》十余卷，书未写成就停止了。于是，道武帝拓跋珪改命崔浩与中书郎邓颖等人继续编撰，称《国书》，共三十卷。

多年以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任命崔浩兼管秘书事务，让他和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

一天，太武帝拓跋焘专门把崔浩、高允叫到皇宫，一起研究如何写《国记》。太武帝拓跋焘还对崔浩和高允说：“你们一定要根据事实撰写。”

崔浩自认为才华横溢、学识渊博，自己注解了《易经》、《论语》、《侍经》、《书经》。北魏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投其所好，上疏建议说：“马融、郑玄、王肃、贾逵所作的注解，都不如崔浩的注解准确有深度，我们恳求陛下没收国内由这些人作注的各种书，颁布崔浩的注本，命令全国上下都来学习。我们还请求陛下下令让崔浩继续注解《礼记》，使后人将来能看到正确的释文。”

有一次大武帝拓跋焘问起全国上下著书立说的人有哪几个比较出类拔萃。

崔浩说：“像闵湛、郗标这样的人，都是很有著书立说才华的才子，应该重用他们。”

性情乖巧、奸佞的闵湛、郗标，为了给崔浩树碑立传建议崔浩把他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以此来显示崔浩的秉笔直书。

北魏中书侍郎兼著作郎高允听说闵湛、郗标的建议后，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所搞的这一切，若有一点差错，恐怕就会给崔家带来万世的灾祸，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幸免。”

高允和宗钦还认为，崔浩是个明智的人，不会干这样冒险的事。

出人意料的是，不久，崔浩竟然采纳了闵湛、郗标的建议，动用劳力数万，夜以继日地干，把《国史》刻在石碑上，立在郊外皇帝祭祀的神坛的东侧，二者相距正好是百步远。

崔浩撰写北魏祖先们的身世，每件事都非常详细真实，刻在石碑上的《国史》就陈列在交通要道上，来来往往过路的人看后都作为谈话的材料，到处传播。

这件事惹怒了北方的鲜卑人，他们争先恐后向太武帝拓跋焘告崔浩，说崔浩借此大肆张扬鲜卑人祖先的过错和污点。

太武帝拓跋焘听说这件事后，大怒，命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崔浩和其他秘书郎吏的罪。

当崔浩还蒙在鼓里，为在石碑上刻《国史》一事沾沾自喜时，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里，北魏皇家卫队奉太武帝拓跋焘之命，突然包围了崔浩的住宅，并逮捕了崔浩。这是崔浩所没想到的。

有一年，被太武帝拓跋焘宠信的辽东公翟黑子，奉拓跋焘之命出使并州，并州富豪用一千匹绢布贿赂他，出事后，辽东公翟黑子惊恐万状。有人说，你可找中书侍郎高允讨计，翟黑子找到高允，问：“假若太武帝审问我时，我是应该把实情说出来呢，还是应该把它藏起来不承认呢？”

高允说：“你是朝廷宠臣，犯了罪就应该讲实话，这样或许还会被皇上赦免，不能再次欺骗皇上。”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则对翟黑子说：“如果你讲实话自首，很难预测皇上会怎么处理你，不如隐瞒不说。”翟黑子曾埋怨高允说：“你为什么要引诱我去置身于死地呢？”翟黑子入宫拜见太武帝拓跋秦，拓跋焘审问他，他却没有把实情讲出来，太武帝拓跋焘大怒，命令武士们把翟黑子拖出去斩首。后来，太武帝拓跋焘又派高允教授太子拓跋晃经书。

崔浩被捕入狱那天，太子拓跋晃召高允到东宫，留他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太子拓跋晃与高允一同进皇宫朝见。

二人来到宫门时，太子拓跋晃对高允说：“我们进去拜见皇上，我自会引导你该做些什么。一旦皇上有什么问活，你只管按照我的暗示去做。”

高允问太子拓跋晃：“出了什么事吗？”

太子拓跋晃说：“你进去自然就知道了。”

太子拓跋晃拜见太武帝说：“高允做事小心瑾慎，而且地位卑贱，人微言轻，所有一切都是由崔浩主管制定的，我请求您赦免他的死罪。”

太武帝拓跋焘召见高允，问高允说：“《国书》都是崔浩一人写的吗？”

高允回答说：“《太祖记》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和《今记》是我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但是崔浩兼事很多，他只不过是总揽一下《国书》的大纲而已，并未亲自撰写多少，至于撰写工作，我做得要比崔浩多得多。”

太武帝拓跋焘大怒说：“高允的罪行比崔浩要严重，怎么能让他不死呢？”

太子拓跋晃很害怕，说：“陛下，您盛怒之下威严凝重，高允这么一个小臣被您的威严吓得惊慌失措，失去理智而语无伦次了。我以前曾经问过他这一件事，他说全是崔浩一人干的。”

太武帝拓跋焘随后质问高允说：“真的像太子说的那样吗？”

高允却十分镇静地说：“以我的罪过是可以灭族的，不敢用虚假的话欺骗您。太子是因为我很久以来一直在他身边侍奉讲书而可怜我的遭遇，想要放我一条生路。实际上，他确实没有问过我，我也确实没有对他说过这些话，我不敢胡言乱语欺骗您。”

太武帝拓跋焘听完高允这番话，深受震动，回过头去对太子拓跋晃说：“这就是正直呵！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而高允却能做得到！马上就要死了却也不改变他说的话，这就是诚实。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

应该特别免除他的罪，作为榜样而褒扬他的品质。“于是，赦免了高允。

过了一会，太武帝拓跋焘又召崔浩前来。

太武帝拓跋焘脸色铁青，亲自审问崔浩，崔浩恐慌迷惑回答不上来。而当时高允却每件事申述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太武帝拓跋焘于是命令高允写诏书：诛斩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章仆，共有一百二十八人，全都被灭五族。高允犹豫不敢下笔，太武帝拓跋焘多次派人催促，高允恳求再次晋见太武帝拓跋焘。太武帝拓跋焘命人将高允带到自己跟前，高允说：“崔浩被捕入狱，他的罪状如果还有其他别的原因，我不敢多说。如果仅仅冒犯了皇族，他的罪过还达不到被处死的程度。”

太武帝拓跋焘听后大怒，命令武士逮捕高允。太子拓跋晃为他求情，太武帝的怒气才稍稍平息，说：“没有这个人，就该会有几千人被处死。”

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夏季的一天，天气显得格外燥热，人们坐在屋里，汗水却不断地从脸上，额头上冒出。人们咒骂这天的天气怪。

突然，通往北魏平城南面刑场的道路上，人声嘈杂。上千名皇家禁卫军如临大敌骑马耀武扬威向这边奔来。马队中间是一个囚车，囚车里载着一位白发苍苍的囚犯。囚车被押送到平城南郊，囚车还未停稳，押车的几十名士卒对着囚犯轮流撒尿，囚犯悲惨地嗷嗷呼叫，路上的行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个备受凌辱的囚犯就是崔浩。

和崔浩一同处死的，还有他的全家和同宗的亲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这几家当时著名的大族也被牵连，被杀无数。可叹崔浩一生足智多谋，在北魏为官五十多年，身经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三朝。

这样一个为几代皇帝所信任的大官僚，最后却难免落得被诛灭九族的下场。

尾声崔浩被杀，卢玄的儿子卢度世躲在郑署家里。太武帝拓跋焘派来追捕的人来到郑家，拷问郑罴的长子。事先，郑罴对儿子说，“君子杀身成仁，你死也不能吐露真情。”郑署的长子直到全身被火烙得焦烂死去，也没有说出实话。汉族士大夫和崔浩，毕竟因利益相同，而生死同心。

崔浩被斩几天后，北魏太子拓跋晃见到高允时，责怪他说：“人应该见机行事，我想替你开脱死罪，已经有了希望，可你却始终不照我说的去做，使皇上气愤至极。现在一想起来就令人后怕。”

高允说：“史官，就是要记载皇帝的是非功过，留给后人传颂或为戒。

如此，皇帝的行为举止才有所顾忌。记述皇帝的个人生活，评价国家政治的得失，这是史官的重要任务，不能说这事有罪。我和崔浩一同从事这项工作，生死与共。崔浩已被诛，我何敢独生！我感谢殿下您为我开脱罪责的大恩，但如果我违背自己的良心得以偷生，愧对死友！“

太子拓跋晃不禁动容，赞叹不已。

高允的这些语传到太武帝拓跋焘耳中后，他也颇有悔意。

太武帝拓跋焘北去阴山视察，一路上为诛斩崔浩很后悔。偏巧，北部尚书李孝伯患病很重，有人传说他已经去世了。太武帝拓跋焘哀悼他说：“李尚书死得可惜！”不一会儿，又说：“朕说错了，应该是崔司徒死得可惜，李尚书的死令人哀痛！”李孝伯是李顺的堂弟，自从崔浩被斩后，国家军政大事都由李孝伯出主意，太武帝拓跋焘对他的宠信仅次于崔浩。

北魏太子拓跋晃为政期间，中常侍宗爱经常做违法的事，为人阴险、毒辣，太子很看不惯。宗爱对太子拓跋晃也是又怕又恨。给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很受太子拓跋晃的宠信，做事颇为专断，都跟宗爱不能和睦相处。

宗爱恐怕自己会被仇尼道盛等检举揭发，于是向魏主诬告二人有罪。太武帝拓跋焘非常气愤，下令将仇尼道盛等绑到街市上斩首示众，东官内的官员们有很多也受牵连被斩首。太子拓跋晃受到惊吓，染病而死。太武帝拓跋焘后来查清太子拓跋晃并没有犯法，感到非常后悔。

宗爱见太武帝拓跋焘一直在追念、哀痛太子拓跋晃，害怕自己被杀。宋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二月初五，宗爱趁太武帝拓跋焘酒醉后，一个人躺在永安宫内之机，刺杀了太武帝拓跋焘。

崔浩被杀四十年后，崔浩所梦寐以求的区别士、庶这件事，在北魏孝文帝当政时得到落实，“国姓”（鲜卑贵族）和“郡姓”（汉族士族），同样被安置在北魏统治阶级的最上层。这是崔浩所未料到的。

后记1994年3月，我接受了解放军出版社历代智囊人物丛书的约稿。我选择了南北朝时期的崔浩。他智谋超群，曾辅佐北魏三代皇帝（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南征北伐，屡建奇勋为北魏最终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

写崔浩，对我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我对历史，对古代历史人物的了解，除来自教科书外，也就是听过评书《岳飞传》、《杨家将》等，再就是读过《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一类的历史小说和《史记》、《资治通鉴》中的部分人物传记及片断。

我知道，要想写好崔浩，必须要熟悉了解崔浩所处的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历史背景、风土人情、历史脉络，了解崔浩的身世，了解崔浩的性格特征，了解崔浩的嗜好，了解崔浩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了解那个时代，与崔浩有密切关系的各种大人物和小人物。

南北朝时期，已距离我们现在的时代一千五百多年了。那时的人土风情、文化氛围、生活气息很难再临摹出来。我只能多阅读南北朝时期的书籍，从中吸取各种有用的养料。为此，近一年来，我成了北京图书馆的常客，我利用节假日查资料，借阅书籍。为写好这部书，我认真地读了几十本书。写作这部书，我似乎感到是一种生命的升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去，我从未像这次这样，比较系统的读历史。《魏书》中的北魏三个皇帝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的纪事，崔浩传、崔宏传，《资治通鉴》等，我反复阅读了不知多少遍，借以疏理历史脉络，洞悉历史背景，掌握人物活动的历史天地。

在翻阅历史这部大书中，南北朝时期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过电影般清晰地涌上我的脑际。历史的尘埃，覆盖了许多本应鲜活，生动的故事。以史为镜，知兴衰。我们为历史人物写传的人，就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那段历史，再现那段历史，起到借鉴历史的作用。

当我阅读了大量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军事战争史和有关崔浩的各种书籍后。崔浩这个人物在我脑子里渐渐活了起来，我开始写作《崔浩》，但我在写作中时常提醒自己尽可能地再现那个时代的观念，思想，语言，尽可能地使人物的语言，符合当时历史人物的身份。

本书展示了约公元380年至公元450年之间，南北朝时期七十余年的历史。而南北朝的这段历史，只能是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然而，这其中演绎着的北魏消灭柔然，进击后燕、北燕；灭北凉，灭夏国，灭吐没骨部落、灭吐谷浑国，统一中国北方的过程，残酷而又起伏跌宕，充满着战争的血腥味。这其中无不闪现着崔浩超人智谋的光彩。但可惜，智者千虑，难免有失。崔浩在与鲜卑贵族的斗争中，谋略却再也闪现不出更大的光彩，最后因谗言被太武帝拓跋煮冤杀。审视这段历史，审视崔浩的人生时，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面对浩瀚的历史长河，崔浩的一生不过是历史的一瞬间。从历史上看，崔浩辅佐北魏，统一中国北方，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作为一个汉族士族的代表人物，崔浩不可能超越现实，也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最终他倒在汉族士族与鲜卑族贵族斗争的血泊里。

北魏自拓跋嗣称盛，拓跋煮相继，国势更加强盛，威震四方，但究其原因，多出自崔浩的功业。可以说，没有崔浩，北魏就不可能统一中国北方。

崔浩在辅佐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煮时，立有大功。

北魏史书说，崔浩晚年奉命修史，主张据实直书；史书修好后，刻石立在大路边，让人们观看。一些“直书”暴露了北魏皇族的丑事，触怒了鲜卑族贵族，太武帝也被激怒，崔浩因此惹祸。

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简单。崔浩对文字工作，一向谨慎。一生中为人写过几百份“急就章”，其中“冯汉疆”（疆即强字）三字，不敢照样写，“汉”字一律改为“代”，写作“冯代疆”，免得鲜卑贵族多心。再说，和崔浩一同修史的高允，写得比他多，也没有因此遇祸。说是修史致祸，不过是想隐瞒真相。

作为汉族士族的一个政治上的代表，崔浩始终忠心耿耿于这个阶层的利益。就拿那次他推荐任命几十名士族当郡守一事来说，太子拓跋晃不同意，他就和太子力争，结果还是照他的意见办了。对此，鲜卑贵族是不甘心的。

崔浩还经常宣传西周的封建五等制，说秦始皇、汉武帝废封建，立郡县是错误的，他希望北方的世家大族能够对鲜卑统治者保持独立的统治地位，这就使鲜卑贵族更难容忍。

这样，崔浩成了汉士族和鲜卑贵族斗争的牺牲品。

崔浩国史之狱，为北魏大狱。《魏书》崔浩传及北齐人魏收所作《魏书》中有关各传，对崔浩致罪的具体原因，也就是此狱之导火线，都没有说清楚。

至于其招祸之根本原因，后代学者有种种推论，《魏书》卢玄传说：“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据此认为崔浩之死与要求分明姓族，尊崇门阀有关。谷弄光同志《崔浩国史之狱与北朝门阀》（载《益世报。史学副刊》1935年第11期），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岭南学报》第11卷第1期），也都接受卢玄传之解释。或据《宋书》柳元景传所言拓跋焘南伐，“浩密有异图，〔柳〕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谋泄，浩被诛”，因而主张崔浩之诛由于图谋反叛，响应南朝。还有人认为崔浩辅太武帝尽忠，无叛投刘宋之理。如确因反叛被诛，魏史也不用为之隐讳。而重视汉族高门，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皆如此，不亚于崔浩。因而主张崔浩之主要政敌为太子拓跋晃，而拓跋晃与崔浩之争在于拓跋晃信佛而崔浩奉道。国史之狱虽成于修史，其实则因得罪于拓跋晃（牟润孙教授《崔浩与其政敌》，载《辅仁学志》第10卷第1、2合期）。留居美国友人王伊同教授有《崔浩国书狱释疑》（载《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二期）论证崔浩由于扶掖右姓，连姻望族，讥讪胡人，被谗致祸。综上所述，崔浩国史之狱为一大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还有待于历史学家们去探究。

但我赞同崔浩之死，是汉士族与鲜卑族贵族越来越尖锐的矛盾的结果。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一名言，也许是崔浩之死的另一个注脚。

就像历史总要留下遗憾一样，当我写完这部书，也留下了一些遗憾，这些遗憾就是，如果时间更充足，如果有更详尽关于崔浩的史料，也许我会写得更好一点。最后感谢解放军出版社峭岩副社长和军事编辑室同志们的指导和帮助。

作者

一九九六年一月于北京

附录：

主要参阅书目：

1。《中国史纲要》（上、下），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资治通鉴》，（宋）司马光著，中华书局，1956年版。3。《魏书》，魏收著，中华书局，1956年版。

4。《中国战争史》（1—5），武国卿著，金城出版社，1992年版。

5。《五千年演义》历史丛书中的《南北朝始末》，阎德荣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版。

6。《中国历代战争简史》，《战争简史》编写组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

7。《南北朝演义》，蔡东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8。《魏晋南北朝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

9。《南北朝史话》，程应锣著，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10。《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著，中华书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