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口述马星野（伟）笔记

以一所大学来转移一个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青年的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现在已经有三十二年的历史，最初是京师大学堂，里面分进士馆、史学馆、医学馆等，无一馆的学生不是官气十足的。据最初一班的人说，差不多一个学生要用一个听差，上课的时候，有听差来通知“老爷，上课了！”于是，这些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睡眼蒙眬地带着一个听差到课堂去。医学馆比较多些洋气，但是和进士馆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别而已。等到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国立北京大学，最初一些做过校长的人，对于这个学校也没有什么改革，到了袁世凯时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长。胡仁源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听说当时不曾列名于筹安会，上劝进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蔡孑民做北京大学校长这件事，是范源濂发动的，因为他对蔡孑民极其推重，同时国民党的人分为两派，一派是赞成蔡去的，一派是反对蔡去的。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反对派之态度才改变过来。

蔡到北大的一年，适巧是我进北大的一年，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蔡初去时，本科分为四科，有四个学长，蔡接事后，重聘四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人反对，只是教员也很不高兴。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作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不上他，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教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了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了一个很坚固的基础。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一般人。法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棨昌、张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一九二〇年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

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我方才说过，文科的人物很有趣味，因为蔡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其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作了一部《新改老》，可笑极了，蔡先生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可笑得很。）

各派之中，势力最大而且最易号召者便是所谓新旧文学两派。陈独秀没有进北京大学以前，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本杂志，叫作《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本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作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四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接上又作了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因为他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还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了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作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了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

当时《新青年》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作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作学术研究的文字。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工夫，拼命地在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道，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以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作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作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洵，做过意大利公使，他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烈，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他同疯子一样。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常作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作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六编辑之一。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后来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他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第六位编辑是刘半农，他的地位和工作，我以前已经说过一点了，当时大家对他很不重视，乃是一种实在情形。后来北京大学派他到法国研究音韵学，对他乃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新青年》除了六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周作人是极注意写小品文字的，他的《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时候写成的。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者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作《狂人日记》《药》等传诵一时的小说。

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在学问方面是被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黄季刚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上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钱玄同，开口便说玄同是什么东西，他那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吗？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上大声地说：“胡适之说作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

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的时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要留给我中翰林的时候才可以挂。哪知道他在当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间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尚不敢抬头仰视。）他所读的书确是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篷黑胡子变成了白胡子。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儿再告诉你。我问他是上午九时，到了十一时，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写了二十七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特色。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

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作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

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那时我们几个人比较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喜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的时候，便讨论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凡善书社定买外国书。除了早晚在宿舍里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都是满的。当时大家称二层楼那座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而在房子中的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这两座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有新书到，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因为我们的新潮社和饱无堂只隔着两个房间。当时学生界的思想也有一个剧烈的变动。最初北大学生看外国书的很少，到了我们的时候，看外国书的便比较多起来。傅孟真和我两个人，每月都要向日本凡善株式会社（代收西书的书店）报效一点款子。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的。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诗，后来骂李义山是妖。我说：“当时你自己也高兴着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与傅孟真同房间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还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真同房间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作中国小品文字，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骂他，且当面骂他为“赤犬公”（因“狄”字为“火”及“犬”构成），他也无可如何。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见北大当时各种分子杂居一处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空气。

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的一部分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本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 renaissance，也可以看出当时大家自命不凡的态度。这本杂志第一期出来以后，忽然大大风行，初版只印了一千份，不到十天便要再版，再版印了三千份，不到一个月又是三版，三版又印了三千份。以后亚东书局拿去印成合订本，又是三千份。以一部学生所做的杂志，陡然有这样大的销数，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最初大家办这本杂志的时候，还抱着好玩的心理。等到社会看重了，销数一多，大家一方面有一种高兴的心理，一方面有一种害怕的心理。因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气愈加紧张，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从客观方面看来，却比第一期要进步一些。

当时负责编辑的是我和孟真两个，经理人是徐彦之和康白情两个，社员不过二十多个人，其中有顾颉刚、汪敬熙、俞平伯、江绍原、王星拱、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等几位。孟真当时喜欢谈哲学，谈人生观，他还作了几个古书新评，是很有趣味的；我着重于谈文学和思想问题，对当时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评。有些文字，现在看是太幼稚了，但是在当时于破坏方面的效力，确是有一点的。比较起来，我那篇《什么是文学》在当时很有相当的影响，《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也很受当时的注意。颉刚的文字，多半是关于掊击旧家庭制度和旧社会制度，关于妇女问题，也有许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当时大家以为是骇人听闻的话。有妇女人格问题一篇，主张女子应当有独立的人格，这篇东西被江瀚看见了，拿去给徐世昌看，说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还得了。于是徐世昌拿这本《新潮》交给傅增湘，傅示意于蔡孑民，要他辞退两个教员，开除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蔡孑民先生当时坚持不肯，他复林琴南的那封信，不只是对林琴南说话，并且是对徐世昌而发的。林琴南的背后是徐树铮，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当时军人派之意见，而徐世昌也是所谓北洋文治派的领袖，当时北大同时受北洋文武两派之反对，其情形之危险也可想而知。但是蔡孑民这封信，得到了绝大舆论上之胜利，反因而学术界对他非常敬仰，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气（moral courage）的地方。于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其势遂不可遏抑。

还有一个《每周评论》，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它是陈独秀、李大钊和新潮社几个人合办的，是一份短小精悍的小报，不料这个刊物遂成为以后一切小报的祖宗，不过它的性质是完全谈文艺、谈思想和批评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的。这个刊物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进步党讨论系的《国民公报》（蓝公武、孙洪伊为主笔）和研究系的《晨报》（蒲殿俊、张梓芳、陈博生为主笔）也先后在北京响应；在上海方面，则戴季陶奉中山先生的命令，办《星期评论》，同《每周评论》几乎是姊妹报纸，关于文学、政治社会等问题，也加以猛烈批评。而上海的进步党所办的《时事新报》也闻风景从，张东荪和张君劢等还办了一个《解放与改造》，虽然谈社会问题比较多些，却也是响应文学革命的刊物。自此以后，所谓新文化运动似乎布满全国了。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布满全国，中间还有两个政治运动在里面，第一个运动是比五四运动早一年，因为反对对日的参战借款和“中日密约”而起的。那时候还是冯国璋做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这个反日运动，是由日本留学生发动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两个留日学生的代表，其中一个叫阮湘，在北大西斋饭厅慷慨激昂地演说，大家莫不义愤填膺，但终觉束手无策。最后我跑上讲台对着大家说，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成约，若是他用军警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这句话出来以后，大家受了极大的刺激，当场表决，第二天去闯新华门。到了那时候，果然北大学生同其他几校的学生集合在新华门门口，一直围到下午五点多钟，大家才散。哪知道回来以后，蔡先生提出辞呈。蔡先生之辞职是会使北大发生根本危险的，这件事我们是很不愿意的。我自己是不愿意北大坍台的，而顾颉刚反把我痛骂一顿。后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叫冯国璋把蔡先生的辞呈退回，我们自己也去对蔡先生说，这件事体，完全是同学为着国家大问题而出，不是不顾北大。经过一再解释，蔡先生也就答应下来，这场风波也就结束。这是学生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这是五四运动的先声，然而这件事很少有人提起。（说句没出息的话，这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

有了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所谓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的产生，几乎是事有必至。自从这次请愿以后，北大有一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国民杂志社，其中的重要人物是易克嶷、段锡朋、许德珩、周长宪、孟寿椿等。当时他们也要我加入这个组织，但是我对这种比较狭义国家观的刊物不很热心，而且自己还要专心去办《新潮》，对于《国民》杂志，只算是一个赞助者吧！

《国民》杂志里的人，多半是实行的人；新潮杂志社的人，多半是偏重于学术方面的人。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学生会里的组织分为七股，各股的主任几乎是《国民》杂志和《新潮》杂志二社的人平分的，这两本杂志，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基础。

在此地附带说几句话以结束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当时还有一派北大学生和教员办了一本杂志，叫作《国故》，其目的在于和《新潮》对抗。这一派的主干，在教员之中，便是黄侃；学生之中，便是张煊（后来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们关于文艺的理论，是非常薄弱的，其掊击新文学的地方，也不能自圆其说。其中登了许多文艺的文字，也多半是故国斜阳的吟呻而已。所以《国故》杂志出来，很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而且有许多人很轻视它，办了不久也就停止了。毛子水在《新潮》上作了一篇《怎样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国故》，倒惹起许多旧学家的称许。当时对于新文学的抵抗力不外三种：一种是林琴南派，一种是东南大学的胡先骕和他所办的《学衡》杂志，一种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国故》杂志。但是综合起来，抵抗力还是很薄弱的。

现在讲到五四运动了。五四运动产生的重要原因，不外乎下列几种：第一是前次新华门事件的连续；第二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第三是大家受了蔡孑民的影响，一变从前羡慕官僚的心理而为鄙视官僚军阀的心理，并且大家有一种以气节相标榜的态度，有意去撄官僚军阀之锋；第四是正当巴黎和会的时候，感觉到中国受人支配和帝国主义国家协以谋我的痛苦。正是那一年的三四月里，朝鲜发生徒手革命，也给大家以深刻刺激（当时我到北大图书馆去看报，注意到大家都在抢记载朝鲜徒手革命的报纸看）。第五，因为受欧战以后各国革命潮流的激荡（特别是当时蔡孑民提倡所谓德国是军国主义，战败是应当的，并且当时国际联盟的论调甚高，北大也常常有这一类的讲演）。

以上是这一事件的原因，至于这件事体具体的酿成，则完全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四月里，日本要求中国撤换两个专使的消息纷纷传来，北大学生开了一个会，并且捐了几百块钱打电报，一方面打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一方面通电全国，反对因为外国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的事。这两封电报打出以后，所捐的电报费还存三百元左右，于是用四个干事的姓名，共同负责，存在学生银行里。到五月一、二日的时候，外交消息一天恶似一天，傅孟真、许德珩、周炳琳、周长宪和我等几个人，商量要在北京采取一种积极反抗的举动。但是我们当时一方面想对于国事有所主张，一方面对于北大又要保存，所以我们有一项非正式的成议，要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因为这样一来，北大的责任便可以减轻。

五月三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三日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于是在校的一班同学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地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他是共产党中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联合各学校行动，并且当场从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各学校联络进行。我们九点钟由清华回来，看见他们会也要开完了，什么决议都已经定好了，当时我们还埋怨许德珩，说是我们说好在五月七日行动，而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是埋怨尽管埋怨，大家的决议还是大家的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于是他们叫我连带签了字，把前存学生银行的三百元拿出来买了竹布，费了一夜工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所以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有金钱做背景，不然为什么北大穷学生临时有这许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各代表当夜分途至各学校接洽，约定了第二天一点钟在天安门会齐。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份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

到下午一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当时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都已经先我们而到，对大家讲了一番话，劝大家解散。当时众怒难犯，哪一个肯听？于是大家从天安门出发，一走走到东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挡住了。只有我和江绍原两个人到使馆去找美国公使。那一天，芮恩施到西山去了，由他的参赞出来见我们，他对我们很表示同情，说了一番很漂亮的话，并且说由他去和使馆界的警察交涉，让他们放我们通过。我们从美国公使馆出来以后，又到了别的几个使馆，告诉他们我们示威的意思。回转身来到美使馆去问美参赞同使馆界警察交涉允许我们通过的结果怎样，他说，使馆界的警察是答应可以的，但是刚才警察总监有电话来，说是不可以让学生们通过，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办。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大家更是愤怒。当我们报告交涉经过的时候，大家便要求我们硬挤进去，后来想硬撞不成事体，反而给别的国家以不好的印象，于是大家便高呼口号“我们去除国贼吧！”于是掉转大旗，向曹汝霖家前进（曹家在赵家楼）。

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满洲王府式的平房，我们到他家门前时，大门已经关了，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大家到门口便大骂国贼，最初拿旗子向屋顶丢去，后来打破了短墙的一扇窗子，大家便爬进去。首先进去的人，据我所见，乃是北大的蔡镇瀛，一个预理科的学生，和高等工业学校一个姓水的。大家看他们进去了，于是接上爬进去几十个人，把大门打开，而曹宅的院子里还站着许多警察，因为学生向他们极力宣传，所以他们已没有什么抵抗。

适巧那一天曹汝霖同章宗祥、陆宗舆和一个日本资本家在那里商议事情，他们以为有警察保护，是不要紧的。我们打进去的时候，曹汝霖便换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里，从后墙跳出去。陆宗舆是怎样逃走的，我们却不知道，听说是他也来喊口号，喊打倒卖国贼，混在群众里逃走的，是否确实，便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便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了起来。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于是这个日本人和曹家的用人把章宗祥抬了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后门杂货店中找着了，当时这个日本人还掩护着他。群众便用杂货店中的鸡蛋来丢这个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他，所以当时他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

曹家的装饰品、古玩……简直是打得干干净净，他姨太太和他女儿房间里的许多香水，都一捶一捶地打碎在地上，当时香气四溢，不可向迩。我还亲眼看见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至于放火的举动，乃是由高等师范的学生开始的，我看见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这许多自来火呢？结果，曹宅烧起来了，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捉人。那时候傅孟真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氏的，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我们是从前门出来的，当时街上都是救火队和水夫，已经拥挤不堪，很难通行。在曹宅里没有出来的，还有几十个人，于是当场被捕。

我从赵家楼出来以后，便向北大东斋（即第一宿舍）去，当时自己实在疲倦极了，从五点钟睡到六点钟，六点钟以后，重新振刷精神开始活动。当时派定了很多代表，向各学校联络，预备在第二天，全北京高等以上的学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罢课。那天晚上适派我到各报馆去解释这件事体，等到十几家重要报馆都跑空以后，已经是半夜三点多钟了，所以我那一晚便没有睡。第二天早上，果然全北京专门以上的学校一律罢课，并且各校代表齐集北大一院第三十六课堂开会。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当时各学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学，至于北大主持这个运动的躯干，要算是新潮社及国民杂志社里的人。在“五四”那天，大家曾经开了一个会，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段锡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学生很少有知道他的，他总是穿一件蓝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折扇，开口就是我们庐陵欧阳公的文章气节，所以大家都当他有几分迂气。哪知道被选举出来以后，他处理事务非常灵敏，运用群众，大有特长，于是他的名气陡然闻于全北京。

这一次，蔡孑民先生确是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就是“五四”事情出来以后，他不和前次一样辞职，反而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到了五月六日那一天，他们接洽好了，听说吴炳湘竭力奔走，要求各校校长于五月七日命令全体学生复课，以此为条件，可以赦放在捕的学生。徐世昌也有这样的主张，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地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我们全体罢课的决议，乃是五月五日通过的，五月六日的晚上十点多钟，蔡孑民与汤尔和（医专校长）以及其他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到北大的校长室，把我们找去，说是现在同吴炳湘已经有这样一种了解，只要明天全体复课，他就可以立刻放人。

当时去见这几位校长的，有我及方豪（俶新）等四五个人，他们都说：“昨天才决意罢课，明天便要复课，乃是办不到的，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当时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此，我便问他们几位校长说：“若是我们明天复课，他们不放人，怎样办？”他们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而且吴炳湘也曾发誓过，‘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于是我以为既然如此，我们明天复课好了。但是我这句话说出来，许多人便反对，以为我们答应下来乃是越权，许多同去的人也是反对我的意见的。我说：“现在为减少被难同学之危险，这件事非如此办不可，我们只有从权办理了。”

于是当夜我们分成五队，去通知全体同学明天复课。除每个宿舍派一队外，其他两队是负责通知宿舍附近公寓里的同学的。大家出发的时候，已经是十二点钟，同学们完全睡着了，一个一个房间敲起门来，把睡熟的人叫醒了，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还不相信，还要费许多心血去解释，解释不明白的时候，还要受大家的责骂。半夜醒转过来的人，相对讲话，口中臭气是最令人受不了的，这可以说是我在那一晚特别记得深刻的一种感觉。幸而能得大多数同学之了解，谢谢大家对我们还有最低限度的信任，所以第二天北京各大学便先后复课了。到了十点钟，全部被捕的同学从警察所被送回学校来，大家都列队在门口迎接，当时那种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于乱离巨劫以后相遇时之同样感觉。

当时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

等到被捕的全放出来了，章宗祥也被打了，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烧了，照常理说，这件事情可以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当时有两种情形，是绝不能使这件事告一个段落的：一是山东问题还没有了结，而且一天比一天失败下去；二是蔡孑民先生于五月七日学生出狱以后，便当夜出京，没有一个人知道地跑了。跑的时候，他留下一封信，就是那最出名的“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这封信的头两句话如此）。这封信出来后，许多人很费推测，于是大家去询问国文教授，请他们去查这个典故的来源。这些国文教授见大家纷纷请教，当时也得意了一下。蔡先生去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的，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重新紧张起来了。

经过这次事变，北京大学遂成为政府的眼中钉，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为铲除外交上的障碍，政府方面也很想对北京的学生界下一番毒手，这个情形，学生界也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在北京方面，学生运动已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于是便遣派代表到上海去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一批南下的是段锡朋、陈剑翛、许德珩、黄日葵、祁大鹏（中国大学）、瞿世英（燕京大学）等。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就联合上海及各省学生代表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到了五月底，各处的布置已经有点头绪了，于是我们在北京接到段锡朋的密电，说是可以相机发难。

到了六月三日那一天，于全北京的学生里挑了五百多人，分队出发演讲，那一天被捕的有一百多人。第二天，继续派人出去演讲，大家都带好了毯子在身上，是预备被捕的，当天被捕的大概有四百多人。第三天，被捕的达九百人之多，监狱关不下，于是把北大的第三院改为临时拘留所，外面用密密层层的刺刀和机关枪守着，如临大敌一般。到了六月四日，我们想把恐怖的新闻电打出去，我就带了四十几块钱去打电报，哪知道我一出去，侦探便跟着我，于是我跑到日本邮局去拿一本凡善株式会社寄来的书。侦探在前面守着，哪知道那个日本邮局有一个后门，我就从后门走了。结果，居然被我把那封电报拍到上海去了。上海方面接到这封电报以后，全体学生便出发，除分散传单外，并向各家店铺要求罢市，甚至于要求不遂，向商店老板面跪下去。到了六月四日，全上海罢市了，别的地方跟着罢市的也有好几处，而天津方面，因为一个南开学生马骏，在商会代表面前用一只碗向自己的脑壳一砸，表示他要求的决绝，商会方面的人大为感动，也罢市了。因此，北京学生与政府短兵相接的时候，学生方面，正是无可奈何的时候，忽而得到了这种有力的声援，刹那间，个个悲欢交集、哀痛淋漓，而声势遂大振。

当时上海、天津方面向政府提出的条件，第一就是释放被捕学生，第二就是罢免卖国贼曹、陆、章，第三就是不签《巴黎和约》。而这三个条件中，以释放学生为先决条件，所以五日那天晚上，北大三院方面军警的帐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去了。当时拘禁在里面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便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派人来道歉，他们才肯出来。还有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门里的，他们请他们出来，而却不肯，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处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至于罢免曹、陆、章的命令，也随着下来，以由学生运动扩大成的民众运动使内阁局部改组，在当时看来，也算是一件可以诧异的事情了。不过山东问题还没有拒绝签字，北京教育界还有受摧残的危险，这两件事是大家最不安心的。

到了七月和约要签字的时候，北京大学联合各校学生又一次会在新华门，在新华门门口睡了两天两夜。同时巴黎方面的学生同华侨也闻风兴起，逼迫中国专使，不许他们签字。拒约运动，因为内外夹攻，所以终能实现原来的主张，而为后来的华盛顿会议留下争回山东的余地。至于北京各大学被摧残的问题，也是使大家寝不安枕的。政府的目的是要逼走蔡孑民先生，所以他们要胡仁源买通一批投考的学生，来占据北大学生会，硬把学生会的图章抢去，以学生会的名义欢迎胡仁源到校。同时教育部方面，胡仁源已预备好上任的汽车。谁知此谋不密，被北大学生会中人知道了，当时便召集紧急会议，每个人发一个特别符号，集合在第三院。时三院的被买及投考学生正议“夺帅印”的事，还没有完结，哪知这边去了两三百个人，一个个地把他们擒住了，并且带了纱麻绳把他们捆将起来，便在法科大礼堂设立公案，举出了五个审判官，来审判这些人的罪状。他们也陆续地把被买经过供将出来，大家又逼他们写悔过书，写了悔过书，还要他们在悔过书上盖手印，再拍了一个相，然后便把他们放了。这幕滑稽戏遂因此终了，而他们抢北大的计划因而失败，但是他们继续向法庭控诉北大学生会的职员，以为私设法庭和逼迫人行使无义务之行为（这条法律怕是永久没有人用过的）。于是法庭拿了学生会中二十余人下狱，其中有孟寿椿、鲁士毅等。在打官司的时候，学生会要我去做代表，我几乎天天晚上要和律师刘崇佑接洽。许多上诉状都是我写的，这场官司打完了，我倒因此得到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知识。

这一幕取成都的戏没有唱成功，而胡仁源也知道北大不容易占据，他们的野心亦因此减少了一点。那时候蔡孑民先生派蒋梦麟先生到北大来，以总务长的资格做他的私人代表。到了双十节左右，学生会派我到杭州去接蔡先生回校，蔡先生遂慨然答应回来。蔡先生到校的时候，刚巧是双十节，各学生便捐了一批钱，教员也捐了一些钱，共几百块钱，去买了几万个馒头，上面盖着红戳子“劳工神圣”四个字及其他成语，在那天分发给北京各平民，都由北大学生去发。这真是面包运动，也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事。当时北大的学生，生活是很苦的，一间房子里住着七八个人，最小的房子才只住三个人。说起饭来，包饭只有四块五办一月，两块钱是现洋，两块五是中交票（当时中国交通银行的票一块只合四毛），所以吃一月的饭只合三块钱。当时学生吃饭的时候，除了五个菜以外，每人还分两个馒头，大家抢着吃，吃饭是先打锣的，故有“锣声动地，碗底朝天”之谣。这是北大生活的一点回忆，是附带记载于此的。

五四运动到了这个地方，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但是到了那年年底，因为要逼迫政府取消军事协定，学生和政府又起了一个大冲突，这个冲突使北京大学的第一院和第三院又重重被围。当时政府命令通缉我和方豪等几个人，我当时住在嵩祝寺八号，吃饭的时候，忽而来了八个马队，把我的前门围住了。我从后门走到黄振玉（现在南京中央饭店的经理）家里，由他家里戴了一副黑眼镜和一顶风帽，逃到北大一院。因为他们正派我做代表，叫我和张国焘（现在共产党的领袖）一同去。傍晚时分，我们由一院后门逃出，经过铁狮子胡同，想到永定门上车（只有普通快车是在永定门停的），哪知道到了永定门，车已开了，于是跑到李光宇家里坐了半夜。半夜时候，又到永定门去上车，车又开了，于是我只得和张国焘坐待城门开门。当时很怕守城的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因为城门上有自鸣钟，纵有鸡鸣狗盗，也一律不济事的。我们等他开城门，总是不开，到城门开了，火车又走了，于是我们两个人只得直接沿着火车轨道走去，到了丰台，登车南下。南下过了一个多月，又回到北京。这段故事虽然是我自己的经历，写在此地，也算是五四运动的余波吧！

自此以后，学生运动也就衰落下去了，衰落下去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据我观察：第一，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第二，第一次学生运动的时候，负责的大家都是用功的学生，静则思动，所以他们精力都很充足，思想也很周到，行动也很有计划，但是后来动久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第三，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的精神，不是为着出风头来参加这些运动的。因为最初的几个人声名较大，大家知道的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捷径，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法，于是个个想起来动，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第四，政治力量的参入。五四运动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的，当时只是纯粹的青年血气冲动。到了后来，各种政治成分都参与进去了，所以往往起内部的破裂，于是学生行动也就不能一致。

至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有人以为它的成绩是拒绝《巴黎和约》的签字，为后来收回山东之余地，更有人以为曹、陆、章之罢免也是一种未曾有之胜利，这都是皮相之谈而已。五四运动真正的影响，第一是青年参加国是运动的开始，唤起了全国青年对国家问题的意识；第二是把青年运动扩大为民众运动，造成了民众的许多组织；第三是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势力，因为必要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及国语文学之势力才能普及于青年及一般民众。

从整顿北京大学，改革课程内容，唤起青年对自身人格的重视，以至于产生文学革命和所谓新文化运动，对社会的制度、固有的权威加以理性地批评和大胆地攻击，再至于产生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一般青年和民众直接参与国家问题和社会运动的开始，这个大波澜虽然是种种时代的动量促成功的，但是当时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是一切动力的发动机，是将来写这个时代历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的。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晚上整理毕于北太平洋舟中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八九年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