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目为学大要。紧接上目，可知人之为学，主要即在学道。古今天下人，同生此大道中。道同，斯学亦同，而人与人乃能和合成群而无争。故中国得成为广土众民一统之大国，又绵延五千年迄今，为并世其他诸民族所无有。此皆由学统政统道统和合成一文化大传统之所致。

或谓中国有道统，无学统。此亦可言。学必统于道，如古诗三百首，即归入五经道统中。继之以屈原之《离骚》，忠君爱国，亦以道重。中国文学渊源《诗》《骚》，则文统于道可知。此下如司马相如，乃至曹孟德父子，其为文亦莫不引道以自重。而韩昌黎则谓，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则文不离道更可知。有人言，近代新文化运动，反孔即提倡新文学。乃与晚明之李卓吾，先后如出一辙，亦可证矣。

文学然，史学亦然。司马迁《史记》，即自称效法孔子《春秋》。子部亦莫不然，战国诸子各成一家言，亦各言道。道不同，斯学不同。惟西方则有学统，无道统。哲学主求真理。中国人言道，重在人文之内。西方人言真理，则重在人文之外。外于人文以求真理，历古今数千年来，西方哲学家人持一说，乃终无一真理可定。西方自然科学，亦重求真理，似更客观。然限于事物，亦终不能获得一相通共同真理。如天文学家发现地球绕太阳，非太阳绕地球，其理亦限于其事而止。如力学家发明万有引力，其事始于说明苹果之落地。如生物学家说明生物进化，由微生物迄于人类，其所得理，亦限于生物进化一事而止。格物穷理，一理限于一物，于人文大道终有隔。宗教则宣扬灵魂上天堂之事，与科学若相违反，但其限于一事言，则与科学正相同。

事事有理可求，独人文大道无可求，乃曰自由，曰平等，曰独立。人各自由，而求一共同当遵者，则惟以多数为归。多数非即真理，但今日西方人道所尚，则惟多数而止。故西方学则贵专家，道则尚多数，可谓有学统无道统。

中国亦有科学，亦有专家，惟论人生大道，则不在此。如医学在中国，亦有甚深造诣，亦有统，但治病仅人生中一事，故医学非即道统。西方之学各专门，皆平等。中国则有大道小道之别。又西方诸学各可独立，中国则各学皆一遵于大道。樊迟问为农为圃，而孔子曰，小人哉，樊迟也。故诸学遂各独立有统，而其上仍有一大统，曰政，曰教，而道则其更高大统也。故为学大要，则莫大于明道传道。

西方人为学，虽不重道，然人群相处，则终不能无道。今日西方亦有两大道，一曰个人自由，一曰社会集体。民主政治由个人自由来，尚多数。共产主义由社会集体来，则又转尚少数。相互矛盾，其病皆由学不重道来。墨翟尚兼爱，其道似近社会集体。杨朱主为我，其道似近个人自由。但孟子拒杨墨，两家之道皆不传。惟道家兼辟儒墨，其道似近杨朱。但得传，与儒为二。佛教东来，与道相近。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儒道佛三家并行。有宋理学家兴，三家始又归于一。明末大乱，满清入主，学人又因而思变。逮及乾嘉之世，清政定于上，社会安于下，一时更难变。道咸以下，清政衰，而西力东渐，中国学术遂趋于一大变之势。故此三百年来，中国学术始终在一变而未定之阶段中。虽历时已久，然较之魏晋以迄五代之一段，则为时尚暂。此下之变，殆惟两途，一则模袭西方之有学统无道统，此正近代国人所努力。一则返于有道统无学统之旧。然如周张二程，迄于朱子，理学规模乃定，则宜非一两人在短时期中所能成，正待国人贤达之继续努力。《近思录》一书，乃其足供参考一前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