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者所以在道，正如“筌[1]者所以在鱼”，“蹄[2]者所以在兔”，“言者所以在意”（《庄子·外物篇》），不为捕鱼则不设筌，不为系兔则不设蹄，不为表意则不发言，不为传道则不著文，这个道理非常明显，然而孔夫子的门徒竟不能理解。

《论语·公冶长》记子贡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里所谓“性”就是人生哲学或人生观，所谓“天道”就是宇宙原理或世界观，总起来说就是今之所谓观点，古之所谓道也。从子贡的这几句话看来，他是以为文与道各为一事，道在文外，不在文中。果如子贡所云，则一部论语岂不全是废话，而春秋的褒贬也不表示孔夫子的历史观了。

子贡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他一直是徘徊于孔子的门墙之外，他埋怨他老师的门墙太高，遮住了他接近真理的道路。他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

孔夫子的墙有多高，不知道，但即使如子贡所云“夫子之墙数仞”，也是遮不住真理的，而况孔夫子并没有准备把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封闭在高墙之内。看来不是孔夫子的门墙太高，而是子贡的学习方法不对头，他不知道从他老师的文章中去寻找性与天道，硬说他老师的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和子贡一样徘徊于孔子门墙之外的学生，恐怕很多，以致孔夫子不得不发表声明。他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用现代语说就是，你们以为我在传道讲学的时候有所隐匿或保留吗？我没有隐匿和保留，我之所为没有不和你们共同商讨的，把道传给你们是我的心愿。

其实，文与道的关系，孔夫子说得很明白。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3]这里所说的“文”显然不是指的“文章”，而是指的文王以来的“道统”。因为这几句话用现代语说就是，文王既然死了，道统不在我身上吗？如果上天真要消灭这个道统，像我这样后死的人，当然不能承继这个道统，如果上天没有意思消灭这个道统，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当然从文见道，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孔夫子最优秀的学生颜回尚且感到难于捉摸。他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何况子贡。

在孔夫子耳提面命之下的学生，尚且搞不清文与道的关系，何况儒家的末流。所以在儒家学说的发展中，产生了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见文不见道。这一派的儒家学者专门寻章摘句，形成一种支离破碎的章句之学。只知袭语录之糟粕，死扣教条。另一种偏向是离文谈道，这一派的儒家学者则束书不观，空谈心性。对于这一派的儒家学者，顾炎武曾有如次的批评。他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这里所谓不习六艺之文，就是不学习经典著作，不考百王之典，就是不研究历史，不综当代之务，就是不研究现状，然而这些学者却认为只要凭空一想，真理就悠然而来，而他们也就一声不响，走进了儒家的神殿，俨然圣人复生。

顾炎武的这几句话，现在读起来还很亲切，因为这几句使我们想起了毛主席的教训，不研究理论，不研究历史，不研究现状而高谈规律高谈体系，这种规律和体系是靠不住的。

（《人民日报》1962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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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筌，捕鱼器也，以竹为之。

[2]蹄，兔罝也，即用以系兔之脚的工具，故谓之蹄。

[3]孔夫子的面貌与阳货相似，匡人误以为阳货，以兵围之，这几句话是在孔夫子被匡人围困时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