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在京师，佣书有年，郁不得伸。会显宗（明帝庙号）问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东汉时设兰台令史六人，掌书劾奏及印主文书），后坐事免官。显宗十六年（民国纪元前一千九百三十三年），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假司马，言权借使为司马之官，即暂署之意），将兵别击伊吾（今新疆之哈密）。战于蒲顿海（今天山路南之巴尔库勒），多斩首虏而还。此乃我国大冒险家，抛弃佣书之生涯，初发展其雄图之日也。
定远一生之功业，尽在西域。则欲叙其建功之历史，不可不先知两汉时西域之情势。
汉时西域，以今地释之，为新疆行省，中国西北一大部也。西倚葱岭，南凭昆仑，北负阿尔泰山，东界甘肃。山有天山、祁连之胜，川有伊犁、塔里木之大。其物产有哈密之瓜、和阗之玉；兽皮五金，尤充牣焉。昔雄才大略之汉武，慕其名马，思与之交通，而张博望乃冒万险以开拓之。博望当日，足迹所临，至远者，乃离长安一万二千余里，跋涉今之新疆、俄属土耳其斯坦、印度之北部。断匈奴之右臂，振汉族之威声，凿欧亚之孔道（当海道未通之时，欧州人之来中国者，皆自印度北行，经新疆者而入中国），辟万里之新陆。此即超佣笔时，日夜所崇拜之人也。以为大丈夫得志于时，此事非异人任矣。
汉武之时，匈奴寖衰。元成间，以五单于（单于读如善于，匈奴人犹言王也）争立，南向稽颡，求为我国之藩属以自庇。中国国威，震于域外，惟此时为盛。既而王莽篡立，轻蔑远夷，贬易侯王，匈奴及西域皆怨。匈奴东结乌桓鲜卑之众，西连西域诸国，频犯北塞。光武既定天下，急修内治，不遑驰域外之观也。因此匈奴益骄，烽火（古时交通不便，故于路上以泥作灶形，遇寇至，昼则在灶中出烟，夜则出火，以为告警呼救之记号。高丽未灭时，犹用烽火之法，西人称为火电信）时及山陕边鄙，为汉民患。未几，匈奴内乱，分为南北。南匈奴通款内附，如元成间故事（谓西汉元帝成帝时也）。而北匈奴方负，固不服，竭力联合西域，以重其势。汉之河西郡县，边警日至，城门昼闭。于时汉与西域使命不通者，已越六十五年。张博望、傅介子已成之功业，至此尽付之流水。
使今之白种人，处东汉中叶之境，则举国视为不可忍之事，而早已出发远征之队，收塞外之沙漠为殖民地矣。我国先民则有鉴于好大喜功之主，开疆拓土，专务虚荣，往往所得不偿所失，故恒以辟地为大戒。当窦宪秉国，筹议边事之日，袁安、任隗，皆上书切谏。其言曰：“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国之安也。”盖当时以母国之财，供殖民之用，大失开边之本义，宜庸庸者之难与图始耳。《张骞传》云：“骞之使乌孙（今之伊犁）也，天子使赍牛羊数万，金币值数千钜万，而后此求宛马者（大宛在今新疆极西，汉武帝闻其国产良马，使张骞往求之），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所赍操大仿博望侯时。从此可知前汉以辟地之故，举文景两朝太仓之积聚而尽空之，益以桑孔心计，厚敛于民，犹且不足，卒致元元（谓百姓也）愁叹，海内骚然。倘使汉武得西域，移三辅之丁壮以实之，使之就新地以开发利源，邛杖蜀布，有无相通。人皆见辟地之利，则冒险之精神自生。而我先民，亦何让于条顿（tenton）、拉丁（latin）民族哉（今英德美诸国皆条顿民族，法意葡西诸国皆拉丁民族）？是皆为帝王一人之虚荣心所误，张骞、傅介子诸人，则何罪焉？
当班超之时，汉廷诸人，主张不通西域者，袁安、任隗二人；主张通西域者，宋由、丁鸿、耿秉等十人。天子乃从多数，可窦宪之议。宪既历试班超，以为可当一面也，乃遣从事郭恂，与超俱使西域。万里穷荒，汉使一出玉门关，则步步如履荆棘，而超欣然受命，视此行为登仙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批评】
汉时，匈奴数为中国患。汉高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且有白登之围。用陈平奇计，方能出险。至于文帝，匈奴之势，益复猖狂。而汉廷诸臣，常举高祖故事，以戒天子。盖恐其出师疲中国，用意非不善也，然未免太示人以弱。久之匈奴益骄，和亲无效。如非武帝主张用兵，破其庭而诛其君，则五胡之祸，已见于两汉之间矣。武帝末年，虽有轮台之悔，论其功业，洵不在禹下者也。匈奴既衰，其种族之一部分，曰麦迦（magyar）者，乃游行至欧洲。里海之东，窝瓦（volgs）河流域之间，本有亚刺尼（alam）、各斯（goth）诸小国，匈奴灭之，而有其地。寖至多瑙河（danube）之平原，遂流连而不忍去，因建国其地，曰匈牙利，今为欧洲强国之一。
由此观之，汉武之攘匈奴，诚非得已，而其得计，则在先收伏西域诸国。当时，西域诸国，与汉则汉重，与匈奴则匈奴重。东汉时之情形亦然。班超窥此形势，故以通西域自任。非平日留心大局，临事安有把握。古时名人未得志以前之豫备，旧史家常不屑措意，即偶一书之，亦极疏略。是在善读史者，体会得到，则一室之中，能自得师矣。
我国民族之无远略，实坏于一二好大喜功之主。不以辟地为殖民之大计，而惟博重译来朝之虚名。用兵塞外，居者有重敛之苦，行者受舆尸之伤。至其究竟，则于民间一无所补，以是人皆恶闻边事。久之，乃成一视外国事与己绝不相干之观念。此种观念，虽在今日，犹未尽化除也。当宋元之间，有意大利人曰马可波罗（marco polo）者，从陆路冒险至中国，入仕元廷，到处考察我国风俗。数年之后，从海道归国，以其所见所闻，著一游记（此书有英文译本，名《travels of marco polo》）。出版之后，人人争读。欧洲之人，乃倾其思想，谋来我国。数百年后，卒达其通商市利之愿望矣。回思我国之初至印度者，前有法显（著《佛国记》），后有玄奘（著《大唐西域记》），除得数卷之佛经外，于国民未尝有丝毫之影响。独明郑和游历南洋群岛，前后二十七年，闽粤之人，皆欣然随往。然其人皆为饥寒所迫，以个人之冒险，散而至于海外各国，既无团体之结合，亦无公家之保护，以视殖民政策，倜乎远矣。是皆为汉唐以来之君主所误也。今虽大好河山，已各有主，然机会何常，惟在我国民之有准备耳。拔赵帜而树汉帜，岂必无之事哉。
班超在洛阳做书记，做了好几年，他的壮志，一直郁郁不得伸。恰巧那时明帝问他的哥哥班固道：“你的兄弟在什么地方？”班固回答说：“他为官家书写，赚钱养活母亲。”明帝便委任班超做兰台令史（东汉时设置了六位兰台令史，掌握朝廷往来公文、奏章以及印主文书），后来因事被罢免。显宗十六年（明帝年号，民国纪元前一九三三年），窦固奉命出发攻击匈奴，任命班超代理司马（假司马是说权且任命他为司马，就是暂署的意思），率领一支军队去攻击伊吾（今新疆的哈察），在蒲顿海（今天山南路的巴尔库勒）和敌人开战，大胜而回。这是我国大冒险家抛弃抄书生涯而发展雄图大业的开始。
班超一生的功业，都在西域，那么要叙述他建功立业的历史，便不能不先明了两汉时代西域的情形。
汉时的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是中国西北部的一大片土地。西面倚着葱岭，南面临近昆仑，北面是阿尔泰山，东面与甘肃相接。这里有天山和祁连等大山，有伊犁河和塔里木河等河流。物产则有哈密的瓜，和田的玉，以及兽皮五金等，产量都十分丰富。从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爱慕那里的名马，想和他们交换，于是张骞便冒着万险，努力开拓道路。他当时足迹所至，最远的竟离长安有一万二千多里，经过了现在的新疆、俄属土尔其斯坦和印度的北部。他切断了匈奴的右臂，振兴了汉族的声威，打通了欧亚的通道（当海上道路未通的时候，欧洲人到中国来，都是从印度北行经新疆省而入中国），开辟了万里新土地，真可谓劳苦功高了。这就是班超替人抄书的时候日夜崇拜的人物。他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就应当乘时建功立业，这不只是这些不凡之人的责任。
汉武帝时候，匈奴的势力已渐渐地衰弱了。到元帝、成帝之时，匈奴因为内部五位单于争位，纠纷不断，便向西汉投诚，自愿做西汉的藩属，西汉的国威远震于域外，以这时为最盛。后来王莽篡位，他轻视远夷，不注意外交，以致匈奴和西域都心生怨念。于是匈奴东结乌桓鲜卑（部落名），西连西域诸国，常常侵犯北塞。当时光武帝因为天下初定，急于修整内治，无暇顾及域外的事情，因此匈奴越发骄悍，烽火（古时交通不便，所以在路上以泥做成灶形，遇到军情的时候，白天便在灶中放出烟雾，夜晚就燃起大火，作为告警呼救的信号，西人称为火电信）的警号，常常在边境点燃，边地人民受害不浅。不久，匈奴内乱，分为南北两邦，南匈奴归附中国，和元帝、成帝时一样；北匈奴因为刚刚吃了败仗，因此不服，于是竭力联合西域，以增强自己的势力。汉朝河西一带边境的郡县，几乎天天都有警告，甚至白天也得关闭城门。这个时候，汉族和西域不通使命已经有六十五年，博望侯、义阳侯傅介子之前成就的功业，至此便尽付流水了！
假使现在的白种人，处于东汉中叶的境遇中，那么全国都会看作是不能忍耐的事情，早就会派出远征军队，收复塞外的沙漠，将其划为自己的疆土了。当时一般人的意见，认为好大喜功的君主，开拓疆土，只讲求虚荣，往往得到的还不如损失的多，因此大家都不赞成开辟疆土。到窦宪主持国政的时候，筹议边事，袁安、任隗都上书切谏。他们说：“汉朝旧事，与南单于往来交流的花费，一年就有一亿零九十多万钱，跟西域则是七千四百八十万。现在北匈奴的王庭更远，花费也会加倍，这样倾尽天下之力，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为当时用本国的财力，来供给殖民地所用，就大大失去了开发殖民地的意义，平庸无为的人们很难开创大业，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张骞传》中说：“张骞出使乌孙的时候，皇上派他带着几万头牛羊，价值几千万钱的金币。在这以后求取大宛马（大宛在今天新疆的最西边，汉武帝听说这个国家出产好马，派遣张骞去求取）的人，道路上随处可见。”求马的队伍中，多的有几百人，少的有一百多人，带的东西跟张骞大体相仿。由此可知西汉时期因为开通西域的缘故，使得整个文景两朝国家的积蓄消耗殆尽，加上桑弘羊、孔仅的经济措施，对人民征收重税，尚且不够，最后导致百姓们的愁叹、国内的动荡。倘若汉武帝得到西域，把京畿附近的壮丁迁移到这里来，让他们利用新地区的资源开拓发展，那么邛竹杖、蜀锦这些东西，就可以互相流通了。人们都看得到开辟新土地有利的方面，那么他们的冒险精神自然就被激发了。我国的先人，又怎么会落后于条顿（tenton）、拉丁（latin）这两个民族呢？这都是被帝王一个人的虚荣心耽误了，跟张骞、傅介子等人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当时在朝议事的群臣中，反对通西域的不过袁、任二人；
主张通西域的却有宋由、丁鸿、耿秉等十人。于是皇上便听从多数人的意见，认可了窦宪的提议。窦宪已经考验过班超，认为他可以独挡一面，便派了一个从事名叫郭恂与班超一同出使西域。像这种万里穷荒，汉使一出玉门关，便像走在荆棘丛中，艰苦万状，难以用言语形容，但是班超却欣然领命，好像这次的长征是最快乐不过的事情。由此可见，当时他的意气是何等的壮盛！
【评论】
汉代的时候，匈奴多次成为中国的祸患。汉高祖的时候，朝中谋臣猛将很多，尚且发生了白登之围，高祖采用了陈平的计谋，才脱了险。到了文帝的时候，匈奴更加猖狂，但汉朝的各位大臣经常拿高祖的事情来告诫皇上。他们是怕贸然出兵会消耗国家实力，用意是好的，但未免太示弱于人了。这样时间长了匈奴气势更加骄慢，和亲收不到效果。如果不是汉武帝主张对匈奴出兵，攻破王庭，杀了单于，那么五胡乱华的祸患，就已经在两汉时期出现了。汉武帝末年的时候虽然下罪己诏忏悔自己开拓西域的过失，但论起他在位期间所建立的功业，实在不在大禹之下啊。匈奴衰落以后，他们民族中的一部分叫作麦迦的，迁到了欧洲。在里海东面，窝瓦河流域之间，本来有亚剌尼、各斯等小国，迁往欧洲的这些匈奴人来把这些小国灭了，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他们的领地因此一直延伸到了多瑙河平原。于是他们停留在这再没有离开，并在这里建立国家，叫作匈牙利，现在是欧洲强国之一。
由此来看，汉武帝出兵匈奴是非常不得已的。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先拉拢了西域诸国。那个时候，西域诸国，亲近汉朝汉朝就厉害，亲近匈奴匈奴就强大，东汉时期的形势也差不多。班超看清了形势，所以把连通西域作为自己的责任。如果不是平时就对局势上心，事到临头哪会有把握？古代的名人没有发迹以前所做的准备，以往的史学家常常不屑去写，即使偶然间写上一笔，也是非常粗略的。这样对于善于读史书的人来说，自然能够体会得到，因此不出家门就可以自学了。
我国民族没有了长远的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坏在一两个好大喜功的君主手中。他们不以开疆拓土作为势力扩张的重要大计和谋略，却只是注重万国来朝的虚名。至于在边塞用兵，会使人民承受沉重的苛捐杂税，使来往的人们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到最后，兴兵对百姓没有一点好处，所以人们都不愿听到边塞传战事。时间长了，人们就形成了外国的事跟自己毫不相关的观念。这种观念，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消除。在宋元的时候，有位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从陆路一路冒险来到中国，在元朝宫廷做官，到处考察我国的风土民情。几年后，他坐船回国，凭借自己的见闻，写成一部游记（这本书有英文译本，名为《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出版以后，人人争相阅读。欧洲人崇拜马可波罗书中的思想，都想着到中国来。几百年后，他们终于达成了通商的愿望。回想我国那些刚到印度的人，前有法显（著有《佛国记》），后有玄奘（著有《大唐西域记》），除了带回几卷佛经以外，对国人没有一点儿影响。只有明代郑和下西洋，前后二十七年，福建、广东一带的人，都争相跟随。但这些人都是被生活所逼进行的个人冒险，并且行踪分散到海外各国，既没有团体结合，也没有国家的保护作后盾，这样的殖民政策，远远不如欧洲啊。这都是被汉唐以来的君主延误了啊。现在虽然大好河山已经各有主人，但机会变化多端，只要国民有所准备，拔旗易帜，又怎么一定会是不可能之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