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曰：“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盖仁有流动发越之意，而其用则慈柔。义有商量从宜之义，而其用则决裂也。”今按：仁义刚柔之辨，古已有之。朱子此条极允惬。《小戴礼》言，东方之人仁，西方之人义。今日中西文化正可以此说之。惟中国人重仁，又重刚，故闻朱子说而喜。西方人重义，亦重刚，则闻扬子云仁柔义刚之说而喜矣。但不了解仁的境界，便觉义即是刚。进而了解到仁的境界，则知义仍还是柔了。故持论者，不贵有先入之见，此则学者所宜注意也。

问：“妙众理而宰万物。”朱子曰：“道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所以谓之妙众理，犹言能运用众理也。运用字有病，故下妙字。宰，宰制也。无所知觉，则不足以宰制万物。”今按：此条有两要义，一言理，须知方出。言运用理，有语病。如马克思在伦敦创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得谓其全无理。抑且彼乃根据当时英国之工厂及劳工制度，而发此理论。果使当时英国人能知觉，能接受，把其当时之工厂劳工制度能加改进，则资本主义不致继长增高。当时英国人所以对马氏理论无知觉，不接受，则实有一甚深道理。因西方人一切重运用，其寻求发现真理，亦为要运用真理。不知真理发现，惟当依循服从，此即中国一顺字。若求运用真理，便有私意存其间，已失却了真理之真。如中国人讲孝弟忠信，此乃人生真理，惟当顺而循之。若求加以运用，便非孝弟忠信之真了。孟子义利之辨即在此。但当时英国人若因马克思言来改革其工厂劳工法则，便会失却了资本主义之运用，于是遂对马氏所言一若毫无所知，毫不接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之为病于世界已曝露。若能因此改进，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不再起。但于帝国主义有何运用可言。于是祸因终不能革，转益加深。可见对真理不该存运用意，然后其理始见大用。朱子此条言运用字有语病，语气若甚平浅，而涵义之深，实属大可发挥。至如中国提出此理字，在西方人意识中，乃可若毫无知觉。此诚今日研讨人类文化问题者一大值注意之事件也。

朱子曰：“昔杨龟山问一学者曰，当见孺子入井时，其心怵惕恻隐，何故如此。学者曰，自然如此。龟山曰，安得只说自然了便休。须其知其所自来，则仁不远矣。此语极好。”今按：此条辨自然与所以然。自然指气，所以然则指理。朱子理先于气之说，即由此等处来。道家崇尚自然，却不好追问其所以然。故道家言天，只言其自然。而儒家言天，则必追问其所以然。老子太过崇尚自然了，凡属人文演进，老子意多鄙弃。不知人文演进亦从自然来。如老子言，“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不知原始人类本无所谓六亲之和，亦未有国之建设，六亲与国，已不是自然，早是演进之人文了。实乃是先有了孝慈，乃始有六亲之和。有了忠臣，乃始有国之建立。老子说得颠倒了。今试问人类何以有六亲之和，何以有国之建立，此在自然之中还有一所以然。孔孟高出庄老处，即能在自然之中又追问一所以然，却非不顾自然来空言一道理。惟孔孟所言道理主要是人本位的。西方人则忽视了人本位，只从非人文的自然中来寻求所以然，则又与人文不相干。耶稣从自然中寻出一上帝来，与西方希腊罗马传统不同，但亦与中国儒道观均异。今国人欲崇尚西化，却该从孔孟庄老所言指出其不是处，不该只根据西方人看法来加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