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十三年来，特别是大跃进的四年来，我们在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教学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历史研究方面，我们提出了很多中国史上的重大问题，如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少数民族社会性质问题，历史人物评论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还有分歧的意见，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已经深入得多了。

在教学方面，我们开出了很多新的、以前没有的课程，如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工人运动史，中国民族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史等等。对于这些新的课程，都写出了讲稿，虽然这些讲稿尚有待于进一步充实，但大体上都已经粗具规模。

在资料编纂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编出了《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丛刊》十一种，字数在两千万以上。中国古代史资料也编了很多。此外，我们还从历史档案中辑出了很多前所未见的资料。还有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中新发现的历史资料。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解放以来，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完整的古器物在四十万件以上，不完整的在五百万件以上。经过初步整理的民族调查资料，约有两亿多字。

在古籍整理方面，《资治通鉴》已经出版，二十四史正在标点。历史文献上保留下来的最基本、最系统的民族史资料四夷列传，已经整理完毕，出版了一部分。此外很多卷帙浩繁的类书、丛书都已出版。

在工具书方面，我们编出《中外历史年表》。历史地图、历史图谱也正在编纂和绘制中。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编写了很多种历史小丛书，这对于普及历史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历史科学方面取得的成绩，但更大的成绩还不是上述各方面的成就，而是我们在历史科学领域内巩固地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解决了历史科学的方向问题和道路问题。培养了大量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队伍，加强了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力量。

我们在历史科学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应该肯定这是我们在历史科学战线上的胜利。但是在我们走向胜利的路途中，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缺点呢？在我看来，缺点是有的，而且不少，有些缺点还是相当严重的。虽然这些缺点，比起成绩来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但是缺点总是缺点。我们应该承认这些缺点，改正这些缺点，让我们的历史科学更健康地发展。现在我要谈的就是缺点。

我今天想谈四个问题：（一）史与论的问题，（二）政策与理论的问题，（三）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问题，（四）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一　史与论的问题

史与论的问题不仅是历史学上的一个问题，文学、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都有这个问题。

有一个时期，在学校里曾经流行过“以论带史”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当时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通过这个口号，我们反击了资产阶级的“唯史料论”、“史料即史学”等等的谬论，从原则上扭转了那种轻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倾向。但是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在我个人看，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因为“以论带史”的提法，意味着研究历史要从理论或概念出发，不从具体史实出发。这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的提法是不符合的。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1]又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必须从既定的事实出发，……在理论的自然科学中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2]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又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3]显然，“以论带史”的提法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提法是背道而驰的。这个提法应该废除。正确的提法应该是观点与材料统一。

有人说，“以论带史”的“论”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难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带动历史研究还有什么错误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原则来研究历史或其他社会科学，当然没有错误，但是，从马克思到毛主席的思想，都只能是研究的指导思想，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特定的具体事实。恩格斯说过：“原则并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4]因此我们只能用原则去研究具体事实，再从具体事实的研究中概括出新的原则。研究应该是从事实到原则，从具体到抽象，不是从原则到原则，从抽象到抽象。

由于“以论带史”的口号带有片面性，所以后来产生了流弊，以致把“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个别教师简直就少讲或不讲具体的历史事实，用社会发展史的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他们随便摘录一些经典著作中的文句来代替具体的科学分析，不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况，只根据经典著作中的一二文句便做出结论。在讲稿中，不是空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就是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一再重复人所周知的道理，把一些臆想的结论强加于具体的历史，委屈甚至割裂具体的历史，使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服从历史家主观的意图。但是，历史学的任务，并不是要我们重复人所周知的道理，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分析具体的历史，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当然，有些教师，也引用一点材料，但他们不是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独立的概括，更谈不到创造性地解决历史问题。他们挑选材料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因而研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多多益善地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词句。经典著作变成了历史科学的标签。

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有些人，甚至要在“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之下，从历史上消灭典章制度、王朝兴亡和其他具体史实，乃至要从历史上消灭那些作为时代标志的王朝的称号。这样一来，历史上剩下来的就只有公元纪年了。

“打破王朝体系”这个口号是对的，但是“打破王朝体系”是打破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不是从历史上消灭王朝的称号。王朝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消灭的，用不着消灭的，也是消灭不了的。然而有人就想消灭王朝。这种想法，我以为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学家无权根据自己的爱憎从历史上消灭具体事实，历史学交给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分析这些具体事实，做出正确的结论。

由于以论代史，因而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的历史教学或研究中，只是围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一般原理原则甚至文句转来转去。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应该学习的，但我们要学习的，不只是它的文句，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实质，它的思想方法。文句也应该记得，也可以引用，但不是把文句作为花边，作为标签。公式更应该记得，但不能把公式当作铁范来改铸历史。恩格斯说过：“至于说到您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尝试，那么首先我应当说明：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么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5]

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并不等于具体历史，更不能代替具体历史。正像列宁所说的：“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具体特点。”[6]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具体特点，那就不可能找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马克思发现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而各国的历史还有它们的特殊发展规律。如果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学家都把共同规律当作自己的历史，那世界各国只要一部历史就够了。

修正主义者过分地强调历史的特殊性，特殊到马克思主义都不能应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但只讲普遍真理、一般原则，不结合自己历史的特点，这种教条主义也是应该反对的。毛主席的伟大，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般原则和中国具体的历史实际、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然而我们在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中并没有学会毛主席的方法，以致使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在有些讲稿中，充满了“矛盾”“规律”等词汇，但矛盾没有对立面，因而谁和谁矛盾也闹不清楚。规律还是一般的规律，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如何，还是没有找到。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

现在我们提出了观点与材料统一，这种提法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怎样统一，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为了贯彻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在有些讲稿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即先写一段理论，再写一段史料，或者先写一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总之不是用理论去硬套历史，就是用史料去迁就理论。结果理论是理论，史料是史料，并没有统一起来。要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应该是把史料融解在理论之中，或者说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而不是在其外，“就像颜色和大理石的物质特性不是在绘画和雕刻领域之外一样。”[7]

现在再谈谈对待史料的态度问题。有一个时期，由于资产阶级史学家传播所谓“唯史料论”和“史料即史学”等等错误的说法，我们反对了这些错误的说法，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些个别的同志，在反对“唯史料论”的时候，也反对史料本身，并且把史料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把史料和资产阶级思想一起反，这是错误的。因为这就无异说，只有资产阶级才重视史料，才根据史料研究历史，无产阶级反而不重视史料，不根据具体的史实研究历史。资产阶级是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无产阶级反而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话。

史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任何阶级研究历史都要占有史料。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要占有史料。在对待史料的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谁要史料，谁不要史料，即不是史料占有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来分析史料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史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唯心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待史料；我们则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唯物论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史料。这就是我们和资产阶级在对待史料问题上的区别。

一直到现在，可能有些同志还没有想通，不敢提史料的重要性，怕这样提会犯错误。我以为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应该肯定史料是重要的，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史料是弹药，没有弹药专放空炮是打不中敌人的。马克思本人就很重视资料。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文中说：

“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8]对现实运动如此，对历史问题也是一样。

恩格斯在《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也说到史料的重要性。他说：

“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发展，哪怕是单单对于一个历史实例，都是一种科学工作，要求多年的冷静钻研，因为这是很明白的，单靠几句空话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透彻地掌握住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9]

毛主席也一再地教导我们研究必须占有材料。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

“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0]

应该记得这些经典作家的教训。我们研究历史，不是把原则输入历史，而是从具体的历史引出原则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详细占有材料，把握事实的总和。

材料是知识的泉源。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不应该拒绝历史资料。拒绝历史资料就是拒绝历史知识。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拒绝历史知识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都没有说过研究历史或现状可以不要材料，专讲空话；当然，他们也没有说过只要材料，不要理论就可以解决历史问题或现实问题。不论是研究历史或现状，都要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因此只要不是片面地强调材料，我认为是不会犯错误的。

关于书本知识问题。有一个时期，对书本知识重视不够，这是不对的。专靠书本知识，不重视从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中去吸收知识，这是一种片面；反之也是一种片面。一般说来，资料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从调查得来，这是当代人民创造的知识；一种是从书本中得来，这是前人积累起来的知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主要的。马克思就很喜欢进图书馆，曾经很尖锐地讽刺了那些不愿从书本上搜集资料的懒汉。他在1851年6月27日写给魏德迈尔的信上说：“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在不列颠博物馆里。……民主派的傻瓜们，认为知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自然不需要这种努力。他们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为一些经济学的和历史的材料自寻苦恼呢？”[11]

人们总以为在科学的花园里，到处都摆着酒席在等待着自己，分给科学家的任务就只需要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火鸡就得了。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都没有替我们预备这样多的绝对科学的烤火鸡，他们并没有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上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准备好现成的答案，他们只是告诉我们寻找答案的方法。而人们往往对于自己碰到的任何问题，都要找一句经典著作来保镖，好像任何具体的历史的答案都已经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库中，只需要一伸手之劳，就可以完成自己的科学研究。这种懒汉的思想，必须批判。

二　政策与理论

在历史研究中，不仅有理论问题，有时也会碰到政策问题，例如在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就会碰到民族政策，在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问题，就会碰到外交政策等等。在历史研究中，要不要贯彻政策的精神呢？如果要贯彻，如何贯彻呢？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我个人看来，在历史研究中是要贯彻政策的精神的。例如当我们讲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而欢呼民族压迫，这是不允许的，因为违背了我们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同样，当我们讲到历史上的国际关系而欢呼对邻国的征服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违背了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精神。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在历史上出现了民族压迫和征服战争是不应该的，只能说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对的。所谓贯彻政策只是贯彻这种精神而已，并不是把我们今天的政策，都塞到古代史中去。然而有一个时期，有个别的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和历史学要结合实际以及古为今用等提法，几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主要地是塞到封建社会历史中去。好像我们今天推行的任何一种政策，今天提出来的任何一种号召和口号，在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都已经推行过和提出过。例如有人把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塞到古代史中去。农业在古代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确实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统治者怎么能提出工业是主导的口号呢？而且封建社会重视农业和我们今天提出的农业是基础，也有本质的差异。前者是为了保证赋税的来源，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后者则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打好基础，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又如有人把毛主席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两手也塞到古代史中去，认为古代的农民已经清楚地认识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剿抚是两手政策。剿抚是历来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战争的两手，但一直到毛主席才第一次指出这是两手政策，怎么能说古代的农民就知道了呢？如果古代的农民早就知道剿抚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两手政策，他们就不会受骗了。最普通的例子是贯彻民族平等政策，有不少的历史书把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说成是一个民族大家庭，好像自古以来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就是平等的，但是在整个阶级社会历史时期，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甚至还有个别的同志用万隆会议的五项原则来写封建王朝的国际关系；也有个别的同志主张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标准来评论历史人物。最奇怪的是为了反对和平主义，竟从文学教材中删去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和杜甫的三吏三别。显然，用这样今古不分的方法来贯彻政策是违反历史主义的。这简直是强迫封建皇帝执行共产党的政策，是用社会主义的政策改造阶级社会的历史，是把古代史上没有的不可能有的事情硬塞到古代史中去。

政策和理论是有区别的。虽然政策是根据理论制定的，虽然政策在原则上要服从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从世界各国历史中概括出来的普遍真理、一般原则；而共产党的政策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般原则再结合各个国家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制定的行动纲领。理论是带有普遍性的，它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而政策则是带有特殊性的，它既有时间的限制，也有地域的限制。具体地说，理论是可以通行古今中外的；政策则只管本国，只管今天。因此正像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政策推行于外国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今天的政策推行于古代。由于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不同，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的统治阶级——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为了保卫他们的阶级利益，制定了不同的政策。而且在同一封建社会，各个王朝的政策也是不同的；同一王朝，各个帝王制定的政策又是不同的。以西汉王朝对待匈奴的政策为例，汉武帝以前主要地是和亲政策，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则是战争政策，到汉元帝时又回到和亲政策。由此看来，同一封建社会，也不能把后一王朝的政策塞到前一王朝；同一王朝，也不能把后一帝王的政策塞到前一帝王的统治时期。怎么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塞到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去呢？

政策和理论的另一区别是，理论是带有原则性的，它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政策则是具体性的，它的任务是规定在一定时期之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的政策都规定了当时应做和不应做，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怎么能把我们今天认为应做的事强迫古人去做，把我们今天认为不能做的事禁止古人去做呢？

政策和理论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政策要更多的照顾当前的具体情况。有些问题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的理论在什么时候发表最为适宜，就要受到政策的指导。《国策·卫策》上有这样一段话：“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笞服。车至门扶，教送母灭灶，将失火。入室见臼曰：徙之牖下，妨往来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早晚之时失也。”正像《国策》的作者所说的，这位新妇所说的话都是对的，就是说话的时间不对，因而变成笑话。政策也有这个问题。

不把我们今天的政策塞进历史，历史学能不能为政治服务呢？我以为是可以的。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上来一个什么运动，历史上就要塞进这个运动。而是为一定的阶级在一定时期的需要服务。对于今天中国的史学家来说，就是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同时，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也不是把古人古事都拉扯到现代，而是总结历史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用这种经验的总结为政治服务；而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出历史发展的倾向，用规律性和倾向性的知识为政治服务。

三　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

历史学是具有阶级性的科学，任何阶级的历史学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用他们自己的阶级观点来分析历史问题。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阶级性或党性在历史学上的表现。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任何历史问题，这是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基本要求。但是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2]分析社会问题应该如此，分析历史问题也应该如此。

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做出全面的公平的诊断。

历史主义是重要的。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13]然而有些史学家却没有注意到列宁的这两句话。例如对待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的问题，就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了站稳立场，有些同志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应该反对封建，反对地主，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都曾经在它的上升阶段起过进步作用。例如当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时候，它是一种进步的制度；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

有人说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不过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地主阶级代替奴隶主阶级不过是一种剥削阶级代替另一种剥削阶级，因此不管它是处在上升阶段或崩溃阶段，都应该反对。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同样的剥削制度，封建制比奴隶制总要好些，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

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得很清楚。他说：“当一定的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之时，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面受到损失的那些人，也会赞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发时代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进而言之，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那个时候，对于分配来说，满意的情绪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的人们中发出来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则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过自身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之时，当它一半已经腐朽，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时候，分配上的愈益增长的不平等，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时候，人们才开始从以往过时了的那些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的正义。”[14]恩格斯的说法是对的。如果历史主义地对待剥削制度和阶级，也应当区别它的上升阶段和崩溃阶段。

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从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来观察历史发展的总的过程，还要从每个历史阶段来观察一定历史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说，相继出现于历史的每一个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都是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个步骤，都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结果，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恩格斯不止一次指出奴隶制度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进步作用。他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的国家、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也就没有罗马国家，而没有希腊和罗马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全部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这样的状态为前提的：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又以同样程度为人所必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权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也就没有近代的社会主义。”[15]恩格斯当然知道奴隶制是一种最野蛮的剥削制度；他当然也反对奴隶制度。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它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进步作用。

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有一个时期，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是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古代史，也是非历史主义的。在这里，我想引用恩格斯批评杜林的几句话。恩格斯说：“如果杜林先生因希腊以奴隶制为基础而嗤之以鼻，那么他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去责备希腊人：为什么他们那时没有蒸汽机及电报。”[16]恩格斯这几句话，对于蔑视古代封建社会的人也是适用的。

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充满了黑暗，这是事实。但是在任何黑暗的时代总有一线光明。如果连一线光明也没有，历史就停止了发展。然而历史从来没有停止发展。毛主席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17]如果历史的中国只是一些罪恶的堆积，而没有任何值得继承的东西，那么今天的中国根据什么东西建立起来呢？难道我们要再来一次盘古所作的开天辟地的工作吗？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不应该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也是为了站稳立场，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认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狗咬狗，值不得一提。不仅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是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也只讲革命的一面，不讲反革命的一面，甚至讲革命的一面，也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好像讲了反革命的一面，或者讲了革命的一面的缺点，就会丧失立场。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已经是一种片面；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又只讲革命的一面，讲革命的一面，又只讲优点，这就是片面之片面。如果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

在有些讨论农民战争的文章中，把农民革命的领袖说得比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还要进步。他们在马克思阐明阶级与阶级斗争之前，已经清楚地知道地主是一个阶级并知道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在马克思指出封建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阶段、一个剥削制度以前，已经清楚地知道封建是一种制度，并且知道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在恩格斯和斯大林提出皇权主义的问题以前，已经清楚地知道不把皇帝当作个人，而是当作皇权主义来反对。甚至认为农民可以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非封建性的政权。显然这些同志是以为自己认识的事情，古人也能认识。实际上，今天小学生能够认识的问题，古代的圣人也不能认识。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农民战争问题，难道是历史主义吗？

在对待历史人物的问题上，也有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有些同志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特别对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即使要肯定他们，也得先骂他们几句，或者在肯定以后，又加以否定。好像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我曾经接到一位同志的来信。在这封信上，他提出了一个天真的假设。他说假使中国历史上没有以剥削为生的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帝王将相，中国的封建社会就不会停滞这样久了。但是在世界史上哪里有一个没有地主阶级、没有帝王将相的封建社会呢？

由于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古代文学家的名字便从文学史上消灭了，因为这些文学家有的是官僚地主，有的还是贵族、皇帝。幸而没有严格地依照这个标准，否则屈原和白居易也危险了。因为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做过楚怀王的左徒；白居易也是地主官僚，他在“洛中有小宅，渭上有别墅”，还有“家僮十余人，枥马三四匹。”

是不是阶级社会就不能产生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伟大人物呢？马克思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如黑尔维萃所说的那样，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制出这样的人物来。”[18]这里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自然也包括封建社会在内。恩格斯也称颂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19]这里所谓巨人，也不是指的无产阶级，而是指的“给近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

最普遍的现象是用现代的标准，甚至用现代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去要求古人。在这种要求之前，所有的历史人物都要被否定。如果要肯定他们，那就只有把历史人物现代化，把他们说得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样。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用这样的要求对待历史人物，难道是历史主义吗？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0]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也说：“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21]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应该记得列宁和毛主席的教训。

当然过分地强调历史主义，用历史主义来辩护落后的东西，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客观主义。关于这一点，列宁说得很清楚。他说：“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他们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不自觉地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反抗形式的阶级。”又说，唯物主义者“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22]列宁的这些话告诉我们，历史主义必须具有阶级观点的内容，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客观主义了。

四　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

历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自然发展的规律性是有区别的。“在自然界中（把人对自然的反影响，暂且撇开不提）彼此发生作用的，只是一些盲目的、不自觉的力量，而一般规律是表现在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起作用的则是人，而人是赋有意识，经过深思熟虑而行动，或受因热情驱使而行动、并且抱有一定的目的的。”[23]但是不管人的作用有多大，它丝毫不改变历史进程服从内在的一般规律性。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发现这种规律性。

客观规律性是重要的。在历史研究中，谁要忽略了这一点，谁就会犯错误。因为这种规律构成一条鲜明的线索，贯串于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但是不论客观规律性怎样重要，它并不排除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列宁说过：“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24]列宁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历史是人创造的，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的历史。如果从历史上抽出了人的活动和他们活动所起的作用，那么，历史就变成自动发展了。但是正像恩格斯所说的：并没有什么经济情况自动发生的作用，像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虽然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要受到客观规律性的约制，但是人的历史总不是客观规律性的自动发展，而是人创造的。

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认为历史可以完全按照人的主观愿望而发展，人的历史活动可以不受任何约制，人想创造怎么样的历史就能创造怎么样的历史，这当然是一种荒谬的神话。但是如果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绝对化，而把人，包括个别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降低到不应该的程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济决定论。

有一个时期，在有些历史讲稿中，只是按照社会发展史的一般规律性来描写中国史和世界史，很少提到历史人物、特别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的名字。当时有人挖苦我们说，一部中国通史提到的帝王只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四个人，后来又加了一个曹操，一个武则天。这当然是过甚其辞，但提到的帝王将相很少，确是事实。世界史也是一样，在世界古代史上已经看不见凯撒和亚历山大的名字。不仅帝王将相的活动写得很少，就是农民战争的领导人物也写得不多。在有些论农民战争的篇章中，总是用矛盾尖锐化一类的空话来证明农民战争的必然性。发明家的名字几几乎也要从历史上删去，因为在有些同志看来，所谓发明，不过是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而已，不应该把发明的功绩写在个人名下。而且在写到个别人物、特别是帝王将相的活动时，也不承认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好像他们都“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室里牵出来的傀儡。”[25]历史人物并不是傀儡。马克思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上说：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偶然情况，其中也包括起初领导运动的人们的性格那样偶然的情况。帝王将相可不可以写呢？我以为是可以写而且应该写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写。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上说：“我决非要用玫瑰的颜色来描写资本家和地主的姿态。这里被考察的一切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26]我们写帝王将相，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帝王将相，而是因为他们是封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代表人物。我们不是为了写人而写人，而是通过人写出人和人在一定生产中的关系，写出阶级关系。在阶级社会，任何人都要属于一定的阶级，人的活动归根到底是阶级的活动，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农民战争的领导人物更应该写，因为这些人在不同的规模上推动了一个阶级起来行动，而这个阶级的行动又推动了历史。发明家也要写，因为历史上的发明，归根到底，虽然是劳动人民经验的总结，但是经验的积累不等于发明，要把积累起来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才能有所发明，不能把经验和总结经验等同起来，从而低估发明家对历史做出的贡献。

着重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完全正确的，但不能用规律性去说明规律性，要通过具体的人的活动去说明规律性。然而有些同志用世界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来说明中国史发展的规律性，好像世界史上有过的，中国史上必须有，而且不能和世界史不同，否则不合乎规律。但是列宁反对这种说法。他说：“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方已经有资本主义等等。”

写历史必须写人，必须承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作用，有些是进步的，有些是反动的，只要对历史起了作用的就要写。起进步作用的人要写，起反动作用的人也要写；只有不起作用的人可以不写。毛主席告诉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27]在这里毛主席并没有说有些人应该除外。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第二版序》上有一段话，非常具体的说明了如何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在这篇序言中，他批评雨果著的《小拿破仑》没有看到历史的必然性，只是强调个人的作用。他说：“雨果只是对政变事件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辛辣的和诙谐的詈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竟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过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轻蔑而是抬举了这个人哩。”[28]在同一序言上他又批评蒲鲁东著的《政变》只是强调历史的必然性，以致陷入客观主义的泥沼。他说：“蒲鲁东呢，他想要把政变描述成为先前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于这个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于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了。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那班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29]由此看来，过分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视客观规律性的作用，是不对的；反之，过分强调客观规律性以致人在客观规律性面前不能起任何作用，也是不对的。正确的论述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方法是马克思。他在《政变》这本书中所作的论述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创造了一些条件和情势，使得一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30]他指出了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指出了人的作用，而且还指出了历史的必然趋势是阶级斗争创造出来的。

五　结论

以上所说的这几个问题，在我个人看来都是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点。我要着重地指出，上面所说的这些缺点，都是在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生的，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克服这些缺点。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向着历史科学的高峰前进。

1962年5月4日（《江海学刊》1962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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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11—312页。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7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854—855页。

[4]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4页。

[5]恩格斯：《给保尔·爱因斯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178页。

[6]《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401页。

[7]《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113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

[9]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77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801页。

[11]《马克思给魏德迈尔（1851年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5页。

[12]《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401页。

[13]《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348页。

[14]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53页。

[15]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93—194页。

[16]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95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52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71页。

[1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页。

[20]《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2页。

[22]《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69—378页。

[23]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页。

[24]《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39页。

[25]《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39页。

[26]马克思：《〈资本论〉初版序》，《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5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522页。

[28]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第二版序》，《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0页。

[29]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第二版序》，《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0页。

[30]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第二版序》，《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