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本是隋朝的太原留守，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四子元吉。内中以世民为最聪明，识量过人，他见了隋朝扰乱，就怀着安天下的大志，倾身下士，广交天下的豪杰，暗中布置妥当了，便劝父亲起兵；李渊起初听了，大为惊恐，过了一夜，对世民说道：“你说的话，我昨晚想了，颇有道理，但是将来惹破家亡身之祸，是由于你，幸而化家为国，也是由于你哩。”于是就在太原起兵，有不从命令的，发兵征讨，把近地都平服了，才发兵去攻取西安。这时西安是代王侑（yòu）留守，李渊命令将士不得伤害隋朝的宗庙和代王，后来攻破了西安，李渊立了代王侑为皇帝，自己封为唐王。等到隋炀帝在江都被弑（shì）之后，就自己立为皇帝，称为高祖，立建成为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李渊称帝以后，各处的群雄，还是占据州郡，称帝称王，唐朝发兵次第平定，经过好几年的战争，才统一了中国。唐朝平定群雄，要算李世民的功劳最大，高祖以为前代的官爵，都不足以酬（chóu）赏他的功勋，于是特别封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

李世民既经尊显，以为国家渐就升平，便注重文治，开文学馆，延纳一些文学之士，如杜如晦（huì）、房玄龄、虞世南、褚（chu）亮、姚思廉、李玄道、蔡永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xù）、于志宁、苏世长、薛牧、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都延纳为学士，世民时常到馆中去，和这些学士讨论文籍，甚至讨论到夜深，方才回去。世民还叫那善于图画的人，把学士的像尽画出来，加上赞词，装潢成一幅很精美的图画，称为十八学士，当时的人看了，很羡慕，称他们为登瀛洲。

李渊起兵的时候，本尽出李世民的计谋，当时李渊和世民说道：“将来事成之后，当立你为太子。”世民很诚恳地辞让，所以至李渊称帝，仍是立了建成为太子。建成立为太子以后，喜欢酒色，常出外畋（tián）猎为乐，元吉也多过失，李渊见了，对于这两个儿子便很不满意；而世民的功劳和名誉，一天一天的继涨增高。建成处着这样的环境，心里很不自安，就和元吉结为一党，一面交结宫内的妃嫔，替他们在高祖前说好；一面谋倾陷世民的方法，从此他们兄弟的嫌怨很深，后来竟闹出自相残杀的惨祸来。

这时恰有突厥（jué）寇边的消息，建成就荐了元吉带兵去打突厥，元吉又请调了世民部下的精锐一同前往，把世民的势力分散。于是建成又秘密地和元吉道：“待你出发的时候，我邀了世民在昆明池和你饯（jiàn）行，乘其不备，使壮士把世民拉死。”两人计议已定，只待行事，不料这个消息，被世民知道了。世民忙去报告高祖，高祖大惊说道：“明日我当召来问讯。”世民便做出先发制人的手段，先发兵埋伏在宫殿中；等到建成、元吉奉召进宫，走入了临湖殿，四围伏兵一齐冲出，世民引弓搭箭追着建成，把建成射死了；世民的部将尉（yù）迟敬德也把元吉射死了。高祖知道闹出这乱子，就下令内外军事都受秦王世民的指挥，于是太子和齐王的部下才不敢乱动。世民见了高祖，伏在高祖的身上号啕痛哭，高祖安慰了一番，就立世民为皇太子，军国大事尽听太子处理，然后入奏。

高祖自称太上皇，不理政事，令皇太子世民即帝位，就是唐太宗。唐太宗用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辅佐朝政，这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善于决断，魏征善于进谏，太宗都加以极端的信服，把国政治理得很好，百姓安乐，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政治，没有比得上唐太宗的。

太宗即位以后，极力引陈后主、隋炀帝以奢侈亡国为戒，崇尚节俭。有一次命了窦琎（jìn）修理洛阳宫，窦琎凿池筑山，修理得很华丽，太宗看了，大发怒气，立即命人撤毁，又把窦琎的官职也免了。

当时的百姓，因为家给人足，都过着快乐的日子，并且受了太宗的教化，都保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美德，这时政体虽然是专制，而政府却是着着为人民谋利益，所以政府和人民很能相信。有一次，太宗亲去点验牢狱里的罪人，见有应处死罪的三百九十人，太宗心里很加怜悯，就放了那犯死罪的都回家去，看看他们的父母妻子，约定明年秋间再来受死刑；等到次年秋间那三百九十人果然一齐回来，没有一个逃避的。太宗以为他们能守信义，便尽赦了他们的罪，又放他们回家了。

唐太宗最好的政治，就是喜纳臣下的劝谏，凡臣下说他的过失，他立即改悔。特设监察御史和谏官，无论朝中内外的政事，都令监察御史和谏官负责督察，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最好的办法，所以孙总理取了做《五权宪法》中的一权。在唐太宗的臣子中，尤其以魏征善谏，后来魏征死了，太宗很悲恸（tòng）地说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道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道得失；如今魏征死了，我便亡却一面镜子了。”

唐朝的政治修明，不独百姓安乐，四方外族都来归附，一般胡族都尊太宗为天可汗（可汗是胡族君主的称号）。胡族还派了子弟入朝侍奉。有一次太宗奉了太上皇设宴未央宫，命胡族颉（xié）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唱歌，太上皇很欢喜地说道：“胡越一家，是从古以来所没有的。”太宗捧觞（shāng）上寿回答道：“这是你老教诲的功劳，决不是儿子的才力所能做到的！”从前汉高祖也随了他的太上皇开宴在这未央宫，但是汉高祖很夸示自己的功劳，就很不足取了。看了他们父子这样的快乐，就可见当时汉族的隆盛了。

太宗对于文化也极注重，设有国子监（好像今之大学校），内筑学舍两千间，有学生数千员，太宗常亲自到国子监和学生们讲论经术，学生能明了一经的，就给以官爵；于是四方来入学的，云集京师，外族高丽、百济（今朝鲜半岛的西南）、高昌(今新疆土鲁番地）、吐番（今西藏）的酋长，都派遣子弟留学京师，学生的人数，增加至八千多人。这时的教育和政治，都很发达，要算是汉族的极盛时代了。

太宗在位，有二十多年，一到太宗死后，国势渐渐衰落，后来统兵的将官，占据州郡，不奉命令，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人民的痛苦就更深了。所以君主政治是靠着君主的好歹，而君主好的少，坏的多，国家升平的日子就很少了，像这唐太宗的政治是很不多见的。现代的民主政治，就是补救这君主政治的弊病而发生的，由君主而民主，也是历史上自然的进化，无论何人不能加以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