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之所以谈起惩罚，同样也谈到了完成这种引人注目的职责的形形色色的执行官们，其实是因为我在住进军医院以后，对这一切才有了最初的直观的了解。在此之前我的了解仅限于耳闻。我们的两个病房集中了所有受到士兵列队棒责的受审人，他们来自遍布城市和市郊的各军营、囚室以及各部队。在这初期，我还十分贪婪地注视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所有这些奇怪的制度、所有这些已经和将要受到惩罚的人自然会使我产生极其强烈的印象。我激动，惶惑，大为震惊。记得，我当时就突然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究这些新现象的一切细节，倾听其他囚犯关于这个话题的谈话和讲述，主动向他们提出问题，力求得到解答。此外，我迫切地希望了解各种判决及其执行、执行过程中的一切细微差别以及囚犯本人对这一切的看法；我努力想象去受刑的人的心理状态。我已经说过，在面临惩罚时，很少有人能保持冷静，甚至那些已经屡次挨打而且打得很重的人也不例外。这时犯人总是会感到一种强烈的，但纯粹是生理上的恐惧，一种压倒一切精神特点的不由自主和不可遏止的恐惧。后来在蹲监狱的这几年里，我始终会不由自主地注视着这样一些受审人，他们在受到一半惩罚后住进医院，治愈背伤就出院了，第二天再去按核准的棒数忍受另一半惩罚。将惩罚分为两次执行是由身在现场的医生决定的。如果根据罪行判决的棒数太多，囚犯一次难以承受，便将这个数目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这要看在惩罚现场的医师怎么说：受刑者可否继续通过队列，换句话说，继续受刑是否会危及他的生命。五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棒的惩罚通常是一次执行完毕；但要是判决两千、三千棒，那就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执行。那些在执行前一半之后医好背伤的人，便出院去承受后一半的惩罚，在出院的当天和前夜往往面色阴沉，愁眉苦脸，沉默寡言。他们会显出某种程度的迟钝、一种反常的心神不定。这样的人不愿与人交谈，多半是默然不语；最奇怪的是，囚犯们也从不主动与这样的人谈话，不想涉及他面临的遭遇。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也不去安慰他；甚至总是尽可能少去注意他。当然，对受审人来说，这样更好些。也有例外，比如我曾讲到过的那个奥尔洛夫。在挨过前一半棒刑后，使他非常恼怒的，就是他的背伤竟久久不愈，使他不能尽快出院，早些受完余下的棒刑，与一批囚犯一起出发，前往给他指定的流放地，可以在半路上趁机逃跑。这个目的使他念念不忘，天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他具有热情洋溢和富于生命力的气质。他很满意，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尽管他也在压抑自己的感受。情况是这样的，早在受到前一半惩罚之前，他就在想，他们决不会让他活着走出棒下，必死无疑。早在关押受审期间，他已经听到关于长官的种种手段的传言；那时他就有了死的准备。但是在挨过前一半惩罚后，他振作起来了。他回到医院时已被打得半死；我还从未见过那样可怕的伤口；但是他心里充满了喜悦，希望能活下来，因为传言不实，他这不是活着离开了刑场吗，于是眼下，在长期关押受审之后，他已经开始梦想旅途、逃亡、自由、田野和森林了……从军医院出去的两天之后他死于那同一座军医院，死于原来的病床上，因为他未能熬过后一半的惩罚。不过这件事我曾提到过。

然而那些在受刑前度过心情沉重的日日夜夜的囚犯，却能刚强地经受住惩罚，连最怯懦的人也不例外。在他们回牢房的当夜，我甚至整夜都很少听到呻吟声，即使是那些受刑非常重的人也往往如此；总之，民众是能忍受剧痛的。关于疼痛我曾详细地询问过。我有时想明确地了解，这种疼痛有多么厉害，究竟能不能打个比方？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寻根究底。只记得一点，绝非出于无聊的好奇。再说一遍，我感到激动和震惊。但不管我问谁，也得不到令我满意的答复。是灼痛，火烧火燎似的，——这就是我所能了解到的一切，而且这是所有人的唯一的回答。灼痛，如此而已。在这初期，我与m更接近以后，也问过他。“疼哪，”他回答道，“很疼；感觉是——火烧似的灼痛；就像脊背在烈火中烤着。”总之是众口一词。不过，记得就在那时，我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又不敢说一定正确；然而囚犯们自己的一致认定却是强有力的佐证：倘若用树条进行大量的抽打，那就是我国现行刑罚中最严酷的一种。乍一看，这似乎是荒谬的，不可能的。可是用树条抽打五百下，甚至四百下，就足以致命；而超过五百下犯人几乎是必死无疑。要是一次抽打一千下，那么即使是最强壮的人也经受不住。与此同时，可以承受五百棒而丝毫不会危及生命。可以忍受一千棒而不必为生命担忧，即使受刑者并不是很强壮的人。甚至两千棒也不可能打死一个健康的中等体力的人。囚犯们都说，树条比木棒更厉害。“树条更钻心地痛，”他们说，“更难受。”当然，树条比木棒更难熬。树条的刺激性更剧烈，更强烈地作用于神经，使神经过度紧张，受到超越极限的震撼。我不知道现在怎样，但在不久的过去有这样一些绅士，抽自己的牺牲品一顿鞭子，会给他们带来某种与德·萨德侯爵和勃琳维莉侯爵小姐相似的感觉。我想，这样的感觉足以使这些绅士为之屏息凝神，甜蜜的快感和痛楚兼而有之。有些人就像嗜血的猛虎。人一旦尝试了对他人——而这个人与他是同样的人，也是上帝的造物，按基督的教义人和人是兄弟——的肉体、鲜血和精神的这种权力、这种全权的主宰；人尝试了以极具侮辱性的形式凌辱另一个同样具有上帝形象的生物的权力和无限可能性，那么他就不由自主地丧失了支配自己情感的能力。施暴是一种习惯；它天然地能发展，终于会发展成一种病态。我坚信，最优秀的人也可能由于习惯而粗野、愚钝到兽类的水平。鲜血和权力使人陶醉：粗野和腐化会得到发展，极其反常的现象也渐渐地为理智和感情所接受，乃至甘之如饴。暴君心中的人性、公民性彻底毁灭，对他来说，回归人的尊严，回归忏悔和新生几乎已无可能。此外，比如说，这种专横有可能感染整个社会，因为权力是有诱惑力的。社会冷漠地看待这种现象，说明它已经彻底地被感染了。总之，一个人有权对另一个人施加肉体惩罚，这是社会的弊端之一，是消灭公民意识在社会中的任何萌芽、任何尝试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也是社会必然地、不可抗拒地日益腐化的充分理由。

社会是鄙弃刑吏的，但并不鄙弃那些身为绅士的刑吏。只是不久前才出现了相反的意见，不过还只是书本上的空谈。甚至那些发表了这种意见的人，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扑灭了自己内心对专制的渴望。甚至任何一个工厂主，任何一个企业主都一定会感到一种令人兴奋的快感，因为有时他的工作人员及其全家都完全听命于他。这是肯定的；一代人不是很快就能摆脱他内心所继承下来的东西；一个人不是很快就能抛弃已融入他的血液，可以说是与母乳一起遗传给他的东西。这样快的转变是不可能有的。对错误和世代相传的罪孽有认识还不够，很不够；必须彻底摈弃它。而这不是很快就能做到的。

我讲到了刑吏。刑吏的特性几乎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身上。但人的兽性的发展并不相同。如果一个人的兽性在其发展中压倒他其余的所有特性，那么这个人当然就会变得可怕而丑恶。刑吏有两种：一种是自主的，一种是不由自主的，是职务上的。自主的刑吏，当然，在各方面都比不自主的刑吏更卑劣，然而人们是那么鄙弃后者，鄙弃得感到恐怖，感到厌恶，感到一种不由自主的、几乎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恐惧。对一种刑吏的近乎迷信的恐惧，而对另一种刑吏却那么心平气和，几乎抱着赞许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有些事例是极为奇怪的：我认识的一些人甚至很善良，甚至很正直，甚至在社会上很受敬重，然而他们，举例来说，却不能平静地容忍挨树条抽打的犯人不哭叫、不祈祷、不求饶。受惩罚的人一定要哭叫，要哀求饶恕。这是常规；认为这样才是又得体又必要的，要是哪一次犯人不愿叫喊，执行官就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冒犯，而我是认识这位执行官的，他在其他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个好人。他本来想从轻处罚，可是他没有听到通常会说的“阁下，亲爹，饶恕我吧，让我永远祈求上帝保佑你”等等，于是他大发雷霆，用树条多抽了五十下，要让他哭叫求饶，——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不该这样，先生，这是暴行。”他很严肃地这样回答我的责问。至于不由自主的、职务上的真正的刑吏，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判处流放的囚犯，被留下来充当刑吏；他先要向其他刑吏学习，学会以后便一辈子留在监狱里，被单独关押，他有一个单独的房间，甚至拥有自己的财物，不过差不多总是处于押送兵的监视之下。当然，活人不是死的机器；刑吏打人尽管是在履行职务，但有时也会陷入狂热，不过尽管他打人不无快感，然而几乎从来不是出于私仇。抽打的灵巧、对本行的精通、想在自己的伙伴和公众面前表现一番的欲望会激起他的自尊感。他关心的是技巧。此外，他很清楚，他受到普遍的鄙视，迷信的恐惧到处追随着他，不能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对他产生影响，不会加剧他的狂暴和兽性倾向。甚至孩子也知道，这种人是“不认爹娘”的。奇怪的是，无论我见到过多少刑吏，他们都是很有见识的人，有见解、有头脑，而且有非同寻常的自尊心甚至自豪感。他们的这种自豪感是不是对他们所受到的普遍的蔑视的一种逆反呢；是不是由于意识到他们在受刑者心中所引起的恐惧，因而感到对他拥有主宰地位而加剧了这种自豪感呢，——我不知道。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断头台，也许，甚至这种场合的隆重和戏剧性本身就会助长他们的某种程度的傲慢吧。记得，我曾在一段时间里时常能遇见一个刑吏，并在近处观察他。他中等身材，干瘦而结实，年约四十，有一副惹人喜欢而聪明的容貌和一头鬈发。他总是非常高傲、文静；表面上保持着绅士的派头。答话时总是简短、慎重，甚至很亲切，不过那是一种高傲的亲切，他在我面前仿佛有什么理由可以妄自尊大似的。警卫队的军官们时常当着我的面与他谈话，说实在的，对他似乎还怀有某种敬意。这一点他意识到了，于是在长官面前特意加倍地表现出礼貌、冷淡和自尊。长官与他谈话越是亲切，他自己就越是显得执拗，但决不越出谦恭有礼的界限，不过我深信，这时他认为自己比与他谈话的那位长官高明得无可比拟。这在他的脸色上表现得很清楚。在炎热的夏天，有时派他在押解下拿一根细长的木棍到城里去打狗。在这座小城里，无主的野狗非常多，而且繁殖很快。在学校放假期间那些狗是会伤人的，根据长官的命令，刑吏被派去消灭野狗。但如此卑微的工作也丝毫没有使他感到自卑。真该看看，他是多么神气地在一名疲乏的押送兵的押解下走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单凭他的那副样子就使妇女儿童感到害怕，他是那样镇静甚至傲然地睨视着所有相遇的人们。不过，刑吏们的生活是无拘无束的。他们有钱，吃得很好，还有酒喝。钱是他们受贿得来的。要依法惩处的民事被告，总会预先拿点什么去孝敬刑吏，哪怕是罄其所有。对那些富裕的民事被告，他们就主动索贿，规定与其财力大约相称的数额，会索要三十卢布，有时甚至要得更多。对非常富有的人甚至会狠狠地讲价钱。当然，刑吏动刑时下手不能太轻：他是要拿自己的脊背对此负责的。然而他为了一定的贿赂，答应受刑者不会打得太重。他的要求几乎总是能得到满足，否则他确实会野蛮地痛下毒手，而这是完全在他的权限之内的。有时他甚至向非常贫困的民事被告索要高额贿赂，亲友们奔走、还价、求情，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是要倒霉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他们心里激起的迷信的恐惧帮了他的大忙。关于刑吏什么稀奇古怪的说法没有啊！不过，囚犯们硬是亲口对我说，刑吏一下子就能把人打死。可是，首先，有谁试验过呢？然而这是可能的。关于这一点人们讲得十分肯定。一个刑吏亲口向我保证，他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又说，他可以抡起胳膊对准犯人的后背打下去，而打过以后，连一条极小的鞭痕也不会鼓起来，而且犯人一点也不觉得疼痛。不过，关于所有这些戏法和手段已经有太多的故事而广为人知。可是刑吏即使为减轻处罚而受贿，第一下打击他还是会抡起胳膊使出全力。这在他们之间甚至成了一种常规。他会减轻随后的打击力度，尤其是在他已经受贿的情况下。然而这第一下，不论受贿与否，他是要使出全力的。说真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是要一开始就使受刑者能适应随后的打击，考虑到在经受最初的痛击之后，较轻的打击就不是那么难挨了，或不过是想在受刑者面前炫耀一下，使他感到害怕，这就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明白是在跟谁打交道，总之是要显摆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刑吏在开始动刑前总是感到自己处于亢奋状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意识到自己是主宰；这时他是一个演员，公众对他感到惊讶和恐惧，当然，他在打第一下之前会不无快感地对自己的牺牲品吼道：“忍住，我动手啦！”——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不祥的口头语。很难想象，人的天性会扭曲到何种地步。

在这住院的初期，我听够了囚犯们的这类故事。我们都觉得躺着太无聊。一日复一日都那么相似！上午医生的巡诊还能让我们得到暂时的排遣，然后很快就吃午饭了。不言而喻，在如此单调乏味的日子里，吃饭自然是一大乐事。按卧病者的病情分配的份饭各不相同。有些人得到的只是一份放些谷粒的稀汤；另一些人只有一份薄粥，还有一些人只有一份麦糁饭，这是许多人都很爱吃的。囚犯们久卧病榻变得娇气了，喜欢吃些可口的东西。渐渐康复和几乎痊愈的病人能得到一块煮熟的牛肉，或者如我们所说的“一头牛”。最好的份饭是坏血病的病号饭，——一份加洋葱、洋姜等等的牛肉，偶尔还有一杯伏特加。面包也要看病情而定，是黑面包或烤得挺不错的半白的面包。份饭的这种官样文章的繁琐的规定只能惹病员们笑话。当然，有的疾病的患者自己就什么也不要吃。然而那些有食欲的病人只吃他们想吃的东西。有些人互相交换份饭，于是适合一种疾病的份饭便转到了另一种病的患者手里。有些卧床不起的病员的份饭很差，就购买牛肉或坏血病病人的份饭，喝克瓦斯和军医院的酒，都是向那些按规定有克瓦斯和酒的病人买来的。有些人甚至能吃掉两份饭。这些份饭是有人为了钱出售或转售的。一份牛肉的要价相当高；值五戈比纸币。要是在我们的病房买不到，就派看守到其他的囚犯病房去，如果还是买不到——那就去士兵病房，即我们所谓的“自由”病房。总是能找到愿意卖的人。这些人只剩下了面包，却弄到了钱。当然，贫穷是普遍现象，可是有点小钱的人甚至会派人上市场去买面包圈，甚至买甜点等等。我们的看守们受托办这些事是完全无私的。午饭后是最无聊的时候；有的人无事可做在睡大觉，有的人在闲聊，有的人在吵架，有的人在大声讲故事。要是没有新病员被带进来，那就更无聊了。新病员的到来几乎总是能引起某种印象，尤其是谁也不认识的陌生人。人们打量他，竭力打听他是什么人，情况怎样，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什么案子。在这种情况下，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易地关押的囚犯；这些人总是能讲些新鲜事儿，不过不会涉及自己的隐私。这方面要是他们自己不说，是没有人会问的，而是问：您从哪里来？同行的有哪些人？路上怎样？他们要去哪里？如此等等。有些人听到新的故事，似乎立刻就会联想到自己的某些往事，比如：各次不同的流放、不同的伙伴、不同的执行官、各批次不同的长官。受到列队惩罚的人也是在这傍晚的时候来。他们总能激起相当强烈的印象，这一点我已经提到过；可是并非每天都有这样的犯人来啊，要是没有他们来，我们这里就会无精打采，仿佛所有这些面面相觑的脸都看得厌烦透了，甚至会寻衅闹事。大家甚至很高兴能看到被送来进行体检的疯子。一些刑事被告为了逃避惩罚偶尔会装疯卖傻。有些人很快就被揭穿了，或者不如说是他们自己决定改变策略，于是他胡闹两三天后，突然无缘无故地变得理智了，他安静下来，面色阴沉地请求出院。无论囚犯还是医生都并不责备他，也不会提及他不久前的那些花招来羞辱他；默默地让他出院，默默地把他送走，两三天后他受过惩罚又回到我们这里。不过，一般地说，这样的事件并不多。可是那些送来进行体检的真正的疯子，却真正是上帝对整个病房的严惩。有些疯子快乐、活泼、大叫大嚷、又跳又唱，囚犯们起初差不多是乐不可支地欢迎他们。“这可真逗啊！”他们看着刚刚被带进来的某个疯疯癫癫的犯人这样说道。可我看到这些不幸的人们，心情十分沉重。我永远不能漠然无动于衷地看着那些疯子。

不过，被带进来并引起哄笑的疯子，他那无休止的忸怩作态和使人不得安宁的反常举止很快就让所有的人都厌烦透了，在一两天里就使我们彻底失去了耐心。有一个疯子在我们这里大约关押了三个星期，简直叫人不得不逃出病房。命运弄人，这时又带来了一个疯子。这个人给我留下了很特别的印象。这发生在我服苦役的第三年。在我入狱的第一年，或者不如说在最初的几个月，那是在春天，我和一批人到两俄里外的砖厂去做工，同去的有几个砌炉匠和一名搬运工。必须把几个炉子修好，为以后夏天烧砖作准备。这天早晨在厂里米-茨基和Б介绍我认识了住在那里的监工，奥斯特罗日斯基士官。他是波兰人，一位年近六十的老者，瘦高个儿，相貌文雅甚至端庄。他很早就在西伯利亚服兵役，虽然出身平民，在一八三零年作为部队的一名士兵来到这里，却受到米-茨基和Б的爱戴和尊敬。他经常阅读天主教的《圣经》。我曾与他交谈，他的谈话是那么亲切，他的叙述是那么合情合理、引人入胜，看上去是那么和善而正直。从那时起，我有两年没有见到他了，只听说他由于一桩案子在接受调查，突然他作为一个疯子被带进了我们的病房。他进来时刺耳地尖叫，纵声狂笑，开始用最不雅、最俗气的姿势在病房里跳起舞来。囚犯们乐不可支，可我是那么满怀忧伤……三天过后，我们全都对他无可奈何了。他吵架、斗殴、尖叫、唱歌，甚至是在夜里，时不时做出一些极丑恶的举动，简直令人作呕。他谁也不怕。给他穿上了疯子的拘束衣，可是我们却因此而更加倒霉，尽管不穿这件拘束衣他会挑起争吵，几乎要跟所有的人打架。在这三个星期里，有时整个病房众口一词地请求主任医师把我们的这个宝贝调到另一间囚犯病房去。过了两天，那里又恳求把他调到我们这里来。由于我们一下子有了两个焦躁不安、寻衅胡闹的疯子，两个病房只好轮流交换疯子。可是这两个人都疯得更厉害了。终于有一天他们被带走了，离开了我们，大家才长舒了一口气……

我还记得另一个奇怪的疯子。夏季的一天带来了一名刑事被告，身体健壮，看上去很笨拙，大约四十五岁，有一张丑陋的麻脸、一双浮肿发红的小眼睛，样子非常阴沉而忧郁。他的床位与我并列。他实际上却是很温和的人，和谁也不说话，若有所思地坐着。天色暗了，他突然向我转过身来。没有任何不相干的开场白就直接对我说起话来，神色之间仿佛要告诉我一个极大的秘密，对我讲起他的故事，说他日内要挨二千棒，不过现在不会了，因为上校Г的女儿在为他奔走求情。我困惑地看着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上校的女儿是无能为力的。我还没有猜疑到什么，他完全不是作为疯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病人被带进来的。我问他有什么病？他回答说，他不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他送到这里来，他是完全健康的，而且上校的女儿爱上了他；两个星期前她曾路过禁闭室，而他恰好从有栅栏的小窗子朝外面看了一眼。她一见到他便爱上了他。从那时起，她已经利用各种借口到禁闭室来了两三次；第一次她和父亲一起来看她的哥哥，他是军官，当时在他们那里执行警卫任务；第二次是和妈妈来分发施舍品，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小声对他说，她爱他，一定会搭救他。很奇怪，他是那样细致入微地对我讲了这个荒诞的故事，不言而喻，这一切都是他那可怜的病态的脑袋的臆造。他对自己能免除处罚深信不疑。讲起这位小姐对他的恋情是安详而肯定的，且不说这个故事荒诞无稽，听到一个恋爱中的少女这样浪漫的故事，竟出自沮丧、悲伤、相貌畸形的年近五十的人之口，也觉得荒唐至极。奇怪，对惩罚的恐惧竟然对这个怯懦的心灵造成这样的影响。也许他真的从小窗口看见了谁，于是恐惧在他身上所酝酿着的随时都在加剧的疯癫便猛然找到了自己发泄的形式。这个不幸的士兵，也许终其一生也不会想到小姐，却突然臆造了长长的浪漫故事，本能地抓住了这根稻草。我默然无语地听了，对其他囚犯谈起了他。可是当别人好奇地打听的时候，他却腼腆地一声不吭。第二天医生对他的病情询问了好久，他说什么病也没有，经检查也确实没病，就让他出院了。可是他病历上写的是“康复”，这一点我们是在医生们离开病房后才知道的，要把真相告诉他们，为时已晚。何况我们自己当时也还猜不透，主要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其实完全是管理人员的错，他们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却没有说明送他来的原因。这是疏忽所致。也许，甚至决定送他来的那些人也不过是猜疑而已，根本不相信他有疯病，是根据含混不清的传言采取行动，把他送来检查。不管怎样，两天后这个不幸的人被带出去受刑了。看来这使他感到意外而大吃一惊，他到最后一刻也不相信会受刑，因而被带进士兵队列时竟大喊“救命”，这一次军医院没有把他放在我们的病房，因为没有床位了，而是放在另一间病房。不过我打听过他的情况，知道他在整整八天里没有和任何人讲过一句话，他惶恐不安，非常伤心……他的背伤愈合后，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了，至少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至于医药，就我所知，轻病患者向来是不遵医嘱，也不按时服药的，但重病患者以及一般确实有病的人很愿意接受治疗，按时服用自己的药水和药粉；不过他们最喜欢的是外科疗法。我国普通百姓所非常喜欢和相信的拔火罐、贴水蛭、热敷和放血，我们这里的人都愿意甚至很高兴接受。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使我很感兴趣。同样是这些人，他们能顽强地忍受木棒和树条所引起的剧痛，而拔火罐时却往往会埋怨、忸怩甚至呻吟。他们这是太娇气，或干脆就是矫情呢，——我就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诚然，我们用的是一种特别的火罐。有一种小型机器，可以在瞬间划开皮肤，医士不知何年何月早就把它弄丢了或搞坏了，也可能是它自己坏了，以致他不得不用柳叶刀在躯体上划出必要的切口。每个火罐大约需要十二个切口。用机器是不痛的。十二把小刀在眨眼间突然一下子划开切口，是感觉不到疼痛的。不过用柳叶刀就是另一回事了。相对而言，用柳叶刀切割皮肤的速度是很慢的；会感到疼痛；举例来说，假如要用十个火罐，那就必须做出一百二十个这样的切口，全都加在一起，当然会引起非常剧烈的疼痛。我曾亲身经历过，可是尽管又痛又懊丧，却不至于无法忍受而呻吟。有时眼看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那样浑身抽搐、哭哭啼啼，简直觉得好笑。一般说来，这就好比有这样一个人，他在严肃的工作中很坚强，甚至泰然自若，而在家里却因为无事可做而心情苦闷，使小性子，端来饭菜他不吃，骂骂咧咧，污言秽语；一切都不如他的意，人人都惹他生气，人人都对他出言不逊，人人都在折磨他，——总之是他吃饱了撑的，有时人们就是这样讲那些老爷的，不过这样的人在普通百姓中也有；而在我们监狱里，在集体生活的条件下，这种人甚至屡见不鲜。有时病房里的伙伴们已经在戏弄一个娇里娇气的人了，有的人干脆把他臭骂了一顿；于是他沉默了，仿佛他真的就等着别人骂他，叫他闭嘴呢。乌斯季扬采夫特别不喜欢这个人，从来不肯放过同这个娇气的人吵嘴的机会。一般地说，他是不肯放过与别人斗嘴打架的机会的。这是他的爱好和需要，当然，这是因为有病，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为头脑愚钝。起先他往往是严肃而专注地看着，然后就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训人。他什么闲事都要管；就像他是被派来维护秩序或道德风尚似的。

“对什么都要插一脚，”囚犯们会笑着这样说，不过大家对他是宽容的，避免与他发生争吵，只是有时这样笑笑而已。

“他的话可真多！三大车也装不下。”

“说的都是些什么呀？人所皆知，在傻瓜面前不必摘帽。他干吗看到柳叶刀就大喊大叫？爱蜂蜜就别怕刺，得忍着点。”

“这与你何干？”

“不，弟兄们，”我们的一个囚犯插话道，“火罐子没啥，那滋味我尝过。老是揪着你的耳朵，那才叫疼呢。”

大家全都笑了起来。

“你难道被人揪过？”

“你没想到吧？当然揪过。”

“原来如此，怪不得你的耳朵这么挓挲着呢。”

这个囚犯名叫沙普金，真的有一双很长的向两旁挓挲着的耳朵。他是流浪汉，还很年轻，是个能干而文静的小伙子，讲话总是带有一种沉郁的冷幽默，为他的讲述增添了许多滑稽意味。

“我为什么会以为你被人揪过耳朵呢？我又怎么会想到这种事呢？你这个头脑迟钝的家伙。”乌斯季扬采夫又掺和进来，恼怒地对沙普金说道，其实沙普金的话根本不是针对他，而是对大家说的，不过沙普金甚至瞟也不瞟他一眼。

“是谁揪了你耳朵？”有人问。

“谁？当然是县警察局长喽。弟兄们，这是因为我在流浪。那时我们来到了k城，我们就两个人，我和另一个，他也是流浪汉，名叫叶菲姆，连姓也没有。半路上我们在托尔明村的一个庄户人家发了一笔小财。有这样的一个乡村，叫托尔明村。嘿，我们一进村就四下张望：但愿在这里也能狠狠地捞一笔，然后就逃之夭夭。在田野四通八达，在城里处境艰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好，我们首先走进一家小酒店。向周围打量了一下。有一个人向我们走了过来，他是那么穷困潦倒，胳膊肘露在外面，穿着德国式的衣服。我们聊了起来。”

“你们怎么样，”他说，“请问，有证件吗？”

“不，”我们说，“没有证件。”

“是这样。我们也没有。我这里还有两个好朋友，”他说，“也是在库库什金将军家服役，”他说，“所以我斗胆提出请求，我们刚才稍微喝了点儿酒，暂时还没有搞到钱。赏我们半俄升酒喝吧。”

“非常乐意。”我们说。于是都把酒干了。这时他们向我们提出要合伙干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我们一起干。有一栋房子就在城边，那里住着一个有钱的小市民，东西真多啊，我们决定夜里就去踩点。可我们在有钱的小市民家里，一共五个人当夜就全部落网。我们被带到区警察局，然后又被带到县警察局长本人那里。他说：我要亲自审问他们。他含着烟斗出来了，有人给他端着一杯茶跟在后面，他身材魁梧，蓄着络腮胡子。他坐了下来。这时除了我们之外又带来了三个人，也都是流浪汉。这是多么可笑的人哪，弟兄们，我说的是那个流浪汉：嗨，他什么都记不得了，随你怎么说，他的脑袋就是不好使，全都忘记了，什么都不知道。县警察局长便直接来问我：“你是什么人？”他的声音像野兽的咆哮，仿佛从大圆桶里发出来似的。嘿，当然啦，我说的和大伙儿说的都一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大人，全都忘记了。”

“你等着，”他说，“我还有话要跟你说，我认识你的这副嘴脸，”他说，眼睛直瞪着我。而我从来就不曾见到过他。又问另一个人：“你是谁？”

“撒腿就跑，大人。”

“你的名字叫撒腿就跑？”

“这就是我的名字，大人。”

“嘿，好吧，你是撒腿就跑，你呢？”这自然是在问第三个人了。

“而我跟着他，大人。”

“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就这么叫呀：而我跟着他，大人。”

“混蛋，是谁给你起了这么个名字？”

“是一些好人起的，大人。当然啦，世上是有好人的，大人。”

“这些好人都是谁呀？”

“我想不大起来了，大人，您大人大量，就饶了我吧。”

“你把他们全都忘了？”

“全都忘了，大人。”

“你也是有父母的喽？……他们你总还记得吧？”

“应该说是有过的，大人，不过也想不大起来了：也许是有过的，大人。”

“你以前住在哪里？”

“住在树林里，大人。”

“总是在树林里？”

“总是在树林里。”

“那冬天呢？”

“没见过冬天，大人。”

“喂，你呢，你叫什么？”

“斧头，大人。”

“你呢？”

“快磨别偷懒，大人。”

“你呢？”

“还要磨一磨，大人。”

“你们什么都不记得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大人。”

“他站着，在笑，他们看着他，也在冷冷地笑。嘿，有时他会对准你的门牙挥拳一击，算你倒霉。而那种人都那么魁梧、健壮。”

“把他们都送进监狱，”他说，“我以后再找他们。”“喂，你留下来，”他这是在对我说话。“过来，坐下！”我一看：有桌子，桌子上有纸有笔。我想：“他这是要干啥呢？”你在椅子上坐下，"他说，拿起笔来，写！"而他自己却一把抓住我的耳朵，就那么揪着，我胆怯地看着他，就像鬼看着教皇。大人，我说，我不会写呀。"写！"他说。”

“行行好吧，大人。"写，会怎么写就怎么写！"而他自己却老是揪着我的耳朵，老是揪着，还那么使劲地一拧！哎，弟兄们，我要说，他拿树条狠狠地抽我三百下还好受些呢，疼得我眼里直冒金星。写！"他只有这句话！”

“他怎么了，犯傻了不是？”

“不，不是犯傻。t城的一名文书不久前犯事了：他偷了一笔公款，随即携款潜逃，他也长着一对招风耳。嘿，案情通知了各地。而我的特征看来与他相似，于是他就试验我：看我会不会写字，字迹如何？”

“是这么回事啊，小伙子！疼吗？”

“我说了嘛，好疼呢。”

响起了哄堂大笑。

“那你写了吗？”

“有什么可写的？我拿起笔来就画，在纸上画来画去，他只好作罢。嗨，当然啦，他顺手给了我十来下耳光，这才放了我，就是说，把我也送进了监狱。”

“难道你会写字？”

“从前会写，自从使用鹅毛笔以后，我就不会写字了……”

有的时候，就是在这样讲故事，或者不如说在这种闲聊中度过我们寂寞的时光。天哪，那是多么寂寞啊！漫长、烦闷的日子，日复一日都一模一样。哪怕有本书也好啊！实际上，尤其是在初期，我时常上军医院，有时是看病，有时干脆就是去躺一躺；可以离开监狱。在那里很痛苦，比在这里更痛苦，是在精神上更痛苦。对我们这些贵族的恶意、敌视、谩骂、忌妒、无休止的挑剔，那些充满恶意和威胁的脸色！在军医院里大家比较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一天里最忧伤的时候是在傍晚的烛光下和入夜时分。早早就安排就寝了。远处，在门边，一盏光线微弱的小灯闪着一个亮点，而我们这一头隐在半暗之中。空气变得恶浊而憋闷。有的人无法入睡，起身在床上坐上一个半小时，垂下戴着睡帽的头，若有所思。你会整个小时地看着他，竭力揣测他在想些什么，这样好歹也能消磨时间。要不，你会开始幻想，回忆往事，在想象中描绘壮阔而光明的画卷；你回忆起这样一些细节，是别的时候想不起来的，而且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感触。要不，你会猜想未来：怎样走出监狱？到何处去？什么时候能有这一天？今生还能不能回归故里？你想啊想，于是心里萌生了渺茫的希望……要不，你干脆开始默念数字：一、二、三……想在默念中入睡。我有时数到三千也睡不着。听，有人在翻身。乌斯季扬采夫在咳嗽，是肺病患者的奄奄一息的咳嗽，然后是虚弱的呻吟，每一回都唠叨着：“上帝，我有罪孽呀！”在一片寂静中听到这病态、沙哑而酸楚的声音是很怪异的。而这时在某个角落，也有些人未曾入睡，躺在各自的床上闲谈。一个人开始讲述自己的往事，讲到遥远的过去，讲到流浪生涯，讲到妻儿和往日的风习。单凭这远处的低语声，你就会感到，他所讲到的一切，对他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他自己，这个讲故事的人，——已是孑然一身。只听到轻微而单调的低语声，仿佛远方的流水潺潺……记得，我曾在漫长的冬夜听到一个故事。我立刻觉得，这是热病中的一个梦，仿佛我患疟疾躺在床上，在发烧和谵妄中梦见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