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即将来临。囚犯们以一种庄重的心情期待着这个节日，看着他们，我也有了某种非同寻常的期待。节日前四天我们被带进澡堂洗澡。我在那里的时候，尤其是在最初几年，是很少带囚犯进澡堂的。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开始准备。预定在午后去，于是午后就不出工了。在我们的牢房里，最高兴、最忙碌的是伊赛·福米奇·布姆施泰因，一个服苦役的犹太人，我在本书第四章已经提到过他。他喜欢被蒸汽熏得神情恍惚、不省人事，现在每当我回首往事，也想起苦役犯的那个澡堂（它是值得铭记于心的）的时候，那么在画面的前景立刻就会有一张脸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是与我同住一室的服苦役的难友，怡然自得、令人难以忘怀的伊赛·福米奇的脸。天哪，这是一个多么滑稽可笑的人哪！关于他的形象，我曾有寥寥数语的描述：年约五十，体弱多病，满脸皱纹，双颊和前额都有极其可怕的烙印，消瘦，体力单薄，小鸡雏般的白色身躯。他脸上的表情流露出始终如一、不可动摇的自满甚至喜悦。看来他丝毫不因服苦役而感到遗憾。因为他是首饰匠，而城里是没有首饰匠的，所以他专为城里的绅士和官员不停地干着首饰匠的活儿。他毕竟多少会得到一些酬劳。他不缺钱，甚至很富裕，不过他把钱储存起来，凭抵押品贷款给全监狱的犯人。他有自备的茶炊、舒适的床垫、几个茶杯和全套餐具。城里的那些犹太人也没有与他断交或放弃对他的庇护。每逢周末他在押送下到自己在城里的祈祷室（这是法律所允许的），生活得十分惬意，不过他焦急地盼着，在服完十二年刑期后结婚。在他身上极具喜剧性地混合着天真、愚笨、狡黠、放肆、憨厚、腼腆、爱吹牛和恬然无耻。我觉得很奇怪，苦役犯们从来不讥笑他，除非为了逗乐和他开开玩笑。显然，伊赛·福米奇是供大家娱乐和随时逗笑的。“他在我们这里是独一无二的，别欺侮伊赛·福米奇。”囚犯们这样说，伊赛·福米奇虽然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却好像为自己的重要性而感到自豪，这把囚犯们乐坏了。他来服苦役时显得滑稽极了（他比我来得早，这是别人告诉我的）。突然有一天，在傍晚的工余时间，监狱里传开了一个新闻，说带来了一个犹太人，在警卫室剃头，马上就要进来了。那时监狱里还不曾有过犹太人。囚犯们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他，他一走进监狱的大门，立刻就被大伙儿围在中间。监狱的一名士官把他带进民事牢房，给他指定了通铺上的位置。伊赛·福米奇手里拿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公家发给他的以及他私人的东西。他放下口袋，爬上通铺，盘腿坐了下来，对谁也不敢看一眼。他周围响起了笑声以及狱中涉及犹太人出身的一些玩笑话。突然一个年轻的囚犯挤过人群，手里拿着几条夏天穿的又脏又破的旧灯笼裤，另外还有一条公家发的包脚布。他坐到伊赛·福米奇身边，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
“喂，亲爱的朋友，我在这里已经等了你六年啦。看看吧，你能多给点吗？”
于是他把带来的破烂都摊在他面前。
伊赛·福米奇在走进监狱的时候，胆怯得不敢抬头看那些簇拥在周围嘲笑他的畸形而可怕的脸，由于胆怯还没有说过一句话，见到抵押品，他突然精神一振，开始麻利地用手指依次抚摩那些破烂，甚至迎着亮光评估一下。大伙儿都等着听他怎么说。
“怎么，一个银卢布你恐怕不肯出吧？其实是值这个价的！”抵押者朝伊赛·福米奇眨眨眼，接着说。
“要一个银卢布不行，七个戈比嘛，可以。”
这就是伊赛·福米奇在监狱里说的第一句话。大伙儿全都笑得前仰后合。
“七个！那就给七个吧；你的运气真好！当心点儿，把抵押品保管好了；你要用脑袋担保。”
“利息三戈比，一共十戈比。”犹太人声音发抖，断断续续地说，一边把手伸进口袋掏钱，不时畏缩地望望囚犯们。他怕得要命，又很想把事情办妥。
“三戈比是一年的利息吧？”
“不，不是一年，是一个月的。”
“你真抠门哪，犹太人。怎么称呼你？”
“伊赛·福米茨。”
“啊，伊赛·福米奇，在我们这里你会大有作为的！再见。”
伊赛·福米奇在囚犯们不断的哄笑声中，把抵押品又检查一遍，叠好，小心地塞进自己的口袋。
大伙儿甚至真的似乎很喜欢他，谁也不欺负他，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欠他的债。他自己像母鸡一样温和，看到大家普遍地对他抱有好感，甚至对人放肆起来了，可是却显得那样憨厚而滑稽，因而立刻就得到了大家的谅解。生平认识很多犹太人的卢奇卡时常逗弄他，完全不是出于恶意，就是为了逗乐，好像在逗弄小狗、鹦鹉、训练过的小动物一样。伊赛·福米奇是心知肚明的，一点也不见怪，而是非常巧妙地以玩笑应付过去。
“喂，犹太人，我要揍你一顿！”
“你打我一下，我打你十下。”伊赛·福米奇雄赳赳地回答道。
“该死的秃子！”
“是秃子又何妨。”
“秃头的犹太人！”
“那就随他去吧。虽然秃了头，却赚了很多钱；都是不值钱的铜币。”
“出卖了基督。”
“那就随他去吧。”
“妙，伊赛·福米奇，好样的！别欺负他了，在我们这里他是独一无二的！”囚犯们哄笑着叫道。
“哎，犹太人，你要挨一顿鞭子，去西伯利亚了。”
“这不是已经在西伯利亚了吗？”
“要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去呀。”
“那里有没有我主上帝？”
“有是有的。”
“那就好，有了上帝和钱，到哪里都不错。”
“好样的，伊赛·福米奇，看得出，好样的！”周围的人们大声叫道，而伊赛·福米奇尽管明知这是在嘲笑他，却精神焕发；普遍的赞扬使他明显地高兴起来了，于是他那尖细的童高音响彻了整个牢房：“咧—咧—咧—咧—咧！”——一支荒诞可笑的曲子，这是他在服苦役期间所唱过的唯一没有歌词的歌曲。后来，和我更亲近一些以后，他对我发誓说，这就是男女老少全体六十万犹太人在横渡黑海时所唱的那首歌，而且就是这支曲子，在战胜敌人的喜庆时刻，每个犹太人按规定都要唱这支曲子。
每逢周末前夕，即周五晚上，其他牢房的囚犯会特意到我们的牢房来，想看看伊赛·福米奇怎样过自己的安息日。伊赛·福米奇那样孩子气地好吹牛，爱虚荣，大家的这种好奇竟也使他感到得意。他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一丝不苟地把角落里的小小的桌子铺上桌布，翻开经书，点燃两支蜡烛，于是喃喃诵读隐秘的经文，并披上自己的法衣。这是他仔细收藏在箱子里的一件色彩花哨的毛料披肩。他把双手戴上手铐，又用带子把一个小木匣子牢牢地系在前额上，看起来好像伊赛·福米奇的前额长出了一只可笑的兽角。然后祈祷开始了。他曼声吟诵祷文，大声喊叫、唾沫横飞，绕着圈子，打着荒唐可笑的手势。当然这一切都是祈祷仪式所规定的，没有什么可笑和奇怪的地方，但可笑的是伊赛·福米奇仿佛故意要在我们面前卖弄，炫耀自己的仪式。有时他突然双手抱头，抽抽搭搭地哭着吟诵。哭声渐渐加强，于是他疲惫不堪地几乎哀号着将顶着圣餐匣的头俯向经书；可是，就在号啕痛哭之中，突然又开始放声大笑，并且以一种满怀柔情的庄严的声音、一种由于无限幸福而变得虚弱的声音曼声唱着仪式中的“哭歌”。“瞧他疯疯癫癫的！”囚犯们有时会这样说。有一天我问伊赛·福米奇，这样号啕大哭以及后来向幸福和极乐的庄严过渡是什么意思？伊赛·福米奇非常喜欢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他立即向我解释说，哭泣和哀号意味着想起了耶路撒冷的丧失，教规规定这时要捶胸大恸。但是在最强烈地恸哭的时候，他，伊赛·福米奇，应当突然（这突然也是教规所规定的）仿佛无意中想到犹太人将重返耶路撒冷的预言。这时他应当立即迸发出欢乐、歌唱、大笑，并且在说出祷词时要用嗓音表达莫大的幸福，用脸色表达无上的庄严和崇高。伊赛·福米奇非常喜欢这种突然而又必定要有的过渡：他把这看作一种特殊的、非常奥妙的技巧，并且以浮夸的神气向我传达教规的这一费解的规则。有一次，在祈祷正达到高潮的时候，少校教官在警卫队军官和卫兵们的簇拥下走进了牢房。所有的囚犯都在自己的铺位前站得笔挺，只有伊赛·福米奇一个人越发大喊大叫，装腔作势。他知道，祈祷是准许的，不可以打断祈祷，因而在少校面前大喊大叫，当然不会有任何危险。可是他非常高兴能在少校面前装模作样，也在我们面前卖弄一番。少校走到他跟前，相距只有一步：伊赛·福米奇转身拿屁股对着自己的小桌子，直接面对少校开始曼声朗诵自己的庄严的预言并挥舞着双手。因为这时他按规定要在脸上表现出非常幸福和崇高的心情，他立刻就这样做了，还特别地眯缝着眼睛，笑着向少校频频点头。少校吃了一惊；不过他终于扑哧一声笑了，立即当面骂他一声傻瓜，便扬长而去。而伊赛·福米奇却叫喊得更起劲了。一小时后，在他吃晚饭的时候，我问他，要是少校教官一时糊涂，对您大发雷霆怎么办？
“哪一个少校教官？”
“哪一个？难道您没看见？”
“没看见。”
“可他就站在您面前，离您只有一俄尺啊。”
但伊赛·福米奇极其严肃地对我说，他根本没有看见什么少校，那时他在祈祷，陷入一种狂热状态，以致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我仿佛此刻亲眼看见，伊赛·福米奇在周末往往无所事事地在监狱里到处闲逛，竭力什么也不干，这是教规关于周末的规定。他每次从自己的祈祷室回来，都会对我讲一些匪夷所思的笑话；给我带来一些恶劣透顶的彼得堡的新闻和谣传，还硬说都是从自己的犹太人朋友那里听来的，而他们是根据第一手的资料。
不过，关于伊赛·福米奇我已经讲得太多了。
全城只有两个公共澡堂。一个是犹太人所拥有的，都是单间，一个单间收费五十戈比，是为上层人物开设的。另一个主要是平民澡堂，破旧、肮脏、拥挤，我们监狱的人就是被带往这个澡堂。天气寒冷，却阳光明媚。囚犯们能走出城堡，看看城市就很高兴了。一路上说笑声不断。整整一个排的士兵荷枪实弹地押送着我们，使全城的人都感到惊异。在澡堂里我们立刻被分为两班：第一班洗澡时，第二班要在冷飕飕的脱衣间里等候，由于澡堂狭小不能不这么办。然而尽管如此，澡堂还是太小，哪怕只是我们一半的人，也难以想象，它怎能容纳得下。但彼得罗夫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他不等邀请，就主动赶来帮助我，甚至提议为我搓澡。还有巴克卢申也与彼得罗夫一起，表示自愿为我效劳，他是单人囚室的犯人，我们这里都叫他工兵，我曾提到过他，说他是囚犯中最快活、最亲切的人，他也确实是这样的人。我和他已经有些交情了。彼得罗夫甚至帮我脱衣服，因为我还不大习惯，脱衣服要花很长时间，而脱衣间又很冷，几乎和户外一样。顺便说说：囚犯要脱衣服是很难的，要是他还没有学过的话。首先，要学会很快地解开镣铐的衬垫。这些衬垫都是用皮革做的，有四俄寸长，放在内衣上面，直接垫在一个套在腿上的铁环里边。一副衬垫的价钱不少于六十戈比，实际上每个囚犯都要自己花钱买，因为，不言而喻，没有衬垫是无法走路的。铁环不是紧箍在腿上，在铁环和腿之间能塞进一根手指；这样铁环就在腿上碰击和摩擦，一天下来，没有衬垫的囚犯会把腿擦伤。但解开衬垫还不算难，难的是要学会熟练地从镣铐里脱下内衣。这可是一整套的戏法。要脱下内裤，假定从左腿开始，先要把它从腿和铁环之间穿过去；然后将这部分内裤往回塞过同一个铁环，从而褪下左裤腿；然后把从左腿脱下的部分再从右腿的铁环内塞过去；这以后再把从右腿铁环塞过去的部分全都往回塞过来。要穿上内衣也是这样的麻烦事儿。新来的人简直难以想象该怎么办；第一个教会我们的是托博尔斯克的囚犯科列涅夫，过去的强盗首领，当时他被锁在铁链上已有五年。不过，囚犯们已经习惯了，做起来毫不为难。我给了彼得罗夫几个戈比，让他准备了肥皂和擦身用的纤维团。不错，公家也给囚犯们发了肥皂，每人一小块，有两戈比硬币大，有“中等”人家在晚上作为饭后小吃的一小片干酪那么厚。肥皂就在脱衣间出售，此外还供应热蜜水、面包圈和热水。按照与澡堂老板的约定，只给每个囚犯提供一盆热水；谁想洗得干净些，可以付半戈比铜币再买一盆水，水就从脱衣间专设的窗口递进澡堂。彼得罗夫脱了衣服以后，甚至来搀扶我，因为他发觉，我戴着脚镣步履艰难。“您把它提得高一点，提到腿肚子上，”他扶着我说，就像照管小孩的男仆，“这里要小心，有门槛。”我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了；很想告诉彼得罗夫，我一个人能走；可他是不会相信的。他把我完全当成一个未成年的笨拙的孩子，人人都该给予帮助。彼得罗夫绝不是仆人，首先要知道，他并不是仆人。要是我敢于侮辱他，他是知道如何对付我的。我根本没有许诺过要给他酬劳。他自己也没有提过这种要求。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关照我呢？
当我们打开澡堂的门的时候，我以为我们进了地狱。请想象一下，一个十二步见方的房间，一下子挤进去的也许有一百人，少说想必也有八十个人，因为囚犯一共分为两班，而我们到澡堂来的约有二百人。眼前是雾蒙蒙的蒸汽、烟子、垃圾，拥挤得无处插足。我吓坏了，想回头，但彼得罗夫立刻鼓励了我。我们请求坐在地板上的人弯弯腰，让我们过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越过人们的头顶挤到了靠墙的长凳跟前。但长凳上的位子都被人占了。彼得罗夫宣称要花钱买一个位子，当即就跟一个坐在小窗口旁的囚犯讲价钱。他为了一个戈比让出了自己的位子，立刻从彼得罗夫的手里接了钱，彼得罗夫是把钱攥在手心里带着的，他有先见之明，是预先拿了钱进澡堂的，那个人立即钻到我位子下面的长凳底下，那里又暗又脏，到处都有几乎半指厚的黏糊糊的污垢。可是几条长凳下面的位子也都占满了，那里也只见人们在蠕蠕而动。囚犯们佝偻着坐在地板上，用自己盆里的水往身上泼，连巴掌大的空地方也没有。其他人都戳在他们之间，拿着自己的木盆站着洗澡；污水从他们身上直接淌到坐在下面的人们剃过的脑袋上。蒸浴床和所有通往那里的小阶梯上都有缩成一团坐着洗澡的人。不过在洗澡的很少。老百姓是很少用热水和肥皂洗澡的；他们只洗可怕的蒸浴，然后用冷水冲洗，——这就算是洗澡了。蒸浴床上约有五十把浴帚同时举起又落下；人人都在如醉如痴地抽打着自己。蒸汽时时刻刻都在加热。这已不是热气；这是地狱之火。这一切在发出刺耳、嘈杂的声音，混合着在地板上拖动的一百条铁链的响声……有些人想走过去，却绊在别人的铁链上，而自己又撞在坐着的人的脑袋上，于是跌倒、谩骂，还把别人拖带得歪歪倒倒的。污水横流。大家都处于一种心醉神迷、极度亢奋的状态；处处响起尖叫声和吵闹声。在脱衣间供水的小窗口旁，人们在叫骂、拥挤、群殴。领到的热水在端到地方之前，一路上泼溅在坐在地板上的人的头上。偶尔从窗口或半开的门外探进一名士兵的胡子拉碴的脸，他手里拿着枪，在窥探有没有越轨的行动。囚犯们剃了半边的脑袋和被蒸汽蒸得通红的身躯显得更加畸形了。在蒸得通红的背上，曾经受过鞭刑和棒刑的伤疤自然会鲜明地显露出来，以致现在看起来，他们的脊背仿佛又被打得鲜血淋漓。可怕的伤疤啊！我望着他们不寒而栗。每一次加热——蒸汽便像炙热的浓雾弥漫于整个澡堂；所有的人都放声狂笑，大喊大叫。在云雾般的蒸汽中闪现着伤痕累累的脊背、剃了半边的脑袋、蜷曲的手臂和腿；此外，伊赛·福米奇在最高的蒸浴床上可着嗓子狂笑。他在蒸浴床上被蒸得神思恍惚，但似乎不论怎样的热气也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花一个戈比雇了一名蒸浴工人，可是他终于忍受不住，扔下浴帚，跑去用冷水淋身。伊赛·福米奇没有灰心，他雇了第二个、第三个工人：他已经下决心为这件事不惜破费，一定要换到第五个蒸浴工人。“洗得真痛快，好样的伊赛·福米奇！”囚犯们在下面向他欢呼道。伊赛·福米奇自己觉得，此刻他把大伙儿都比下去了，胜过了所有的人；他得意极了，又用尖锐刺耳的声音狂吼着他的咏叹调：咧—咧—咧—咧—咧，把所有的声音都压了下去。我不禁在想，如果哪一天我们这些人都下了地狱，地狱一定很像这个地方。我忍不住把这个猜想告诉了彼得罗夫。他只是朝四周看了看，不置可否。
我本想在自己身边为他也买一个位子；可是他在我脚边坐下，还说他这样很舒适。这时巴克卢申在帮我们买水，并按照需要把水端过来。彼得罗夫声称要帮我从脚洗到头，这样“您身上就干干净净的了”，还一再劝我洗蒸浴。我不敢冒险洗蒸浴。彼得罗夫用肥皂替我擦洗了全身。“现在我要洗洗您的小脚了。”他最后加了一句。我本想回答说，我自己能洗，可是我拗不过他，只好由他摆布。这一声“小脚”决没有丝毫奴颜婢膝的意味；其实就是彼得罗夫不能把我的脚叫作脚，大概是因为其他正常人的脚是脚，而我的脚还只是小脚。
为我洗了澡以后，他又那样殷勤地扶着我，步步提醒我要当心，仿佛我是个瓷人儿似的，一直把我送到脱衣间，并帮我穿上内衣，等到把我完全安排妥当，这才跑回澡堂去洗蒸浴。
回到监狱，我请他喝杯茶。他没有拒绝，喝了茶，道谢了一声。我有了一个主意，要慷慨解囊，拿半瓶伏特加款待他。在我们的牢房里就找到了半瓶伏特加。彼得罗夫非常满意，他把酒喝干，满意地“嗨”了一声，说我让他完全恢复了活力，随即匆忙地赶往伙房，似乎那里有什么事等着他去解决。他走后，另一个来闲谈的人是巴克卢申（工兵），我在澡堂里也曾邀请他来喝茶。
我不知道有谁的性格比巴克卢申更招人喜爱的了。的确，他在别人面前是不甘示弱的，还时常与人争吵，不喜欢别人干预他的私事，——总之，他是善于保护自己的。不过，他只是短暂地争吵几句就算了，看来在我们这里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不管到哪里，都会受到大家的欢迎。甚至城里的人也都知道，他是世上最爱逗乐的人，而且永远保持着愉快的心情。他是三十岁左右的高个儿小伙子，有一张英气勃勃而质朴的脸，相当漂亮，脸上长着一颗瘊子。有时他为了模仿遇到的随便什么人而把这张脸扭曲得那样滑稽可笑，以致周围的人都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他是爱逗笑的人之一。然而他决不纵容我们那些对玩笑抱有敌意而无端挑剔的人，因而谁也不曾骂他是“轻浮无聊”之辈。他充满热情和活力。早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他就与我结识了，自称是世袭兵出身，后来在工兵部队服役，甚至受到某些大人物的赏识和关爱，他回首往事，是引以为自豪的。他立刻就向我问起彼得堡的情况。他甚至还读了些书。他到我这里来喝茶的时候，一开始就把全牢房的人都逗笑了，这是因为他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早晨中尉Ш怎样把我们的少校教官臭骂了一顿，他随即在我身边坐下，带着满意的样子向我宣布，看来能演戏了。监狱里要在节日里演戏。有了几个自告奋勇的演员，凑合着搞了些舞台布景。城里有些人答应把自己的衣服提供给演员，还有女式服装；甚至有希望能通过一名勤务兵搞到一套有穗带的军官制服。但愿少校教官不要像去年那样禁止演出。不过，去年圣诞节少校的心情不好：不知在哪里赌输了钱，再加上监狱里有人闹事，是在气头上禁演的，眼下也许不会为难我们。总之，巴克卢申处于兴奋状态。显然，他是演剧的主要发起者之一，我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去看这场演出。巴克卢申期盼演出成功的毫不掩饰的喜悦很合我的心意。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畅谈起来了。顺便说一句，他曾告诉我，他并不是一直在彼得堡服役；他在那里犯了错误，被流放到p城，不过是让他在卫戍营当士官。
“我就是从那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巴克卢申说。
“这是为什么呢？”我问他。
“为什么？您的看法呢，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恋爱了！”
“嘿，为这事儿还不至于流放到这里来。”我笑着反驳道。
“真的，”巴克卢申接着说，“真的，我就是在恋爱的时候拿手枪打伤了那里的一个德国佬。难道为了一个德国佬就要被流放吗，您给评评这个理吧！”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呢？您讲讲吧，我很感兴趣。”
“一个非常可笑的故事，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那更好啊。您讲讲吧。”
“讲讲？好吧，那您就听着……”
虽然我听到的故事并不可笑，然而却是一个相当奇特的凶杀案……
“事情是这样的，”巴克卢申开始说道，“被流放到p城后，我一看，是一座很漂亮的大城市，只是有不少德国人。嘿，当然啦，我还年轻，长官对我也不错，我只管歪戴着帽子逛来逛去，就是混日子呗。我对那些德国女人挤眉弄眼。这时我喜欢上了一个德国女孩路易莎。她俩，她和她的姑姑，都是洗衣女工，不管什么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那个姑姑年纪大了，很爱挑剔，她们的生活倒还富裕。我起初绕道从她窗前经过，后来还成了真正的朋友。路易莎能讲一口流利的俄国话，只是卷舌音好像发得不大清楚，——她就是我还从未遇到过的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孩。我起初想这样那样，可她对我说：不，你不可以这样，萨沙，我要保持自己纯洁无瑕的童贞，成为配得上你的妻子"，于是只限于含情脉脉，笑声是那样清脆悦耳……她是多么纯洁呀，除了她，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女孩。她却激起了我娶她的念头。您想呀，怎能不娶她呢！于是我准备去向中校提出申请……我突然想起——有一次约会，路易莎没有出来，第二次也没有来，第三次不见人影……我寄了一封信给她，没有回音。我想，这是怎么了？就是说，倘若她要欺骗我，那么她就会给我写回信，也会来赴约。可她连说谎也不会啊；就这么决裂了。我想，这是姑姑在作梗。我不敢去见姑姑；虽然她也了解情况，可我们毕竟是在某种借口下悄悄地交往。我要疯了，我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说：你若不来，我亲自去见姑姑。"她大吃一惊，来了。她哭了，她说，一个德国人，她们的远房亲戚舒尔茨，是钟表店老板，一个已过中年的有钱人，有意要娶她，他说，既要让我得到幸福，自己也不至于晚年无妻；而且他爱我，他说他早就有意于我了，却一直没有表白，在默默地作准备。她说，萨沙，他很富有，这是我的福气啊；难道你要剥夺我的幸福吗？"我一看：她哭了，在拥抱我……唉，我想，她的话有道理啊！嗨，嫁给当兵的有什么好处呢，尽管我是一名士官？好吧，路易莎，"我说，再见，上帝保佑你；我不该剥夺你的幸福。他怎么样，漂亮吗？"她说：不，已过中年的人了，有一个长鼻子……"她自己也笑了起来。我离开了她。我想，也好，没有缘分嘛！第二天早晨我向他的钟表店走去，那条街的街名是她告诉我的。我透过玻璃窗往里看：一个德国人在坐着修钟表，大概有四十五岁了，鹰钩鼻，肿泡眼，身穿竖着高高的立领的燕尾服，一副傲慢的样子。我狠狠地啐了一口；本想立刻砸碎他家的玻璃窗……何必呢，我想！不可乱来，失去的已不可复得！我在暮色中回到牢房，您信吗，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在单人铺上躺下，就伤心地哭起来了……
“嗯，这样过了一天、两天、三天。我和路易莎没有见面。这时我听一位大嫂（她已经老了，也是洗衣女工，路易莎有时会去她家）说，德国人知道我们的恋爱关系，所以才决定赶快求亲。要不，还会再等上一两年。他似乎得到了路易莎的承诺，她发誓说决不与我交往了；他好像至今还在虐待姑姑和路易莎；也许他还会改变主意，到目前也没有最后决定。她还告诉我，他邀请她俩在后天，即星期天的上午去喝咖啡，另外还有一个亲戚，这是一位老者，从前经商，如今穷途潦倒，在一个地下室里当监工。我知道了，星期天他们也许会把婚事决定下来，我气极了，再也无法控制自己。这一天和第二天，我都整天在考虑这件事件。我想，我会活剥了那个德国佬。
“星期天上午我还什么也不知道，日祷结束后，——我跳起身来，套上军大衣，就去找那个德国人。我想碰到他们所有的人。为什么要去找德国人，要在那里说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以防万一，我把手枪揣在口袋里。我是偶然将这把破手枪留在身边，扳机仍是原来的；我还是在儿时拿它射击过。这把手枪已不可能用来射击了。不过我还是装上了子弹；我想：如果他们要赶我走，对我粗鲁无礼，我就拔出手枪把他们全都镇住。我去了。修理部没有人，人都坐在里屋。除了他们之外没有别人，连个女仆也没有。他只有一个兼做厨娘的德国女仆。我穿过店铺；只见通往那里的门已经闩上了，一扇很旧的门，是用门钩闩上的。我心跳加快，驻足倾听：说的是德语。我使尽全力踹了一脚，门应声而开。餐桌已铺上桌布。桌上有一把大咖啡壶，酒精灯上的咖啡已经煮开了。放着一些面包干；另外在托盘上有一瓶伏特加、鲱鱼、香肠和一瓶葡萄酒。路易莎和姑姑都衣着漂亮地坐在长沙发上。德国未婚夫本人坐在她俩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头发梳得溜光，穿着燕尾服，衣领向前翘着。还有一个德国人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他是头发花白的胖老头，默然无语。我一进去，路易莎的脸色就变得煞白。姑姑猛然欠起身来，又坐下了，德国人双眉紧锁。一副气呼呼的样子；他站起来迎着我说：
“您有什么事？”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可是怒气控制了我。
“什么事！你快接待客人吧，请我喝杯伏特加。我是到你这里来做客的。”
德国人想了想，说：
“您坐。”
我坐下了。
我说，“你上酒呀，拿伏特加。”
“这就是伏特加；您喝吧。”
“你给我把好酒拿来。”可见，这时我的火气已经很大了。
“这就是好酒。”
我心里好难受，他把我看得太低贱了。最糟糕的是，路易莎正看着呢。我把酒干了，说：
“你怎么这样粗鲁无礼呢，德国人？你与我友好相处吧。我是为友谊而来的。”
“我不能跟您做朋友：您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嘿，这下我可真火了。
“你这个丑八怪，卖香肠的家伙！你知不知道，从现在起，我可以任意处置你？你要不要我拿手枪把你给毙了？”
我拔出手枪，站到他面前，拿枪口顶着他的脑袋。那些人都吓得半死不活地坐着；连大气也不敢出；而那个老头子簌簌发抖，一声不吭，面无人色。
德国人吃了一惊，不过镇静下来了。
“我不怕您，”他说，“作为一个高尚的人，我请您别开这种玩笑，我一点也不怕您。”
“哈，胡说，你怕！”可不是吗！他的脑袋在枪口下一动也不敢动；就那么坐着。
“不，”他说，“您无论如何也不敢这么干。”
“我为什么不敢？”
“就因为，”他说，“这是明令禁止的，您会因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鬼才知道这个德国傻子是怎么回事，要不是他自己刺激我，他至今还好好地活着呢；斗斗嘴也就完事了。
“我说，你以为我不敢？”
“不敢！”
“我不敢？”
“您绝对不敢这样对我……”
“那就给你点厉害看看，香肠！”我一扣扳机，他就倒在椅子上了。那些人全都惊叫起来。
我把手枪揣进口袋，连忙逃走，在走进城堡之前，我在城门旁把手枪朝荨麻地里一扔。
“我回去躺在单人铺上想：马上就要来抓人了。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没有来抓人。就这样，傍晚一种无法排解的愁绪袭上心头；我出来了；只想一定要见到路易莎。我从钟表店主人身边走过。我一看，那里有不少人，还有警察。我去对大嫂说：‘你把路易莎叫出来！’片刻后只见路易莎跑来了，她哭着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说：‘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听姑姑的话。’她还对我说，刚才出事后姑姑立刻回到家里，她吓得病倒了，不敢声张；她对谁也不说，还禁止我说；她是害怕啊；那就随她的便吧。‘路易莎，’姑姑说，‘刚才谁也没有看到我们。他把自己的女仆也打发走了，因为怕她。要是她知道他想结婚，非抠他的双眼不可。工匠也都不在家；全都被他支开了。他亲自煮了咖啡，亲自准备了吃的。至于那个亲戚，他一辈子都沉默寡言，什么也不曾说，刚才出事时，他是第一个抓起帽子离开的。他想必也会绝口不提。’——这都是路易莎对我说的。事实果然是这样。两个星期没有人来抓我，对我也没有任何怀疑。在这两个星期里，您信不信，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感受到了我美满的幸福。我每天都和路易莎幽会。而她对我是那么、那么依恋啊！她哭着说：‘不管你流放到哪里，我都跟着你；为了你我会抛下一切的！’我已经想要立即为她而死了：那时她激起了我如此深切的怜惜之情。嗨，两个星期之后我终于被捕。老头子和姑姑商量好了，便告发了我……”
“请等一等，”我打断了巴克卢申的话，“为这件事只能作为民事案件判您十年顶多十二年流放；而您却被关押在单人囚室。怎么可以这样呢？”
“啊，这是另有原因的，”巴克卢申说，“我被带到审判委员会，一个大尉在开庭前就用脏话痛骂我一顿。我受不了，就对他说：你怎么骂人呢？下流东西，难道没看见你面前的守法镜吗！‘嘿，这一来情况就变了；案子从头重审，两罪并罚：判处树条抽打四千下，并关进这里的单人囚室。把我带出来受刑时，也把大尉带出来了；我要穿过绿街’，而他被剥夺军衔，并流放高加索当兵。再见，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定要来看我们的演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