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好作新旧之争，又莫不喜新而厌旧。实则新旧只是一名词分别。就时间言，今日之新明日已成旧。就空间言，彼此两地亦必互见，为新。新与旧只是各人心理上一感觉，并无绝对客观之存在。安于旧，乐于旧，则觉新亦可喜。喜新厌旧，则会感到一切尽可厌无可喜。
婴孩初生，只觉其眼前有新无旧，欢乐无上。及中年，则觉生命中新旧参半，而新的受旧的限制，不能如婴孩乃至未成年前之快乐。待其老，旧日增，新日减，此下更少有新可得，将觉人生可悲可厌。实则不然。旧本都是新，老年人经历愈积愈多，愈感充实，凡所回忆，全是往日之旧，但亦甚感快乐。
人当幼年时，倘一心向前，认为人生可乐尽在前，忽略其眼前之实际，白白空空过了，则将造成其悲苦之一生。如知得眼前即是一新，可喜可乐，待到晚年，回顾以前，亦可感到同样喜乐。故凡属人生，在其当前莫不是新，同时亦莫不是旧。无分老幼，尽若可喜可乐。主要则在己之一心。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正谓赤子心中无分新旧，只觉前面一片快乐而已。
今日则竞务趋新，同鄙守旧。然人生至十八二十岁，始为成人，而已积有十八至二十年之旧，又何可舍，又何能全不记忆起。方其趋新，又转瞬即旧，人生乃尽属可鄙可厌，惟有远去国外，庶若获一新生。故近代知识青年，首以出国留学为期望。中年人事业稍稳，财富稍盈，亦惟求其子女先能出国。待其老年，出国定居，亦庶终获一新生。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今日国人生活已有此一景象。举国尽厌其旧，只言兴国与建国，则又从何处兴起建起。
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生可厌，即死无可畏。一般人既无出国之望，亦无日新月新之业，厌生之情不可制，则惟求一时之快。如交通事故之屡丧其生，而终难诫止，亦即其一端矣。喜新厌旧之风，今已举世皆然，惟中国为尤甚耳。
今由新旧转言动静，人能安其心，静其心，当前自足，则毕生可乐，而日新月新之境亦不期而自至，不召而自来。此之谓静有动，动有静，即是一神妙。果以己心验之，则实况亦易知，非所难解。
濂溪《太极图说》言：“主静立人极。”又曰：“无欲故静。”心有欲则动而不静，心无欲则心虚自能静，而又静中能有动。如婴孩饥自会啼，寒亦啼，倦亦啼，与之食，与之衣，使之睡，则安矣。然婴孩非知有求食求衣求睡之欲，虽有啼有笑有恬有安，亦一片天真，事过则忘，其心则虚，所谓静无而动有者是矣。及渐长，始知有欲有求，又能有记忆，实则在其生命过程中，其心仍是虚仍是静，乃能日新月新而然，非先有一欲求以达此也，逮其长大成人，当仍该如此。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则可谓其不失赤子之心而然矣。虽曰有欲，实非欲，《中庸》则谓之率性，此为中国理想人生之最高境界，乃为人生之至乐。今人之厌其生而惟感不足者，则亦喜新厌旧之欲为之崇耳。
依世界人类宗教言，印度婆罗门教定人为四等，首为婆罗门，最贵，惟掌教。次刹帝利，主政，然隶于教。最末则为贱民。历久不易。故印度不能成一国。而衣食粗足，亦以其心少欲，则亦终能相安而不乱。耶教则生前所欲，恺撒主之。死后所欲，耶稣主之。政教分，而终不治。伊斯兰教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执刀，以教主政，以死后统生前，而终亦不治。中国亦分人有等，曰圣曰贤，曰士曰庶，人生当自求历级而上，而曰圣希天，达于天人合一之境界而止。天乃一大自然，无新旧，无动静，亦新亦旧，亦静亦动，而无欲。此非深透体会于大自然生化之妙者不与知。濂溪之辨物与神亦正此意。实则物可通于神，神亦本于物，无大异也。神物如此，新旧亦可推知。故中国自古亦甚少新旧之辨。
《通书》又有《理性命》章，谓：“万为一，一实万分”,此七字涵有甚深妙义。如性命与理，无不随人随物随时随地随事而异，而实出于一。通常多认为一积为万，而不知乃由万生一。中国人言天地，言宇宙，言世界，莫非言万之为一。有万代，乃始有一代。有万方，乃始有一方。先有万人之大生命，乃始有一人之小生命。西方人好言个人主义，而不知个人实由大群生。激而为社会主义，实则仅知有当前之多数，而不知无穷代之大多数。与中国人之言天地宇宙世界者仍大不同。
今试问，先个人乃有社会，抑先社会始有个人。亦如人分男女，禽兽亦有牝牡雌雄，植物亦有阴阳配合，乃始有生育。但最先微生物则可谓无阴阳之别，可见生物进化亦由合而分，非由分而合。此乃天命之一例。故《通书》本章言：“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也。朱子论理气，亦谓二者无先后。若必追问，则理当先。故中国人所认识之真本源，所理想之大归宿，必本于万象之大同处，即朱子所谓之理气是也。而西方则转本之于各自之小别处。即如宗教，亦言有上帝，有灵魂，却不问上帝与灵魂更由何来。则纵在天堂，亦仍见有分，不见有合。上帝可以支配灵魂，则灵魂复何有自由平等独立可言。朱子言理气，又必申明能在气，不在理。理既无能，又何得生气，则此气乃自然生。然自然仍是一理，则岂不万种自由，莫非平等，莫非独立，而实属一本乎。中国人则谓之天。孟子又曰：“莫之为而为者谓之天。”则天亦一自然。当知此自然之然，与此自然之自，仍在合中有分，则知天地之奥秘矣。今以俗语翻译，则自然当称自己这样，只这样才始见自己，亦只自己才始有这样。种种活动，种种变化，种种能，则惟见在这样这样上，而自己则总是一自己，如无能，如无变。这样即是一气，气中有理。万物之各自有一自己，此即是理。今称这样与这样之间有分别，乃见理。何以有此分别，则仍是这样自己生出此分别。故朱子理气二字，实即道家之自然二字。惟自然合成一语，而理气分成二字，则更见分明耳，朱子之理气论，则似不能不说乃由濂溪此章来。亦可以说，濂溪此章早已启其端矣。
今再言西方宗教信仰，天堂中有一上帝，有众多灵魂。若果不再追问其何由来，岂不亦可说是自己这样。而社会人世同是自己这样，则岂不人世即如天堂。中国人言性，即如每一人之灵魂。言命，则如灵魂上面之上帝。上帝与灵魂之间，应有一分别，此即性命之理，一切都是自己这样。则一天人，合内外，即当身而便是，更何必追求此天堂中之上帝与灵魂。又如佛教东来，释迦牟尼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则我今在地狱中，岂不亦如释迦牟尼。只要我心一转，亦以慈悲为怀，亦以救苦难为务，则当下即涅槃，即身成佛，立地成佛，而佛世界亦即在尘世间。故耶释之与吾儒，仍可三教合一。而中国社会则同时即天堂，同时即涅槃，机关转捩只在一心。自己这样，便就自己这样了。此乃中国观念，中国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精义妙旨之所在。
《通书》有《文辞》章，谓：“文以载道，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孔子以六艺教，又曰：“游于艺。”艺非不可要，但当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始可言及艺。如植五谷，亦言艺。制造器物，亦言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皆属艺。如今人言艺，属工具，属手段，非目的。道始是其目的。诗三百，周公以之治国平天下。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有心之所怀，而未可倾以达者。屈原为《离骚》，太史公说之曰：“离骚犹离忧也。”屈原忠君爱国，忧之深，而未可倾情直达其辞乃若不可骤晓。而《楚辞》遂继诗三百而为中国文学之所宗，其艺可谓之高矣。
孟子言仁之实，义之实。而曰：“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乐之实，乐斯二者。’，则礼乐皆属艺。智亦属艺。惟仁义始是道，人之为学岂有舍道以为学者。中国人知各项学问必当会通合一于道。而近人之为学，则必分门别类，各成专家，乃至不可和合。此则中西双方智之不同之所致也。
如古希腊有荷马，沿途演说，种种故事，动人听闻，乃为西方文学之祖。在荷马心中，所欲表达者，究为何等道义。其实亦如商品化，耸人听闻，供人娱乐，斯已矣。此即独立成为一项文学或艺术。陆放翁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乃中国文学之末流小节，而正是西方文学之大本真源所在。中西文化相异，亦由此见矣。
《通书》有《势》章，谓：“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极重不可反，识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识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竞，天也。不识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中国人主一天人，合内外，识与力在人在内，势则在天在外，故曰“天势”，又曰“时势”。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孔子已识其势之不可反矣。然势只在轻重之间，只是一数量问题。轻重之分即是理，则势亦仍是一理。惟有常理有定理，无常势定势。势有变而理无变，理有必争势有不可争。故中国人重理不重势。理在我，尽其在我斯可矣。物极必反，在我无躁心，安以待之而已。西方人重外，势则在所必争，但亦终有不可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人与德人各在濠沟内，呼吁祈祷，上帝助我，早获和平。然上帝究助谁，两边濠沟中人各不知。既所不知，复亦何争。孔子则曰：“我之祷久矣。”安分守已，乐天知命，尽其在我，斯不争。识之早，则易为力，此乃中国人生。否则且安毋躁，此亦中国人生也。
势亦有动静之分，如言时势，则属动。言地势形势，则属静。中国乃天下一统的民族国家，就历史文化大统言，其全国首都宜在北方黄河流域，不宜在南方长江流域。又宜在黄河上游，不宜在黄河下游。周室东迁，静势已变，不易再振起。孔子以平民讲学，后世尊为至圣先师。然曲阜孔林仅供全国瞻仰，两千年来之贤士大夫，能至孔林一瞻谒，此乃毕生幸事。然曲阜终不能为人文荟萃集居讲学之所，则地理形势所限，亦无可奈何者。战国时，齐秦东西对峙，齐之临淄稷下，为学术集中区，然统一大业，终不在齐而在秦，此亦有静势使然。
汉唐建都长安，最得静势之宜。政治首都同时即为人文荟萃之区。东汉都洛阳，其势已不如西汉。宋都汴，地理静势最下。宋亦为历代统一政府中最弱之一代。其时人文则集于洛阳，皆避首都不居，是亦静势使然也。濂溪湘籍，终隐庐山，非二程继起，理学亦难宏扬。横渠游洛而名彰，而关学终自成一派别。朱子居闽，象山居赣，别有湖南与浙东。学术分野，皆由地理静势助成之。明清建都燕，而学术人文则荟萃江南。阳明生于浙，而为江西巡抚，其学流衍之盛，亦得地理静势之助。而东林起于无锡，亦江南人文荟萃区也。清乾嘉之学分吴皖，实则皖学自戴东原北游京都，传其业者亦多在吴。论述中国历史人文，不得不兼重其地理静势之归趋。
西方地理形势易于外展，艰于内集。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易分不易合，此亦静势所限。而各地气候不同，此亦一种静势，其影响人文者皆至大。近人好论中国印度欧洲文化三系统，大体可以天时地理之静势为之说明。濂溪所谓“天乎，人也何尤”，此之谓矣。
《通书》论势偏人事，偏动势。故特加静势一边以资发明。司马迁言：“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势者，即天人之际，而古今之变亦无以逃之。明乎此，则知人事之用力所向矣。
《通书》又有《刑》章，其言曰：“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既成，不止则过，故得秋以成。圣人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情伪微暖，其变千状，苟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天下之广，司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今按：势与刑不仅孔孟儒家所不言，即庄老道家亦不言。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濂溪独主为政以刑，何以故？盖《通书》一本之《易》，《通书》此章亦引《易》之讼卦与噬嗑，同在《易》之六十四卦中，举世事变，无不涉及。战国时有阴阳家，乃兼儒道，而言五行，则秋之刑杀，亦所不避。濂溪言阴阳，亦必兼言五行，则宜其有此章矣。
西方人争势重刑，既不讳言，复加提倡。今日国人望崇慕西化，但又言文化复兴。窃意倘治《易》卦，又兼究阴阳家言，庶于西化易接纳，而亦知安插适当之地位。如《通书》，可为道其先路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