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槃

胡适之先生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早给赵元任先生夫妇的信上说：“董彦堂已接受香港大学之约，去港作研究员，月薪为港币二千元。”（《近代学人手迹》三集页五三）董作宾先生事略记载这事说：“四十五年……七月，史语所大楼落成，先生辞所长职，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及香港大学荣誉史学教授，从事中国年历谱总纂之编著，越五年而全书出版。居港日复兼任崇基、新亚、珠海等书院教授。”（《大陆杂志》二十八卷三期）

谨案一九五六年秋间，这是我们研究所同人生活方面很艰苦的一个阶段，领到薪俸，大都止可维持二十天。做研究工作的朋友，写写文章，得到一点稿费；有的或者在大学兼几小时的课，领一点钟点费，这样才勉勉强强混得过去。但如果子女要上中学大学，这笔教育经费的支出，就更伤脑筋了。彦老子女六口，担负重，夫人又常常闹病。这个局面如何支撑，大不容易，怪不得要到香港去了。他临去的时候，心情看得出很沉重，说是“到香港卖老骨头去”！在香港三年，居然能够完成一部中国年历谱总纂，这也算不虚此行了。然而他的精神身体是大不如从前了。他到香港的第二年某一月（来信写着“四十五年二十九夜”）有封信给我说：“璋如索稿事，当赶写之，写成即寄去。因近来文债繁多，且身体不太好，不能不为自己保持残生打算盘也。若赶不出论文，也只好作罢而已。”迟暮的意境，在这里也就表现出来了。

彦老的精神，向来比我们好。回忆抗战时候，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期间（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年）共同流寓于四川南溪县的栗峰。这时所长是傅孟真师。傅师因公事上的关系，在重庆的时候多，所务就请彦老代理。这时的彦老真是“龙马精神”（我们常常这样评论他），他一边处理所务，一边做研究工作，回到家里还要照顾小孩。晚上小孩都睡着了，跟着，他的研究工作又开始了。这样直至更深人静。一部几十万言的《殷历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产品。尤其难能的是，这样的一部大书，从头到尾是彦老自己楷书上石，一笔不苟。然而我们的彦老不但不以为苦，而且应付从容。山居寂寞，他也真有闲情逸致，凭空替我们构造出许多消遣、娱乐的姿彩，例如纪念会、游艺会、茶会、书道展览等等，应有尽有。农历元宵还有走马灯、诗钟、灯谜，那是他一手包办。来了台湾，他也还举行过一次“茶会”，招集朋友们到他台北寓所去观赏盛开的昙花。人生于世，真像昙花一现。“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在这种环境之下，像彦老这样生龙活虎一个人，数年之间遂不免渐渐衰退以至于奄随物化。

彦老的逝世，一转眼就满三年了。“租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想起谢灵运这二句诗，使人有说不出的一种哀伤。彦老坟头既经不少宿草，坟树如今虽然还未森列成行，但也就差不多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于南港书庄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二期（一九六七年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