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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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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公子之以好客名天下,知与不知,莫不艳称之者。在齐有孟尝君(名文,田婴之子),在赵有平原君(名胜,赵惠文王弟),在魏有信陵君。门下食客,常数千人,其声望虽敌国亦畏之。即不任职,而国之大事,无不与闻。既闻,则归与其客,反复熟虑。人君采而用之,无不中款。亦有寒士起家,位至将相,倾慕诸公子之高风,而与起者,各国皆有。楚之黄歇(楚人也,相楚顷襄王,号为春申君),秦之吕不韦(阳翟大贾也,相秦庄襄王,号为文信君),其尤著者也。《史记》春申君、吕不韦本传,皆言黄、吕自羞以秦楚之强,不如平原、信陵,尊贤下士。因亦设馆招贤,而厚遇之。此尤今日甲国行一善政,乙国亦急起直追,以为抵制也。其关系之重如此。

然而五君之中,未可一概论也。五君者,其侠同,其功异;其下士同,其知士异,其能得士亦异。太史公各为五君列传,而于信陵君则赞曰:“吾过大梁之墟,求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祀不绝也。”抑扬抵徊,其推崇为独至。综五君之行事而评论之,则夫好士之诚,收效之大,举无有如信陵君者也,次平原,次春申,而孟尝、文信无取焉。

何以明其然也?四君皆齐、楚、秦、赵之相国也。国被难而拯之,若援饥溺,相国之责任宜然。信陵,大梁一公子耳,居魏未相魏,居赵十年未相赵。顾始以救魏之故,椎杀晋鄙以存邯郸,不忍见先王宗庙之夷,自赵趋魏,而破秦军于河外,厥功大矣。彼其所下者,侯生、朱亥、毛公、薛公之徒,皆能明大义以完人国者,可不谓智乎?绝口不言救赵之功,而仅受其汤沐。魏信秦间,自甘屏废,可谓知有义而不知有利,知有公而不知有私者也。

更如平原君门下,有一毛遂而不知,必待其自荐而与俱至楚,此已暗于知人矣。毛公、薛公,俱赵之贤士,而平原不礼焉。故信陵曰:“平原徒豪举耳(顾炎武《日知录》曰:谓特貌为豪杰举动,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不求士也。”史言:“赵客之至楚者,皆以瑇瑁为簪,饰刀剑之宝以珠玉,欲以夸示于楚。春申君令其上客尽蹑珠履,赵客见之,乃大惭。”楚之珠履者,予不知其何人。然贤如荀卿,仅令兰陵(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游学于齐。齐人或谗荀卿。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因家焉。李斯尝为弟子。兰陵,今江苏武进县);智如朱英,终不见用(朱英谓春申君曰:“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其于英不然。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予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魏之日斗也。”楚于是去陈,徙寿春,而秦徙卫,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吴,行相事),则歇之喑于知人,亦胜类也。始而强楚,终而害楚,棘门之诛,不为不幸矣(李园以妹侍春申君,有孕而进之孝烈王。及李园妹生子,遂为太子。园贵显用事,恐春申君泄其隐,遂杀之于棘门之内)。若田文者,既相齐泯,弃而之魏,合四国之兵,促临淄而死王于莒,此乱贼也。即其所饭者,非鸡鸣狗偷之徒,则暴杰子弟,大侠奸人耳。太史公谓薛俗与邹鲁殊,皆其客为之。(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率,多暴杰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而王安石亦谓盗在门,则士不至(孟尝君使于秦,秦昭王囚而欲杀之。孟尝使人乞救于昭王宠姬,宠姬曰:“妾愿得白狐裘。”然其裘已献于昭王矣,客有能为狗盗者,乃夜为狗入秦藏宫中,取裘以献宠姬。宠姬为言于昭王,释。孟尝既出,即驰去,夜半至函谷关。昭王悔,使追之。关法须始鸣始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有能为鸡鸣者,鸡尽鸣,遂得出。王安石论之曰:“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所以不至也。”),此确论也。生无尺寸之功于齐,死贻横暴之俗于薛,即平原、春申,已不得较长而比大,而况魏公子乎?不韦以吕易赢,本贾人之故智,收篡国之大利(不韦本阳翟大贾,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时秦王孙子楚质于赵,不韦见之,曰:“此奇货可居也。”遂以孕妾献于子楚,临别谓其妾曰:“苟富贵,无相忘。”复为子楚设计归秦。后为秦王,即孝文是也,妾所生之子即始皇帝。秦本嬴姓,始皇实不韦子,故云以吕易嬴),其所饭之客,亦不知何许人。闭户著书,而传不韦之名,则皆不能与军国大事,而不过充豪门之书记,亦可见已(不韦使其客各著所闻,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凡二千余言,号曰《吕氏春秋》,以其书布于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今以信陵君之一生,介绍于读者,想亦诸君所乐闻者也。

【批评】

战国时养士最盛者,实为平原、信陵、孟尝、春申、文信五君。文信僻在西秦,称之者较少,以是四公子之名独高。然春申实非公子也,至宋犹沿其误,如刘敞有《四公子论》是也。明郭子章独称四君,于义甚允。

天下事,往往行之既久,遂至舍本逐末,与其初意相背驰。如诸君之爱客,初意极善,其后遂流为豪举。惟信陵始终自持,不乖其志趣,所以为高。

太史公敬仰信陵,不为他事,大抵是重其任侠。我先民任侠之风,两汉之时犹未绝也。太史公已有今亡之叹,无论近世矣。奴颜婢膝,相习成风,欲国之不危,得乎?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今犹有传本。其时古本甚多,秦火以后,悉已荡然,化为灰烬。赖此书为之钞撮,因得存什一于千百,故后世考古者重之。盖所重在古书,而非重吕氏之书也。悬千金于咸阳市门,而诸侯游士,不敢改易一字者,实畏其势耳。岂真其书无可议处哉?

那时候的公子都以好客而闻名天下,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没有不羡慕称赞他们的。当时,齐国有孟尝君(名字是文,田婴的儿子),赵国有平原君(名字是胜,赵惠文王的弟弟),魏国有信陵君。他们门下的食客,常常有数千人之多;他们的声望即使是敌国也畏惧。即使他们不任职,国家的大事,没有他们不参与讨论的。讨论之后,他们就回去跟门客们反复思虑。在意见提出之后,被君主采纳,从没有不被证明是正确的。也有出生于贫穷之家的人,官位做到将相,倾仰羡慕各个公子的高风亮节,然后和他们一起的,各个国家都有。如楚国的黄歇(楚国人,辅佐楚国顷襄王,号称春申君),秦国的吕不韦(阳翟的大商人,秦庄襄王时期当宰相,被封为文信君),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史记》记载的春申君、吕不韦本传,都说黄歇和吕不韦凭借秦国和楚国的强大,却比不上平原君和信陵君尊重贤才,礼遇人士。因此,他们趁机设馆招纳贤才,然后厚礼相待。这就好像今天甲国施行了一个好的政策,乙国便也急着来效仿追赶,以此来抵制甲国。这其中关系的重要性就是如此。

然而五位公子之中,不可以一概而论。五位公子,他们的侠义之气大抵相同,但是他们的目的却不一样;他们礼遇士子之心相同,但他们识别士子的能力不同,他们获得士子的方法也不同。太史公为五位公子分别作了列传,对于信陵君则称赞道:“我经过大梁的废墟,寻求他们所说的夷门。夷门,就是城的东门。天下诸多公子,也有喜好接收士子的人。然而,信陵君亲自到岩穴之处拜访隐者,并且不觉得是耻辱。因为这样,名字列在诸侯之首,名不虚传啊!高祖每次经过这里,都会让当地民众祭奠奉祀他,从未停止过。”进退徘徊间,对他的推崇是独到的。综合五位君子的作为来评论,那么他们对人才的真诚,收到的效益,没有超过信陵君的。然后是平原君,再然后是春申君,而孟尝君和文信君,没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另外四位公子分别是齐国、楚国、秦国、赵国的相国。国家陷入危难后拯救国家,就像是救援了饥饿的人和被淹没的人,这是相国的责任。而信陵君,是大梁的公子,在魏国时没有在魏国当国相,在赵国十年也没有当赵国的宰相。当初他以拯救魏国为由,杀掉晋鄙而保住了邯郸,不忍心见到先王的宗族被灭,从赵国到了魏国,然后在河外击破秦军,他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在他门下的人,如侯嬴、朱亥、毛公、薛公等,都是知晓大义、能成全国家的人,能说他们没有智慧吗?而他一句话也不提拯救赵国的功劳,而仅仅接受了他们的汤沐邑。魏国相信了秦国的离间计,自己甘愿废掉屏障,可以说这是知道道义而不知道利益,知道有国家而不顾及私利的行为啊!

就像平原君的门客中,有一位叫毛遂的,而平原君却不知道,必须要等到他自荐,而后才和他一起前往楚国。这说明他不擅长识人啊!毛公、薛公,都是赵国的贤才,但是平原君对他们不礼遇。所以信陵君说:“平原君只是举止行为豪放不羁罢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不平常的举动是豪杰的特征,并不是只想要寻求对国家有用的人),而不知道辨识人才。”史书上说:“赵国的人到了楚国,都戴着用玳瑁做的簪子,佩戴着用珠宝装饰的宝剑,想要向楚国夸耀赵国的优越。春申君命令他的宾客们都穿上珠宝修饰的鞋子,赵国的人见到了,自惭形秽。”楚国穿珠宝装饰的鞋子的人,我不知道是些什么人。但是像荀卿那样有才能的人,也仅仅只是个兰陵令(荀卿,赵国人,五十岁时才开始到齐国游学。齐国有人说荀子的坏话,春申君便派他去当兰陵令,于是就定居在兰陵。李斯曾经是他的弟子。兰陵,在今天的江苏武进县);像朱英一样高明的人,却始终不被任用(朱英对春申君说:“人们都认为楚国本是一个强国,只是因为由您执掌才国势衰弱,但我不这么看。先王在世时,秦国与楚国相友善,二十年间从不攻击楚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秦国要越过黾隘要塞来进攻楚国,十分不便;而要借道西周与东周,背对着韩国和魏国来征伐楚国,又为有后顾之忧不可行。但是现在不同了。魏国朝不保夕,随时都会被灭亡,根本无力顾及属地许、鄢陵,一旦魏国将这两地割让给秦,秦国军队距离楚国的都城陈就不过一百六十里了。我所看到的是,秦楚两国天天陷于相互争斗之中了。”楚国于是将都城由陈迁至寿春,秦迁徙到卫地。春申从此去到他的封国吴地,仍行使相国的职权)。而黄歇不擅长识别人才,也和赵胜一样。开始的时候壮大楚国,最后使楚国衰弱,在棘门被杀,不是不幸啊!(李园用妹妹来侍奉春申君,怀孕后进献给孝烈王,等李园妹妹生下孩子,就被立为太子。李园显贵掌权后,害怕春申君泄露他的秘密,于是就在棘门杀害了春申君。)像田文这样的人,在齐国当了宰相之后又抛弃了,转而到了魏国,集合了四国的军队,到了临淄然后在莒地把齐王给杀死了。这是乱贼啊!他养的那些食客,不是鸡鸣狗盗之徒,就是暴民匪盗,奸佞的小人。太史公说薛地的民俗跟邹地鲁地不一样,都是他的食客的缘故。(太史公说:“我曾经经过薛地,那里的民俗比较粗率,很多是暴民匪盗,跟邹地、鲁地完全不同。我询问其中的原因,他们说孟尝君招纳天下的侠士佞人进入薛地,大概有六万多。”)而王安石也说,门客中有匪盗之人,那么正直的士子不会前来。(孟尝君出使秦国,秦昭王把他关起来,要杀他。孟尝君派人去求助于昭王的宠姬,宠姬说:“我想要得到您那件白裘皮衣。”但是白裘皮衣已经献给昭王了。门客中有人会装成狗的样子,于是趁夜去偷来白裘皮衣,献给宠姬。宠姬对昭王说好话,于是孟尝君获释。他出来后就逃跑了,半夜到了函谷关。秦昭王后悔了,派人追赶。函谷关关卡规定,要等到鸡鸣才能开门。局势危急,这时门客中有个人学鸡鸣,于是附近的鸡都叫起来。关门打开,孟尝君就逃出来了。王安石说,孟尝君只是鸡鸣狗盗之人的首领罢了,怎么能说他得到了人才呢?这些鸡鸣狗盗的人来往于他的门下,就是真正的人才不去的原因啊。)这是正确的。他活着的时候对于齐国没有任何的功劳,死后在薛地留下暴烈的民俗,即使是平原君和春申君,也比他做得要好,更何况是魏公子呢?吕不韦将吕姓换成了赢姓,用商人的智慧,收到篡国的利益(吕不韦本来是阳翟的大商贩,贱买贵卖,家里很富有。这时候秦王的孙子子楚在赵国当人质。吕不韦见到了,说:“这就像珍稀的东西,可以存起来当做资本的。”于是就把有孕的侍妾献给子楚,对他的妾说:“如果富贵了,不要忘记我。”后来又为子楚筹谋策划回到秦国。子楚回到秦国后当了秦王,这就是孝文帝,那个侍妾所生的儿子就是始皇帝。秦国的姓本来是嬴氏,始皇帝是吕不韦的儿子,所以说吕不韦用吕姓代替了嬴氏)。他养的那些食客,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吕不韦只让他们在家中写书,然后为吕不韦传名,却不能参与国家大事,只不过是充当豪门的写书人罢了(吕不韦让门客把他们听闻见到的都写下来,这就是八览、六论、十二纪,有二十多万字,称为《吕氏春秋》。吕不韦把这本书写在布匹上,挂在咸阳门城口,悬挂千金,有能在这部书上增减一字的,就送给千金)。现在把信陵君的一生介绍给读者们,想必你们也是愿意听闻的吧。

【评论】

战国时期养门客最多的人,就是平原君、信陵君、孟尝君、春申君、文信侯五个人了。文信侯远在秦国,称道他的人比较少,所以其他四公子的名气比较大。但是春申君不是公侯之子,到了宋朝还在延续这个错误,就像刘敞就有《四公子论》。明朝郭子章只说是四君,这个意思是很对的。

天下的事情,往往时间久了之后,就到了舍本逐末的地步,和它的本意相反了。就像各个公子们喜爱人才门客一样,刚开始的本意是很好的,但后来就成了豪杰的举动。只有信陵君始终坚持,不背离他的志趣,所以是很值得称道的。

太史公对信陵君很尊重,不是因为别的,大抵是看重他的侠义。我国先民见义勇为的风气,到两汉时期还没有断绝。太史公当时就曾叹息这种风气已然不存,更不用说近代了。卑躬屈膝,相继延续,成为风气,这样还想要国家不危险,可能吗?

《吕氏春秋》,又叫做《吕览》,今天还有它的传本。那个时候古书很多,秦代烧书以后,大多都消失化为灰烬了。幸好这本书做了摘录,因而得以保存下很少的一部分,所以后世的学者很重视它。重视的是其中摘录的古书,而不是看重吕氏的书。在咸阳的城门悬挂千金,而各国的游士连一个字都不敢改变,其实害怕他的权势罢了。难道真的书中没有可议之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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