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称西域，分为南北两部。在北曰天山北路，或称北疆。清初蒙古人居之，名准噶尔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用兵征服，统以伊犁将军。在南曰天山南路，或称南疆，所居为回族，故亦名回部，或回疆。乾隆朝用兵征服，设参赞大臣，驻喀什噶尔辖之，而受伊犁将军节制。注393新疆虽自此完全归我版图，但因政治不良，官吏多贪暴，人心未能翕服。益以民族与宗教之歧异，感情甚为隔阂。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时有变乱及用兵之事。至同治朝，陕甘汉回启衅，蔓延甚广，新疆亦发生空前之变乱。
三年(1864)四月，马隆在库车叛，遂拥黄和卓踞南疆东四城。
六月，阿布都拉门在叶尔羌叛。马福在奇台叛。
八月，金相印在喀什噶尔回城叛。马福迪在和阗叛。
九月，妥明陷乌鲁木齐城，遂并踞乌鲁木齐东西各城(旋妥明称清真王)。
十月，迈孜木杂特在伊犁叛。
四年(1865)正月，伊玛木在塔尔巴哈台叛。
三月，安集延帕夏(将军)阿古柏侵入英吉沙尔及喀什噶尔汉城。
六年(1867)阿古柏攻灭阿布都拉门、马福迪、黄和卓等，遂尽有南疆地(旋阿古柏称毕条勒特汗)。
九年(1870)，妥明降于阿古柏，阿古柏遂并有北疆大部分地。
在上述七年期中，清廷虽数度命将出师，仅守住巴里坤，收回哈密，此外并无多大成就。注394左宗棠西征，其对象原仅限于陕甘。至帝俄占领伊犁，而形势益剧变，宗棠西征之使命，亦推及于新疆。
帝俄恶耗传至北京，清廷即命驻在塔尔巴哈台邻近之伊犁将军荣全规复伊犁，驻在古城之乌鲁木齐都统景廉，驻在甘肃高台之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规复乌鲁木齐，驻在陕西乾州之帮办陕西军务淮军统领刘铭传进规新疆其他各城。而别命宗棠调拨部队，接成禄之防。宗棠当派徐占彪蜀军以应，不意肃州回目马四重叛，又急于收拾关内(参阅二十八节)。陕回白彦虎窜出关外，又扰及北疆，已而成禄罢免，由金顺接统其军；刘铭传病归，由曹克忠接统其军，然均仍未能出关。此同治十年(1871)七月至十一年(1872)十二月间事也。注395
荣全奉命后，久不得要领，清廷趣金顺出关，诏宗棠筹粮运。金顺请率数营先行，宗棠以为时值青黄不接，粮无可筹，又当骆驼歇厂，运何能办，金顺之师，不如全部缓发。嗣巴里坤、哈密一带复被扰，景廉告急，清廷更促金顺出关，诏宗棠于玉门负责筹办转运粮台。宗棠以金军久役疲劳，请以湖南提督张曜之嵩武军及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马队副金军先行。至玉门粮台，请别简户部堂官并选派司员携帑银出关开办。诏以筹办粮运，地方大吏呼应较灵，仍责宗棠任其事。旋又以肃州克复，谓宜乘此声威，分路西征，命金顺军克日驰赴古城，进规乌鲁木齐，额尔庆额即着随金顺西进，张曜、宋庆所部驰赴哈密驻扎，相机防剿。又命驻泾州之穆图善马队开赴安西、敦煌、玉门一带驻扎，以为诸军后继，而仍命宗棠负责统筹各军粮饷军火。宗棠又陈明关内缺粮，关外缺驼，购运两难，且新疆地方事务，虽镇迪道例归陕甘总督节制，然以久已就近禀承乌鲁木齐都统，无从过问。故对于出关各军之粮运，仅能筹供至哈密为止。哈密以上粮运，应由各军自行筹划。至宋庆所部为豫军，河南欲其回驻潼关。穆图善不愿西行，不久内召，亦均不能出关。此同治十二年(1873)间事也。注396
嗣清廷以景廉为钦差大臣，金顺为帮办大臣，趣会师古城。然其时仅金顺前锋各营与额尔庆额马队已到达古城，张曜军已到达哈密，余军留安西、肃州者，均观望未敢遽进。又诏宗棠督办粮运，由关内解古城，派袁保恒以户部侍郎帮办，移西安之西征粮台至肃州。保恒不与宗棠商，径筹办移台事宜，且采办大批车驮，拟供关外运转。宗棠以为金顺等军此时由哈密前进，已取道北路，粮台不宜设肃州，且关外行军，从无远由关内运粮之理，谓宜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就近采运。又以为关外运输，因地多沙漠，少水草，只能用驼，不宜用车。保恒不谓然，宗棠剀切敷陈，请与保恒辩驳，以衷一是。然景廉与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大臣均诏彼处无粮可采，仍奏请饬宗棠在关内供给。此同治十三年(1874)间事也。注397
尔时，距帝俄占伊犁，逾三年矣。清廷日日言进攻，而部队问题、粮食问题、运输问题始终在盘旋曲折之中。且有一派主张放弃新疆，以为平定陕甘，已煞费财力，不能再有事新疆。于是清廷意游移。同时，日本借口台湾生番戕杀琉球船户，以兵侵据台湾，诏沿海各省筹办海防。而无经费，李鸿章因奏言：
……新疆各域，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二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且其地北接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印度，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守。阅外国新闻纸，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之封，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踞已也。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师老财匮，尤虞别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领，但严守现有边界，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滇、粤、蜀之苗、徭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足矣。俄英既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致屡烦兵力，自为经久之道。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轻重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注398
由是此规复新疆一事，根本动摇。幸清廷将全盘问题下宗棠议。宗棠反复陈明，庙议始复确定，谕旨包括重要之数点：一、新疆应否规复，及应如何规复；二、将才与兵力是否适当，或应如何调整；三、粮运究应如何。
宗棠之覆奏，先揭穿西征部队实无饷可移供建设海防，然后就新疆必须规复及剿抚必须兼施等项，逐加陈明：
……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臣之愚昧，何能稍抒末议，上渎宸聪。顾闽浙承乏，稍知海国情形，及调督陕甘，虽拮据戎马之间，迄少成绩，而关塞征戍，局势地形，亦尝留意，既蒙垂询及之，敢不毕献其愚，以备圣明采择：
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壹以占埠头、争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盖自知得土地，则必增屯戍得人民，则必设官司，将欲取赢，翻有所耗，商贾之智，固无取也。惟其志在征商也，故设兵轮船，议保险以护之，遇有占埠头、争海口之举，必由公司召商集议，公任兵费，而后举事。自通商定议，埠头口岸已成，各国久以为利，知败约必妨国用也。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抟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之他，似亦非事理所有。论者乃欲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饷，臣且就海防应筹之饷言之。始事所需，如购造轮船、购造枪炮、购造守具、修建炮台是也。经常之费，如水陆标营练兵增饷，及养船之费是也。闽局造船，渐有头绪，由此推广精进，成船渐多，购船之费可省，雇船之费，可改为养船之费。此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者也。海防之应筹者，水陆练军，最为急务。沿海各口风气刚劲，商渔水手，取才非难。陆路则各省就精兵处募补，如粤之广(州)、惠(州)、潮州、嘉应(州)，闽之兴(化)、泉(州)、永(春)、漳(州)，浙之台(州)、处(州)、宁波，两江之淮(安)、徐(州)、凤(阳)、泗(州)、颍(州)、亳(州)诸处，皆可训练成军，较之召募勇丁，费节而可持久。现在浙江办法，饷不外增，兵有实用。台防议起，浙之开销独少，似非一无可恃者比也。海防应筹者止此，论者乃议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谨案，臣军二次凯旋入关，请拨的饷四百万，分六十万两畀陕，余以饷臣部各军，凡军需、军粮、军火、军装、转运，振抚、津贴、召募，一切均挪移饷项，暂应急需，未尝另立款目。嗣后户部议拨各省关厘金，解济臣军。而后臣之军饷，乃有八百余万之数。而撤遣冗兵、溃卒有费，抚辑土匪、安插回民有费，局势日扩，用费日多，甘肃旧有各军，均照臣军每月发盐菜，发粮食，发寒衣，发转运费，发一月满饷。合计入关度陇，每年牵算，所获实饷，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不下八百余万两。协饷到营，一散即尽，陈欠相因，旋成巨款。故臣军每年初发满饷两月，继则发一月满饷，尚虞不敷，每至冬尽腊初，辄绕帐彷徨，不知所措。随时随事，加意撙节。截止十二年(1873)腊底止，欠常年饷八百二十余万两，挪空恤赏银三十余万两，而各省关积欠臣军之饷，则已三千数百万矣。上年春夏之交，仰蒙圣恩特给库款一百万两，臣次第撤遣马步四十营，续又撤马步千名，省常饷二百余万两，此即指八百二十余万两之积欠饷数而言，非实银也。肃州克复后，筹办采粮转运，新旧两届，共计已垫价脚实银三百数十万两，可供到本年见新。运脚则由凉(州)运甘(州)，由甘运肃(州)，由肃运安西，由安西运哈密，尚短实银数十万两。部章虽准作正开销，而仍只取给于臣军之饷，计又占去一年应得实银之数。是欲求如常年通融敷衍，苟顾目前，而亦有所不能。况关外粮运，愈远愈费，甘肃全局应图渐复旧制，经费又将有增无减也。溯查沿海五省，同治十一、十二两年(1872—1873)，每年解到协饷，约近三百万两。上年台防事起，福建奏停不解，广东、江苏解款稍减，而浙江则比十一年(1872)多解二十九万两，比十二年(1873)多解三十七万两，山东亦多解二万五千两。四省牵算，所解实银，尚二百四十余万两，非赖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疆臣公忠之谊，则出关粮运巨款，欲停不可，欲垫不能，又不知计将安出也。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富，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是塞防可因时制宜，而兵饷仍难遽言裁减也。高宗先平准部，次平回部，拓地二万里，北路之西，以伊犁为军府。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盖立国有疆，制置方略，各有攸宜也。谨按，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物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谿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褊狭，中多戈壁，谓之穷八城。以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故当准部强盛时，回部被其侵削，复为所并。高宗用兵准部，以救回部，准部既平，回部降臣阿逆又公行背叛，妄冀踞其旧有腴疆，自成戎索。天威所临，凶竖授首，遂并回部有之。腴疆既得，乃分屯列戍，用其财赋，供移屯之军，节省镇迪以东征防繇费，实亦太少。今若划地自守，不规复乌垣，则无总要可扼。即乌垣速复，驻守有地，而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议节矣。届时，户部按其实需经费，酌拨各省协饷，严立程限，一复道光年间旧制，则关内外或可相庇以安。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论者又谓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攘我伊犁，势将久假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师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其于海防情势，言之甚明，而于边塞情势，容有未审。俄人之窃踞伊犁也，乘我兵事纷繁，未遑远略，因借口代守，图攫其财利以自肥。其肇事伊犁，亦艳其土沃泉甘，川原平衍，物产丰饶，夙号腴区，又距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自肃回尽歼，安西州县收复，官军叠进哈密、巴里坤、济木萨，关内外声息渐通。中间仅乌鲁木齐，红庙子为逸贼白彦虎所踞，尚稽天讨，黑子着面，何足重轻。俄罗斯北方名邦，非为寻常无教之国，谓将越乌垣、红庙子，挟逆回与我为难，冒不韪而争此不可必得之瘠壤，揆之情势，殆不甚然。至土耳其、都鲁机，国于五印度之西，距伊犁、喀什噶尔，万数千里而遥。印度为古佛国，在唐称身毒，痕度音转而讹，不知何时奉天方回教，遂忘其旧。喀什噶尔回酋阿古柏之叛附土耳其，与俄英两国通商，闻海口已刊入新闻纸，此间尚无见闻。果如新闻纸所言，喀什噶尔附其同教之土耳其，与俄英通商，我既兼顾不遑，无从问及，则将来恢复后，能否久守，原可姑置勿论。但就守局而言，亦须俟乌鲁木齐克复后，察看情形，详为筹画，始能定议。若此时先将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概议停撤，则实无此办法也。谕旨：“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于边塞实在情形，了如指掌，臣本毋庸再赘一词，特以事关时务大局，不备细陈明，必贻后悔。身在事中，有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尽者，耿耿此衷，良非有他。
至规复乌鲁木齐，非剿抚兼施不可，非粮运兼筹不可。按陕逆白彦虎，由西宁、大通窜遁关外时，除老弱妇女外，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而止，人所共见。即被裹出关各回，由安西、玉门、哈密逃归就抚者，其说亦同。前敌所报，或多或寡，未足为凭。其言贼势，或旺或衰，亦非确论。据实而言，白逆悍鸷不如陕回诸目，而狡诈过之。计该逆自陕至甘，未尝占踞城池，遇劲军未尝恋战，有时见劲军蹑踪而至，绐诸逆目断后，自挈党先逃。所犯之处，未尝久留，专为觊便窜逸之计，观其过肃城而不赴马四之招，现踞红庙子，不踞乌垣，亦可概见。贼智长于用伏，官军计画稍疏，辄为所陷。臣前接关外诸军函牍，言贼可取状，曾告以弗论贼势强弱，且自问官军真强与否。贼之以弱示形，须防其羸师诱我，此贼如败，必乘机窜逸，如阵前殪毙，乃为了局，此为言剿者策也。南路辟展，吐鲁番至阿克苏，地狭民贫，土回暗弱，近为浩罕属部安集延所制。安集延踞吐鲁番之头人帕夏阿古柏，能以诈力制伏回众，与白逆通，善持两端。此时跧伏未动，且貌为驯顺，以示无他。如遽加以兵，则减后劲之军，增前路之贼，非计之得也。汉赵充国之讨羌，急先零而释罕开，厥后先零平而罕开自服，效犹可睹。现之屯兵哈密，修水利，兴屯田，一为鸠集哈回，以固藩卫，一为置子中央，杜贼勾结，而取刍粮，节挽输，犹其小者。此为言抚者策也。
关于军粮一点，宗棠仍主尽量就关外设法供应，以省劳费；并拟就归化、包头一带，试办采运，以广来源，于哈密一带，兴办屯垦，以期增产。
此外宗棠对于谕旨所询人事各项，另有片密陈：
奉谕旨：关外现有统帅及现有兵力，能否剿灭此贼，抑或尚有未协之处，应如何调度，始能奏效，或必须有人遥制，俾关外诸军，作为前敌，专任剿贼，方能有所禀承，着通盘筹画，详细密陈。臣谨案：关外统帅景廉，素称正派，亦有学问，承平时，回翔台阁，足式群僚。惟泥古太过，无应变之本，所倚信之人，如裕厚等，阿谀取巧，少所匡助，而倚势凌人，时所不免。额尔庆额初到时，因采办粮食，与局弁商办。局弁备举以告。裕厚恶其漏泄，立将局弁棍责三百，额尔庆额衔之。又额尔庆额初见景廉，接待不甚款洽，自此晋见甚稀，不乐为用。额尔庆额虽性情粗莽，不甚晓事，然胆力尚优，如有以慰其心，未尝不可得其力也。此金顺在安西州时，曾与张曜言者。金顺在肃时，曾诛黎献叛卒头目，而收其散卒百余入营，复遣刘宏发带五营赴古城，此散卒即杂附其内。到后，复为黎献诱去，并勾引其同营勇丁与俱，金顺尝为张曜言之。桂锡桢于时禀来，亦言彼间近有勾致外营勇丁之事，大约指此，景廉不知也。兵农既分，不能复合，景廉泥古寓兵于农之说，误拟屯丁为战兵。上冬，曾委一金姓统领，率五营，驻济木萨附近地方，甫筑营垒，偶闻贼警，一夕溃退。臣初不信，后接其书牍称，该军频年且战且耕，近多疲乏，兹特委员入关，于肃、甘一带，募勇丁，补缺额，属转饬各属速为资给。是屯丁溃退之说，似非无因。并悟其前奏仿古徙民实边，欲调取关内户口，赴古城、济木萨耕垦，为寓兵于农起见，不料其经历有年，若不知农之不可为兵，游勇之不足恃也。巴古济各处，粮非宽裕，臣前叠接额尔庆额、桂锡桢等禀报采粮地方及粮价数目，疑其不实。比函致金顺，附开原单，嘱其逐加察看。兹接金顺正月二十四日巴里坤来函，具言巴城办粮三千余石，价渐增至十七八两，且无买处。奇古济一带已分途广采，仅得一万石，除刘宏发五营食用外，只剩数千石。南山口一带，闻可采者，不过数百石。红木坂滩一带，并稻米可采二三千石，又经锡大臣纶采办甚多，所示采粮原单，数目相符。惟景大臣亦在各处采买，故仅得此数。是人言景大臣已为金都统顺订买二万数千石，实非无因。如果巴、古粮绌，景廉肯于北路设法采买，不勒定本境市价，人情趋利若鹜，境内价高，商贩闻风而至，粮价自当平减，何至各军到境，百货价值，尚均如常，粮价独腾贵数倍乎？现在关外议论，均谓景军有粮无兵，金兵有兵无粮，按其增募部勇，力止金军，足知其计之拙也。金顺为人，心性和平，失之宽缓，虽有时觊便乘利，而究知服善爱好，无忌嫉之心，故亦为众情所附。平时粥粥无能，带队临阵，尚能奋勉。臣前在肃州，目击而知，观其在军营数载，过无可指，功有可言，其人之大概可想。臣于景廉而知古所称殷浩、房琯，终不失为清流也。臣于金顺而知古所称宫之奇、董安于，终不失为智士也。以僚友私谊而言，奚必求全责备，惟既蒙圣明垂询及之，固有不敢不尽者。以现在通筹全局而言，金顺既居前敌，任战事，似宜以战事责之。关外统驭之权，在乌鲁木齐都统，若以景廉之任，改畀金顺，令得节制各城领队大臣，而以金顺所任京秩，改畀景廉，似于前敌事宜，呼应灵通，较易措手。关外兵力，本不为薄，惟胜兵少而冗食多，以致旷日稽时，难觊成效。于此而欲从新布置，非严加汰遣不可。臣前在肃州，与金顺定议，先将旧部挑汰资遣，足成十二营，外挑留明春所带成禄旧部，并成三营，合为十五营。金顺又请调臣部冯桂增马队一营，炮队一起。以勇丁五百，夫二百为一营计算，已近万人。嗣明春奉旨授哈密帮办大臣，不归金顺统领，金顺又广收投效将弁勇丁，遂至营数渐增，多至二十营有奇。如果一律精实，则此二十营已足敷攻剿之用，不须更调。现在贼势无增，而官军渐增渐多，不符原议之数。若就现有兵力而言，岂复尚虞不足。至用兵之道，规摹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为商酌；至临敌审几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正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臣自忝预军事至今，阅时颇久，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只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叹古云“多算胜少算”，及“每一发兵，须发为白”，非虚语也。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力图之，可免贻误。有时不必亲履行阵，但画定大局，料定贼情，用其相信之将领，并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惟过则归己，功则归人，以策后效，以励将来，可常胜而不败。盖于所部将士，知之有素，所部饷需，计之已深，故随事随时泛应，而可期其曲当也。若以此骤加之别部，行之异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若絷人手足，令其搏斗求胜，不能尽人之长，适成己之短，其害将不止人己两负，此可见遥制之难也。关外之事，自嘉峪至哈密，臣渐有布置，并拟办理巴里坤事宜。惟该管镇迪道，照例虽应归督臣统辖，而乌鲁木齐都统久视为专属，不乐其别有禀承。致关外事体，不相闻问，甚至到任履历，并不呈递，寻常寒暄启候，亦不之及，现任之镇迪道，即系如此。臣非于部文中见其名，尚不知其谁何，况望其禀商公事乎？应请敕下乌鲁木齐都统，仍归旧制，凡镇迪道所有公事，随时禀报督臣备档，以凭考核。督臣得以借悉一切，遇事尽心赞画，或可稍资裨助。否则阃闼之内，畛域攸分，督臣无从过问，何能借箸代筹？至遥制之说，尤非疆臣分所当然，易生嫌隙，不特事非旧制，难议更张，且一人智虑才力，责以数千里外擘划经营，势固不逮，徒滋诿谢之端，更启观望之渐，无益于事，而又害之，实非宜也。
谕旨：“肃州克复后，令将所部裁并遣撤，以备出关饷需，并着一并奏闻。”臣谨按：各路楚军，并甘肃向存各营，改照楚军发饷者，除络续撤遣四十余营外，现存马步一百四十一营，每年共应发满饷四百八十万两。各路就地召募土勇，预拟改为额兵者四千余名，每年应发实银十八万余两。西宁、甘、凉、肃各提镇标营，每年共需实银约三十余万两，合计军饷项下，共需实银五百数十万两。此外军需项下，如军装、军火、采买置办之费，每年需实银三十余万两，并棉衣、单衣及各防军粮价津贴，约共需实银四十余万两，加入水陆转运脚费，台局薪粮津贴各项下，每年约共需实银三十余万两。总饷需实数计之，共银六百数十万两。自办理西路出关采运以来，每年出款，又增实银二百余万两。合饷需实数计之，一岁入款，近五百万两，出款需八百余万两，以入抵出，不敷实银三百余万两。同治十二年(1873)，办理奏销，截算是年腊底止，积欠饷数八百二十余万两，恤养项下实银三十余万两，以撤遣四十余营销抵积欠饷数二百余万两，尚欠六百数十万两，加入十三年(1874)欠数又七百余万两。当此时艰同值，各省协解之款，难于议增。就常年饷数言之，以入抵出，不敷之数，已百余万两。而频年积欠之款，除裁撤四十余营外，尚悬欠七百余万两。现办关内外采运，新旧已垫未垫，出款又增至四百余万两。昼夜焦思，无从设措，拟俟奏借洋款三百万两到后，再设法裁并遣撤，以济出关之需。现存之一百四十一营，除西路、北路边防，及安插新抚诸回各处，不可轻议外，其东路、南路防营，专司缉私、护运。现在地方渐安，游匪敛迹，有可裁并者，可减汰者。内如穆图善马步各营，实可全撤。雷正绾各营，可渐改制兵，均当次第奏请施行。此外军装、军需、军火等件，暂可减办。可缓办者，津贴转运等费。可减省者，均当分别酌减。汇案奏闻。关内省一分，关外即多一分匀济。臣惟竭诚殚虑，不惜心力，黾勉图之而已。
谕旨：西路用兵，不能不以肃州一带为后路粮台，朝廷不另简派户部堂官办理。叠谕左宗棠驻扎肃州，专司其事，亦以粮运事宜，经本省大吏督办，呼应较灵。又恐该大臣公务纷繁，不遑兼顾，并以袁保恒前办西征粮台，数年以来，尚无与左宗棠不能和衷痕迹，故特授袁保恒以户部侍郎，作为帮办，以为该大臣指臂之助。乃近来彼此龃龉，殊失协和之道，袁保恒既不能与左宗棠平心商榷，深恐贻误事机，且遇事各存意见，则两人同办，不如一人独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应如何办理，自必筹之至熟。而镇西、迪化各厅州，皆该督所辖，尤应独任其难。左宗棠前有不驻肃州，亦可随时料量之奏，如该大臣可以兼顾，抑或一人不能兼顾，而袁保恒实不能胜帮办之任，该大臣意中另有得力之员，可以分任其事，亦不妨据实直陈，均着妥筹密奏。臣谨按：从前西路用兵，肃州、哈密，均曾设立粮台，而运粮逾天山，济西路之北者，实止岳钟琪一人。旋以车驮烦费，自议停止。后此查郎阿议开山修道，以通粮运，而迄未举行，此外则无可考。当丰亨豫大之时，不虑无财办运，不虑无驼骡应调，承办诸员不乏敏干之员。而顾未主此策者，非因此道劳费太甚，尽存畏难之心，实缘所运不敌所耗，粮之可到前敌，供军食者少也。现于肃州、安西、哈密，修建仓廒，各以存仓斗二万石为率，以待辘轳转运。拨袁保恒现成车辆，分置肃州、安西州，以济驼运之穷。于北路粮驼，试办采运，以补肃州、安西、哈密之乏。窃维事之可为者止此。至袁保恒于同治七年(1868)钦奉谕旨，派赴臣军差遣委用，臣念学士清班，非如僚属之可加以督责，正以难于位置为疑。闻其为人，姿性警敏，素尚圆通，而豪侈骄矜，习惯成性，在所不免。因奏请其办理西征粮台，专司开单奏催协饷，及咨函分致各省关之事。饷到，即交驻陕总理军需局通员沈应奎，由其一手经理，而军装局亦附焉。西征粮台只管饷之入款，不预饷之出款，台中薪粮、幕俸、勇饷，按月支给，均有定章。遇有需用，均由臣批饬总理军需局照发。意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也。于体制优以仪文，于酬答隆其情意，至于稽核一切，则未尝有所假借。如是者五年，袁保恒遇事启告，曲致衷忱，亦无过失可指。乃自奉帮办出关转运事宜恩命而后，一变其从前所为，不特遇事不相关白，即奏报亦不令臣预闻。所请巨款，动称某款需用若干，初年若干，常年若干，浑言应需，而不条举所需数目，其空言无实，已可概见。臣因意议不合，曾具折直陈，并将历次咨驳之稿，抄送军机处、户、兵两部，亦谓所言公，则公之，何尝有逞辨争胜之意。袁保恒立意牴牾，意图牵帅，仍以臣所言为错误，而不顾此心所安。又借购备军械，觅买物件，任性妄为，并无顾忌，视粮台协款为私计，恣其挥霍，各局靡所适从，臣亦无凭稽核。同役而不同心，事多牵掣，诚如谕旨“两人同办，不如一人独办之为愈”矣。至臣前奏，不驻肃州，亦可随时料量，原以西路所设各局委员，均经审择，随时察看，弊混难容。而局章旬报不逾旬外三日，月报不逾月外十日，由此达彼，节节皆然，如有奸弊，容易觉察，轻则撤委，重则劾办。董之以安西、甘凉两道，而臣总其成。各委员弁毋敢逋慢，良以官轻秩卑，驱策较易，局密期促，舞弊为难。亦犹泰西互市，官少而事举也。历考从前兵事，多设粮台，而粮员之以寅缘进，以贪墨终者，比比若是，厥有明征。臣自忝预戎事以来，有鉴于此，每设局而不设台，惟由东南而西北，曾于湖北奏设后路粮台，兼司饷需出入。如道员王加敏，相知廿余年，相从于湘、鄂、江西、皖、越、八闽，办理台局要务，不特臣军依赖最深，亦为各省大吏所共信。彼此推诚相待，终始弗渝，实为一时罕见。虽假以粮台之名，而庶务躬亲，与寻常局务委员无异。此外如道员沈应奎，总理军需局，名为局员，而所办皆粮台之事，亦一时之选。惟两员现办臣军饷需要务，正资臂助，未可调令他往。肃州事定后，奉旨在玉门地方，安设转运粮台。臣曾附奏，请于户部堂官内，简任贤能，总司其事，并令选派廉干司员，携带帑银出关。原冀有贤能分任，资以历练，可储异日边才。未蒙俞允，臣亦未敢再渎。区区愚衷，窃以关外时势而论，应请缓设粮台，仍仿照现行章程，于哈密、巴里坤各处，设立粮局为宜。哈密一局，现委署通判张季方经理，咨张曜照料，专司收粮转运。巴里坤一局，委现署总兵王凤鸣经理，臣遴选员弁帮办，专司收发。臣虽远距省城，尚可以时钩稽，加以督责，务归实际，以裕军储。而护台之军可省，粮台陋习可除，一切经费可节矣。如有必须亲临察核之时，自当力疾前往，断不敢顾惜微躯，致滋贻误。……
奏上旬日，即复有诏：
……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并遵旨密陈各折片，览奏均悉。
所称关外应先规复乌鲁木齐，而南之巴、哈两城，北之塔城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若此时即拟停兵撤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大有所妨，所见甚是。至海防之饷，据称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综计各省设防，事属经始，需款较巨，若仅将购船雇船之费备用，短缺尚多，此则宵旰焦思，而尚待与各省疆臣共相经画者也。
关外军事饷事，总须得人，方克肤功迭奏。本日已明降谕旨，授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并将景廉调补正白旗汉军都统，与袁保恒一并谕令来京供职矣。至临敌审机致决，诚难遥制。而规摹局势，先后缓急，左宗棠亦谓尚可预为商酌。且西征将领，分位均属相埒，若非有重臣为之统率，不但诸军无所禀承，且恐各不相下，贻误戎行。左宗棠着以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金顺着帮办关外剿匪事宜。惟甘省善后事宜，该大臣次第兴办，正在吃紧之际，而粮饷转运各事，亦应由关内预为经营。左宗棠或驻扎肃州，或随时出关，料理粮运，以期内外兼顾之事，着酌度情形，妥为具奏。金顺当督率关外各军，作为前敌，随时与左宗棠会商，专任剿贼之事，扫荡逆氛。关外之兵，尚多冗食，应如何严加汰遣，进兵之际，既须别简劲军，现在未撤各营，尚有何军可以应调，并着通盘筹画，详细奏闻。
关外时势，可以缓设粮台，即照该大臣现行章程，于哈密、巴里坤等处，各立粮局，妥为经理。如有必须亲临酌核之时，当前往察看，以昭郑重。北路另有捷径，由归化城、包头而西，可达巴里坤，此路既能筹办粮运，自可从此布置。总之，无论长运短运，及如何办粮，如何取道，但能于事有济，悉由左宗棠酌度办理。该大臣素顾大局，当不致有负委任也。……
综括此诏，有两要点，一即决定规复新疆，二即以规复事宜责成宗棠主持办理也。其镇迪道一切公事，并令随时禀报总督，以备查核，注399此光绪元年(1875)二三月间事也。
惟规复新疆，当时虽已定为国策，及宗棠大举出关，而各方仍多怀疑新疆规复之非易，以为不如屯兵要隘，分置头目，以示羁縻。竭东南巨饷，悬军深入，殊属非计。宗棠独毅然非之，表示于致两江总督沈葆桢一书：
……乌鲁木齐未复，无要可扼，玉关以外，岂能以玉斧断之。即令乌城复，玛纳斯克，俄将伊犁归我，回部全复，而我分置回目，分新疆与之，亦度各回势能自存，长为不侵不叛之臣，捍我西圉否也。回势分力弱，必仍折入俄边。而我断送腴疆，自守瘠土，久戍防秋，岁无宁日。挽输络绎，劳费而无所终极。不一二年，形见势绌，而西北之患亟，将求如目前局势，且不可得矣。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张家口诸处，何能安枕？然则撤西防以裕东饷，不能实无底之橐，而先坏万里之长城，不其傎矣。……注400
又表示于致王加敏一书：
……以西事论，俄踞伊犁，安集延踞喀什噶尔，均是腴疆。乾隆朝，先平准部，继平回部，而历代防秋更戍之费，至是始免，百数十年享其利，数典忘之。此时关陇既平，余威犹震，不及时规还旧域，其势必折入强邻，以后日蹙百里，何以为国？……注401
至宗棠平定天山北路及吐鲁番，又有库伦大臣上言：“西事今昔不同，虑其阳不与我争而阴助之。宜于天山南北，安置兵勇，招徕农商，为深根固本之计。然后与两大臣从长计议，孰为两大属地，孰为中国版图，当为区分，画定疆界，庶不致与接为构，进退维谷。”廷臣议者，亦皆谓西征耗费过多，乌城、吐鲁番既得，有屯军之处，当众建以为藩篱，借省兵力。宗棠仍不以为然，表示于致陕西巡抚谭钟麟书：
时论以西事耗费至多，意欲中止。不知甘肃、新疆饷额五百余万，历恃协济。今纵停军不进，此五百余万之饷，又岂能少？伊犁南八城膏腴之地，弃而不收，但扼乌鲁木齐以东寒苦瘠薄之区，事何可久。高宗昔辟新疆，原为拓边防，省兵饷而起。当丰享裕大时，尚宜如此，况海上多故，饷竭力殚之日乎。达坂、托克逊、吐鲁番诸城既下，逆夷震慑异常，逆酋帕夏仰药而毙，逆竖海古拉载其遗尸西窜，白逆暂踞开都河，已无可恃，秋凉前进，机有可乘。乃为画地缩守之策，何以固边疆而示强邻。异时追咎贻误之人，老臣不能任也。……注402
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库伦大臣书咨宗棠，宗棠复剀切言之，乃奉明诏：
……关外军情顺利，吐鲁番收复后，南八城门户洞开，自当乘胜底定回疆，歼除丑类，以竟全功。惟计必出于万全，事必要诸可久。吐鲁番固为南路要隘，此外各城，如阿克苏等处，尚有可据之形势否？回酋报知帕夏缚送白彦虎，缴回南八城之说，是否可恃？喀什噶尔逆首依附彼族，尤易枝节横生。伊犁变乱多年，前此未遑兼顾，此次如能通盘筹画，一气呵成，于大局方为有裨。该大臣亲总师干，自以灭此朝食为念。而如何进取，如何布置，谅早胸有成竹。为朝廷纾西顾之忧，其即统筹全局，直抒所见，密速奏闻，以慰廑念。……
宗棠即奏陈统筹全局一折：
窃维立国有疆，古今通义，规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势，必合时与地通筹之，乃能权其轻重，而建置始得其宜。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漠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可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周秦至今，惟汉唐为得中策，及其衰也，举边要而捐之，国势遂以不振，往代陈迹，可覆按矣。顾祖禹于地学最称淹贯，其论方舆形势，视历朝建都之地为重轻。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宴然，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高宗平定新疆，拓地周二万里，一时帷幄诸臣，不能无耗中事西之疑，圣意坚定不摇者，推旧戍之瘠土，置新定之腴区，边军仍旧，饷不外加，疆宇益增巩固，可为长久计耳。方今北路已复乌鲁木齐全境，只伊犁尚未收回，南路已复吐鲁番全境，只白彦虎率其余党，偷息开都河西岸，喀什噶尔尚有叛弁逃军，终烦兵力，此外各城，则方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自无更抗颜行者。新秋采运足供，余粮栖亩，鼓行而西，宣布朝廷威德，且剿且抚，无难挈旧有之疆宇，还隶职方。此外如安集延、布鲁特诸部落，则等诸丘索之外，听其翔泳故区可矣。英人为安集延说者，虑俄之蚕食其地，于英有所不利，俄方争土耳其，与英相持，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彼将何以难之？设有意外争辩，枝节横生，在我仗义执言，亦决无所挠屈。至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牣者。北路除伊犁外，奇台、古城、济木萨，至乌鲁木齐、昌吉、绥来等处，回乱以来，汉回死丧流亡，地皆荒芜。近惟奇台、古城、济木萨商民、散勇、土著民人，聚集开垦，收获甚饶。官军高价收取，足省运脚。余如经理得宜，地方始有复元之望。南路各处，以吐鲁番为腴区，八城除喀喇沙尔所属地多硗瘠，余虽广衍不及北路，而饶沃或过之。官军已复乌鲁木齐、吐鲁番，虽有驻军之所，而所得腴地，尚不及三分之一。若全境收复，经画得人，军食可就地采运，饷需可就近取资，不至如前之拮据忧烦，张皇靡措也。区区愚忱，实因地不可弃，兵不可停，而饷事匮绝，计非速复腴疆，无从着手，局势所迫，未敢玩愒相将。至省费节劳，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已者。合无仰恳天恩，敕户、兵两部，速将咸丰初年陕甘新疆报销卷册各全分，及新疆额征俸薪饷需兵制各卷宗，由驿发交肃州，俾臣得稽考旧章，按时势斟酌损益，以便从长计议，奏请定夺。……
嗣奉诏有曰：
……左宗棠所陈统筹新疆全局，自为一劳永逸之计。南路地多饶沃，将来全境肃清，经理得宜，军食自可就地取资。惟目前军饷支绌，近虽借用洋款五百万两，亦是万不得已之举，可一而不可再。若南路一日不平，则旷日持久，饷匮兵饥，亦殊可虑。该大臣所称地不可弃，兵不可停，非速复腴疆，无从着手等语，不为无见。着即督饬将士，戮力同心，克期进剿，并揆时度势，将如何省费节劳，为新疆计久远之处，与拟改行省郡县，一并通盘筹画，妥议具奏。所请敕部将咸丰初年陕甘新疆报销卷册全分，及新疆额征俸薪饷需兵制各卷宗，由驿发交等语，着户部、兵部查照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注403
所谓新疆问题，至是彻底解决。由收复乌鲁木齐及吐鲁番，继续进取天山南路八城，不致半途而废。设置行省，亦启其端倪。宗棠尝谓“天下无不办之事，所难者，中外一心耳”。新疆至今日，犹得隶我版图，正全赖当中外一心之一点。注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