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光绪间，先后削平东南之太平天国、中原之捻与夫西北之回，悉赖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及左宗棠之力。而平定西北之功，尤为宗棠所专。然当日诸人所指挥之军队，可谓皆系自行募练；所使用之军火，皆系自行供给；所支应之军费，亦皆系自行筹画。事实上，清廷鲜有所补济，不过坐享其成。所最可骇异者：诸人之军费办理报销时，户部反须照例征取一笔巨额之报销费。所谓报销费，多则三厘，少则一厘。其源远始于明代。初因承办报销之胥吏，向部中核销之司吏私出使费，求免挑剔。其后渐成为公开之陋规。注689故国藩军务告竣，转有一甚为愁闷之事，即数十万之报销费，苦无着落也。幸清廷网开一面，特许仅开清单奏报，始解决此困难。其后宗棠援例享受此特惠。然在西北之清单奏上时，户部一度忽又拟令将军装部分专案报销。于是宗棠喟然叹息曰：“此要胡雪岩销费耳。”盖宗棠之军装，包括购自外国之枪炮、弹药，为值不在少数，皆由所派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胡光墉所经手，雪岩，光墉号也。注690不特此，当浙江尚在用兵之时，清廷仍促杭州织造照解宫廷所用诰敕轴、制帛、驾衣与绫、罗等件。此项工料费每年约需银十万两，本取给于杭州南、北两新关。惟杭州既未光复，关税自无从征收。织造乃请先筹拨二万两，宗棠许以四千两，而奏明：“在此军饷窘迫之际，即此四千两已属万分勉力。”又如福建尚在用兵之时，清廷限期饬解积欠关税银十万两、茶税银二万两，将军、巡抚无由设措。宗棠乃请以本人应得闽浙总督七成养廉银一万两抵解。此实为对于颟顸之清廷之一大讽刺。清廷殆亦自觉难以为情，因曰：“养廉系左宗棠应得办公之项，该督将养廉一万两抵饷解京之处，碍难允其所请。”注691凡此情形，足征当日清廷之腐败，而不禁为宗棠与胡、曾、李诸人感慨者也。
欲在一大多数人民从事农业之国家中，骤然筹集巨额之款项，本非易事，盖因其民生多穷苦，故国富亦薄弱也。况清代国家经常收入，仅有地丁、钱粮、盐课与关税四种。就中尤以地丁与钱粮占最大部分，而此二者又皆直接间接取之农民。故一旦战事发生，人民离散，田亩荒芜，地丁与钱粮即无可征收，而国库必益感困难。太平天国初起时，清廷犹有存银若干，足以支拄。不久存银用罄，先铸当十钱，当百钱；发钞票、饷票，稍资应付。然不为社会所信用，难期流通。其后不得不胥有赖乎卖官政策之捐输，及后此数十年流毒全国之厘金，并最后至于举办外债。
坐是原因，当日用兵各省及统兵大员最痛苦者，无过于军费无所取给，军饷常积欠数个月。于是因向各方要求补助而发生冲突者，时在有之。因求人之艰难与不可恃，则进而自辟财源，如直接派员劝办捐输，征收厘金等皆是也。更进而在兵事既定地方，常愿望支配在己系统下之人员主持其间，俾为外府取携较便。此为一国中央政府对于国库不能维持—统收统支之局面时所必至之形势。先为各据一方，浸假因彼此有盈绌而不免于互相侵夺。在宗棠与胡、曾、李诸人均属儒者，当年所为，出于权宜，其心可谅。然继起者未必皆贤，于是由湘军而淮军，而北洋系，而中华民国之军阀，侵财养兵，拥兵护财，扰攘纷争，流毒四海，要不能不溯源于此也。
宗棠督师江西与安徽之间，饷粮支绌，其时，家书有曰：“意诚(郭崑焘)昨书言索饷惟有疲缠一法，以咏芝(胡林翼)、沅浦(曾国荃)深得此诀为好。我则不然，直干到底而已。”注692又有复郭崑焘书曰：“索饷之法，兄向所不谙，惟筹饷较他人差强耳。疲缠二字，不欲人之加诸我，亦不以加诸人。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我介节。……兄前在湘幕时，凡湘人士之出境从征者，无饥溃之事。且有求必应，应且如响，故浪得亮名。”注693宗棠常以善筹饷自诩，按之事实，亦殊可信。当太平军之初期，湖南本省及援应湖北、江西、广西、广东及贵州各省，每月军饷约需银二百万两，皆为宗棠负责筹措，巡抚骆秉章第居其名。而宗棠在彼时所规划之整理田赋与征收厘金，其办法每为各省所取则。以后出山督师，独当方面，军事成功，财政随之就理，而综其理财之要诀，约有四端：
(一)以平允为原则。使国家、人民、官吏三方面各无亏损。即不欲损上以益下，亦不欲损下以益上。
(二)与足为社会领袖之当地绅士，取得联络。使官厅与民众感情，有一疏通之机会。以冀凡有整理财政之计划，易于推行尽利，减少阻力。
(三)引用士人，取其操守比较可信，湔除贪污之陋习。
(四)对待经理财政人员，从优支给薪费，务期其生活可有宽余，无须别有营求。注694
然宗棠虽自称不谙索饷，不欲以此挠介节，究于财源所在，不能与人无争，惟所争为公而非为私耳。兹撮举数事：
宗棠之在湖南巡抚幕也，林翼任湖北巡抚，因湖南为湖广总督兼辖，对于饷源界限，不无龂龂。宗棠尝有书致林翼曰：
……鄂中官吏多湘官、湘人，往往以湘之利献于鄂，为自媚计，而不顾大局。湘之木税征于湘，则为横征暴敛；征于鄂，则为名正言顺。乡中有一笑话，与此正相似。有两昆同立门前。弟持一莱菔，生嚼之，甫入口，乃兄自旁批其颊，詈曰：清晨不宜啖生冷物，夺而啖之。此一事也。川盐官运，我为划策，而阁下采之。乃常德设栈，尽笼湘省盐厘之利，使我为湘人所不容。此又有一笑话：有两人商偷其邻之牛者，一人为之画策曰：吾邻牛圈与吾牛圈比，当从吾圈凿墙而入，吾先之，子为吾诇。及偷者方牵邻牛，而人已牵偷者之牛遁矣。凡此皆瘠人以自肥者之资也。市井盗贼之智，而官司行之，了无愧怍，方自诧曰：吾筹饷之工也。损湘以培鄂，仁者不为。况湘亦何负于鄂乎。鄂所借以为词者，东征也。昔涤公(曾国藩)东征，自岳州出境至田镇，所食皆湘饷。武汉再陷以后，鄂省何事不资吾湘？频年以来，吾湘抗五省之贼，每岁百数十万金(现在出境援师已二万六千)。若地丁、钱粮、漕折仅敷额饷廉俸应支各项。此百数十万金者，全赖捐输、厘金。而捐输屡次搜括，已无可着手。阁下忽创为捐米之局，而制军尚欲交岳州劝谕，不过微变设局之名，于是而捐输无望矣。厘金一事，江、粤、黔各边方用兵，路途梗阻，商贾绝迹，近惟安乡、岳州两卡每月可两三万贯，而盐税为一大宗。今议官运之盐，湖南各卡一例放行，而原奏商贩得随官运之后。是以官运带商贩，而无商之非官，湖南盐厘卡局可撤矣。原奏所云楚省引地袤延数千里之大，此语将湖南并包在内，运思诚巧耳。不知天下何处非引地。以食盐之地而论，则天下皆引地也，不独楚省。以行盐之地而论，则鄂与湘同一淮盐、川盐、潞盐引地也，并无所谓楚省。借官运二字夺吾湘盐厘之利归之，其术耶？其诚耶？设栈于常德，委员驻栈督办，发往长沙、益阳等处分销，是以常德为沙市、宜昌耳。奏所不及，则以督札一纸行之。阁下方谓天下惟愚人。下愚之人乃好用智术，稍聪明者断不为之。(诚不足，欲以术济之，亦由才短故耳。有多少好事不做，偏要以攘窃为生活。可笑。)此举其下愚耶？其聪明耶？近苦目痛，两眼忽不识字。前承寄张仲远(曜孙)所议漕事稿，不能着笔(本亦无从着笔，非尽饰词也)，敬谢不敏。盖吾亦有智术焉，将勉强试之矣。一笑。注695
书中所谓米捐，其后宗棠在浙江、在甘肃援例行之。使林翼而犹在，大可反唇相讥矣。
宗棠之督师驻皖与入浙也，国藩见其无确实饷源，先后指定景德镇、河口、乐平、浮梁与婺源五处之钱粮厘税，归宗棠派员经收，以维军食。迨宗棠被命为闽浙总督，国藩以为宗棠之军饷可转取给于福建，先后咨请收回五处征收赋税之权。时安徽布政使为江忠濬，亦以是商于宗棠，宗棠批词诮之：
……景镇、河口、乐平、浮梁之钱粮厘税，节相举以畀我，其时竭力经理，不过每月二万余两，嗣每月三万余或四万余，敝军得以无匮，节相之赐也。节相先提茶厘，次提地丁钱粮，景镇、河口所收厘税实已无几。今年徽(州)、绕(州)县警，景厘顿歇，河口亦不如前，婺源则微而又微。不但刘臬司(典)，王道(开琳)两军万人之饷不能资其津贴，且军营食米，亦须由浙解银采买。节相纵不索还，刘、王两军亦难资其接济。不佞上年曾函商节相，拟将四处丁厘退还。节相以敝军无的饷，属其不必退还。因感其相与之诚，置而不论。今岁则剩存之厘亦正无几，纵由此间退还，亦于两江大局无所裨益。又念平时收入稍多，未及退还；今因所入顿减，遽然奉缴，未免鄙陋可笑，故尚迟疑不决。前准节相咨，已即刻行文各局卡委员交卸回浙矣。以浙省大局言之，每月需饷二十五六万，纵令景镇、河口厘税顿增于旧，亦于浙少所裨益，况此本非浙所应有者哉。来牍嘱加体谅之说，似恐鄙怀未能释然于此，亦未知景镇、河口所存仅止厘税，而厘复不旺。区区者，非所必争。且平生介节自持，亦颇以琐屑干求为耻，锱铢计较为非。断不因是顿生芥蒂也。……
同时，有书致国藩让之：
……景镇、河口厘务之旺，实由敝处委办之员认真综核所致，于江西各局之厘，无所侵占。现在由尊处委员接办，虚实自明，无烦致辩。而公前此颇疑景镇、河口之厘日增，则江西各处之厘日减。弟虑公一时遽难烛察，而江西总司厘局者之益触公怒也，故自承恐有侵占，饬委员各清界画。不料公不信其为权词，而信其为确实供招也。兹已委员接办，水清石出，弟之苦衷，亦可略白，否则公将疑我之有他。……注696
由此可知宗棠批忠濬文中所谓“断不因是顿生芥蒂”，决非由衷之言。其后宗棠与国藩凶终隙末，虽别有原因，而此事不能不说为其中之一因。
李鸿章之督师上海也，分军攻复嘉善等地，又会宗棠攻复嘉兴。然嘉善与嘉兴固宗棠兼任浙江巡抚之辖境也，于是对于筹饷，发生磨擦。宗棠致书国藩，颇有贬词：
……少荃与弟，本无雅故。前因郭筠仙(嵩焘)尝称道之，又以其曾出公门，窃意其必有异夫人。近观其所作，实亦未敢佩服。筠仙过皖时，当亦能略道一二。西塘之役，纵火大掠，闻因其六弟不能禁戢士卒所致。少荃因此迁怒嘉善汤令成烈而撤之，实则汤令之署嘉善，亦少荃所委，咨弟下札者。湖(州)丝盐利皆浙所应有者，则尽占之。嘉(兴)杭(州)富户及土匪地棍之曾充乡官者，则诱至而收其罚捐。浙之遗民多以此为言者。又湖北协浙之饷每月万两，官(文)、严(树森)奏拨江海关洋税为抵，已奉明旨。少荃亦置不顾。沪饷不欠一月，浙饷已欠一年，尚复专谋挹注如此。岂浙亡而沪可独存耶。亦可哂矣。漕事未曾究心，不敢有所论列。浙中新复郡县，皆已奉旨蠲免。本年钱粮实亦无米可办。(田地荒废太多，人民死亡太甚之故。)且俟明岁图之。尊处专淮盐之利，若得人而理，当可渐收成效。自浙之亡，并无浙盐浸灌淮岸之事。江西所患，独粤私耳。试考究，便知端的。……
而同时鸿章亦致书国藩，对于宗棠表示不满。其一札曰：
沪中富商以嘉(兴)、湖(州)丝栈，闽、广洋药，宁波杂货木行为大宗。徽商向止茶贩，现无来者。江西亦无富贾流寓在此。苏(州)、常(州)则有绅无商。若派员专劝苏、皖、江西商捐，断难集有成效。浙商则左帅已一网打尽。……
又曰：
……宁波税厘，闻月得十五万元。近来河口茶商通行，当然兴旺。绍兴想已设卡，未知收效如何。左公三月份在宁局提用洋元二十万，中有岁底存备迎犒之项。然左君自此入款渐多耳。沅丈新授浙抚，自未便与季帅争饷。日久，或宜将景镇、河口两卡酌还其一。……
复有一札，致曾国荃曰：
……左帅拥宁(波)、绍(兴)、金(华)、兰(溪)富庶之区，又得兼圻，可调用闽省税捐，尚向人诉苦，蒙所未解。昨福州美税务司来谒云：“闽省三洋关岁增收二百余万。”已冠绝江洋各关。人皆说上海关为天下第一，薛(焕)、吴(煦)二公在任，岁收实三百万。自汉(口)、九(江)开征免单，又改存票，月不过十万，近仅六七万耳。……注697
宗棠诋鸿章，沪上税源甚充而犹垄断浙利，鸿章则诋宗棠不餍于闽浙收入旺盛而辨沪上关税已绌。彼此不满，情见乎词。而从鸿章致国藩札中，又可见收回河口与景镇税厘，乃彼所创议。
宗棠于同治中兴诸统帅中，与鸿章最为疏阔。对于淮军，常有诋诃。其后每遇国际纠纷，宗棠主战，鸿章主和，虽若一时旨趣不同，不知其始即颇有嫌隙也。
宗棠之将进兵天山南路也，奏请举借外债银一千万两，委托两江总督沈葆桢代办，清廷下葆桢核议。葆桢前办台湾事件，亦尝借外债，而覆奏以为不可。宗棠既奏辩，而与朋僚函札往来，对于葆桢辄发牢骚。其答刘典函曰：
……桐云(吴大廷)信阅毕奉缴。所言沈幼丹(葆桢)杯蛇之疑，不知何指。弟于沈，实无可致疑之处。此次奏驳洋款，非弟所逆料，亦非天下人所逆料。盖贤者不可测如此。桐云于沈，尚无怨恶。此次苏藩北上，先拟以桐云榷馆藩县，后竟不果。岂以奏驳洋款之故，恐桐云不谓然乎。……
又答谭钟麟函曰：
……幼丹此次奏驳洋款，颇闻有人指使。此公性颇偏执，断不认错，恐将来护前如故，仍费唇舌耳。苏抚协饷不解，并历年解湘营之款解至上年八月止，即未报解。现在湘营出关，均由弟挪移垫发，固不待言。即垫解四个月满饷，余月盐、茶、马干粮价，亦已积成巨款。此非吴公(元炳)本意。不知幼丹立意与弟为难，诚不解其是何居心也。……
又与吴大廷函曰：
……幼丹制军初谓借用洋款为不可。继似悟其非而以此委阁下与关道。其委关道也，欲其自任。其委阁下也，盖欲以此释弟之疑。夫用兵而至借饷，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竞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东人于应协陇饷，付之不理； 并西人商借之饷而亦吝之，且多方误之，是诚何心哉？今年各省关应协之款，能解至八成以上，弟可不借洋款。明年，如各省关仍置之不理，非借洋款，计无所出。尊论若使旧交处得为之地，断不支绌至此。诚哉是言。然默察晚近人心，亦有不尽然者。即以两江言之，曾文正独非四十年旧交乎，而乃先专东征之饷，继尼西征之饷。文正且尚如此，何论其他？……注698
宗棠前荐葆桢总理福建船政，推许甚至。至是，颇失欢，且因是又寻国藩之夙憾。注699而国藩与葆桢素相交好，其后亦因葆桢在江西巡抚任内奏请将江西厘税留归本省自用，不改解归国藩支配，而国藩发生前此所未有之怒气，大与龃龉。
如上所述，宗棠之为饷事而与人相争或交恶者，盖不少矣。至如宗棠与郭嵩焘为数十年总角之交，嵩焘之去广东巡抚任也，事后常谓由于宗棠之排挤。宗棠固绝对否认，然我人于宗棠之独荐所部蒋益澧整顿广东军事与饷事，不能无疑。其后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广东愿分任经费(按以后规定在福建关税项下支应，但其始确是如此)；宗棠奉调西征，更奏定由广东月协饷银四万两，而益澧亦允按季起解。设非其时益澧为广东巡抚，岂能予取予求若是。故宗棠虽未直接去嵩焘，而其荐益澧，似不无冀以外府视广东之意。又如周开锡拟辞署福建布政使，而宗棠与书曰：
我奉命西征，可恃者，闽粤浙江之饷。浙、粤虽暂时允诺，其源源而来与否，正未可知。我侄去闽，则闽饷亦未可深恃，我其能赤手蹈不测之渊耶？……
按其时杨昌濬为浙江布政使，亦宗棠旧部，允每月报解协饷银二十万两。昌濬有去意，宗棠与书曰：“闻有飘然远引意，殊为不佞忧。”所忧盖亦在协款无着耳。此即上述当日统兵大员希望以在己系统下之人员主持外府局面之一例也。注700
宗棠又一理财之道，在以功名为策励，尝曰：“能为吾军筹饷，即与战功无异。”苟有成效，奏奖随之，故人皆乐尽心力。又尝奏记于清廷曰：
……有志之士，每谓军前差使，著绩不同，辄思赴前敌图功，致后路委员有乏才之叹。臣因择年劳最久，才具素优者，多方激励，许以办理周妥，一体叙功。故数年来，在事员弁各知兴奋，军用得无缺乏。……注701
顾此处所谓军用，当不仅指军饷，且包括军米、军火、军装以及军运也。兹试数宗棠在东征与西征中最得力之此种人才，凡得三人：
王加敏，字若农，浙江会稽人。其妇翁宗稷辰即首荐宗棠于清廷者。宗棠在湖南巡抚幕府，加敏已以湖南候补道员佐理军需，受知于宗棠。宗棠入浙，加敏因案落职，宗棠调办设在广信之浙江后路粮台，设在衢州之闽浙总粮台，旋为奏准开复原官。宗棠入陕后，调办设在汉口之陕甘后路粮台，运转军实，并常挪借商款，以济西征急需。旋又为奏准特旨赏给从一品封典，并奏请交军机处存记。然未尝补一缺。宗棠调督两江，始调补江苏徐海道，初格于部议，宗棠为争，卒获特准。加敏与宗棠保持关系者，约四十年。注702
胡光墉，字雪岩，浙江钱塘人。宗棠入浙，以江西候补道员调回差遣，责以筹饷，得宗棠赏识，为保加至布政使衔。宗棠入陕，委办上海采办转运局，当时所借洋债，所购外洋军火，均由光墉一手经理。因已保奖至最高阶段，宗棠为更用捐助赈济巨款名义，奏准特赏穿黄马褂，又赏其母匾额。宗棠在两江总督任，犹时有所諈诿，盖相从者达二十余年。注703
沈应奎，字吉田，浙江平湖人。先在福建，以同知候补。宗棠入陕，调办西安军需局，所有西征军饷军火，均归集中分配，亦常为西征军费，挪借商款。荐擢至陕西按察使。宗棠去甘，迁贵州按察使，被劾革职。宗棠督办福建军务，复往从焉。与宗棠亦有十余年之历史。
三人而外，更有刘典、周开锡。开锡当宗棠东征时，先在浙东，后在福建，西征时，后在甘南，整理赋税，收入激增。刘典当宗棠西征时，先帮办陕甘军务，后帮办甘肃、新疆军务，综核开支，精严不苟。综括言之，开锡之工作，偏于开源，刘典之工作，偏于节流。两人与宗棠，虽一离再合，要皆为宗棠之心膂(详见六十八节)。宗棠有言：“经武之道，丰财居一；理财之术，得才为先。”宗棠可谓能得才而善用其长者。注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