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画像

一、非变不可的时代

王莽改制，是出现于中国史上的第一次改良运动，但这件事，写在西汉史上，却变成了一幅滑稽的插图。

王莽改制之被滑稽化，主要地是因为王莽曾经用了一种政治手段，篡窃了西汉的天下；而这在中国政治道德上，是不允许的。不仅如此，在篡窃的过程中，王莽又动辄称引圣经贤传，以文饰其奸逆。例如他本来是一个乱臣贼子，而到处自比于伊、周；本来桀、纣不如，而晏然自以为黄、虞复出也。当王莽之时，圣经贤传的文词充满文告，仁义道德的口号响彻云霄。例如当王莽辞新邑田时，当时大司徒司直陈崇曾有一封颂圣的奏书，其中把圣经贤传上的美辞，都搜集起来，歌颂这位篡窃的“圣人”。其中有言曰：“孔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公之谓矣。”“《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公之谓矣”。“孔子曰：‘敏则有功。’公之谓矣”。“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公之谓也”。“孔子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公之谓矣”。“《易》曰：‘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公之谓矣”。“《书》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公之谓矣”。这诚如《汉书·王莽传》所云：“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我们读史至此，不觉深有慨乎圣经贤传之往往为奸人所利用，而仁义道德之往往为篡窃者所假借也。

虽然奸逆终非文辞所能粉饰，是以千余年来，王莽在道德的法庭之前，遭受了中国历史家残酷的裁判。王莽的名字，直至现在，还是被当作篡窃者的符号，足见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即因如此，所以王莽改制，也被滑稽化了。

但是，假如我们离开“袒刘”的立场，则可看出王莽的改制，并不是一种纯理想的企图，而是西汉历史发展到不得不变之结果。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西汉的政权，至于成帝已开始其崩溃的过程。当此之时，五侯专政，外戚用事，阻塞贤路，浊乱天下，贪污腐败，骄奢淫逸，达到极点。例如“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又“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元后传》）。当时贵族之骄奢也如此，其他官僚亦“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蓄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埋葬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成帝纪》）。这种情形，即以成帝之昏庸，亦知似此“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

当时的贵族官僚，其贪污所得，过于庞大，用之于雕梁画栋而不尽，用之于声色狗马而又不能尽，于是出其余裕，用于土地之收夺，以再生产其财富。如：“红阳侯立，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孙宝传》）又如：“张禹占郑、白之渠田数百余顷，他人兼并者类此。”（《通考》）这样就加速了农民离开土地的过程。

与政治的收夺的同时，又来了一支扫荡农村的生力军，这就是商业资本。其一部分囤积居奇，垄断人民的生活资料。另一部分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涌进农村，而且即刻就抓住了那些渴望货币的贫苦农民的头发，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家屋以及一切有价物，都当作利息交付出来。最后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身体，也以奴婢的形态提供出来作为债务的清算。

由于贵族官僚与豪族商人之土地兼并的竞赛，于是土地日益集中，贫困日益扩大。当此之时，诚如王莽诏令所云：“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臣民，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又如荀悦所云：“西汉之世，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今豪民占田，或至数千百顷，富过王侯。”

又况人祸之外，复益之以天灾。成帝有诏曰：“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娄困于饥寒，而望礼义之兴，岂不难哉！”（《成帝纪》）

当时农民，其土地之被剥夺者多已饿死沟壑。即有土地者，“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王莽传》）。加以急征暴敛，敲骨入髓，地租之外有稿税，算赋之外有更赋，此外盐、铁有税，酤酒有税，车船有税，海有税，山林园池市肆乃至六畜，亦无不有税。农民若不能交出此种税款，则“一人有辜，举宗拘系狱”（《成帝纪》）。如此，则当时的农民，虽欲不女为娼，而男为盗，岂可得乎？果然，颍川的铁官徒（铁场的工徒）首先爆发了叛乱。接着在广汉，在尉氏，在山阳，也相继发生了民变，自是而天下萧萧然矣。

到哀帝时，外戚幸臣把持国柄，贪污腐败，日甚一日。据史载，哀帝一次就把农民的土地赏给他的男宠董贤二十万亩以上，又赏给董贤的钱合计四十三万万，其他不及细举。当时谏议大夫鲍宣曾上书曰：“（陛下）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

当时社会的情形，鲍宣曾慨乎其言之曰：“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汉书·鲍宣传》）

在七亡、七死的灾难之中，当时的人民，遂骚然大动。《哀帝纪》云：“（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在堂堂的首都而饥民公然“持火上屋，击鼓号呼”，这是何等骇人的现象！

由此看来，西汉至哀帝时，天下萧萧然已呈变局，有王莽的改制固变，无王莽的改制亦变。王莽知变可以制变，故为改制之图。其主观动念，固在欲因天下之变，以巩固地主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也正是当时人民的愿望。盖当时除少数的贵族官僚和豪族富商外，所有的人民，无不希望有一种政治的改良，以打破当时黑暗腐败的局面。所以我以为王莽的改制，在客观上，是顺乎人也；顺乎人者昌，是以王莽得以变而致身于皇帝。但在主观上，是私乎己也；私乎己者亡，是以王莽虽篡窃大位，不旋踵而遂血肉狼藉于人民之前。

二、改革的内容

不论怎样，王莽总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他看清了当时社会，已经非变不可，与其任其自发的变，不如先为之变以制其变，如此则变之权操于己，变之用存于己，从而导天下之变于自己有利的方向，以巩固其统治。同时，王莽又看清了当时社会的危机，是从社会最深刻的内部爆发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贵族、官僚、豪族、商人之土地兼并，使农人失掉了土地；其次是商人之高利盘剥与物价垄断，造成了社会的不安。所以他针对着这种社会症结，展开其改良政策。

王莽知欲天下之安，必须消灭“部落鼓鸣，盗贼横发”的现象。欲消灭此种现象，必须农着于土。欲农着于土，必须耕者有其田，故为王田之制。所谓王田者，即将兼并者的土地，收为国家所有，再由国家计口授田，以之分配于人民。《王莽传》云：“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如制度”者，即一夫受田百亩也。王莽对于执行此种土地政策似有决心，他曾有诏曰：“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跟着土地之政策而来的是劳动政策。为了发掘劳动力，王莽又在“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主义的美名之下，颁布了禁止奴婢买卖的诏令。其令曰：“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

为了打击豪商巨富之囤积居奇，操纵生活资料，王莽又曾为六筦之政。筦者，专卖之意。六筦者，即对于六种重要经济事项的垄断经营。王莽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筦）之。”（《汉书·食货志》）

为了打击豪民富贾之垄断物价及高利盘剥，王莽更为五均之政。五均者，即于当时商业最繁荣的城市，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各置五均司市师一人、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其职务一方面是征收商税，另一方面，则是平准物价，及对农民作小本贷款。当时的平价，据《汉书·食货志》云，并不是追随黑市而高涨，而是“万物昂贵过平（价）一钱（者），则以平贾（价）卖与民，其贾氏贱减平（价）者，听民自相与市”。政府并不希望利用平价政策作发财的企图。其贷款也，亦不仅豪民富贾始能享其利，而是“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毋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这样一来，垄断物价者与高利盘剥者遂无所施其技矣。

为了集中现金于政府的手中，王莽又为币制的改革。据史载，王莽曾废当时通用之五铢钱，更为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凡二十八种，并严申私人盗铸之禁。此种新币如龟贝之类，大抵一钱不值；其他亦多为额面金与实际价值不符之钱币，实即后来之所谓不兑现之法币也。这种新币的发行，则豪民富商之现金，遂可以转移于国家之手中。

王莽的经济改革大概如此。此种经济改革，显然是集中打击于豪民富商，同时贵族官僚，亦不得不遭受其殃。因此王莽在当时的贵族、官僚、豪民、富商看来，简直是自己集团中的叛徒与败子。反之，在农民看来，则是一种意外的希望。假使王莽的经济改革能顺利进行，逐步实施，则未始不可使当时的社会转危为安，而王莽的政权，也不致昙花一现。可惜他的政策遭遇了贵族、官僚、豪民、富商之激烈的反对；同时，王莽在新政的推行中，又用非其人，以至半途而废。

据《王莽传》所载，在推行政策的过程中，因“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于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言人区博公开反对王莽没收土地的政策。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即因土地所有者之反对，于是王莽遂于建国四年，下令取消。其令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五均六筦者，所以制止豪民富商之垄断物价、高利盘剥者也；然而王莽用以执行此种政策之人，皆系豪民富商。《汉书·食货志》云：“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即因五均六筦之权操于豪富之手，于是他们与地方官相互勾结，利用平价政策，贱买于民而贵卖于市。因而愈平价而价愈高，以致“米斗万钱”，“黄金一斤，易豆一斗”。像这样的平价政策，比不平价还要坏百倍千倍，当然引起人民的痛恨。所以到地皇三年，五均六筦也取消了。

至于新币制，则以种类复杂，单位太多，以致人民“每一易钱，辄因破产”。所以人民更不乐从，而仍多盗铸五铢钱，私相流通。于是王莽令“伍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钟官者主钱币之官），愁苦死者什六七”。虽然如此，新币仍不能行。

由此看来，王莽的经济改革，无一不半途而废。以是而知王莽之败非由于变也，实不能坚持其所变而使之及于通。换言之，乃不及于通而遂不变也。

三、回到暴力政策

王莽的改良政策，曾经给农民以一种新的希望。一旦皆半途而废，则农民皆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怨恨，以致于叛乱，此自然之理也。王莽深知欲镇压此辈失望之农民，必须用更大的残酷，而这就是王莽在后来走向暴力政策的原因。

王莽最初本想招来一个“四夷来王”的盛事，用外来的光辉来替自己镀金，藉以在国内人民之中建立威信。据史载，他曾大派使节，分道四出，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扶余；南出者逾徼外，历益州，至句町；西出者至西域，北出者至匈奴。但四夷并不捧场，他招来的不是“四夷来王”，恰恰相反，而是“四夷叛变”。首先叛变的是匈奴，跟着高句骊、秽貉遂反，以后西南夷和西域诸国也叛变了。

为了维持自己在人民中的信仰，并欲以对外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于是王莽大发兵征四夷。据史载，王莽曾派孙建等十二员大将，十道并出，征匈奴，派严尤击高句骊、秽貉，派冯茂击句町及其他西南夷，派王骏远征西域。在这些东西南北的战争中，除了东征之军以诱杀高句骊侯驺而结束，西域之军以王骏死于焉耆之袭击而消灭，此外北伐匈奴、南征西南夷的战争则变成长期战争了。

为了支持征伐匈奴和西南夷的战争，于是王莽下令，大募天下丁男以实边塞，苛征暴敛以给军食。《王莽传》曰：“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为锐卒。一切税天下吏民，资三十取一，缣帛皆输长安。令公卿以下，至郡国黄绶，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又云：“（莽）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

战争长期地持续。据《王莽传》云：“自越嶲、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属（皆西南夷名）反叛以来，积且十年，郡县距击不已……费以亿计，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之七。”最可笑的，是王莽派出征伐匈奴的将军，“先至者屯边郡”，“不敢与匈奴战”，只是“货赂为市，侵渔百姓”。这些将吏，他们在自己的战区“各为权势，恐猲良民，妄封人颈，得钱者去，毒蠚并作，农民离散”。

对外战争，并无结束之望。当时每年运往西河、五原、朔方、渔阳一带的钱谷，每郡以百万数。又令郡国买马发帛四十五万匹输长安，前后仆于道路。而贪官污吏又假借战争之名，苛征暴敛。据《王莽传》云：“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白黑纷然。”黄金白银，尽入私囊，槛车铁锁，无非冤枉。又“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长安变成了贪污的中心，杀人犯的窠巢了。

与战争平行，又大兴徭役。据《王莽传》云：“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义入钱谷助作（九庙）者，络绎道路。坏彻城西苑中建章（诸宫）……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殿皆重屋……为铜薄栌，饰以金银雕文，穷极百工之巧，带高增下，功费数百巨万。”当建筑时，“将作”日夜督工，“卒徒死者万数”。

王莽又听说古有黄帝，曾以百二十女致神仙，乃派中散大夫及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淑女，上其姓名，由王莽挑选一百二十名，于是王莽遂与这些淑女，讲求所以为神仙之道。但同时，也不忘记和公卿大夫，宣扬六经，讲求所以为圣人之道。更没有忘记发号施令，南征北讨，与诸将讲求所以为英雄之道。他想做神仙，想做圣人，也想做英雄，实则他已经踏入了荒淫、暴虐、糊涂的深坑而不能自拔了。

虽然如此，他还是要一手揽尽天下的大权，专制独裁，刚戾自用，命令如牛毛而又朝发夕改。据《王莽传》云：“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质问者请示也）乃以从事（从事者实施也）。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县宰缺者数年，郡守兼任”。

又据《王莽传》云：“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实遴（遴者吝也）啬。托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赋茅土，用慰喜封者。”官吏俸禄“不能尽得”。但是据同传所载，当新市、平林围长安时，王莽“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然则王莽之不发官俸，并非无钱。

像这样的政治，当然要使得天怒人怨。史载王莽时，严重的天灾，如大雨雪，大风雹，大虫蝗，大旱灾，大疠疫，河决地震，几乎年年都有。同时农民也以穷困，纷纷流亡道路了，当时“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

据说王莽亦曾派员赈济饥民，但“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廪，饿死者十七八”。后来“莽闻城中饥馑，以问王业（赈济专员），业曰：‘皆流民也。’乃市所卖粱 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然则以王莽之明，亦颇受左右之蒙蔽也。

不久，农民大叛乱爆发了，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南北并起，于是王莽通令全国，就地剿灭。但当时地方官皆畏“贼”不敢进剿，“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以卸责任。即有讨“贼”者，而讨“贼”之军，“郡县苦之，反甚于贼”（《王莽传》田况语）。

“盗贼”之势日益扩大，王莽乃命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领大军进讨。但这些官军“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所以廉丹一出马，便被赤眉杀死，而王匡也全军覆没，落荒而逃。

跟着四方“盗贼”的挺起，而王莽肘腋之下也发生了不稳的现象，这首先就是刘歆、王涉等的叛乱阴谋之暴露，接着他的儿子王临，也要谋杀他。众叛亲离，已至独夫末路。为了巩固首都的秩序，玉莽曾“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但巨鹿男子之谋刺王莽如故也。

一切的暴力，都没有得到效果，不久新市、平林攻破长安，而王莽之头遂高悬宛市矣。

《汉书·王莽传》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汉书》之言是也，但王莽之所以陷于惨败者，以其由改良政策走向暴力政策之必然归宿。盖天下既已变矣，而王莽亦曾利用其变以登于宝座矣，此已变之天下，决不能因王莽之不变而遂不变，王莽不变而天下自变，此王莽之所以败也。

（重庆《中华论坛》创刊号，1945年2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