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李特维诺夫等公爵夫人和她的全部随从走了以后，也离开了林荫道。他完全不能清楚地辨别他此刻的感受：他觉得羞愧，甚至畏惧，但是自尊心又得到了满足……伊琳娜突如其来的表白使他瞠目结舌。她那番热烈而急促的话语像倾盆大雨朝他劈头盖脸而来。“这些交际界的女士们真是些怪人，”他心里想，“她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合情理……她们的生活环境把她们的性格破坏了，连她们自己也感觉到那是丑恶的！……”其实他心里想的根本不是这个，只不过是机械地重复这些陈词滥调，仿佛想以此来排除另外一些更可怕的思想。他懂得，此刻他不应该认真地思索，否则他一定要责备自己，因而他迈着迟缓的步伐，几乎是努力地注意着迎面碰到的一切……他突然发现自己走到一个长椅跟前，看见椅旁有两只脚，然后顺着脚往上看……这两只脚属于一个坐在长椅上读报的人；这个人原来就是波图金。李特维诺夫不禁发出轻微的叫声。波图金把报纸放在膝上，注意地、不带笑容地看了看李特维诺夫，李特维诺夫也看了看他，同样是注意地，也同样是不带笑容。
“可以坐在您旁边吗？”他终于问道。
“请坐吧，劳驾。不过，我要事先告诉您，如果您是想和我谈谈，那么请不要见怪，我此刻情绪坏透了，厌恶人类，一切事物在我眼里都是非常可憎的。”
“这没关系，索松特·伊凡诺维奇，”李特维诺夫喃喃地说，在椅上坐下来，“这反而更好……可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呢？”
“其实真没有什么值得我发火的，”波图金说，“我刚才从报上读到一个在俄国进行司法改革的草案，非常满意地看到，我们也终于聪明起来了，也不再打算在独立自主、民族性或是创造性的借口之下，对清楚明确的欧洲逻辑画蛇添足，而是恰恰相反，把别人的好东西全部拿来。在农民问题上让了步就够了……咱们还是摆脱开公有份地吧！……确实，确实，我是不应该发火的，可是我不幸遇上了一个俄国天才，跟他谈了话，即令我躺在坟墓里，这帮天才和无师自通的家伙们也不让我安宁！”
“什么天才？”李特维诺夫问道。
“来了那么一位绅士，他摆出一副天才音乐家的派头。说什么：‘我当然算不了什么，我只不过是个零。因为我没有正规学习过，不过比起美耶别尔来，我的旋律和思想都要多得多。’那么，我首先要说：你为什么没去正规学习？其次，不要说是美耶别尔了，就是德国末流乐队里一个忝居末座的长笛手，他所具有的思想，比起我们这帮无师自通的天才来，也要多上二十倍。不过长笛手把这些思想藏在心里，绝不会带着它们在莫扎特和海顿的祖国瞎出风头。可是我们这位天才搞出一支‘乱弹琴’的华尔兹或是浪漫曲，就把双手插进裤袋，歪着嘴——瞧，我是天才。美术界也如此，到处一样。我可真讨厌这帮天才！谁不知道，他们只能在没有真正的科学和艺术的地方去炫耀。难道还不该把这种炫耀，这帮下流无耻的废物，连同那一套高调：什么我们罗斯没有一个人饿死，道路是最好走的，又是什么我们能战胜一切强敌，等等，通通束之高阁吗？老有人在我面前转来转去，吹嘘什么俄国天赋的才能啦，天才的本能啦，什么库里宾啦，等等。天哪，这是什么才能啊？这是一种睡意蒙眬的梦话，要不就是一种半人半兽的智力。本能！这可真找到可夸耀的了！不妨以林中的蚂蚁为例吧，您把它放到离蚁穴一里之外，它也照样能找到回家的路；人类就办不到了，这又说明什么呢？难道他不如蚂蚁？本能，即令再了不起，也不值得与人去相比：而理性，普通的、健康的而又平常的理性——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价值，我们的骄傲。理性绝不会去搞这类把戏，所以一切都能以它为基础。至于说到库里宾，他不懂技术，而制造出一种什么极不像样的钟表，那么我就要把这种钟表放在耻辱柱上。你们瞧呀，善良的人们，不要这样做。库里宾本人没什么罪过，可他做的事糟透了。有人夸奖捷鲁施金，因为他爬上海军部大厦的尖顶，夸奖他的勇敢与灵活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夸奖夸奖呢？可是不该嚷嚷什么他这下子可把德国建筑师们给镇住了！德国建筑师们有什么用处？只不过会搂钱罢了……其实，他根本镇不住他们：后来还是要在尖顶周围搭上脚手架，用普通的方法进行修缮。看在上帝面上，千万不要在我们罗斯鼓励一种思想：不必学习就能做得成什么！不行！就算你是特别聪明，也要学习，从头学起！否则就闭上嘴，夹住尾巴，老老实实坐着！嘿！真热！”
波图金摘下帽子，挥动着手帕扇风。
“俄国的艺术，”他又说了起来，“俄国的艺术！……俄国的努力我知道，俄国的无能我也知道，可是俄国的艺术，对不起，我还没有见过。一连二十年人们拜倒在勃留洛夫的这种不足道的浑圆的手法脚下，自以为我们创立了一种流派，而且比所有的流派都高明……俄国艺术，哈哈哈！嗬嗬！”
“不过，请原谅，索松特·伊凡诺维奇，”李特维诺夫说，“那么，对格林卡，您也否认？”
波图金搔搔耳朵。
“您知道，例外只能证实规律，但即令是这种情况，我们也免不了要吹牛。就譬如说，格林卡的确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家，然而无论是外在的或是内部的条件都妨碍他成为俄国歌剧的奠基人，这一点，任何人也不能争论。但是不，这怎么行！应当马上把他吹捧成为音乐界的大元帅，宫廷大臣，而对别的民族就使劲贬低。可以马上指着某一个‘巨大的’本国的天才说，人家就没法跟他比。可是他的作品恰恰是对异国二流人物的模仿品——正是二流人物的；因为它较比易于模仿。没有这样的人物吗？噢，对于穷困愚昧的野蛮人来说，艺术的继承性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艺术家就是拉包之类的人：他们说，这是一个奇人，一只手能举起六普特的重量，可是我们的呢——可以举起整整十二普特！没法比？！可我呢，斗胆向您报告一件我忘不了的事。今年春天，我参观了伦敦郊外的水晶宫。您是知道的，这座宫里陈列着人类的发明创造——可以说是一部人类的百科全书。我在这些机器、工具和伟人塑像中走着，心想如果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如果某一民族从地面消失，凡是这个民族所创造的一切展品也应随之从水晶宫里撤走的话——那么，我们亲爱的母亲，东正教的罗斯，若是陷入地狱的话，那么我们的祖国连那儿的一根钉子，一颗大头针也不会触动；一切都会安然无恙地留在原地，因为甚至连茶炊、树皮鞋、马颈圈和鞭子，我们这些著名的产品都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可是即令是桑德维契夫岛消失了也不会发生这类事，那里的居民还发明了木船和镖枪呢：参观的人们还会发现水晶宫不再展出这些东西了。您也许会这样说：这是诽谤！这太刻毒了……可我要说：第一，我向来不会细声细气地批评；第二，显然，人们不仅不敢正视魔鬼，也不敢正视自己，而且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孩子喜欢别人哄他睡觉。咱们旧有的一些发明是从东方传来的，而新的，有不少是勉勉强强从西方搞来的，可是我们还继续大讲其俄国艺术的独立性！有的英雄好汉甚至还发现了俄国有科学：你瞧，我们这里，二乘二也是等于四，而且算得更麻利。”
“不过，请等一等，索松特·伊凡诺维奇，”李特维诺夫高叫一声，“请等一等！我们还是有东西送到万国博览会去展出的，欧洲也搜罗了一些我们的东西呢。”
“是的，原料，半成品。请注意，敬爱的先生，我们的原料之所以好，其原因是别的情况特别坏：例如我们的猪鬃，又粗又硬，那是因为猪太坏了；牛皮又厚又结实，因为牛太瘦；我们的脂油很肥，因为把一半的肉熬进去了……其实，何必要我来对您絮絮叨叨地说这些呢！您是专攻工艺学的，在这方面，您应当比我还清楚。人们对我大谈特谈发明创造能力！俄国人的发明创造能力！可是我们的地主老爷在叫苦连天，受了损失，由于没有令人满意的烘谷机，不得不仍旧采用留里克时代的老办法，把一捆捆的麦子送进烘谷房去焙干，这种烘谷房损失太大，就跟树皮鞋和蒲席一样不经用，经常着火。地主们叫苦归叫苦，可是烘谷机终究还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德国人不需要它；他们的麦子是湿着磨的，所以也就不必伤脑筋去发明它了，可我们……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如此而已！我决定从今日起，只要碰到天才或是无师自通的人，就要对他说，慢着，可敬的先生！烘谷机在哪里？把它拿出来！可他们哪儿搞得出来哟！我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捡起圣西门或是傅立叶早就穿旧了的破鞋，恭恭敬敬地顶在头上，像圣物一样供着——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或是瞎诌一篇论述法国主要都市中无产阶级的历史意义及现代意义——这我们也能。有一次，我向这么个作家，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类似您那位渥罗希洛夫先生的人，我向他提出，请举出这个法国的二十个城市的名字来，可是您知道，结果如何呢？结果是，这个政治经济学家实在无法可想，终于把蒙菲尔梅也算成法国城市了，很明显，这是想起波尔·德·珂克的小说了。这让我又想起一件可笑的事。有一天，我带着猎枪和狗到林子里去……”
“您爱打猎？”李特维诺夫问。
“偶尔放两枪。我到沼地去打田鹬，因为别的猎人对我谈起过这个沼地。我一瞧，林中空地上的一座小木屋门前，坐着一个小伙计，长得像剥了壳的核桃那样鲜嫩，他得意扬扬地笑着，究竟笑什么，不知道。我就问他：‘沼地在什么地方，那儿有田鹬吗？’‘请吧，请吧，’他马上像唱歌一样的慢慢说了起来，脸上那副神情，像是我送给他一个卢布似的，‘我们真高兴呀，这个沼地可是第一流的，至于说到各种野禽嘛，我的天哪！可真有的是。’我去了，可是不仅没有发现任何野禽，连沼地也早就干涸了。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俄国人要撒谎呢？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家要撒谎，连谈到野禽也要撒谎？”
李特维诺夫一言不答，只是同情地叹息一声。
“若是跟这种政治经济学家谈论社会科学的艰巨课题，只是空谈泛论，不涉及事实的话……瞧吧，就像鸟儿飞，像老鹰一般盘旋天际。”波图金接着往下说，“有一次，我捉住了一只这样的鸟，您可以看到，我设置了一个又好又明显的诱饵。我跟一个现代‘青年’谈起种种——照他们所说——问题。于是他照例大发雷霆，像孩子似的猛烈地攻击婚姻制度，我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理由……没有一点效果！我一瞧，再也没法子制住他了。可是我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好主意！我说：‘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向您报告，’对这些‘现代青年’讲话永远得恭恭敬敬，‘您使我感到惊讶，您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然而至今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切食肉类的凶禽猛兽，它们为了替自己及孩子们捕获活食，必须下很大功夫……您把人也归在这一类动物之中的吧？’‘现代青年’马上随声附和：‘人当然是属于这一类的，正是食肉类的动物。’我又加了一句：‘也是凶猛的了。’他承认了：‘也是凶猛的。’我说：‘说得好。那么，我真觉得奇怪，您怎么没有发现，这一类动物都是一公一母配偶制的呢？’‘现代青年’吃了一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您再想想，狮子、狼、狐狸、鹞、鸢，敬请考虑，如果不是这样，又将如何呢？即便是一双一对，养活幼儿都不容易呢。’‘现代青年’想了想，说道：‘在这方面，人不应跟兽学。’于是我就称他唯心主义者，他好不生气！差点没气哭了。我只好安慰他，答应他决不告诉他的同伴们。唯心主义者的头衔，是那么轻易得到的吗！问题就在于此，现代的青年失算了。他们以为，过去的时代，黑暗的、在地下做苦工的岁月过去了，你们老一辈像田鼠一样去挖啊，掘啊，倒也蛮好，可是对我们年青一代来说，充当这种角色真有失体面，我们应当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所作为，我们会有所作为的……亲爱的！如果连你们的孩子也无所作为的话，那么你们是否愿意追随老一辈到地洞里去，再回到地洞里去呢？”
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我的先生，照我看来，”波图金又说了起来，“我们不仅应当把知识、艺术、法律归功于文明，即便是美感与诗情的发展也得力于文明的影响，至于所谓的民间创作，朴素的、无意识的创作，却完全是荒谬、胡说八道。即便在荷马史诗里也能发现精致而丰富的文明的痕迹。就是爱本身也是因为文明而变得高尚起来。因为我的这种异端邪说，斯拉夫主义者也许很乐于把我绞死，如果他们不像现在这样慈善心肠的话。不过，我仍要坚持自己的看法——无论他们怎么叫我读柯汉诺芙斯卡娅夫人的作品《静止的蜂群》，我也不去闻这种triple extrait de mougik russe，因为我不属于上流社会，这个上流社会才必须随时随刻使自己相信自己并没有完全法国化，因之才特意为他们写出了这种en cuir de russie的文学。您可以试着把《静止的蜂群》中最有劲、最‘通俗’的几段读给平民百姓——货真价实的老百姓听；他准会以为您是告诉他一种治疟疾或是治酗酒的新咒语呢。我再说一遍，没有文明也就没有诗歌。您想不想弄弄清楚，一个不文明的俄国人的诗意的理想是什么？不妨翻一翻我们的壮士歌和我们的传说。它们里面总是把爱情说成是施用妖法、蛊术、媚药的结果，还有什么‘迷魂汤’，甚至说成是中了邪的情人，这些我不去讲它。我也不想提出，在全部欧洲及亚洲文学中，我们的所谓史诗文学，是唯一没有典型的情侣的——如果不算万卡、丹卡的话。而且神圣俄罗斯的勇士最初认识他那个命中注定的新娘时，总是毫不怜惜地把她皮肤白皙的身体揍上一顿，因为‘女人们都变坏了’。这一切的一切，我都不讲，我希望您注意的是不开化的原始斯拉夫人描绘的青年，jeune premier的优雅形象。请注意，jeune premier来了：他披着每条衣缝都用倒钩针密密相连的貂皮大氅，一条七彩腰带高高地束在腋下，袖子遮住了双手，大氅的领子高过脑袋，从前面瞧不见红润的脸蛋，打后面也看不到雪白的颈项，皮帽斜压着一只耳朵，脚蹬一双上等山羊皮的靴子，靴头尖得像锥子，后跟也是高高的——靴尖上可以滚鸡蛋，高跟底下可以飞过一只麻雀。这个年轻人走起路来迈着小碎步，凭着这种精彩出色的步伐，我们的阿尔西巴德、朱里洛·泼林珂维奇，对老媪和少女都起着仙丹妙药的作用。这种步伐，这种无法模仿的小碎步，一直流传到今天，传到我们全体无精打采的跑堂脚下，这是社会的精华，俄国的奢华之花，这是nec plus ultra俄国风味。我说这些，一点也不是开玩笑：笨拙的豪放——这就是我们艺术家们的理想。怎么样，形象不错吧？这里有不少可以提供给画家与雕塑家的材料吧？至于那位使得青年人入迷的美女，她‘脸上的血色跟兔子一样？……’但是您，似乎没有在听我的话？”
李特维诺夫猛然一惊。他真的并不在听波图金对他说些什么；他在想，苦苦地想着伊琳娜，想着最近一次的见面……
“原谅我，索松特·伊凡诺维奇，”他说，“不过，我还是想问问您早先那个关于……关于拉特米洛娃夫人的问题。”
波图金收起报纸，放进口袋。
“您还是想知道，我是怎么认识她的？”
“不，不是这个；我是想听听您的看法……关于她在彼得堡扮演了什么角色。究竟是哪一种角色？”
“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了，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我曾经跟拉特米洛娃夫人很接近……但完全出于偶然，而且时间不长。我从未设法观察她的世界——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不可知的。也有人在我面前说过什么，但是您也知道，我们这儿并不仅仅是在民主圈子里盛行流言蜚语。而且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不过，我看得出来，”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她使您感兴趣。”
“是的。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过两次。我一直在问自己：她真诚吗？”
波图金低下了头。
“当她迷恋的时候——是真诚的，跟所有热情的妇女一样。骄傲有时也会不容她说谎。”
“她骄傲吗？我却觉得她——反复无常。”
“傲慢得像恶魔，不过这没什么。”
“我觉得，她有时夸大其词……”
“这也没有什么；她依旧是真诚的。而且，说真的，您向什么人要求真诚？这些贵妇中，即便是最优秀的，也早被惯得不可救药了。”
“不过，索松特·伊凡诺维奇，您该还记得，不正是您自称是她的朋友吗？不正是您硬把我拖去见她的吗？”
“这是从何说起？她求我请你去，我想：为什么不呢？我确实是她的好友。她并不缺乏好的品德：非常善良，也就是说慷慨，把自己并不太需要的赠给别人。其实，您对她的了解应当不比我差。”
“我认识伊琳娜·巴甫洛芙娜还是在十年之前，可是从那个时候起……”
“嗐，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您说哪里话来！一个人的性格难道会变？睡在摇篮里的时候怎么样，躺进坟墓时也还是这样。不过，也可能……”波图金这时候身子更朝下弯了，“也许，您是怕自己落到她的手掌心里吧？正是这样……可是一个人总免不了要落进什么人的手掌心啊。”
李特维诺夫勉强笑了起来。
“您这样想吗？”
“逃不掉。男人软弱，女性有力，机缘又有无限威力。安于暗淡无光的生活是困难的，完全忘掉自己也是不可能的……这里有美貌与同情，这儿有温暖和光明——怎么抗拒得了呢？你会像婴儿扑向保姆一样跑过去。嗯，可是后来呢，当然，冷淡、阴暗、空虚……该来的都来了。最后，以对一切都疏远，对一切都不理解而告终。起初不理解怎么会爱上的，以后却不理解怎么还能活下去。”
李特维诺夫看了看波图金，仿佛觉得从未遇见过比他更为孤独、更为被人遗忘……更为不幸的人了。这一次他没有畏怯，没有拘泥；他沮丧而苍白，低垂着头，两手放在膝上，一动不动地坐着，只是懊丧地冷笑着。李特维诺夫不由得对这个老是愤世疾恶、性情怪僻的可怜家伙同情起来了。
“伊琳娜·巴甫洛芙娜有一次对我提起，”他压低了声音说了起来，“她有一个好朋友，名字好像叫别尔斯卡娅或是朵丽斯卡娅……”
波图金抬起忧伤的眼睛瞟了李特维诺夫一眼。
“啊！”他喑哑地说，“她说……嗯，说什么了？”他突然不自然地打了个哈欠，“我该回去——吃午饭。请原谅。”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李特维诺夫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已经迅速地走远了……李特维诺夫心里的怜悯变成了懊恨，这当然是气恼自己啰。他一向不愿做有失分寸的事，他本想对波图金表示自己的同情，结果却变成某种不得体的暗示。他心里怀着隐隐的不满回到旅馆。
“她被惯得不可救药了，”稍过片刻他又想，“傲慢得像恶魔！她，这个女人，差点没跪在我跟前，她傲慢吗？是傲慢，而不是反复无常？”
李特维诺夫努力把伊琳娜的形象驱出脑际，但是他办不到。因而他没有去想自己的未婚妻。他觉得，这个影子今天是绝不会让位了。于是拿定主意不再对这个“奇遇”的谜底胡思乱想，干脆静待分晓吧。这个谜很快就会揭晓的，李特维诺夫丝毫也不怀疑，它的谜底是最无恶意，也是最自然的。他心中这样想着，这时不仅是伊琳娜的影子不肯离开他——连她的每一句话都在他心头萦绕。
侍者给他送来一封短柬：正是这位伊琳娜写来的。
如果今晚您有空，请来：我不是独自在家，我有客人——您也可以更进一步观察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社会。我非常希望您能看见他们：我想，他们会把全部本领施展出来。您也应该知道知道，我呼吸的是什么空气。请来吧，我看见您将很高兴，而且您也不寂寞了。（伊琳娜本想说：不会寂寞，她写错了。）请向我证实，我们今天的坦率交谈将永远消除我们之间的各种误解。
您真诚的伊
李特维诺夫穿上燕尾服，打好白领结，朝伊琳娜的旅馆走去。“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一路上心里反复盘算，“瞧瞧他们……为什么不去瞧瞧呢？这是很有趣的。”几天前，同样是这些人在他心里激起的感情就不同：那时他们激起他的愤怒。
他加快了步伐，帽子拉得压在眼睛上，嘴上浮现出勉强的微笑，庞巴耶夫正坐在韦伯咖啡厅前，老远就对渥罗希洛夫和毕沙尔金指着他，兴奋地叫道：“你们瞧见这个人了没有？这是石头！这是岩石！这是花岗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