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3月22日）

种种事实。擦肩而过。视而不见。没有义不容辞的公民感。因而谁也不愿意费把劲，迫使自己去思考和注意。我不能扭头不顾，批评家们都在吵吵嚷嚷地说，我描写的不是真正的生活，但是这说服不了我。我们的社会没有根基，无规矩可循，因此也就没有生活。巨大的震荡——于是一切都断裂了，崩塌了，被否定了，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而且不仅在外部，像在西方那样，而是在内部，在精神上。我们那些富有才华的作家，高度艺术地描写了中上层（家庭）圈子里的生活，——托尔斯泰、冈察洛夫以为他们描写的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在我看来，他们描写的才是例外的人的生活。正好相反，他们描写的生活是例外的生活，而我描写的生活却是符合常规的生活。我们未来较为公正的子孙后代，将会坚信这点；真理将属于我。我对此深信不疑。

有人说我描写真的雷声和真的雨，就像在舞台上出现的雷声和雨一样。这是哪的话呀？难道拉斯科尔尼科夫、斯捷潘·特罗菲莫维（我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会导致这样的说法吗？或者，比如说，《死奇屋手记》中的阿库莉卡的丈夫。正是出于这种（公民）感觉，我差点没有归顺斯拉夫派，想复活我童年时代的各种幻想（我读过卡拉姆津的书）。读过谢尔盖与吉洪的形象。而地下室和《地下室手记》。我引以自豪的是，我首次塑造了代表俄国大多数的真正的人，首次揭示了这种人的丑陋和悲剧的一面。这悲剧性就在于意识到自己的丑陋。就如这样一些人物，从西尔维奥与当代英雄到博尔孔斯基公爵与列文，他们不过是浅薄的自尊心（这“不好”）的代表人物，他们“受到了坏的教育”，他们之所以能改过自新，因为有一些好的榜样（《波琳卡·萨克斯》中的萨克斯，《奥勃洛摩夫》中的那个德国人，皮埃尔·别祖霍夫，《死魂灵》中的包税人）。但这无非是因为他们表达了浅薄的自尊心的诗意而已。唯有我一个人描写了地下室的悲剧性，它表现为痛苦、自虐、意识到更美好的东西而又无力达到它，主要是，这些不幸的人坚信所有的人都这样，因此根本无须改过自新！有什么能用来支撑改过自新者呢？奖赏，信仰？奖赏——无人能给，信仰——无人可信！由此再迈出一步，就是极端的堕落、犯罪（凶杀）。奥秘哉。

有人说，奥莉娅没有足够地说明她因何上吊。但是，我不是为笨蛋写作的。

博尔孔斯基因为看到阿那托利被锯掉了一条腿而改变了自己对他的看法，我们大家都为他的改变而感动落泪，但是真正的地下室人是不会改变的。

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诗人——一些小品文作者喋喋不休地这么说，借此贬低我。这些傻瓜。这是我的光荣，因为——诚哉斯言。果戈理曾在他庄严的遗嘱中说到从他心中倾吐出来，而实际上却根本不曾有过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须知，促使他说这番话的，就是那地下室。要知道，也许，他开始写自己遗嘱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会写到有关最后一部小说的事。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呢？它竟能迫使一个甚至诚实和严肃的人如此信口雌黄和出乖露丑，而且还是在自己的遗嘱中。（这力量是俄罗斯的，在欧洲，人较为完整，而在我国却是一些幻想家和卑鄙小人。）

形成地下室的原因——消灭对普遍准则的信仰。“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半生不熟的人（一般说，由于彼得的改革），就像《群魔》中的工程师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