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有这样一个人，他身材魁梧，年约七十，脸有点像克雷洛夫，双眉低垂，眉下有一双明亮睿智的眼睛，器宇轩昂，谈吐稳重，步履迟缓，这就是我要向诸位介绍的奥夫夏尼科夫他穿的是一件肥肥大大的长袖蓝外衣，衣扣直扣到脖下，脖子上围有一条淡紫色绸围巾，脚蹬一双擦得锃亮的带穗子的长筒靴从大体上看，很像一个殷实的生意人。他的手又软又白，甚为好看，在说话的时候，常常去摸摸外衣上的扣子。奥夫夏尼科夫的傲气和古板、机灵和懒散、直爽和固执使我想起彼得大帝以前时代的俄罗斯贵族……他要是穿上古代的无领大袍，那会很相称的。这是一位旧时代的遗老。乡亲们对他异常尊敬，认为与他交往是件体面事。他的那些独院地主弟兄对他可崇拜啦，老远望见他便脱帽致敬，并以他为骄傲。一般说来，在我们这一带，独院地主跟庄稼人至今很难区分：他们的家业恐怕还比不上庄稼人的小牛长得不及荞麦高，马匹勉强地活着，挽具也很蹩脚。奥夫夏尼科夫可算是这通常情况中的一个例外，虽然也说不上有钱。他和老伴两人住在一幢舒适整洁的小房子里，仆人不多，让他们穿俄罗斯式服装，称他们为用人。仆人们也替他耕田种地。他不冒称贵族，也不以地主自居，从来不像常言所说的那样“忘乎所以”：头遍请他入席，他不会立即就座，有新的客人到来时他定然起立，然而又显得那样庄重、尊严而亲切，使客人不由得向他深深鞠躬。奥夫夏尼科夫保持古风旧习不是出自迷信（他的心灵是相当自由开放的），而是出自习惯。比如说，他不喜欢带弹簧座的马车，因为他觉得这种马车坐得并不舒坦，他要么乘坐赛跑马车，要么乘坐带皮垫的漂亮小马车，亲自驾驭自己的良种枣红色跑马（他养的马全是枣红色的）。马车夫是一个脸颊红润的年轻小伙子，头发理成圆弧形，穿一件浅蓝呢上衣，头戴低低的羊皮帽，腰系皮带，毕恭毕敬地与主人并肩而坐。奥夫夏尼科夫每天都要睡一会儿午觉，每逢星期六洗一次澡，只读一些宗教的书（而且神气地戴上那副圆形银框眼镜），每天都早起早睡。可是他不蓄胡子，头发理成德国式发型。他待客极为亲切诚挚，但不对客人低三下四。不忙前忙后，也不拿什么干的和腌的东西去款待客人。“老伴！”他慢条斯理地说，身体不站起来，只是稍稍向她转过头，“拿些好吃的来请客人尝尝。”他认为粮食是上帝所赐，销售粮食是罪孽的。一八四年，在发生大饥荒和物价狂涨之时。他把自家的全部存粮拿出来赈济附近的地主和农民；来年时他们都很感激地把粮食归还给他。常常有乡亲们跑来请奥夫夏尼科夫去为他们评理、调解，他们几乎都能服从他的评判，听从他的劝解……许多人多亏有他帮助而最终划清了田界……可是有两三次同一些女地主发生龃，这以后他便声称，决不为妇道人家之间的纠纷居中调解了。如今他受不了忙乱、受不了惊慌着急，更受不了娘儿们的长嘴长舌和“瞎忙”。有一次他家的房子着了火。有个雇工慌里慌张地向他跑来，一边大喊大叫：“失火了！失火了！”奥夫夏尼科夫镇定自若地说：“你嚷嚷什么呀？递给我帽子和手杖……”他喜欢亲自训练马。有一回，一匹冲劲十足的比秋克马拉着他下山，奔向峡谷。“嘿，得了，得了，年轻的小马驹，你会摔死的。”奥夫夏尼科夫好心地关照它，可说时迟那时快，他连同所乘的赛跑马车、坐在后边的小厮和那匹马一起全滚到峡谷里了。幸亏谷底尽是一堆堆沙子。没有伤着人，只有那比秋克马把一只腿摔脱臼了。“唉，你瞧瞧，”奥夫夏尼科夫从地上爬起来，仍然语气平和地说，“我对你说过的呀。”他按自己的心意找了一位配偶。他的妻子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是位高个子女人，端庄而寡言少语，老是系着栗色的绸头巾。她显得神情冷漠，可是没有人怨她严厉，相反，有许多穷人称她为好大娘和恩人。端正的容颜、乌黑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至今仍能证明她当年的出众姿色。奥夫夏尼科夫没有子女。
读者已经知道，我是在拉季洛夫家里认识他的，没过几天我就去他家拜访了。正巧他在家。他坐在皮制的大安乐椅上阅读经文。一只灰猫待在他肩上打呼噜。他按平素习惯亲切而庄重地接待了我。我们攀谈起来。
“请您照实说，卢卡·彼得罗维奇，”谈话中我这样问，“早先在你们那个年月里是不是较好一些？”
“跟您说吧，有些方面确实好一些，”奥夫夏尼科夫说，“那时候我们日子过得比较安定，也比较宽裕，确实……不过还是现在好；到你们的孩子们长大了，那时候一定会更好。”
“卢卡·彼得罗维奇，我原以为您会夸耀旧时代呢。”
“不，旧时代我认为没什么可夸耀的。举个例说吧，如今您是地主，同您已经去世的祖父一样是地主，可您没有他那样的权势啦！而您也不是那一号人。就连当今还有一些地主在挤压我们；看来这也在所难免。也许将来事情会变好的。可不是嘛，我年轻时司空见惯的事，眼前就见不到了。”
“举个例子说吧，是什么事呢？”
“那就再举您爷爷的例子说说吧。他是个好耍权势的人！他常常欺侮我们这类百姓。说来您可能知道——您怎么会不知道自家的地呢——从切普雷金到马利宁的那片地吧？……如今这片地已成了您家的燕麦田……唉，按说这地本来是我家的，整片都是我家的。您爷爷把它从我家霸占了去；他骑着马，手指了指说‘这是我的土地’——就霸占过去了。先父（愿他进天堂！）是个正直人，也是个火暴性子的人，他忍不下这口气——谁甘愿丢掉自家的田产呢？——就去法院上告。可是只有他一人去上告，旁的人都不去告，因为他们都害怕。有人去向您爷爷告密说，彼得·奥夫夏尼科夫去告您了，说您夺走他的地……您爷爷马上就派手下的猎师巴乌什带上一伙人闯到我家来了……他们逮住我的父亲，押到你们家的领地上。那时候我还是个毛孩子，光着脚丫跟在父亲后面跑。您猜怎么着……他们把他押到你们家的窗子下，就用棍子揍他。您爷爷站在凉台上瞅着；您奶奶坐在窗前，也在瞅着。我父亲就喊道：‘大娘，马丽雅·瓦西利叶夫娜，可怜可怜我，替我说句公道话吧！’可是她只是欠欠身子，观看着。就这样逼着我父亲答应交出土地，还要他向你们家表示感谢，感谢放他一条活命。这块地就这样成了你们家的了。您去问问您家的佃户看，这块地叫什么？它就叫棍棒地，因为是用棍棒夺来的。所以说，我们这些小人物就不喜那老一套规矩。”
我不知道如何对奥夫夏尼科夫说才好，我不敢瞧他的脸。
“当时我家还有一位邻里，他姓科莫夫，名叫斯捷潘·尼克托波利昂内奇。他使尽各种花招来刁难我父亲。他是个酒鬼，喜欢请人喝酒，酒喝足时就用法文说一句‘塞邦’，又把嘴巴舔了舔，然后就闹腾开了！他叫人去把所有的左邻右舍都请了来。他的马车都准备好了，停在门前；你要是不去，他马上亲自闯来……真是一个怪人！他在所谓‘清醒’的时候不大瞎说；可是一喝醉酒，就胡吹起来了，说他在彼得堡的丰坦卡街上有三幢房子，一幢是带一个烟囱的红房子，另一幢是带两个烟囱的黄房子，第三幢是蓝的，不带烟囱；他说他有三个儿子（实际上他没有结过婚），一个当步兵，另一个当骑兵，老三在家过日子……又说，三个儿子各住一幢房子，老大家常有海军将官来访，老二家常有陆军将官来访，而到老三家来的尽是英国人！说着说着便站了起来，说：‘为我家老大的健康干杯，他是最孝敬我的孩子！’接着便哭了起来。要是有谁不举杯祝酒，那就糟了。他就要说：‘毙了你！他不许埋葬你！……’有时候他会蹦起来大喊：‘大伙都来跳舞吧，让自个儿乐一乐，也让我高兴高兴！’那你就得跳，哪怕死了也得跳。他把家里的农奴丫头们折磨得可苦啦。经常让她们通宵达旦地唱歌，谁唱得最响亮，就奖赏谁。当她们唱累了——他就抱着脑袋哀叹道：‘哎呀，我这孤苦伶仃的人啊！大家都抛下我这可怜的人了！’于是马夫们赶紧就来给丫头们打气。我父亲也被他看中了，有啥法子呢？他差点把我父亲打发进了棺材，真的快被他折腾死了，幸亏他自己先死了，是喝醉了从鸽子棚上跌下来摔死的……瞧，我家有过一些什么样的邻里啊！”
“时代已经变多了！”我说。
“是呀，是呀，”奥夫夏尼科夫赞同地说道，“可以这样说吧，在那些旧年月贵族们活得可奢侈了。至于那些达官显要就更不用提了：我在莫斯科时见得多啦。据说，这种人如今在那边也不见了。”
“您去过莫斯科？”
“去过，那早啦，很早很早啦。如今我七十三了，我是在十六岁那一年去的莫斯科。”
奥夫夏尼科夫叹了口气。
“您在那边见到过一些什么人呢？”
“许许多多的达官显贵都见到过，什么样的都见过；他们真是荣华富贵，令人惊叹呀。可是没有人比得上已故的伯爵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奥洛夫一切斯明斯基。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我经常见到；我的一位叔叔在他家里当管家。伯爵家就住在卡卢加门附近的沙波洛夫卡街。他真是显贵人物呢！他的那种风度仪表，那种宽宏大度，你根本想象不出，也无法形容。单是身材别提多魁梧了，而且身强力壮，目光炯炯！当你还没有熟悉他，没有接近他的时候，的确会感到害怕，会感到胆怯；可是一旦与他接近之后，他就会像太阳一样使你感到浑身温暖，非常愉快。他容许每个人去见他，他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他亲自参加赛马，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同他竞赛；他从来不立即一马当先，他不愿让别人难堪，不挡着别人，只是到最后才超越过去；他显得那样和蔼可亲：他安慰对手，夸奖对手的马。他养了一批善翻筋斗的优种鸽子。常常来到院子里，坐在安乐椅上，吩咐放鸽子飞；仆人们站在周围的房顶上，拿着枪防止老鹰的袭击。伯爵的脚边放了一个大银盆，里面盛着水，他就朝水里观赏那些鸽子。许许多多穷苦人、乞丐都靠他救济过日子……他献出了多少钱财啊！他一旦发怒，简直像是打雷，可怕极了，不过你用不到哭鼻子，过一会儿再瞧，他已笑容满面了。他一举办宴会，准教全莫斯科人喝个醉……要知道他还是个好聪明的人哪！他打败过土耳其人。他还喜欢角力；他从图拉，从哈尔科夫，从唐波夫，从全国各地请来一大批大力士。谁被他摔倒了，便奖赏谁；要是谁赢了他，他更是给以厚赏，还要亲吻他……我还待在莫斯科那一会儿，他曾发起过一次猎犬比赛，这样的比赛在俄国从未有过：他邀请全国所有的猎人前来，并规定了日期，限期三个月。这样，猎人们都来会集了。把猎狗、雇用的猎手都运来了——嚯，到的人可多了，真是千军万马！先是设宴款待，然后大家前去城外。观众来得多极了，真是海了去啦……您猜怎么着？……您爷爷的那只狗跑得最快，一举夺魁。”
“是那只米洛维特卡吗？”我问。
“是米洛维特卡，那只米洛维特卡……这样一来伯爵就向您爷爷请求说：‘把您的狗卖给我吧，你要多少，就给多少。’您爷爷回答说：‘不，伯爵，我不是买卖人：没用的破烂也不卖，若是为了表示敬意，即使老婆也可让人，唯独这只米洛维特卡不能让……我倒宁肯让出自己。’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很赞赏他，说：‘好，佩服。’您爷爷就用马车把这只狗送回家了；后来米洛维特卡死了，您爷爷让人奏乐为它送葬，把它葬在花园里，在坟前立了块碑，并刻上墓志铭。”
“这么说来，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我说。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谁越没能耐，谁就越翘尾巴。”
“那个巴乌什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问。
“您听说过米洛维特卡，怎么会不知道巴乌什呢？……他是您爷爷手下主要猎师和驯猎狗的人。您爷爷喜欢他不次于喜欢米洛维特卡。这是个什么都敢干的人，只要您爷爷一声令下，他会立即照办，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他朝猎狗吆喝一声，林子里就会闹得天翻地覆。有时他一下闹起倔脾气来，就跳下马，躺倒不干……猎狗一旦听不到他的吆喝声，那就完了！那些狗就不再去闻新留下的猎物足迹，什么猎物也不去追了。这一下让您爷爷气得要命！‘我不吊死这个无赖，就不活了！我要剥这个坏蛋的皮！我要让这个坏家伙不得好死！’但是到头来还是派人去询问他有什么要求，探问他不吆喝狗去捕猎的原因。巴乌什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只要求喝酒，一当喝够了酒，就会起身上马，又高高兴兴地去指挥那群猎狗了。”
“您好像也喜欢打猎，卢卡·彼得罗维奇？”
“可算喜欢吧……确是如此，但不是现在，现在我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那是在年轻的时候……可是您知道，由于身份的关系，不大好搞，像我们这些人是不能跟在贵族们屁股后头。的确，我们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嗜酒成性的没出息的人，常常去同那些老爷们一起胡混……这有什么乐趣呢……不过是让自己丢脸罢了。人家让他骑蹩脚的、跌跌绊绊的马；动不动揪下他的帽子往地上扔，有时还用鞭子抽他一下，像抽马似的；而他老得赔着笑脸，让人家开心。不行呀，我对您说，越是身份低，就越要自重，否则，只会自讨羞辱。”
“是呀，”奥夫夏尼科夫叹口气，继续说，“许多时光像水似的流过去了。世道已经变了。特别是在那些贵族中间，我看到的变化可大啦。田产少的要么去当差，要么不住在原地了；那些田产多的，更叫人认不出来了。那些有大产业的人，在那阵划分地界的时候，我见得多了。我可以这样跟您说吧，瞅着他们，心里的确很喜欢：他们又和气，又有礼貌。只有一点很使我惊奇，他们学识渊博，说话有条有理，令人心悦诚服，可是对于实际的事却一窍不通，连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也搞不明白：他们的农奴管家就如折轭具似的摆弄他们。说起来您可能知道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吧？他算得上是个地道的贵族吧？长相帅气，家产殷实，又受过高等教育，似乎出过国，谈吐稳重、谦虚，见了我们总要握握手。您认识吗？……那好，请听我说一说。上星期我们应中介人尼基福尔·伊利奇的邀请前去别廖佐夫卡聚会。中介人尼基福尔·伊利奇对我们说：‘诸位，该把地界划一划清了；比起所有其他地区来，我们这地区落后啦，这多丢脸呀。我们就开始干吧。’于是我们就干起来了。照例是磋商、争论；我们的代理人发起性子来。但最先带头吵闹的是钦尼科夫·波尔菲里……而这个人为什么要闹呢？……他本人地无一垄，他是受兄弟之托来办事的。他大喊道：‘不行！你们糊弄不了我！不行！不能那样搞！把测量图拿来！把测量员给我叫来，叫那坏小子上这儿来！’‘您到底要怎么样呢？’‘别把人当傻瓜！哼，你们以为我马上会把我的要求说给你们听吗？……不行，你们还是把测量图拿来，就这样！’他的手在图上直敲。马尔法·德米特列夫娜被他气得要死。她喊道：‘您怎么敢败坏我的名誉？’他回答说：‘把您的名誉给我的栗色母马我都不要。’好说歹说，总算用马杰拉酒让他消了气。他平静下来了，可别的人又闹开了。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坐在角落里，咬着手杖上的镶头，只是不住地摇头。我感到很不好意思，真想溜了出去。人家对我们会怎么想呢？一瞧，我的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站了起来，装出要说话的样子。中介人慌忙地说：‘诸位，诸位，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要讲话了。’不能不夸这些贵族：大家立即停下不吵了。于是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开始讲了，他说：我们似乎忘记了我们是为了什么会集到这儿的；虽然划分地界无疑是对土地拥有者有利的，但实质上它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使农民负担轻一些，使他们劳作起来方便一些，承担得起赋役；而不要像现在这样，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土地，常常要跑到五俄里外去耕种，再说对他们也很难处罚。随后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又说：地主不去关心农民的利益是罪过的；如果冷静地想一想，最终就会明白，农民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不好过，我们也不好过……所以，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争来争去，那是罪过的、糊涂的……他说呀，说呀……说得多在理呀！很打动人的心……贵族们听了个个垂下了头；我也差点掉了泪。说实话，古书里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到头来怎么样呢？他那四俄亩长满青苔的沼地却死活不愿让出来，也不愿意卖。他说：‘我叫人把这块沼地的水排干，在那儿建一座设备完善的毛纺厂。’又说：‘我已选定这块地做厂址，这方面我有我的考虑……’如果真是这样，倒也罢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只不过是因为他的乡邻安东·卡拉西科夫舍不得花一百卢布票子去疏通他的那位管家老爷。事情一件也没办成，我们就散了。直到现在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还认为自己是对的，还老是去谈毛纺厂的事，可是并没有叫人去给那沼地排水。”
“他对自己的产业是怎样经营的呢？”
“他采用全套新办法。农民们不赞赏，不过也用不着听他们的。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搞得不错。”
“这是怎么啦，卢卡·彼得罗维奇？我以为您是老保守呢。”
“我嘛，是另一码事了。我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的产业算得了啥？……干别的我也不会。我力求做得公道，合法——这就谢天谢地了！年轻的老爷们不喜欢老的一套，我很赞赏他们……该是动动脑筋的时候了。只有一点差劲：年轻的老爷们太自作聪明了。对待庄稼人就像玩木偶似的，转过来，转过去，搞坏了一丢了之。这样一来，农奴出身的管家，或德国籍的管事又把庄稼人抓在自己的手心里了。哪怕有一个年轻老爷做出个榜样也好，让人看看，应该怎样经营才对……这结果又会怎样呢？难道我就这样死去，看不到新的局面了吗？……什么样的怪事呀？老的东西死了，新的东西还没有出生！”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奥夫夏尼科夫才好。他环顾了一下，向我更挪近一点，低声往下说：
“您听说过瓦西利·尼科拉伊奇·柳博兹沃诺夫的事吗？”
“没有，没有听说。”
“请您说说，这是什么怪事，我搞不明白。是他那些佃户说的，可我弄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您知道，他是个年轻人，不久前他母亲去世了，他得到了一笔遗产。于是来到自己的领地上。庄稼人一齐前来，想瞧瞧自家老爷的风采。瓦西利·尼科拉伊奇向他们迎了过来。庄稼人一瞧——好奇怪呀！——老爷穿着一件棉毛裤，像个马车夫，脚上穿的是一双镶边的靴子；他穿的衬衫是红色的，上衣也是像马车夫穿的；蓄着大胡子，头上戴的是顶样式古怪的小帽，那张脸也很怪，似醉非醉，像是精神不正常。他说：‘你们好，伙计们！愿上帝保佑你们。’庄稼人向他鞠躬，只是不吭声，大概有些胆怯。他本人似乎也显得胆怯。他向众人讲了几句话，他说：‘我是俄罗斯人，你们也是俄罗斯人；我爱俄罗斯的一切……我的心是俄罗斯的，血也是俄罗斯的……’突然他下令说：‘来，乡亲们，唱一首俄罗斯民歌吧！’庄稼人的双腿哆嗦起来，都发愣了。有一个胆子大一些的人开始唱了，立刻又蹲下地去，藏到别人的背后了……令人惊奇的是，我们这儿确实有一些落拓不羁的地主，行为放荡，穿得像马车夫一样，又跳舞，又弹吉他，跟仆人们一起唱歌、饮酒，跟农人们一起吃吃喝喝；可是这位瓦西利·尼古拉伊奇却像位大家闺秀，老是在读书写字，要么就唱赞美诗，不跟人聊天，腼腼腆腆，经常独自一人在花园里徘徊漫步，像是有苦闷或忧伤。原有的那个管家在开头一些日子显得惶惶不安；在瓦西利·尼古拉伊奇到来之前，他跑遍了各家农户，向大家鞠躬作揖——这馋猫心里明白，它吃了谁家的鱼肉！庄稼人有了盼头，心里想：‘你溜不掉，伙计！马上有人来收拾你啦；当心吧，你这贪心鬼！……’可结果呀——怎么对您说好呢？连上帝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瓦西利·尼古拉伊奇叫管家前来，他一开口，自己倒先脸红了，连呼吸也急促起来，说：‘你在我这儿办事要公道，不要欺压人，听见了吗？’打那以后就没有再叫管家前来听吩咐了。他待在自家领地上就像个陌生人。这样一来，管家便放宽心了，庄稼人都不敢去找瓦西利·尼古拉伊奇，因为他们害怕。还有令人奇怪的事呢：这位老爷向他们鞠躬问候，亲切地望着他们，他们却反而吓得发抖。多么怪呀，先生，您说说？……或许是我糊涂了，老了，还怎么的——我搞不明白。”
我回答奥夫夏尼科夫说，这位柳博兹沃诺夫先生也许有病。
“有什么病！别看他年轻轻的，身子已肥得滚圆，脸也胖嘟嘟的……真是天晓得！”（奥夫夏尼科夫深深叹了口气。）
“好，不谈贵族了，”我说，“您给我讲讲独院地主的事好吗，卢卡·彼得罗维奇？”
“不，不说这个吧，”他连忙说，“的确……也该对您说说说……可是说什么呢！（奥夫夏尼科夫挥一下手。）咱们还是用茶吧……他们是庄稼人，的确就是庄稼人；不过说真的，我们这类人还能怎么样呢？”
他沉默起来了。茶端上来了。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从座位上站起，坐得更靠近我们些。这个晚上她悄悄地出去几趟，又悄悄地回来。房间里寂然无声。奥夫夏尼科夫庄重地一杯接一杯地慢慢喝着。
“米佳今天来了。”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低声地说。
“他来干什么？”
“来赔不是。”
奥夫夏尼科夫摇摇头。
“唉，您说说看，”他朝向我说，“拿这些亲戚怎么办呢？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这不，上帝赐给我一个侄儿。这孩子人很聪明，很机灵，这没得说；学习也棒，只是我对他什么也指望不上。他本来任了公职，可他撂下不干了：说是没什么发展前途……难道他是个贵族？即使是个贵族，也不能立刻当上将军嘛。目前他没事闲着……这倒没什么——谁知道他竟干起替人提刀代笔的事！替农人写状子，拟呈文，给乡警出点子，告发土地测量员，出入大小酒馆，结交一些无业人员、小市民、旅店的勤杂工。这不是迟早得惹祸吗？这警察局长和县警察局长警告过他不止一次了。好在他能花言巧语，插科打诨，逗得他们哈哈大笑，可后来又给他们添麻烦……得了，他还坐在你的小屋子里吗？”他转身对妻子说，“我可知道你，你可是那副菩萨心肠，总护着他。”
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低下头，笑了笑，脸也红了。
“哼，就是这样嘛，”奥夫夏尼科夫继续说……“你呀，就会宠他！好了，叫他过来吧——那就这样吧，看在贵客面上，我饶了这傻瓜蛋……好，叫他过来，叫他过来……”
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走到门口喊了一声：“米佳！”
米佳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身材高挑挺拔，一头鬈发。他进房间时一看见我，便停在门边。他穿的是德国式服装，但单是肩部大得不相称的褶子就明显地证明，这服装无论是裁剪或做工都是出自俄国裁缝的手。
“嘿，过来吧，过来吧，”老头子说，“为啥害臊呀？要谢谢你婶，是她说的情……好，我来介绍一下，”他指着米佳说，“这是我的亲侄儿，可我怎么也管教不了他。他混到头啦！（我和他相互鞠个躬。）你说说，你在那边又胡搞什么啦？他们为啥告你，你说呀。”
米佳显然不愿当着我的面进行解释和辩白。
“以后再说吧，叔。”他咕哝说。
“不，别以后啦，现在就说吧，”老头子继续说道……“我知道，你呀，在这位先生面前感到难为情，这样更好——你就痛悔吧。你说，你说……我们来听听。”
“我没什么可难为情的，”米佳激动地开始说，晃了晃头，“叔，您自己评断一下吧。列舍季洛夫的几个独院地主来对我说：‘替我们说说理吧，老弟。’我问：‘怎么一回事？’‘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粮库管理得好好的，可以说再好不过了；突然有位当官的来到我们这儿，说是奉命来检查仓库的。他检查一通之后就说：“你们的粮库管理紊乱，有严重纰漏，我必须向上级汇报。”那我们问：“纰漏何在呢？”他说：“这我心里有数。”……于是我们便一起商量出一个办法：“给那个官老爷烧把香，孝敬孝敬他，可是普罗霍雷奇那老家伙却不赞成，他说，这样只能使那些官老爷更贪得无厌。实际上这算什么呢？我们就毫无办法对付？……我们听了这老家伙的话，可是那位官老爷生气了，真的打了报告指控我们了。如今要传我们上法庭了。’我问：‘那么你们的粮库确实管理得好吗？’‘苍天可做证，管理得很好，而且存有法定数量的粮食……’我说：‘既然如此，你们就不必害怕。’于是我就替他们写了状子……现在谁胜谁负还不清楚……为什么有人为这件事上您这儿来指责我——道理是很明显的：无论什么人，自己的衬衫总是最贴近自身。”
“任何人都是这样，显然，你不是这样，”老头低声地说……“那么你跟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在那边搞什么鬼？”
“您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这事儿我也没做错——您再好好评断评断。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有位乡邻叫别斯潘金，他种了他们的四俄亩地，他说这块地是属于他自己的。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是付了代役租的，他们的东家已出国去了，您想想，还有谁替他们辩护呢？这块地毫无疑问历来都是他们承租的。所以他们来找我，请我替他们写份申诉书。我就写了。那个别斯潘金得知以后便威胁说：‘我要敲碎这个米捷卡的全身骨头，再不然就让他脑袋搬家……’瞧着吧，看他怎样来搬我的脑袋：到现在我这脑袋还是好好的呢。”
“哼，别吹牛，你的脑袋迟早保不住，”老头说，“你完全是个疯子！”
“怎么啦，叔，不是您自己对我说过……”
“我知道，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奥夫夏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的确，做人应该正直公道，应该乐于助人。有时候还应该豁得出去……可你难道全是这样做的吗？不是常常有人请你上酒馆吗？不是请你喝酒，向你鞠躬作揖，说：‘德米特里·阿列克塞伊奇，好老爷，帮帮忙吧，我们必当酬谢。’说着把一个银卢布或一张五卢布钞票偷偷地塞给你，是不是？啊？有没有这样事？说呀，有没有？”
“这事我的确有错，”米佳低下头回答说，“可我没有拿穷人的钱，我没有昧着良心。”
“现在你没有拿，一旦自己穷急了，就会拿的。没有昧着良心……哼，你呀！好像你维护的全是大好人呢！……那博里卡·彼列霍多夫你忘啦？……是谁替他奔走的？是谁庇护他的？啊？”“彼列霍多夫他是自作自受，的确……”
“他挪用公款……这是闹着玩呀！”
“可是，叔，您想想看，他很穷，又养着一大家子……”
“穷，穷……他是个酒鬼，是个赌徒，问题就在这儿！”
“开头他是借酒浇愁。”米佳放低声音说。
“借酒浇愁！如果你有一副热心肠，你应该帮帮他，可你自己不该同那酒鬼一道上酒馆去。他能说会道，那有什么新鲜！”
“他人顶善良的……”
“在你眼里全是好人……怎么样，”奥夫夏尼科夫转身对妻子说，“给他送去了吗……就在那边，你知道的……”
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点点头。
“这些天你去哪儿啦？”老头子又说起来。
“在城里。”
“大概整天在那边玩台球，喝茶，弹吉他，跑衙门，跟商人子弟胡混，躲在后屋里写状子，是这样吗？……说呀！”
“就算是这样吧，”米佳微笑说……“我差点儿忘了：安东·帕尔费内奇·丰季科夫请您星期天上他家去吃饭。”
“我不去这个大肚皮家。吃老贵的鱼，放的油却是带哈喇味的。别去理他了！”
“我碰见了费多西娅·米海洛夫娜。”
“哪个费多西娅？”
“就是买下米库利诺那块地的地主加尔片琴科家里的那一个。费多西娅是米库利诺村的人。她在莫斯科做裁缝，承担代役租，能按时交纳租金，每年交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她手艺很好，在莫斯科很多人请她定做衣服。日前加尔片琴科去信召她回来，把她留在这儿，又不派她干什么活。她很想赎身，也向东家说过了，可是他不做任何决定。叔，您跟加尔片琴科相识，能不能去对他说一说？……费多西娅愿出高价赎身。”
“是不是花你的钱呀？是不？嗯，那好吧，我去跟他说说。不过我不知道，”老头带着不满的神色继续说，“这个加尔片琴科呀，上帝宽恕，可是个贪心鬼：他收购期票、放高利贷、抢购地产……是谁把他带到我们这地方来的？唉，我真看不惯这些外地人！跟他打交道不会很快有结果的；不过，试试看吧。”
“您就帮个忙吧，叔。”
“好吧，我帮忙。不过你得小心，得留神！好啦，好啦，别再说七说八了……行了，行了……不过往后你得小心为好，否则呀，米佳，你会吃苦头的，真的，会倒霉的。我不能老是替你担责任……我也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好啦，现在你去吧。”
米佳出去了。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也跟了出去。
“让他喝点茶吧，娇宠孩子的女人，”奥夫夏尼科夫朝她背后喊道……“这小子人不笨，”他继续说，“心眼也好，只是我很替他担心……唉，真对不起，尽顾聊这些小事，耽搁您这么久。”
通前室的门开了，进来了一个矮个子，头发花白，身穿丝绒外衣。
“啊，弗兰茨·伊万内奇！”奥夫夏尼科夫喊了起来，“您好！近来一切都好吗？”
亲爱的读者，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先生。
弗兰茨·伊万内奇·列戎（lejeune）是我的一位邻里，也是奥廖尔的一位地主，他通过不大寻常的手段取得了俄国贵族的荣誉称号。他出生于奥尔良，父母都是法国人，他跟着拿破仑前来侵略俄国，充当一名鼓手。起初一切都顺顺当当，这位法国佬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莫斯科。可是在回去的路上，这个可怜的列戎先生便冻得半死，鼓也丢了，还落到了斯摩棱斯克庄稼人的手里。那些庄稼人把他押到一个空荡荡的缩绒厂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便把他带到堤坝旁边一个冰窟窿前，就请这位“de la grande armée”鼓手赏个面子，也就是说，让他钻到冰底下去。列戎先生没法接受这些庄稼人的盛情，只得用法语恳求这些庄稼人放他回奥尔良去。他说：“messieurs，那边有我的母亲，une tendre mère。”可是这些庄稼人大概不清楚奥尔良城的地理位置，依然请他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格尼洛捷尔卡河顺流而下，做一次水下旅游，而且已经轻轻推着他的颈椎和脊椎勉励他钻下去，蓦然传来了一阵铃声，这让列戎有说不出的高兴，一辆大雪橇向堤坝驶来，雪橇的后座又宽又高，铺着一条色彩斑斓的毯子，在前边拉套的是三匹黄褐色的维亚特卡马，雪橇上坐着的是一位身穿狼皮大衣，身材肥胖，满面红光的地主。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呀？”他问庄稼人。
“我们要把一个法国佬沉到河里去，老爷。”
“啊！”地主坦然地应了一声，就转过头去。
“monsieur！monsieur！”那可怜的人呼喊起来。
“啊，啊！”那穿狼皮大衣的人带着斥责的口吻说话了，“该死的家伙，跟着拿破仑的侵略军闯到俄国来，烧毁了莫斯科，偷走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可现在却喊‘穆西，穆西！（先生，先生！）’现在夹起尾巴了吧！恶有恶报……走吧，菲利卡！”
马儿又跑动了。
“啊，等一下！”地主添说了一句……“喂，你这穆西懂音乐吗？”
“sauvez-moi，sauver-moi，mon bon monsieur！”列戎哀求说。“瞧，这种小民族！竟没有人懂俄语！缪济克，缪济克，萨韦……缪济克……武？萨韦？（音乐，音乐，你懂音乐吗？懂吗？）喂，你说呀！科姆普列内？萨韦……缪济克……武？（听得懂吗？你懂音乐吗？）福尔托皮亚诺……茹埃……萨韦？（钢琴，你会弹吗？）”
列戎终于听懂了这地主所说的意思，便肯定地点点头。
“oui，monsieur，oui，oui，je suis musicien；je jone tous les instruments possibles！oui，monsieui……sauvez-moi，monsieur！”
“嘿，算你走运。”地主回答说……“伙计们，放了他吧；赏给你们二十戈比打点酒喝喝。”
“谢谢，老爷，谢谢，您就带他走吧。”
让列戎坐上了雪橇。他高兴得喘不过气来，哭着，哆嗦着，向地主、车夫、庄稼人鞠躬致谢。他身上只穿着一件带玫瑰色带子的绿色绒衣，而天气又冷得够呛。那地主默默地瞧了瞧他那冻僵了的发青的四肢，就把这倒霉蛋裹进自己的皮大衣里，带着他回家去。仆人们跑了过来。急忙给这法国人生火暖身，让他饱餐一顿，给他衣服穿。地主把他领到自己的几个女儿那里去。
“瞧，孩子们，”他对女儿们说，“给你们找到一位老师了。你们老是缠着我说：教我们音乐和法国话吧。现在给你们找来了法国人，他会弹钢琴……喂，穆西，”他指了指五年前从一个卖香水的犹太人那里买来的那架破钢琴，继续说，“露一手你的技艺给我们瞧瞧吧，茹埃！（弹吧！）”
列戎坐到椅上，心都吓愣了，因为他生来还没有摸过钢琴呀。
“茹埃吧，茹埃吧！”地主又重说了一次。
这可怜的人像击鼓似的拼命敲打着琴键，乱弹一气……“我当时心里想，”他后来对别人说，“我的救命恩人会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摔到门外去的。”令这个不得已的即兴演奏者大感吃惊的是，这地主听了一会儿，赞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他说，“我看得出，你很有一手；现在你歇歇去吧。”
过了两个来星期，列戎从这个地主家转到了另一个地主家，此人既有钱也有学识，他挺喜欢列戎的愉快而温顺的性格，就把自己的养女许配给了他。后来列戎谋到了差使，变成了贵族，并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了奥廖尔的一个地主。这地主叫洛贝扎尼耶夫，是一个退伍的龙骑兵，会写诗，列戎自己后来也搬到奥廖尔来住了。
正是这个列戎，或者像现在称呼的弗兰茨·伊万内奇，在我还在座时，走进奥夫夏尼科夫的房里来，他同这位主人颇有交情……
也许读者跟着我在独院地主奥夫夏尼科夫家里已坐厌烦了，因此我就不再叨叨个没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