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故曰：利莫长乎简，福莫久于安。使匠石以千岁之寿，操钩，视规矩，举绳墨，而正太山；使贲、育带干将而齐万民；虽尽力于巧，极盛于寿，太山不正，民不能齐。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极巧以败太山之体，不使贲、育尽威以伤万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澹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故使人无离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上不天则下不遍覆，心不地则物不毕载。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上无忿怒之毒，下无伏怨之患，上下交顺，以道为舍。故长利积，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治之至也。
古代能够全面把握事物的整体和根本的人，了望天地的变化，观察江海的水流，顺应山谷的高低，遵循日月照耀、四时运行、云层分布、风向变动的自然法则；不让智巧烦扰心境，不让私利拖累自身；把国家的治乱寄托在法术上，把事物的是非寄托在赏罚上，把物体的轻重寄托在权衡上；不违背自然常规，不伤害人的性情；不吹开毛发来求小疵，不洗去污垢来察隐秘；不拉到准绳的外面，也不推到准绳的里面；对法禁以外的事情不苛刻，对法禁以内的事情不宽容；把握恒定的道理，顺应自然的规律；祸和福产生于是否遵守客观法则和国家法度，而不是产生于主观上的喜爱和厌恶；荣誉和耻辱的责任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所以，治理得最好的社会，法制好比早晨的露水那样纯洁质朴而不散漫，人们的心里没有积聚难解的怨恨，人们的口中没有愤愤不平的言论。所以，车马没有远途奔跑的劳累，旌旗没有兵败大泽的纷乱，民众不会因为外敌侵犯而丧命，勇士不天折在将军的战旗之下；英雄豪杰不把名字记录在图书上，不把战功铭刻在盘盂上，国家编年的史册无事可记。所以说，没有比政令清简的好处更大的了，没有比天下太平的福遂更久的了。让匠石长寿千年，拿着钩子，看着规矩，弹好墨线，而修整泰山；让孟贲、夏育带利剑，去治理民众；他们尽管能在技巧上用尽力气，又能特别长寿，但泰山仍然得不到修整，民众仍然得不到治理。所以说，古代统治天下的人，不让匠石用尽技巧来毁坏泰山山体，不让孟贲、夏育用尽威力来伤害万民情性。依据普遍法则，全面把握法度，君主就能享受安乐、大奸就会停止作恶。淡泊闲静，来顺应然法则，来把握事物的整体和根本。所以能使人没有触犯法令的罪过，能使鱼没有离开水面的祸害。正因如此，所以天下很少有行不通的。
上面如果不是有辽阔的天，就不能覆盖整个世界；心胸如果没有大地那样宽广，就不能负载万物。泰山对土石没有好恶之心，所以能够形成它的高大；江海对细流不加选择，所以能够形成它的富有。所以君子要像天地那样遍覆毕载而使万物齐备，要像山海那样不立好恶、不择小助而使国家富强。君主没有忿怒引起的毒害，臣民没有因积怨造成的祸患，君主和臣下都归真返朴，把道作为归宿。所以长远的利益积聚了，巨大的功业建立了，名望树立于生前，恩德流传于后世，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