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即将付印的时候，已故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手记的出版者认为自己有义务向读者通告如下。

《死屋手记》第一章有几句话讲到一个贵族出身的弑父凶手。曾附带地把他作为一个例证，说明囚犯有时会多么冷漠无情地谈到他们所犯的罪行。还说到，凶手在法庭上拒不认罪，然而根据熟悉此人经历的人们的陈述来判断，事实十分清楚，罪行无可置疑。正是这些人曾告诉《手记》的作者，该犯放荡不羁，债台高筑，便杀死自己的父亲，贪图他身后的遗产。不过，在凶手工作过的城市，人们对他的经历的陈述也完全一致。关于最后这个事实，《手记》的出版者拥有充分可靠的材料。最后，《手记》中说，凶手在监狱里心情极好，总是非常愉快；还说这是一个极其乖戾、轻浮、不明智的人，不过并不愚蠢，而且《手记》的作者从未发现他有任何特别残忍的表现。就是在这里加了一句话：“不言而喻，我认为这一罪行是不可信的。”

日前《死屋手记》的出版者接到来自西伯利亚的通知，说该犯其实无罪，是白白地在劳役中受了十年的折磨；法庭对他的冤案已正式予以昭雪。真正的凶手已经找到，他们招认了罪行，蒙冤者已获释出狱。出版者对通知的可靠性是无可怀疑的……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关于这个事实的深刻的悲剧性，关于从年轻时起便在如此可怕的指控下被摧残的生活，不必谈论和大肆宣扬了。这个事实太清楚了、它本身就太令人震惊了。

我们还认为，既然这样的事实也有可能发生，那么这种可能性本身就为“死屋”场景的评述和丰满增添了又一个崭新的、非常鲜明的特点。

现在我们接着看下去吧。

我在前面说过，我终于适应了我在监狱里的处境。但这个“终于”的实现是很困难而痛苦的，是一个太缓慢的渐进过程。实际上我为此不得不付出几乎一年的时间，而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因此这一年才那么完整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我能按次序记住这一年中的每一个小时。我还说过，其他囚犯也不能习惯于这种生活。记得，在这第一年我时常暗自寻思：“他们呢，他们怎样？难道能安之若素？”这些问题使我挥之不去。我曾经提到，在这里生活的所有囚犯似乎都没有在家里的感觉，而似乎是在客栈里、在旅途中、在某个羁押站的匆匆过客。那些被终身流放到这里的人们，也无谓地忙忙碌碌或愁眉不展，而且其中的每个人都一定会暗自抱有某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这种永恒的不安虽然是无声的表现，却是显而易见的；这奇怪的烦躁和焦急有时是内心的希望的不自觉的流露，他们的希望有时竟如此不切实际，简直像是梦呓，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希望却往往存在于那些看来最务实的人的心里，——这一切使这个地方具有特殊的外貌和性质，也许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它的最典型的特征。几乎从最初的一瞥开始，就会觉得，这在监狱外面是没有的。这里人人都是幻想家，而这一点很惹人注目。这让人感到是病态的，恰恰是因为，幻想使监狱的大部分建筑具有阴森和忧郁的外貌，一种不健康的外貌。绝大部分人都沉默而愤怒，到了仇恨的程度，不喜欢把自己的希望流露出来。率直、坦诚是受到蔑视的。希望越是无法实现，幻想者自己就越是感到无法实现的苦恼，越是顽强而严格地把希望深藏于内心，但决不会放弃。谁知道呢，也许有人会因为怀有这样的希望而暗自羞愧吧。俄罗斯性格中那么富于实际而清醒的认识，内心那么富于嘲讽，首先是自嘲……也许，由于对自己的这种经常的、潜在的不满，这些人才会在彼此的日常关系中有那么多的不耐烦，那么多的不妥协和彼此之间的冷嘲热讽。比如说，要是他们当中忽然跳出一个人来，比较天真而急躁，偶尔大声说出大家的心里话，开始大谈幻想和希望，那么他立刻就会遭到粗暴的围攻、制止和嘲笑；不过在我看来，攻击得最起劲的恰恰是那些人，他们自己的幻想和希望也许比他走得更远。我已经说过，我们这里的人都把天真单纯的人看作十足的傻瓜，对他们抱着蔑视的态度。每个人都那么忧郁而自负，因而蔑视善良而宽厚的人们。除了那些天真单纯的饶舌者之外，所有其余的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可以明显地分为善良的人和凶恶的人，忧郁的人和开朗的人。忧郁而凶恶的人要多得多；要是他们当中偶尔有几个生性爱饶舌的人，那么必定是一些惹麻烦的播弄是非者和惶恐不安的心怀忌妒的人。他们好管别人的闲事，但决不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和隐私。这没有形成风气，不合常规。善良的人为数甚少，他们稳重，默默地把自己的期望深藏于内心，当然，他们比忧郁的人更倾向于抱有希望，对自己的期望也更有信心。不过，我觉得，监狱里还有一部分完全绝望的人。例如，来自斯塔罗杜布旧教徒区的那位老者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总是很少。从表面上看，老人很平静（我曾谈到过他），但是从某些迹象来看，我认为他的精神状态是可怕的。不过，他有自救之道，有自己的出路，那就是祈祷和苦行观念。还有一个神志失常，读《圣经》入迷的囚犯，这个人我提到过，他曾拿着砖头扑向少校，大概也是丧失了最后希望的绝望的人；而完全没有希望是没法活的，于是他就想在自愿的、几乎是人为的苦行中寻求出路。他声称，他扑向少校时并无恶意，仅仅是想受到折磨而已。谁知道，那时他有过怎样的心理过程啊！没有一个目的和对目的的追求，没有一个活人能真正地活着。失去目的和希望，人往往会苦闷得变成一个怪物……我们所有人的目的就是自由和出狱。

不过，目前我正在努力给我们整个监狱的人进行分类。但是这可能吗？现实是无限纷繁多样的，与抽象思维的一切结论，甚至最复杂的结论相比较，现实也不能容许那些明确的、显著的区分。现实倾向于分化。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的生活，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毕竟是我们自己所特有的生活，不仅指表面上的生活，也指内心生活。

可是正如我曾多少提到过的那样，我在入狱初期不能而且也不善于探究这种生活的内心深处，因而那时它的一切外在表现都使我感到无法形容的郁闷和苦恼。有时我甚至开始憎恨这些与我同样在狱中受苦的难友。我甚至会忌妒他们而谴责命运不公。我忌妒他们，是因为他们毕竟是在自己人和伙伴之中，能互相理解，其实他们和我一样，对这种鞭子和棍棒下的伙伴关系、这种被迫的群居生活是深恶痛绝的，人人都暗自把目光转向一旁而避开所有的人。我要再重复一遍，我在气愤的时候所感到的这种忌妒是有合理的依据的。实际上，有些人的看法肯定是不对的，他们说，在我们服苦役和蹲监狱的生活中，一个贵族、一个有教养的人等等和任何一个庄稼汉都完全同样地感到艰苦。我知道有这种看法，近来我听说过，也读到过。这个想法的依据是正确的，是合乎人性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人。然而这个想法太抽象。忽略了很多实际条件，这些条件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理解。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有教养的人和贵族似乎情感更细腻、更敏锐，有更高的文化程度。精神和精神上的发展很难纳入某种现成的层次。甚至教养本身在这种场合也不是衡量的尺度。我首先要证明，在最没有教养、最受压迫的环境里，也可以在这些难友之中发现精神发展的极其优雅的特点。在监狱里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和一个人相识几年了，心里想，这是个畜生，不是人，因而鄙视他。突然，偶尔在某个时刻，他一时冲动展现了他的心灵，于是您看到了他内心的丰富、爱和同情，对自己和别人的苦难的卓越的理解，您仿佛开了眼了，在最初的瞬间您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也有相反的情况：有时与教养和谐共处的是残忍、无耻，使您见而生厌，无论您多么善良或有什么成见，您在心里却既不能原谅他，也无法为之辩解。

关于习惯、生活方式、饮食等等的改变我也不想说什么，对出身上层社会的人来说，这种改变当然比庄稼汉更难以忍受，庄稼汉在入狱前往往忍饥挨饿，而在监狱里至少能吃饱肚子。对这一点我也决不争辩。假定说，对意志力较强的人而言，这一切与其他一些困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实质上习惯的改变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有一些困难，相比之下，这一切便无足轻重了，以致你不会在意肮脏的环境、粗暴的态度，也不在意粗劣的不干不净的饮食。最娇生惯养、四体不勤的人，在满脸汗水地劳动一天之后，就会吃黑面包，喝着有死蟑螂的菜汤。对这些还是能习惯的，正如幽默的囚徒之歌中所提到的那个被关进监狱的娇气的人：

给我清水煮白菜——

我也吃，狼吞虎咽。

不；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新来的犯人，入狱后过了两个小时就和其他所有的人完全一样了，在自己家里，和别的任何人同样地成为监狱群体生活中的一个权利平等的主人。大家了解他，他也了解别人，是大家所熟悉的那种人，因而所有的人都把他看作自己人。然而高贵的人、贵族就不同了。不管他多么正直、善良、聪明，都会成年累月地受到所有的人乃至整个集体的仇视和蔑视；他得不到理解，主要的是——得不到信任。他不是朋友也不是伙伴，即使随着岁月的流逝，终于使他们不再欺辱他，然而他终究不是自己人，永远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疏远的孤独。这种疏远，从囚犯方面来说，有时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无意中造成的。不是自己人，如此而已。生活在异己的圈子里是最可怕的。一个从塔甘罗格迁居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庄稼汉，立刻就能在那里找到一个同样的俄罗斯庄稼汉，立刻就能与他商量好并作出生活上的安排，也许两小时后他们就在一座木屋或一个窝棚里非常和睦地开始新的生活了。出身高贵的人是不同的。他们与平民百姓之间隔着极深的鸿沟，要完全了解这一点，只有在一个出身高贵的人自己由于外部条件而突然在实际上丧失了原先的特权，变成平民之后。否则，哪怕您一辈子都在和民众交往，哪怕四十年来您每天都和民众接触，例如在身穿制服履行公务的时候，或甚至纯粹出于友情，像恩人，在某种程度上像慈父般地对待他们，——您却永远也不可能了解这种关系的实质。一切都不过是假象，没有别的。我准知道，所有的人、肯定是所有的人，看到我的这个见解都会说，我在夸大其词。然而我确信，我的见解是正确的。我的信念不是来自书本知识，不是来自思辨，而是来自实际生活，而且我有非常充分的时间来检验我的这个信念。也许以后大家都能认识到，我的上述见解是何等地正确……

从初期开始，偏偏就有一些事情证实了我的观察，使我深受刺激，非常痛苦。在这第一年的夏季，我几乎总是在监狱的院子里独自徘徊。我曾说过，我的心情那么恶劣，甚至不懂得在苦役犯中珍惜和区分那些可能爱我、而且后来果真爱我的人，尽管他们从来没有与我平等地交往。我也有伙伴，都出身贵族。但这种伙伴关系并不能完全卸下我心头的重负。我对一切都不屑一顾，却又无法回避。这时，举例来说，发生了一个事件，和其他一些事件一样，最能使我看清我在监狱里的孤独以及我的处境的特殊性。有一天，就是在这一年的夏季，时近八月，是平常的晴朗而炎热的一天，中午十二点多钟，大家都习惯于在午后出工之前休息一下，突然，全体苦役犯像一个人似的行动起来，开始在监狱大院里列队。直至此刻我对情况都一无所知。在这个时期，我有时是那么沉浸于自己的思绪，几乎不去注意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苦役犯中的暗潮涌动已经有三天了。也许这次风潮的发端更早得多，这一点我是以后才想明白的，因为我无意中回忆起囚犯们的某些谈话，他们更猛烈的喧哗争吵、闷闷不乐，特别是他们最近所流露的满怀怨恨的样子。当时我把这些都归因于繁重的劳动、寂寞漫长的夏天、对森林和自由的情不自禁的向往，以及夏夜苦短，得不到充足的睡眠。也许，这一切现在结合在一起，激起了大爆发，不过这次爆发的诱因却是伙食。最近有好几天了，他们在牢房里大声抱怨，愤愤不平，尤其是聚集在伙房里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对厨娘不满，甚至试图撤换其中的一个，却又立刻把新来的赶走，再把原来的那个喊回来。总之，大家都有一种烦躁不安的心情。

“干的是重活，却给我们吃腹膜。”有人在伙房里嘀咕道。

“要是不爱吃，那就要一份奶油杏仁酪嘛。”另一个人接腔了。

“弟兄们，腹膜汤我是很爱吃的，”第三个人接腔道，“味道不错啊。”

“老是只给你腹膜吃，还觉得味道不错吗？”

“当然，现在是该吃肉的时候，”第四个人说，“我们在工厂里干哪、干哪，干完定量就想吃一顿好的。腹膜算什么伙食嘛！”

“不要腹膜，那就要内脏。”

“哪怕再有一份内脏也好啊。腹膜加内脏，可是只给了一样。这是什么伙食啊！这里还讲不讲道理呢？”

“是呀，伙食很恶劣。”

“他的口袋里想必塞满了钱。”

“这你就管不着了。”

“那谁管得着呢？肚子可是我的呀。大家进行和平请愿，那才是正事儿。”

“请愿？”

“对。”

“看来，你为请愿挨的鞭子还太少了。蠢货！”

“这是大实话，”另一个人不满地叽咕道，他一直没有吭声，“性急吃不了热豆腐。请愿时你说什么呢？你就先说说看吧，木头脑袋。”

“说就说。要是大伙儿都去请愿，我就跟大伙儿一起说。就是穷呗。我们这里有的人吃自备的饭菜，有的人却只能吃公家的伙食。”

“瞧，这个眼尖的家伙在忌妒！眼红别人吃的东西。”

“看别人吃东西别眼馋，不如早点儿起来，为赚取自己的那一份而动手干起来。”

“干起来！……这个问题我能跟你争论到头发白。看来你是有钱人了，既然愿意游手好闲地坐着。”

“有钱的是叶罗什卡，又养狗又养猫。”

“说真的，弟兄们，为什么老坐着呢！够了，别再像他们这样傻坐着啦。别人在扒我们的皮。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啊？”

“为什么！大概要向你解释一番才行；你只会接受现成的看法。我们在服苦役——这就是为什么！”

“天哪，果真是：民众不和，肥了长官。”

“就是。肥了八只眼。他买了两匹灰色的双套马。”

“嘿，他连酒也顾不上喝了。”

“日前在打牌的时候，他跟兽医打了一架。”

“他们通宵打牌。我们的少校有两个钟头在挥舞拳头。这是费季卡说的。”

“所以我们才喝腹膜汤嘛。”

“唉，你们真傻！以我们的地位是不可以去请愿的。”

“我们全体都去，看他有什么理由可说。要坚持下去。”

“理由！他扇你一个耳光，就此扬长而去。”

“还要把你送上法庭……”

总之，大家都很激动。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伙食真的很差。又接二连三地出了一些事。而主要的是——普遍的不满情绪，长期郁积的痛苦。苦役犯本来就喜欢争吵闹事；但全体或成群地起来闹事，并不多见。原因在于总是有分歧。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里谩骂多而行动少。不过这一次大家的激动并非无果而终。他们开始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在牢房里议论、骂街，气愤地历数我们少校的种种倒行逆施；查明了他的全部底细。有些人特别激动。在任何类似的行动中总是有主谋，有领头人。在这些事件中，就是说，在请愿的事件中，领头人一般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不仅在监狱，而且在所有群体、部队等等之中都是这样。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不论在哪里，他们都是彼此相似的。这些人热情、渴望正义，并且极其天真而真诚地相信，正义是一种必然而不容置疑的、主要是可以立即实现的可能性。这种人不比别人笨，其中甚至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但他们太性急，因而缺乏计谋和手腕。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如果也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善于巧妙地引导群众并赢得战斗，那么他们就成为另一种类型的人民的领路人和天然领袖了，这一类人在我们这里是非常少的。不过，我刚才讲到的那些请愿的主谋和领路人，几乎总是会输掉战斗，因而后来被关进监狱服苦役。他们由于狂热而遭到失败，但也由于狂热而对群众有影响力。最后人们都很乐意跟着他们走。他们的热情和满腔义愤影响着所有的人，即使那些最优柔寡断的人也终于会归附他们。他们对胜利的盲目自信甚至使那些顽固的怀疑主义者也会受到诱惑，尽管这种自信所依据的理由，有时是那么不可靠，那么幼稚，使旁观者大为惊讶，那些人怎么会跟着他们走呢。重要的是，他们走在最前面而毫无惧色。他们像公牛一样低着头笔直地往前冲，往往不了解情况，行事莽撞，缺乏在实践中诡计多端的狡诈（而有时甚至那些极其卑鄙而声名狼藉的人正是依靠诡计多端才有了胜算、达到了目的并逃脱惩罚）。他们必将遭到挫败。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爱发脾气，好唠叨，易受刺激而又缺乏耐心。往往智力非常有限，不过，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有力量的原因。有一点最令人气愤，他们常常不是直接奔赴目标，而是偏离目标，不是抓大事而是抓小事。正是这一点害了他们。但他们容易被群众所理解；这是他们的力量之所在……不过，还得讲几句，请愿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监狱里有几个人就是因为参加请愿被关进来的。最兴奋的就是他们。特别是其中当过骠骑兵的马丁诺夫，他脾气急躁，容易冲动，生性多疑，但为人正直而务实。另一个是瓦西里·安东诺夫，他很激动，却不露声色，目光犀利，面带高傲而嘲讽的微笑，很有头脑，不过他也是一个正直而务实的人。但不能一一列举了，他们人很多。顺便说说，彼得罗夫起劲地走来走去，倾听那些扎堆的人们在说些什么，他的话不多，但看来心情很不平静，而且在开始列队的时候，第一个跳起来冲出牢房的就是他。

在我们监狱担任司务长职务的士官吃惊地出去了。列队完毕，犯人们礼貌地请他转告少校，苦役犯希望与他对话，并亲自向他提出几点要求。跟随士官出去的全体残疾军人也在苦役犯对面列成队伍。向士官提出的这个要求是非同寻常的，使他惊慌失措。可是他不敢不立即报告少校。首先，苦役犯们既然闹起来了，那就有可能出现更坏的情况。我们的全体管理人员都对苦役犯感到特别担心。其次，即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大家当即改变主意，各自散开，那么士官还是应当立即向长官报告事情的整个经过。他面色苍白、吓得发抖，急忙去见少校，甚至没有试图向苦役犯了解情况，加以规劝。他看得很清楚，人家现在是不会理睬他的。

我对事态一无所知，也出去排队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我只是在后来才知道。那时我以为是要点名；可是我没有看到那几个负责点名的卫兵，于是惊讶地四处张望。人们都神情激动而愤怒。有些人甚至脸色苍白。大家都忧心忡忡，默然无语地等着看，在面对少校的时候会怎样提起话头。我发觉，很多人都大惑不解地看了看我，又默默地把头扭开。看来他们有些奇怪，我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排队。显然，他们不相信我也会参加请愿。可是不久，几乎所有站在我周围的人又开始把头转向我，全都疑惑地瞅着我。

“你怎么在这里？”瓦西里·安东诺夫粗鲁地大声问道，他站在离开我较远的地方，在此之前他对我总是以“您”相称，而且彬彬有礼。

我困惑地看了看他，仍想弄清楚，这是怎么了，已经隐约地猜想到，正在发生某种非常事件。

“可不是吗，你怎么站在这里？回牢房去吧，”一个年轻人说道，他是军人，我和他素不相识，小伙子和善而文静。“这不关你的事。”

“这不是在排队吗，”我回答说，“我以为要点名了。”

“瞧，他也爬出来了。”有人大声叫道。

“鼻子真灵。”另一个人说。

“这些苍蝇拍子！”第三个人以无法形容的蔑视态度说道。这个新绰号引起了一阵哄然大笑。

“他在伙房里是受到关照的。”又有人加了一句。

“他们到哪里都是天堂。这里是服苦役的地方，他们吃的却是白面包，还要买乳猪。你是吃自备餐的；何苦往这儿钻呢。”

“这里不是您待的地方。”库利科夫从容自若地来到我跟前说道，他抓起我的手，把我带出了队列。

他自己脸色苍白，一双黑眼睛闪着怒火，牙齿紧咬下唇。他不能平静地等候少校。顺便说说：我非常喜欢看着处于类似场合的库利科夫，也就是处于所有可以让他表现自己的场合。他太装腔作势了，不过也办实事。我觉得，他即使在走向刑场时也会带着一种优雅而雄赳赳的神气。现在，当所有人都对我称“你”并出言不逊的时候，看来他故意对我加倍地注重礼貌，与此同时，他的话似乎特别果断，甚至表现出不容置辩的高傲。

“我们在这里有自己的事情，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在这里是无事可做的。您走吧，到哪里去等一等……瞧，你们的人都在伙房，您就到那里去吧。”

“到第九根木桩那儿去吧，没脚后跟的安季普卡就住在那里！”有人接茬道。

我向伙房望去，透过稍微打开的窗户果然看到了那几个波兰人；不过，除了他们，我觉得那里好像人很多。我困惑地朝伙房走去。我身后响起了笑声、骂声和跺脚声（苦役犯用后者代替喝倒彩的嘘声）。

“他不高兴了！……噢，噢，噢！滚吧！……”

在此之前，我在监狱里还从未受到过这样的侮辱，这一次使我很难受。可我赶上了这样的时刻。我在伙房的过道里碰到了托-夫斯基，他出身贵族，是一个坚强宽厚的年轻人，没有受过很多教育，却非常敬爱Б。苦役犯都对他另眼相看，甚至有些喜爱他。他勇敢、刚毅而又强健，这似乎在他的一举一动中都能表现出来。

“您怎么了，戈梁奇科夫，快到这里来！”

“那里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在请愿，难道您不知道？当然，他们是不会成功的：谁会相信苦役犯的话呢？要开始调查主谋了，要是我们在那里，不言而喻，造反的罪名首先就会落在我们头上。您想想吧，我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们只是挨一顿鞭子，而我们却要受到审判。少校敌视我们这些人，很高兴能陷害我们。他一定会归罪于我们而为自己开脱。”

“苦役犯也会出卖我们。”我们走进伙房时，米-茨基补了一句。

“放心吧，他们是不会发善心的！”托-夫斯基应声说道。

伙房里除贵族之外，还有很多人，总共约有三十人。他们都留了下来，不想参加请愿，——有的出于胆怯，有的因为坚信任何请愿都无济于事。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在这里，他是任何扰乱正常工作和良好品行的请愿的顽固不化的天敌。他保持沉默，非常安心地等待着事件的结果，一点也不为结局而感到担心，恰恰相反，对秩序和长官意志的必然胜利是充满信心的。伊赛·福米奇也在这里，他深感困惑，垂头丧气，贪婪而胆怯地倾听着我们的谈话。他是惴惴不安哪。监狱里所有的波兰平民都在这里，他们也站在贵族一边。有几个是胆怯的俄罗斯人，总是保持沉默，因为饱受折磨而神情呆滞。他们没有勇气跟着别人出去请愿，忧心忡忡地想等着看事情会怎样了结。最后，还有几个阴沉而总是神情冷峻的囚犯，他们并非胆小怕事之辈。他们留下来是因为固执而厌烦地确信，这一切都是胡闹，除了倒霉，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不过，我觉得，现在他们毕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看上去不是十分自信。他们虽然明白，他们对请愿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后来也得到了证实，但毕竟意识到自己好像是脱离群体的叛徒，仿佛把伙伴们出卖给了少校教官似的。出现在这里的还有约尔金，就是那个有心计的西伯利亚庄稼汉，他因为造假币而入狱，还抢走了库利科夫的兽医业务。来自斯塔罗杜布旧教徒区的那个小老头也在这儿。厨娘们一个不少地都留在伙房里，大概他们以为，他们也是管理人员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出去反对当局是不成体统的。

“不过，”我犹豫不决地对米-茨基说道，“除这些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了。”

“这与我们何干？”Б嘟囔道。

“我们所冒的风险会比他们大一百倍，要是我们出去的话；何苦呢？我是憎恨这些强盗的。难道你哪怕有一分钟以为他们的请愿能不负所望？何必介入这种蠢事呢？”

“什么结果也不会有，”一名苦役犯搭腔道，那是一个倔强而愤愤不平的老者。阿尔马佐夫也在这里，他连忙附和道：

“除了挨五十鞭子，不会有别的结果。”

“少校来了！”有人叫道，于是所有的人全都猛地扑向窗口。

少校疾步而来，凶相毕露，盛怒如狂，满面通红，戴着眼镜。他一言不发，坚决地来到队列前面。在这种场合，他真的很勇敢，不失沉着镇静的气度。不过，他几乎总是处于半醉的状态。甚至他的带有橙黄色帽圈的油污的军帽和肮脏的银色肩章此刻也有一种不祥之兆。他身后跟着文书佳特洛夫，我们监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实际上掌控着监狱的一切，甚至对少校也有影响，此人狡猾而又城府很深，但也不是坏人。囚犯们对他是满意的。跟在他后面的是我们的士官，显然已受到极其可怕的申斥，而且还在等待着十倍之多的责骂；他身后是三四名卫兵，不会更多了。囚犯们好像从派人去请少校时起，便脱帽站着了，现在都挺胸肃立；人人都倒换了一下脚步，随即鸦雀无声，等候长官的第一句话，或者不如说，等候他的第一声吼叫。

吼叫声立刻就随之而来；从第二句话开始，少校就扯着嗓门吼叫起来，这一次甚至还带有一种刺耳的啸声：他实在是气疯了。我们从窗口看到，他在队列前跑来跑去，横冲直撞，连声喝问。不过，他的问题以及囚犯们的回答，我们因为离得太远，是听不见的，我们只听到他在尖声大叫：

“暴动分子！……出列……为首的主谋！你是主谋！你是主谋！”他冲着某人叫道。

听不清回答。不过片刻后我们看到，一名囚犯站出来，到警卫室去了。又过了片刻，另一名囚犯跟着他走了，然后是第三个。

“全都送交法庭审判！我把你们！这是谁在伙房里？”他从敞开的窗口看到我们，便尖声叫道，“所有的人都到这里来！马上把他们赶到这里来！”

文书佳特洛夫到我们伙房来了。在伙房里人们告诉他，他们没有请愿。他立即回去报告了少校。

“啊，没有请愿！”他用低二度的声音说道，看来很高兴。“反正都叫来吧！”

我们出去了。我觉得，我们有些不好意思出去。大家还是去了，真的是低垂着脑袋。

“啊，普罗科菲耶夫！还有约尔金，这是你，阿尔马佐夫……站过来，站过来，站在一起吧，”少校用一种催促但柔和的声调对我们说道，还亲切地望望我们。“米-茨基，你也在这里……现在要把姓名记下来。佳特洛夫！马上把所有满意的人单独登记，再把不满意的人单独登记，一个也不许漏掉，然后把名单交给我。我把你们全都押送……法庭！我把你们这些坏蛋！”

名单起了作用。

“我们是满意的！”在不满意的人群中突然有人郁闷地叫了一声，不过似乎不大坚决。

“啊，满意！谁满意？满意的站出来吧。”

“满意，满意！”又增加了几个人的声音。

“满意！就是说，你们是受人煽动的，就是说，有主谋，有暴动分子？这些人的处境更不妙！”

“天哪，这是怎么了！”队伍中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

“谁，这是谁在叫嚷，谁？”少校吼叫起来，猛地向声音的来处扑去。“是你，拉斯托尔古耶夫，是你在叫嚷？押送警卫室！”

拉斯托尔古耶夫，一个浮肿的高个子年轻人走出队列，慢腾腾地到警卫室去了。叫嚷的人根本不是他，可是因为指认了他，他也就没有声辩。

“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少校在后面冲着他吼叫起来，“瞧这肥胖的嘴脸，三天不……我要把你们全都揪出来！满意的出列！”

“我们满意，阁下！”响起了几十人的郁闷的声音；其余的人倔强地沉默着。但对少校来说，能这样就行了。显然，把事情尽快了结，对他本人是有利的，无论如何要和平解决。

“啊，现在全都满意了！”他急忙说，“这一点我看到了……知道了。这是几个主谋在领头闹事！他们之间显然是有主谋的！”他对佳特洛夫接着说道，“这要详细地调查清楚。而现在……现在上工的时候到了。击鼓上工！”

他亲自解散了队伍。囚犯们沉默而忧伤地分头上工去了，至少因为能赶快走开而感到满意。但解散后少校立刻就到警卫室去看看，并处置了几名“主谋”，不过不是很严厉。甚至是草草了事。后来听说，有一名犯人请求宽恕，他当即宽恕了他。显然，少校心绪不佳，也许还感到恐惧。请愿毕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虽然囚犯们的申诉其实也不能叫作请愿，因为这不是向最高当局，而是向少校本人提出的。但毕竟有些尴尬，不是好事。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全体囚犯是一致起来闹事的。无论如何要息事宁人。几名“主谋”很快便释放了。第二天伙食就有所改善，不过为时不久。少校在最初几天更加常到监狱里来，也发现了更多破坏秩序的现象。我们的那位士官忧心忡忡，局促不安，好像还没有从惊恐中完全恢复过来。至于囚犯，他们在此后很久还无法平静，但已经不像原先那样激动了，而是在沉默中惶恐不安，不知所措。有些人甚至垂头丧气。另一些人对这整个事件的反应是爱嘟囔而不愿明说。不少人满怀怨恨地大声嘲笑自己，仿佛在为参加请愿而引咎自责。

“瞧，兄弟，闹呀，尝到苦头了吧！”有人会这样说。

“你所嘲笑的，正是你自酿的苦酒啊！”另一个补充道。

“哪有耗子给猫挂铃铛的呢？”第三个指出道。

“当然，我们这种人不挨大棒是不肯信服的。还好，不是人人都挨鞭子。”

“你还是多了解情况，少饶舌吧，这样更可靠些！”有人恼怒地指出道。

“你要教我些什么呢，老师？”

“当然是教你懂得事理喽。”

“怎么突然跳出你这么个玩意？”

“我眼下还是人，你倒是什么玩意呢？”

“狗吃剩下的东西，你就是这种玩意！”

“这是你自己。”

“喂，喂，你们得了吧！嚷些什么呢！”四面八方都在呵斥两个争吵不休的人……

就在那一天，也就是在请愿的当天，晚上放工回来后，我在牢房外面碰到了彼得罗夫。他正在找我。他来到我跟前，含糊地低声说了些什么，好像是两三句感慨的话。但很快就心不在焉地默然无语，机械地与我并肩而行。这整个事件仍是压在我心头的隐痛，我觉得彼得罗夫能给我一些解释。

“告诉我，彼得罗夫，”我问他，“你们不会生我们的气吧？”

“谁生气了？”他问，仿佛刚醒过来似的。

“囚犯们对我们……对我们这些贵族有气吗？”

“怎么会生你们的气呢？”

“因为我们没有出来请愿哪。”

“可你们为什么要请愿呢？”他问，似乎竭力想理解我的意思，“你们是吃自备餐的呀。”

“唉，天哪！你们的人也有吃自备餐的嘛，他们不是也出去了吗？嘿，我们也应该出去的……基于伙伴关系。”

“可……可是您怎么成了我们的伙伴呢？”他莫名其妙地问道。

我赶紧瞟了他一眼：他完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没有理解我在追问什么。然而我在这一瞬间完全理解了他。久已在我心头浮动并使我不得安宁的一个模糊的想法，此刻终于得到了明确无误的肯定。我突然明白了一直琢磨不透的问题。我明白了，他们永远不会接受我作为伙伴，哪怕我是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单人囚室的重犯。不过使我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彼得罗夫这时的样子。他的问题“您怎么成了我们的伙伴呢？”使人感觉到那样一种质朴的天真，那样一种毫不掩饰的困惑。我曾想：这句话里是否含有讥讽、恶意、嘲弄呢？什么也没有：很简单，不是伙伴，如此而已。你走你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你干你的，我们干我们的。

说真的，我原以为，在请愿以后他们会活剥了我们，我们将永无宁日。才不是呢：我们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对埋怨的一点暗示也不曾有过，没有任何新增加的特别的恶意。只不过是有机会就向我们唠叨几句，像往常一样，再没有别的了。不过，对所有那些不愿参加请愿而留在伙房的人们，同样，对所有那些最先高喊满意的人们，他们也没有一点生气的表示。甚至谁也不再提及此事。尤其是最后这一点，我是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