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后不久我因病住进了我们的军医院。这是离城堡半俄里的单独的院落。一溜长长的平房全都抹上了土黄色。夏天进行维修要为它用掉大量赭石。在军医院的大院里有后勤部门、医务管理人员的办公室以及其他辅助建筑。病房都安排在主建筑内。病房很多，但囚犯病房一共只有两间，经常挤满了病人，尤其是在夏天，所以时常不得不移动床位。我们的两间病房满是各种“不幸的人”。到这里来的有我们的囚犯，有关押在部队各个禁闭室受审的军人，其中包括已判决和未判决的犯人以及流放犯；还有的来自感化连——一个很奇怪的单位，犯有过错和不大可靠的大兵从军营被送到这里来，以便改正其行为，两年多以后从那里出来，大多数人通常都成了罕见的大坏蛋。我们监狱生病的囚犯通常要在清晨向士官报告自己的病情。病人立即被登记在册，并派一名押送兵带着名册把病人送往营部医务所。在这里有一名医师对来自城堡内所有军管部门的所有病人预先进行体检，发现谁确实有病，便挂号到军医院就诊。为我在名册上挂了号，于是一点多钟，我们的人全都从监狱出发去参加午后的劳动以后，我动身去军医院。生病的囚犯通常都尽可能带上一些钱和面包，因为当天别指望在军医院得到自己的一份伙食，还要带上小烟斗以及一袋烟丝、火石和火镰。这些东西都仔细地藏在靴筒里。我走进医院的围墙，对我们囚徒生活方式的这种新的、陌生的变化不免有些好奇。
这是温暖、晦暗、凄清的一天，在这样的日子里，医院这样的地方有一种特别的务实、阴沉而萎靡的样子。我和一名押送兵走进候诊室，里面放着两个铜盆，已经有两个病人等在那里，他们是受审的军人，也是和押送兵在一起。一名医士进来了，他懒洋洋地向我们威严地扫视一眼，更加懒洋洋地向值班医生报告去了。那位医生很快就来了，他检查病人，态度很亲切，给我们发了写上姓名的“病历”。以后记录病情、开药、规定剂量等等，就归管理囚犯病房的主治医师负责了。我从前就听说，囚犯们对自己的医生们赞不绝口。“亲如家人！”当我要去住院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的。这时我们都换了衣服，来时所穿的内衣外衣都被收走了，让我们换上了病号穿的衣服，此外还给我们发了长筒袜、便鞋、尖顶帽和棕色粗呢长病号服，衬里好像是麻布，又好像是一种膏药似的东西。总之，这件粗呢病号服简直脏得一塌糊涂；可是我充分认识它还是在到达现场之后。然后我们被带到囚犯病房，那是在一条长长的高大整洁的走廊的尽头。到处都保持着十分悦目的表面的清洁；乍一看，一切都令人眼前一亮。不过，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看惯了我们的监狱。两名受审的军人转向右首的病房，我转向左首。门口站着一名持枪的哨兵，身旁还有一名副哨兵，门是用铁闩闩上的。下士（是军医院警卫队的）命令放行，于是我出现在一个狭长的房间，沿着两旁的墙壁放着病床，大约有二十二张，其中有三四个床位是空着的。床是漆上绿色的木床，在我们罗斯这是人人都非常熟悉的，——这些床，由于某种定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没有臭虫的。我的床位在一个角落里，在有几扇窗户的那一边。
正如我所说，这里也有来自我们监狱的囚犯。其中有些人认识我或至少曾见过。受审的军人和来自感化连的士兵要多得多。卧床不起的重病号并不很多。其余的那些人都是轻病号或康复中的病人，他们或者坐在病床上，或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两排病床之间还有可供散步的足够空间。病房里有医院的那股令人窒息的气味。空气被各种有害气体和药味所污染，尽管在角落里几乎整天都生着火炉。我的床上覆着床罩。我把它掀开。床罩下面是一条麻布滚边的毛毯以及其清洁非常可疑的厚床单。床边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个杯子和一个锡碗。为了顾全体面，上面盖着发给我的一条小毛巾。小桌子下面还有一块搁板：那里为喝茶的人备有几把茶壶、几桶克瓦斯等等；但病人中爱喝茶的人为数不多。至于小烟斗和烟丝袋，几乎人人都有，甚至连肺痨病人也不例外，都藏在病床底下。医师和其他管理人员几乎从来不检查床铺，即使碰到有人拿着小烟斗，也装作没看见。不过，病人也几乎总是很小心地到炉边去抽烟。只有夜里才躺在床上抽；夜间是没有人巡查病房的，除非警卫队的某个军官或队长偶尔会来。
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躺在医院里；因而觉得周围的一切都非常新奇。我发现，我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他们已经听说过我，在放肆地打量我，甚至带有一些优越感，就像在学校里打量一名新生，或是在政府机关打量一个前来求情的人。我右边躺着一个受审的军人，他是文书，一个退役大尉的私生子。他因假币案被起诉，躺在这里已近一年，看来什么病也没有，但硬是对医师说，他患有动脉瘤。他的目的达到了：他躲过了苦役和体罚，再过一年将被流放到t城去，在一所医院附近的什么地方靠公家养着。这是年约二十八岁敦实健壮的年轻人，是个大滑头和法律专家，他相当聪明，肆无忌惮而又太自信，爱面子到了病态的程度，极其严肃地自诩为世上最正直、最有正义感的人，而且根本没有什么过错，终其一生都保持着这样的自信。是他先跟我讲话，好奇地向我问长问短，也相当详细地对我讲了军医院的外在秩序。不言而喻，他首先声称自己是大尉的儿子。他非常想表现得像个贵族或至少是出身于“贵族之家”。在他之后跟我接近的是来自感化连的一个病员，他首先要我相信，他认识不少从前被流放的贵族，还报出他们的名字和父称。这是个头发已经花白的士兵；从他脸上就能看出，他是在说谎。他名叫切库诺夫。显然，他是在巴结我，以为我很有钱。他发觉我有一包茶叶和糖，便立刻要为我效劳：拿茶壶来替我沏茶。m答应过我，明天要托一个到军医院来干活的囚犯给我从监狱里带一把茶壶来。但切库诺夫已经把事情全都办妥了。他搞到一口铁锅，还有一个碗，把水烧开，又泡了茶，总之干得异乎寻常地热心，这却立即为他惹来了一个病人的恶毒的嘲笑。这个病人是肺病患者，躺在我的对面，姓乌斯季扬采夫，是一名受审的军人，他就是由于惧怕体罚，喝了一杯泡得浓浓的烟草浸酒而害上肺病的那个人；我在前面曾提到过他。他一直默默地躺着，气喘吁吁，专注而严肃地观察我，并愤懑地注视着切库诺夫，那异乎寻常、尖酸刻薄的严厉的神情使他的愤懑具有一种非常滑稽的意味。他终于忍无可忍：
“瞧这个奴才！可找到主子了！”他用由于虚弱而喘吁吁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他的生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了。
切库诺夫气冲冲地转向他：“说谁是奴才？”他鄙夷地看着乌斯季扬采夫说。
“你是奴才！”那一个充满自信地回答道，仿佛拥有充分的权力申斥切库诺夫，甚至就是为此而被派到他身边来的。
“我是奴才？”
“你就是。听见了吧，正直的人们，他还不信！还感到惊讶！”
“关你什么事！你瞧，人家一个人，没个帮手。当然啦，没有仆人过不惯嘛。为什么不帮帮他呢，你这个毛脸小丑！”
“说谁是毛脸呢？”
“你是毛脸。”
“我是毛脸？”
“你就是！”
“那你是美男子？自己的脸像个乌鸦蛋……还说我是毛脸。”
“就是毛脸嘛！上帝要你死，你就躺着等死呗！不，他却急着打点上路！嘿，你这是何苦呢！”
“何苦！不，我宁可向皮靴弯腰，也不向草鞋弯腰。我父亲不肯弯腰，也不让我弯腰。我……我……”
他还想说下去，可是剧烈地咳嗽了几分钟，还咯血。他的狭小的前额很快就冒出了虚弱的冷汗。咳嗽妨碍了他，要不他还会不停地说下去；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多么想再骂骂大街啊；但只是无力地挥了挥手……这样一来，切库诺夫也就不再理会他了。
我觉得，这个肺病患者的怒气与其说是冲着切库诺夫，还不如说是冲着我来的。切库诺夫想巴结我挣点小钱，谁也不会因此而生他的气，或特别轻视他。谁都明白，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钱。在这方面，普通民众并不那么苛求，而且善于区分不同的情况。使乌斯季扬采夫感到不快的其实是我，是我的茶，是我身陷囹圄还似乎像老爷一样离不开仆人，尽管我没有要过仆人也不想要。确实，我遇事总是想亲自动手，甚至特别希望不要让人觉得，我是四体不勤、娇生惯养、有老爷习气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我的自尊心的表现，如果有必要顺便说明一下的话。但是您瞧，——可我就是不明白，怎么老是会发生这种事情，——我总是无法拒绝各式各样的仆役和听差，他们自己死乞白赖地要到我这儿来，终于完全控制了我，他们倒真的成了我的主人，而我却成了他们的仆人；而从表面上看，自然会觉得，我确实是一个离不开仆人的老爷，在过着老爷式的生活。这当然使我非常恼火。不过乌斯季扬采夫是肺病患者，容易受刺激。其他病员都保持着漠然的样子，甚至带有几分不屑的意味。记得，当时大家都在关注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从囚犯的交谈中得知，当天晚上要把一个受审的军人带到我们这里来，此刻他正在士兵队列中忍受树条的抽打。囚犯们有几分好奇地等待着这个新来的犯人。不过，据说惩罚不重——一共只抽打五百下。
我略微环顾四周。眼界所及，真正有病而躺在这里的大多是坏血病和眼疾患者——这是那一带的地方病。这样的病人在病房里有好几个。其他真正有病的人都是患有寒热病、各种皮肤病和肺病而住院的。这里和其他病房不同，是各种疾病甚至性病的集中之处。我说真正有病，是因为有些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病，是来这里“休息”的。医师们很乐意让他们住院，这是出于同情，尤其是在空床位很多的时候。关押在禁闭室和监狱里远不如待在军医院，因而不少囚犯宁愿到这里来躺着，尽管空气污浊，病房上锁。有些人甚至特别喜欢躺着，喜欢军医院的生活方式。不过，来自感化连的士兵最多。我好奇地打量着我的这些新伙伴，但我记得，当时我特别感到好奇的是一名奄奄一息的病人，他来自监狱，也是肺病患者，而且也只有最后几天了，他和乌斯季扬采夫隔着一个床位，因而也差不多就躺在我的对面。他名叫米哈伊洛夫；两个星期前我还在监狱里见到过他。他病了很久，早就该就医；他却以一种顽强而又不必要的耐力克制自己，在节日期间才住进医院，想在三周内死于可怕的肺病；人仿佛已经熬干了。现在他那形容大变的脸使我大吃一惊——这张脸是我入狱后最初引起我注意的脸之一，当时不知怎么，他的脸竟那样惹我注目。躺在他身旁的是感化连的一名士兵，他上年纪了，是令人讨厌的可怕的邋遢鬼……不过，我总不能把所有的病人都逐一提到吧……我现在想起这个小老头，仅仅是因为他当时也给我留下了某种印象，使我在片刻之间对囚犯病房的某些特点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记得，这个小老头当时得了极严重的感冒。他老是打喷嚏，而且在后来的整整一个星期里，甚至在睡梦中也打喷嚏，像连珠炮似的一连打五六个喷嚏，每次都会说上一句：“主啊，我这是活受罪啊！”这时他就坐在铺上，拿出纸包里的鼻烟拼命往鼻孔里塞，以便更有力、更畅快地打喷嚏。他是冲着布手绢打喷嚏的，这是他自己的一条方格手绢，洗过一百回了，皱巴巴的，而且他的小鼻子也异样地皱着，形成无数细细的皱纹，露出一口发黑的老残牙和沾满唾沫的赤红的牙龈。打过喷嚏，他马上展开手绢，仔细地看看手绢上积满的痰液，立刻就把痰液擦在自己身上那件公家的棕色罩衫上，结果痰液全都抹在罩衫上了，而手绢只是有点潮湿而已。整整一个星期他都是这么干的。这样慢条斯理地百般爱惜自己的手绢而糟蹋公家的罩衫，完全没有引起其他病员的任何抗议，虽然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将不得不穿上他穿过的这同一件罩衫。不过，我国民众的这种不讲究、不嫌弃的态度简直是令人奇怪的。在那一刻我感到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不由得立刻极端厌恶而又好奇地开始打量我刚穿上身的罩衫。这时我才发觉，罩衫的强烈气味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罩衫已经被我焐热了，越发散发着强烈的药味、膏药味，我还觉得有一股脓液的臭气，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多少年来它就不曾离开过病人的身体。它背部的亚麻布衬里也许洗涤过，但是我不能肯定。然而此时这衬里已浸透了各种难闻的汁水、药液以及从划破的膏药中流出的脓液等等。此外，囚犯病房经常有刚刚受过棒刑，背部皮开肉绽的人进来；他们要用湿敷医治，因而直接穿在潮湿的衬衣上的罩衫就不可能不被弄脏：于是一切都沾在上面了。在我坐牢期间，在所有这几年里，只要我到军医院去（而我是常去的），我每次都带着疑惧的心情穿上罩衫。我特别讨厌在这些罩衫里有时会发现的那些肥得出奇的大虱子。囚犯们都满怀喜悦地消灭它们，每当囚犯在厚实而笨拙的指甲下啪的一声磕死一个虱子时，甚至从他的脸色就能看出，他是多么高兴。我们也很讨厌臭虫，也往往会在某个漫长、寂寞的冬夜，全病房的人都起来消灭臭虫。病房里除了气味难闻，表面上还是尽可能地保持清洁，然而里面的，所谓衬里的清洁，我们就不敢恭维了。病员已经习惯于这一切，甚至认为就该是这样，而且制度本身也不要求特别干净。不过关于制度问题我以后再谈……
切库诺夫刚把茶递给我（顺便说一下，用的是病房里的水，一昼夜只送一次，在病房的空气中似乎很快就变质了），只听门吱呀一声开了，加强的押送队带进来一名小兵，他刚才受了树条的惩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受刑的人。后来常有这样的人被带进来，有的甚至是抬进来的（因为受刑太重），每一次都使病员们得到很好的消遣。遇到这样的囚犯，我们这里的人都勉强保持着严峻的表情，甚至还带有一种略显生硬的严肃态度。不过，接待的态度也取决于罪行的轻重，因而也就是取决于量刑的多少。被打得很重的出名的大罪犯，会享有更多的尊重和更多的关切，完全不同于一个小逃兵，比如现在带进来的这个人。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既不会表示任何特殊的同情，也没有什么特别伤人的责难。大家都会默默地帮助和照料那个不幸的人，尤其是在他没有自理能力的情况下。医士们自己也都知道，他们是把受刑者交到了有经验的内行人手里了。通常是要用冷水把被单或衬衣浸湿，覆盖在皮开肉绽的背上，并经常进行必要的更换，尤其是在受刑者本人已经没有能力自理的时候，此外，还要灵巧地拔出伤口里的刺，那些刺是行刑时木棒断裂而留在伤口里的。对伤者来说，拔刺是很不好受的。但一般说来，受刑者忍受痛苦的非凡毅力总是使我感到惊异。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有时是一些受刑极重的人，他们几乎谁也不哼一声！只是苍白的脸仿佛完全变形了；两眼充血；目光散漫而不安，双唇在哆嗦，可怜的人只好用牙齿咬紧嘴唇，有时几乎会咬出血来。进来的小兵是大约二十三岁的青年，健壮而肌肉发达的体格，漂亮的脸蛋，身材高挑而匀称，身躯黝黑。不过他的背伤相当重。从上面到腰部全都裸露着；他的双肩披着一条潮湿的被单，使他像害疟疾似的四肢直打战，他在病房里来回走动，约有一个半小时。我看看他的脸：这时他似乎什么也不想，用游移的目光古怪而惊恐地张望着，看来他很难把目光凝注于一点。我觉得，他对我的茶注意地看了一眼。茶是热的，冒着热气，而可怜的年轻人冻坏了，哆嗦得上牙打下牙。我请他喝茶。他一声不吭，陡然朝我转过身来，端起茶碗，不加糖就站着喝干了，而且显得很匆忙，似乎竭力不朝我看。喝完茶，他默默地放下茶碗，对我连头也不点一下，又在病房里来回走动。他是顾不上说话，也顾不上点头啊！至于囚犯们，不知怎么，一开始就避免和这个受刑的新兵进行任何交谈；相反，在开头给予他帮助以后，他们似乎就竭力不再理会他，也许是希望尽量使他得到安宁，不以任何多余的问题和“同情”去烦扰他，看来他对此是十分领情的。
这时已暮色降临，点燃了夜间的小灯。有些囚犯甚至还有自用的烛台，不过只是很少的人才有。最后，在医师晚间巡查病房之后，警卫队士官进来清点了所有的病员，便把病房锁上，预先把夜晚用的双耳大木桶拎了进来……我惊讶地得知，这个大木桶要整夜放在这里，而真正的厕所就在走廊里，离房门只有两步之遥。然而规定的制度就是这样。白天还放囚犯走出病房，不过不能超过一分钟；夜间无论如何也不行。囚犯病房不像普通病房，有病的囚犯在病中也要遭受惩罚。是谁最先规定了这个制度的呢，我不知道，只知道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的制度，形式主义的无益有害的本质从来没有像在这种事情上表现得如此严重。这个制度当然不是来自医师。我要再说一遍：囚犯对自己的医生们是赞不绝口的，认为他们就像父亲一样，敬爱他们。人人都看到他们对自己的亲切态度，听到善意的话语；而被所有人嫌弃的囚犯是珍惜这一点的，因为看到了这种善意的话语和亲切的态度是由衷的、真诚的。这种亲切的态度也可以没有，谁也不会质问医生，即使他们态度不好，表现得有些粗鲁和不人道：可见，他们的好意是出于真正的人类之爱。他们当然也明白，一个病人，不管他是谁，是囚犯也好，不是也好，比如说都需要新鲜空气，像其他任何一个病人，哪怕是身居要职的病人一样。在其他病房，举例说，渐渐康复的病员可以在走廊里自由地走动，为保健而散步，呼吸的空气也不是病房里的那样被毒化的、浑浊的、必然充满令人窒息的各种气体的空气。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可怕、可恶，本来就已经被毒化的空气，夜晚再把大木桶拎进来，空气会毒化到何等程度啊，何况室内温度较高，而且某些疾病的患者是必须出去上厕所的。虽然我现在说，囚犯在病中也要遭受惩罚，但是不言而喻，我当时和现在都并不认为，这个制度是专门为了进行惩罚而设立的。否则，从我这方面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诽谤。病人是不应该惩罚的。既然如此，那么不言而喻，想必是有某种严酷的必要性迫使当局采取这样有害的措施。是什么必要性呢？但令人懊丧的是，没有任何理由能多少解释一下这个措施的必要性，更不必说很多其他无法理解的措施，不仅无法解释，甚至推测他们的解释也是不可能的。怎样解释这种无益的残忍呢？您想，难道囚犯住进医院，是故意假装有病，骗过医师，夜里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趁着黑夜逃跑？要严肃地证明这种论调的全部荒谬几乎是不可能的。试问往哪里逃跑？怎样逃跑？穿什么衣服逃跑？白天可以放人单独出去，夜里也可以。门口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哨兵，厕所离哨兵简直只有两步，不仅如此，还有一名副哨兵押送病人，一刻不离地监视着他。那里只有一扇窗户，像冬天一样安装了双层窗框，还有铁栅栏。窗外的大院里还有一名哨兵在囚犯病房的窗前通宵站岗。要从窗口出去，必须敲掉窗框和铁栅栏。谁允许他这样做呢？但我们假定，他预先杀死了副哨兵，那个人一声不哼就死了，而且谁也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但即使认为这种荒谬的假设是可能的，要知道，还必须拆除窗框和铁栅栏。请注意，就在哨兵身旁还躺着病房的一些看守，而在十步开外，在另一间病房那里，站着另一个荷枪实弹的哨兵，他身边有另一个副哨兵和另外一些看守。再说，冬季穿着长袜子、便鞋、病号服、戴着睡帽能往哪里逃跑呢？既然如此，既然危险性这么小（其实这种危险性是完全没有的），——为什么要那样苛刻地对待病人呢？也许他们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几天、几小时了，病人比健康的人更需要新鲜的空气啊。为什么？这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
不过，既然问了“为什么？”也因为已经触及这个话题，我不禁又想起一个困惑莫解的疑团，多少年来它就像谜一般的现象摆在我的面前，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对它的解答。在继续写下去之前，我不能不对这个问题哪怕多少说几句。我想说的是镣铐，一个已判决的苦役犯患有任何疾病，都不可以解除镣铐。甚至肺病患者也是戴着镣铐死在我的面前。然而人们都习以为常了，认为这是某种不可抗拒的既成事实。甚至未必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既然几年来甚至没有哪位医师曾想到，向上级申请给患有重病特别是肺病的囚犯除去身上的镣铐。不错，镣铐本身并不是很沉。一般也就是八磅到十二磅。健康的人带上十磅的东西是不觉得沉重的。不过我听说，戴着脚镣的腿几年后就开始萎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这是有可能的。即使分量不重，哪怕只有十磅，永久地套在脚上，毕竟会反常地增加肢体的重量，日子久了自然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姑且假定，对健康的人来说，这都不算什么。对病人来说也不算什么吗？姑且假定，对普通的病人来说也不算什么。然而试问，对重病患者呢？试问，对肺病患者呢？肺病患者的手脚本来就在萎缩了，因而一根稻草也是很沉重的。说真的，主治医师哪怕只替肺病患者申请到减负的许可，那么仅此一项就是真正伟大的善举。姑且假定，也许有人会说，囚犯是恶人，不值得对他们行善；可是，对一个已经注定如此不幸的人，难道还要加重惩罚吗？而且也难以置信，这样做只是为了惩罚。法律也规定肺病患者是免于体罚的。可见，这又是一种神秘的重要措施，以便预防不法行为。预防什么呢？——无法理解。要知道，不可能真的害怕肺病患者逃跑啊。谁会这样想呢，特别是考虑到病情已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假装有肺病，骗过医师，以便逃跑，——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能假装的病，有没有肺病一眼就能看出来。顺便再说一句：难道给犯人钉上脚镣就是为了不让他逃跑或妨碍他逃跑？绝对不是。镣铐仅仅是一种示众、羞辱以及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压力。至少初衷是这样。镣铐从来就不能妨碍任何人逃跑。最迟钝、最笨拙的囚犯也不费什么事就能很快地把镣铐锯断或用石头砸开。脚镣是起不了什么预防作用的；既然是这样，既然脚镣的作用仅仅是为了对已判决的苦役犯进行惩罚，那么我又要问了：难道是要惩罚将死之人？
现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鲜明地忆起一个将死的肺病患者，就是那个米哈伊洛夫，他几乎就躺在我的对面，与乌斯季扬采夫相隔不远，他死了，记得是在我入狱的第四天。也许我现在讲起肺病患者，是不由自主地在复述当初由于他的死而在我的脑子里产生的印象和想法。不过，我不大了解米哈伊洛夫。他还很年轻，大约二十五岁，不会更大，细高个儿，温文尔雅的仪表。他是关在单人囚室的，出奇地寡言少语，总是那么文静，那么安详而忧伤。他在监狱里仿佛“枯萎”了。至少后来囚犯们是这样讲到他的，他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只能回忆起他有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会如此清晰地想起他来。他死于午后三点左右，那是寒冷而晴朗的一天。记得，太阳那强烈的光芒猛然斜斜地射进我们病房的结了一层薄冰的泛绿的窗玻璃。充沛的光流倾泻在不幸者的身上。他是在神志不清中痛苦地死去的，弥留的时间很长，有几个小时。从早晨起眼睛就认不出来到他身边的人了。大家想方设法减轻他的痛苦，看得出他是很难受的；他呼吸困难，大口地吸气，发出嘶哑的喘息声；胸脯时不时高高地鼓起，仿佛缺乏空气似的。他掀掉被单和所有的衣服，最后开始撕扯身上的衬衣：他甚至觉得一件衬衣也太重。大家帮他把衬衣也脱了。他那长长的身躯、瘦得皮包骨的手臂和腿、瘪进去的肚子、鼓起的胸脯、清晰地显现出来的肋骨像骷髅一样，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身上只剩下了一个带护身香囊的木头十字架和一副脚镣，看来他现在可以把枯瘦的腿穿过脚镣了。在他死前的半小时，我们所有的人仿佛都安静了下来，几乎是耳语般地小声谈话。走路时竟那么悄然无声。彼此间的交谈很少，只是顾左右而言他，偶尔看一眼更加喘息不止的垂危的病人。最后，他用虚弱游移的手摸索胸前的香囊，用力拉扯它，似乎香囊也很沉重，使他感到焦躁，受到压抑。有人替他摘下了香囊。十分钟后他死了。有人去猛敲警卫队的门，通知了他们。一名看守进来，迟钝地看一眼死者，就去找医士。医士很快就来了，这是一个善良的小伙子，只是有些过于注重仪表，不过他的样子很招人喜欢；安静的病房里响起他疾步而来的声音，他来到死者跟前，以一种特别随便的、仿佛专为应付这种场合而想出来的态度为他把脉，片刻后挥一挥手走了。立刻有人去报告了警卫队：这是单人囚室的重犯，他的死亡要得到承认必须经过特别的程序。在等候警卫队时，有一名囚犯小声提出一个建议：不妨把死者的眼睛合上。另一名囚犯注意地听了他的建议，便默默地走过去把死者的眼睛合上了。他看到就在枕头上放着一个十字架，拿起来看了看，又默默地把它挂在米哈伊洛夫的脖子上；挂好后在自己身上画了十字。这时死者的脸已经僵化；阳光在他的脸上闪烁；嘴半张着，两排洁白年轻的牙齿在紧贴牙龈的双唇间闪着亮光。最后，一名身佩短剑、头戴钢盔的警卫队士官进来，后面跟着两名看守。他走了过来，脚步越来越慢，时而困惑地看着鸦雀无声、在四周严峻地望着他的囚犯们。他向死者走近一步，便一动不动地停了下来，似乎胆怯了。只有一副镣铐的赤裸的、枯瘦的尸体，使他大为震惊，于是他突然解开鱼鳞铠甲，摘下钢盔，这动作是完全不必要的，随即画了大大的十字。这是一位神情严肃、头发斑白的军人。记得当时切库诺夫就站在那里，他也是头发斑白的老者。他一直默默地盯着士官的脸，直勾勾地看着，带着一种奇怪的神色注视他的一举一动。但他们四目相对了，切库诺夫的下嘴唇不知怎么突然哆嗦了一下。他有些奇怪地扭歪了下嘴唇，龇着牙齿，很快地、仿佛无意中朝死者摆一摆头，对士官说道：
“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随即走开。
记得，这句话使我感到一阵刺心的痛……他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又怎么会想起这样的一句话呢？但这时人们开始抬尸体了，连铺板一起抬了起来；在一片寂静中稻草发出沙沙的声音，脚镣拖在地板上铿然作响……有人把脚镣提了起来。尸体被抬走了。突然，大伙儿都大声说起话来。只听已经在走廊里的士官在打发人去找铁匠。应该替死者除掉脚镣……
不过我的话离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