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贞祐二年（1214年）五月，宣宗南迁汴京，明年五月，蒙古军占领中都。那时河北地区州县大都仍属金有。以后蒙古军虽曾攻占或降下中都以南许多城邑，却没有占领。《亲征录》甲戌年（按实为乙亥年，即金贞祐三年）称：“上遣脱脱栾阇儿必帅蒙古、契丹、汉军南征，降真定，破大名，至东平阻水，不克，大掠而还，金人复取之。”蒙古兵力虽强，在短时期内征服这片广阔土地是有困难的。而且成吉思汗这时还要对付蔑儿乞和乃蛮残部，继之以大规模西征，不能以全力经营中原。

宣宗南迁时，河北军队大部分南撤，拒守黄河。《金史》卷四四《兵志》称“初南渡时，尽以河朔战兵三十万分隶河南行枢密院及帅府”，留在河北的兵力很微弱，不可能依靠这些残兵来守卫疆土。所谓“金人复取之”的“金人”主要是指另外一种军事力量，那便是在蒙古南下时形成的大小地方武装集团。这种武装集团大致在贞祐二年蒙古军大掠两河、山东时就已开始组织起来。他们的向背对于蒙古、金朝双方力量对比有很大关系，因此双方都以官爵竞相招徕。姚燧《牧庵集》卷二五《磁州滏阳高氏坟道碑》：

金既播汴，太祖徇地，北人能以州县下者，即以为守令，僚属听自置，罪得专杀。

这是蒙古方面的招徕。被蒙古招降的人物及其后裔很多成为灭金亡宋功臣，大至万户、元帅，小至县令，历见《元史》和元人所撰碑志，别见《七万户考》，今不赘述。

同书卷二二《金故昭勇大将军行都统万户事荣公（荣祐）神道碑》：

在金叔世，宣宗蹙国播汴，河朔豪杰，所在争起，倡纠义兵，完保其乡。金訹以官，冀赖其力，复所失地。闻公有众逾万，以为昭勇大将军，行都统万户府事。

这里说的是金朝方面的招徕。金朝招徕的人物也很多，他们大都随着金的灭亡而消失，没有文人替他们作碑志家传，所以事迹不详。其中最强大的集团首领所谓“九公”和早期的苗道润《金史》有传，这些传基本上由元代史臣据《宣宗实录》所载排比成文，除《武仙传》采取其他记载，叙他的晚期活动较详外，其余都很简略，甚至归宿也不知道。然而他们却是金朝与蒙古争夺河北以及河东、山东的重要力量，甚至主要力量。蒙古与金朝在这片广大地区的角逐，在颇大程度上是归附蒙古的与归附金朝的武装集团间的混战。

这些武装集团一般利用山水深阻的复杂地形，建立山砦水寨，蒙古军骑射驰逐的特长到此无所施其技，消除这些砦寨就有赖于依附他们的熟悉地形的地方武装。河北地区内附金集团的活动西傍太行，东临渤海，中包白沟巨泺，有险可据，侯挚曾说“雄、保、安肃诸郡据白沟、易水、西山之固”，(1)西山（河北西部的太行山）砦堡和白沟水寨曾是附金集团长期据守以进行战斗的场所。

早在南迁以前，金朝就曾派遣侯挚往西山招抚“义军”。贞祐三年（1215年）八月又命侯挚以参知政事行省河北，《金史》卷一〇八《侯挚传》：

（贞祐）二年正月，诏挚与少府监丞李逈秀分诣西山招抚……三年……八月，权参知政事。俄拜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北。先是，挚言“河北东、西两路最为要地，而真定守帅胡论出辄弃城南奔，州县危惧。今防秋在迩，其为可忧。臣愿募兵与旧部西山忠义军往安抚之”。制可，故有是命。

他说的“旧部西山忠义军”必是贞祐二年他往西山招抚之众。《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润传》说他“贞祐初，为河北义军队长”，《靖安民传》称“贞祐初，充义军”，靖安民是苗道润部将，他们的据点即在涿、易以西的太行山东麓。《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

易州定兴人……金贞祐间，河北盗起，柔聚族党保西山东流寨，选壮士，结队伍以自卫，盗不敢犯。

张柔后来降蒙古，为七万户之一，早先也是苗道润的部将。还有后来和苗道润不和，刺死道润的贾瑀，他所据的砦寨也在这一带。《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即张柔）”条引王鹗所撰《墓志》称贾瑀“据孔山台”，《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易州易县有孔山，云“在州西南四十五里”。由此往南，真定以西的西山也是砦堡林立。《金史》卷一一八《武仙传》：

武仙，威州人……贞祐二年，仙率乡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众。

威州控扼井陉之险，后来这一带的山砦都隶属武仙。上举诸人当然不一定都是侯挚招募的旧部，但西山“义军”多少和侯挚有一点关系。《金史》卷一〇九《陈规传》：

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参政侯挚……自请镇抚河北。陛下遽授以执政，盖欲责其报效也。既而盘桓西山，不能进退。及召还阙，自当辞避，乃恬然安居。

据此知侯挚行省河北，三个月来一直逗留在西山一带。据《侯挚传》，他本来就想依靠“西山忠义军”安抚由于真定守帅弃城南奔而危惧的州县，“盘桓西山”自不足怪。他于十一月还朝，十二月即又“行省河北”，可能由于陈规弹劾他“恬然安居”才迅即复任。这时他是否仍在西山一带，不明。四年五月他以尚书右丞行省东平，始离河北。

河北另一个著称的据点是信安水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条：

唯燕南雄、霸数州乃三关旧地，塘泺深阻，鞑兵不能入，金将张甫、张进二人据信安军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

又《亲征录》甲戌（实乙亥事）年称：

时金通州元帅七斤率众来降，唯张复、张柄、众哥、也思元帅据守信安不下。(2)

王静安校云：

某氏云：张复即高阳公张甫，众哥即河间公移剌众家奴，张柄（王校据《说郛》本“镬”作“”）疑即张进，与甫同守信安，唯也思无考。屠敬山以也思为杨寿之译音。右并见《金史·移剌众家奴传》。(3)

按《亲征录》本自蒙文译出，译音与汉文姓氏自必参差不合。《金史》卷一一八传赞别见“河间公移剌中哥”，以为正大间继封，也可能即众家奴。张镮柄与也思是否即张进、杨寿难以确定，却可以肯定张复之即张甫。《牧庵集》卷二一《怀远大将军招抚使王公（王兴秀）神道碑》云“时恒山公武仙壁真定西山，沧海公张福栅信安水中”，又讹“甫”为“福”，且与沧海公张进相混。姓名虽讹，而信安水寨与西山砦壁并举，足见这两处是附金武装集团的著名据点。

这种建砦立寨，有事入守，无事出耕的情况在这个时期是带有普遍性的，可以举出若干例证，今只引两条记载。《金史》卷一〇二《蒙古纲传》：

纲奏：恩州武城县艾家凹水泺、清河县涧口河泺，其深一丈，广数十里，险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御。请迁州民其中，多募义军以实之。

按山东地区附金的燕宁所居的天胜寨，附蒙古的严实所盘据之青崖都是据险自守的砦寨。本条蒙古纲所奏，是要把尚未立寨的水泺加工开浚以便备御，而且打算把州民迁去。那就不是人民自动避难而是官府的防御措施。卷一六《宣宗纪》元光二年（1223年）八月丙戌：

遣官分行蔡、息、陈、亳、唐、邓、裕诸州，洎司农司州县吏同议，凡民丁相聚立砦避兵，与各巡检军相依者，五十户以上置砦长一员，百户增副一员，仍先迁一官。能安民弭盗劝农者论功注授。

到了这时，河南已岌岌可危，这是在河南境内普遍推广和鼓励立砦据险的措施。据此两条就可以知道依据深险，建立砦寨已被认为防御蒙古军以及所谓“盗贼”的有效措施。

早期河北附金集团中最强大的是苗道润，《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润传》：

贞祐初，为河北义军队长。宣宗迁汴，河北土人往往团结为兵，或为群盗。道润有勇略、敢战斗，能得众心。比战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诣南京求官封。宰相难其事，宣宗召河南转运使王扩问曰：“卿有智虑，为朕决道润事。今即以其众使为将，肯终为我尽力乎？”扩对曰：“……道润得众有功，因而封之，使自为守，羁縻使之，策之上也。今不许，彼负其众，何所不可为。”……于是除道润宣武将军、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贞祐四年，复以功迁怀远大将军、同知中山府事。再阅月，复战有功，迁骠骑上将军、中都路经略使、兼知中山府事。顷之，加中都留守、兼经略使。道润前后抚定五十余城。

金朝授予道润的官职先是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顺天乃保州（今保定）军号，继授同知中山府（今定县）事，并在西山东麓，道润应是贞祐二、三年间组织起来的所谓“西山忠义军”首领之一。同时起来的小股“义军”逐渐归附，在他获得金朝官位后，小股义军首领即由他委任为当地守令，张柔即由他以中都经略使名义授予定兴县令之职。(4)由此也可知道润所以要求金朝给予官位，不仅为了虚名，而是为了借此扩大他的势力。传称“道润前后抚定五十余城”，可想而知，五十余城的长吏多半即由他委任。在道润盛时，北自涿、易，南达雄、霸诸州都受他节制。

但是在苗道润的管区内，各据州县砦寨的将领，有的是他的部下，有的却是别的武装集团首领。为了争权夺地，彼此经常发生战斗。早在贞祐四年就有人建议分封诸将，划定地界，以免纷争，但有人认为这样做将会全部丧失汴京政权对地方的即使很有限的官吏任免权和赋税征发权，竭力反对，因而没有实行。(5)

兴定元年（1217年）苗道润和顺天军节度使李琛相攻，李琛奏请：“河北州府官不相统摄，并听帅府节制，仍遣官增减诸路兵力，使权均势敌，无相并吞。”(6)所谓帅府是朝廷在一些路分设置的元帅府。李琛的建议分明是要求削弱苗道润中都经略使的职权和兵力。(7)当时没有被采纳。但明年终于下诏，命道润、贾同、王福、武仙、贾瑀分属各路元帅府。增减兵力这点是办不到的，只是承认了势力大体相当的不同集团首领间“不相统摄”。就在这一年，道润被贾瑀派人刺死。道润死后，他的部将靖安民、张柔分领其众。本年八月，朝廷命涿州刺史李瘸驴为中都经略使，张甫、张柔副之。(8)即在本月，蒙古军出紫荆关，张柔被擒降蒙古。(9)张柔之降对金朝有严重影响。四年来借以抗拒蒙古军的所谓“西山忠义军”相当大的一部分转为蒙古效力。以后消灭河北附金集团中最强大的武仙集团，张柔起了很大作用。不久，张柔攻灭了易州的贾瑀，尽有其众。(10)

兴定三年（1219年）金以李瘸驴为中都东路经略使，节制雄、霸以东，靖安民为中都西路经略使，节制易州以西。不久张甫消灭了永定军（雄州军号）节度使贾同。(11)李瘸驴也降蒙古。(12)

兴定二年九月蒙古军占领太原，三年正月朝廷认为“河北形势非复向日”，命百官集议。贞祐四年曾经提出来的分封诸将之策重又被提起，建议设置公府。明年（1220年）二月终于分封九公。《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润传》：

兴定三年，以太原不守，河北州县不能自立，诏百官议所以为长久之利者……宰臣欲置公府……四年二月，封沧州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恒山公，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山东安抚副使燕宁为东莒公。九公皆兼宣抚使，阶银青荣禄大夫，赐号“宣力忠臣”，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仍赐诏曰：“……除已画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复邻近州县者，亦听管属。”

九公划分所管地界具见于卷一一八本传，今录如下：

一、沧海公王福　领清、沧、观州，盐山、无棣、乐陵、东光、宁津、吴桥、将陵、阜城、蓨县，相当于今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滨海地区。

二、河间公移剌众家奴　领献、蠡、安、深州，河间、肃宁、安平、武强、饶阳、六家庄、郎山寨，相当于今河北中部，白洋淀以南。

三、恒山公武仙　领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镇宁、平定州，抱犊寨，栾城、南宫县，相当于今河北西部太行山中段东麓诸县。

四、高阳公张甫　领雄、莫、霸州，高阳、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静海、宝坻、武清、安次县，相当于今河北北部京、津、保三角地带，白洋淀、文安洼周围。

五、易水公靖安民　领涿、易、安肃、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矾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权谷、东安寨，相当于今河北西北部太行山北段东麓诸县。

以上五公并在河北路。

六、晋阳公郭文振　领河东北路诸州，相当于今山西北部诸县。按文振公府实在辽州（今山西左权县），属河东南路。

七、平阳公胡天作　领平阳、晋安府，隰、吉州，相当于今山西西南黄河与汾河间诸县。

八、上党公张开　领泽、潞、沁州，相当于今山西东南上党盆地和沁河、汾河流域诸县。

以上三公在河东路。

九、东莒公燕宁　领益都府路，相当于今山东东南部益都一带，东达胶东半岛诸县。

以上一公在山东路。

兴定四年（1220年）二月分封九公，即在本年，河北五公中三公已或亡或降。卷一一八《王福传》：

（兴定）四年七月，宋人与红袄贼入河北，福婴城固守。益都张林、棣州张聚日来攻掠，沧州危蹙。福将南奔，为众所止，遂纳款于张林。

张林本金益都治中，兴定三年逐走权知益都府事田琢，降宋。(13)张聚来历《金史》卷一六《宣宗纪》和《田琢传》与《王福传》互异，(14)今不具论。传称王福“纳款于张林，东平元帅府请讨福”，知王福降张林后，仍守沧州。《宋史》卷四〇《宁宗纪》嘉定十四年（金兴定五年，1221年）十月癸丑称：“京东、河北节制司言复沧州，诏以赵泽为河北东路钤辖，知州事。”(15)疑王福去沧州在此时，但下落也不明。

王福败亡是由于归宋各种力量的进攻。

就在本年八月，九公中最强大的武仙降蒙古。《元史》卷一《太祖纪》十五年庚辰（金兴定四年）称：“秋，木华黎徇地至真定，武仙出降，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仙副之。”按武仙降蒙古之先，曾被张柔击败，丧失许多城邑砦寨。《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

徙治满城，金真定帅武仙会兵数万来攻，柔以兵数百，出奇迎战，大破之。乘胜攻完州，下之……己卯，仙复来攻，败走之。进拔郎山、祁阳、曲阳，诸城寨闻之，皆降。既而中山叛，柔引兵围之。与仙将葛铁枪战于新乐，流矢中柔颔，折其二齿，拔矢以战，斩首数千级，擒藁城令刘成，遂拔中山。仙复会兵攻满城，柔登城拒战，复为流矢所中……柔不为动，开门突战，皆败走。略地至鼓城……城遂降。又败仙于祁阳，进攻深泽、宁晋、安平，克之。分遣别将攻下平棘、藁城、无极、栾城诸县，辟地千余里，由是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缘山反侧鹿儿、野狸等寨相继降附。一月之间，与仙遇者凡十有七，每战辄胜。

按本传乃据王鹗所撰《张柔墓志》及王若虚所撰《勋德碑》写成，(16)战绩不免铺张，但兴定二、三年间张柔曾战败武仙，一度攻降若干城邑砦寨，不致全出虚饰。战争中，张柔两中流矢，满城被围，可知战斗之激烈。两年来的会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武仙的力量。

击败武仙的力量还有附蒙古的藁城董氏集团，《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

己卯（金兴定三年），以劳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金将武仙据真定；定武诸城皆应仙。俊率众夜入真定，逐仙走之，定武诸城复去仙来附。庚辰春，金大发兵益仙，治中李全叛中山应之。俊军时屯曲阳，仙锐气来战，败之黄山下，仙脱走。献捷于木华黎。由是仙以穷降。

按本传全录元明善所撰《藁城董氏家传》，(17)同样不免夸饰。后来正大二年（1225年）武仙背蒙归金，董俊又有一次夜袭真定（见下），未免可疑。但说明迫使武仙投降的有藁城董氏这份力量。

木华黎进军真定时，武仙的力量已为张、董两家所削弱，所以木华黎一到满城，他就不战而降。(18)《元史》卷一四七《史天祥传》说木华黎至真定，天祥说降武仙，那时武仙所领城邑已大部丧失，处于困守孤城的处境了。《史天祥传》又说：

引兵南屯邢西遥水山下，仙兄贵以万人壁于山上，负固不下。天祥携完颜胡速及黑军百人由鸟道扳援而上，尽掩捕之。(19)仙惊曰：“公若有羽翼者，不然，何其能也！”

据此则永清史家也参与了这次战役。武仙之降虽由于木华黎大兵压境，而与武仙激战，削弱其势力的实是满城张氏和藁城董氏两家的土兵。攻下武贵所据山寨的则是永清史家的土兵，所谓“黑军”。

本年十月易水公靖安民被部下杀害。《金史》卷一一八《靖安民传》：

（兴定四年）十月，安民出兵至矾山，复取檐车寨。大元兵围安民所居山寨，守寨提控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军中闻之骇乱。众议欲降，以保妻子，安民及经历官郝端不肯从，遂遇害。

据此知靖安民虽领涿、易等州，实际控制的只有一些山寨，他的公府也设在寨中。苗道润的部众本由安民与张柔分领，张柔降蒙古后，大概又吸收了安民所领的部分土兵，所以他的力量很弱，没有真正作战就被消灭了。所谓“大元兵”无主将名，那时木华黎所统蒙古大军已东下济南，此外分兵南略黄河北岸的怀、孟二州，没有留兵在涿、易一带，而这时张柔镇满城，史天倪镇真定，疑此大元兵仍是张、史所统的土兵。

兴定五年（1221年）东莒公燕宁战死，这个公府也就消失。

燕宁事迹很少记载，卷一一八本传说他于兴定五年与蒙古纲、王庭玉保全东平有功。卷一六《宣宗纪》兴定五年正月庚戌记“山东行省报东平之捷”。按《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条引《世家》称木华黎于庚辰（1220年）围东平，又云：

王以东平久不下，(20)召严实嘱之曰：“我料东平粮尽，必弃城走。若然，汝即入城，绥辑安慰之，勿苦郡县，以败乃事也。”乃留唆鲁呼秃以蒙古军屯守之，以实权山东西路行省，王北还。

《燕宁传》所谓“保全东平”，《宣宗纪》所谓“东平之捷”，并指木华黎“久围不下”及其北返，其事实在兴定四年冬，(21)东平形势暂时缓和。五年四月蒙古纲奏燕宁战死，“宁所居天胜寨据险，宁死，众无所归，变在朝夕”，要求任命部将“抚其众”。五月，东平食尽粮绝，行省蒙古纲放弃东平，撤军到邳州。

燕宁既死，东莒公府也就不复存在。

以后一、二年间即金宣宗元光元、二年间，河东三公和河间公移剌众家奴相继或降或南撤。

平阳公胡天作于元光元年（1222年）被擒降蒙古。卷一一八《胡天作传》：

元光元年十月，青龙堡危急，诏遣古里甲、石伦会张开、郭文振兵救之。次弹平寨东三十里，不得进。知府事术虎忽失来、总领提控王和各以兵归顺，临城索其妻子，兵民皆溃，执天作出。天作已归顺，诏诛忽失来子之（在）南京者，命天作子定哥承应如故。

按本传不云蒙古军进攻，忽云“青龙堡危急”，又胡天作此时在青龙堡还是在平阳也含糊不明。考《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云：

壬午（元光元年）秋七月……大兵道云中，攻下孟州四蹄寨，迁其民于州。拔晋阳义和寨，进克三清岩，入霍邑山堡，迁其人于赵城县。薄青龙堡，金平阳公胡天作拒守，裨将蒲察定住、(22)监军王和开壁降，迁天作于平阳。

此传全本《东平王世家》。(23)据此知本年七月木华黎亲统大军由云中南下，破所经寨堡，遂攻青龙堡。(24)胡天作的公府即在堡内。《世家》于青龙堡降后，称迁天作于平阳，可知平阳先已陷落。胡天作降后，接受蒙古官职，不久，又想脱走归金，为蒙古所杀。

金朝不杀天作子，原想招他还来，天作既死，乃命史咏权行平阳公府事，明年五月，史咏军也迁解州。(25)

晋阳公郭文振在元光二年（1223年）徙军孟州。卷一一八《郭文振传》称：

（元光）二年，诏文振应援史咏复河东。是岁，辽州不能守，徙其军于孟州，以部将郝安等为文振副，护沿山诸寨。

按卷一六《宣宗纪》元光二年四月癸酉朔，记“复霍州汾西县”，五月乙卯记“权平阳公史咏复霍州及洪洞县”，传所云“应援史咏复河东”或在其前，然五月辛酉记“徙晋阳公郭文振兵于孟州”，甲子又记“徙权平阳公史咏兵于解州、河东府”。此时未见蒙古军在河东有军事活动，郭文振的徙军实因粮食困难之故。本传记“上党公张开以厚赏诱文振将士，颇有亡归者。诏分辽、潞粟赈太原饥民，张开不与”，又记“文振请分上党粟以赡太原，诏文振与张开计度”，大概也没有给。同卷《张开传》末称：

郭文振处开西北，当兵之冲，民贫地瘠，开又不奉命以粮赈文振军，文振穷窜，开势愈孤，以至于败。

正说明文振南徙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粮食，张开不但不援助，而且还以厚赏招诱文振将士，最后两败俱伤。

文振徙孟州不久，又因所部和孟州守将不和，再徙卫州。传称“然亦不可以为军，迄正大间，寓于卫而已”。实际上元光二年五月徙孟州时，公府名号虽然保留，业已“不可以为军”了。

元光二年五月后，河东三公只张开仍在潞州，但形势已很危急。《金史》卷一一八《张开传》说“元光二年，潞州危急”，张开上奏说“比闻郭文振就食怀、孟，史咏徙解州”，时间当在五月后。卷一六《宣宗纪》元光二年十一月戊午说：“以上党公完颜开（即张开赐姓）之请，谕开及郭文振、史咏、王遇、张道、卢芝等各与所邻帅府相视可耕土田，及濒河北岸之地分界而种之，以给军饷。”据此知元光末张开仍在潞州，而且还计划与诸将帅分界屯田以给军粮。大概这时粮食问题更为严重。《张开传》接着说：“正大间，潞州不守，开居南京，部曲离散，名为旧公，与匹夫无异。”潞州究于何时丢失，史无明文，唯卷一七《哀宗纪》正大元年（1224年）九月，书“枢密判官移剌蒲阿复泽、潞”，潞州之失应在本年九月前。张开到南京闲居，亦即在此时。移剌蒲阿虽复泽、潞，不久又为蒙古夺取，所以正大六年蒲阿与武仙又再度收复（见下文）。

到了这时，河东三公全部丧失了封土。

河北的河间公移剌众家奴与高阳公张甫两个公府存在的时间较长，但移剌众家奴早在元光元年就失守河间，以后只是依靠张甫，共保信安。卷一一八《移剌众家奴传》：

兴定末，所部州县皆不可守，元光元年（1222年）移屯信安，本张甫境内……诏改信安为镇安府。是岁，与甫合兵，复取河间府及安、蠡、献三州，与张甫皆迁金紫光禄大夫。二年，众家奴及张甫同保镇安，各当一面。别遣总领提领（控？）(26)孙汝楫、杨寿，提控袁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镇安。

河间及诸州并于兴定、元光间失守。卷一六《宣宗纪》元光元年八月癸巳记：“河间公移剌众家奴、高阳公张甫兵复河间府，是日，报捷者始达，上以道途梗塞，报者艰虞，命厚赏之。”则河间之复早在其前，失而复得为时不久。然众家奴仍与张甫共守信安，没有还去，大概还是守不住，不妨说河间这一据点元光间已经丧失。

自兴定四年分封到哀宗正大元年首尾五年（1220—1224年），九公中就只剩高阳公张甫仍坚守信安。

张甫受封后的事迹，《金史》本传一无所述，他的归宿怎样也没有说，实际上关于张甫、张进的末路倒是颇见于史的。《金史详校》卷九《张甫传》后曾搜集资料为之补缺，今录如下：

《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刘庆福在山阳，与李福（李全兄）互相猜贰。福伪病，庆福不往。张甫者，素厚庆福，约同往问疾。及寝，遥见福卧不解衣。心恐而身已至床前，床头见鞘刀，庆福口问疾而手按鞘，福拔刀起，伤庆福。甫救之，被害。甫者，金元帅、高阳公，金亡河北，甫据雄、霸、清、莫、河间、信安。信安出白沟，距燕二百里而阻巨泺，大元兵不能涉，后归李全者。(27)

按张甫之死在宋宝庆三年（金正大四年，1227年）李全以益都降蒙古后。其归李全不知何时。据《移剌众家奴传》，元光二年（1223年）他与张甫同守信安。《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于宝庆二年（金正大三年）春称“会金与大元争大名，全得往来经理”，疑张甫即于此时归李全，次年夏间即被杀。

张甫虽归李全，自己到了楚州，信安却没有放弃，由张进留守。关于张进事迹，《详校》也有辑录：

《元史》卷一五二《杨杰只哥传》：己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元年，1229年）阿术鲁攻信安，信安城四面阻水，其帅张进数月不降。杰只哥曰：“彼恃巨浸，我师进不得利，退不得归，不若往说之。”……凡二往乃降。卷一六六《张荣实传》：霸州人，父进，金季封北平公，守信安城。壬辰岁（天兴元年、蒙古太宗四年）率所部降。卷一五〇《何伯祥传》：太宗定河朔，惟保定王子昌、信安张进坚守不下，伯祥生擒子昌，进闻之，亦遁。又卷一六五《张禧传》：东安州人，父仁义，金末徙家益都，太宗下山东，仁义乃走信安。时燕、蓟已下，独信安犹为金守，其主将用之左右。国兵围信安，仁义率敢死士三百开门出战，围解，以功署军马总管，守信安逾十年，度不能支，乃与主将举城内附。案进为元臣张荣实之父，困守信安逾十年，皆在完颜。(28)不终张甫入宋后事。进虽不与九公之列，而北平之号，必是正大继封，史赞复引他书载沧海、易水二爵，或传闻异辞耶？(29)

施考甚详。然《张荣实传》称张进于壬辰降蒙古实误。据《杨杰只哥传》，张进之降在正大六年己丑，主将为阿术鲁，《元史》卷一二三《阿术鲁传》称：“西夏势蹙，其主惧，乞降，执之以献，太宗杀之，赐以所籍资产。继领兵收附信安。”按西夏主之降在太祖二十二年丁亥（金正大四年）六月，七月，太祖卒，拖雷监国，己丑八月太宗始即位。《杨杰只哥传》首称“己丑，睿宗（即拖雷追尊庙号）赐以金币，命从阿术鲁攻信安”，知阿术鲁受命攻信安，尚在己丑八月前拖雷监国时。信安岂得于壬辰始降。又《张禧传》称其父仁义金末徙益都，“太宗下山东，仁义乃走信安”，李全以益都降蒙古，事在金正大四年，所云“国兵围信安”，仁义出战云云，即指正大六年阿术鲁攻信安事。仁义在信安不过二年，所云“守信安逾十年”乃指主将即张甫、张进，传文叙述不明，遂以仁义亦守信安逾十年，则降蒙古更推迟到金亡以后了。

施氏收辑张进事略备，但不及张进之死。按《金史》卷一一七《国用安传》：

北大将阿术鲁闻安用（用安原名）据徐、宿、邳，大怒曰：“此三州我当攻取，安用何人，辄受降！”遣信安张进等率兵入徐，欲图安用，夺其军。安用惧，谋于德全（徐州总帅王德全）劫杀张进及海州元帅田福等数百人。

其事在金天兴元年（1232年），距张进之降不过三年余。

信安四面阻水，不但蒙古骑兵无能为力，而且习惯于平原及山地作战的汉将如杨杰只哥也感到为难，所以能坚守十余年之久。而更大的原因则由于这一四面环水之地对于全部军事形势关系不大，而正大二年武仙重又背蒙归金，河北的战争重点在于西部山区，区区信安就暂且置之不问了。

正大二年（1225年）二月，降蒙古已六年的武仙杀真定主将史天倪，重又归顺金朝。《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

甲申（正大元年）夏，大名总管彭义斌以宋兵犯河朔，天倪逆战于恩州，义斌败，入保大名。乙酉，师还，闻武仙之党据西山腰水、铁壁二砦以叛，天倪直捣其巢穴，尽掩杀之。仙怒，谋作乱，乃设宴邀天倪……遂为仙所杀。

武仙背蒙归金，《金史》本传说是由于金的招纳，上引《史天倪传》说是由于天倪剿灭了他的西山党羽，这两个原因是存在的，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由于正大元、二年间河北、山东形势的巨大变化。宋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1222年）归宋红袄军李全逐走张林，据有益都，(30)另一红袄军首领彭义斌统兵北伐，攻降附蒙古集团首领严实的老巢青崖堌，(31)嘉定十七年（金正大元年）夏间占领大名，(32)河北震动。《遗山文集》卷二九《千户乔公神道碑铭》：

宋将彭义斌既破东平，随据大名，(33)声势甚张，南、北军待为劲敌，无敢试之者。一日，义斌提锐卒数千北向，猝与公遇于真定之南。公以骑数百直前，挫其锋，义斌慑焉。

据此知义斌取大名后，兵锋曾至真定南。武仙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乘机起事。上引《史天倪传》说他在恩州战后还师，立即对武仙部下在西山的砦寨采取行动，必然由于听到或者估计到这些砦寨的活动与雄踞大名的彭义斌有联系，而且必然也会猜疑到武仙，所以武仙立即发动事变。

武仙占据真定，邻近州县很多归附，但史天倪的部队却多散在郊外，并未消灭。不久，天倪弟天泽返自燕京，重新组织队伍，在蒙古军与张柔所派援军的支援下，本年六月复取真定。(34)武仙退入双门寨。(35)

彭义斌这时近在大名，正是进攻的时机，但在史天泽复取真定以前，他却没有迅速北进。这可能由于武仙发动事变之际，他的兵力正用于包围东平，四月中才迫使严实投降，当然他不能解围而去，在后方留下祸患。还有一个也许是更大的原因，原来也正在二月里李全在楚州发动兵变，迫使宋淮东制置使许国自杀。彭义斌认为李全这一越轨行动必须制裁，因此双方矛盾尖锐。(36)这年五月李全竟然进攻义斌，战于恩州。义斌虽然击败李全，并通过继任制置使徐晞稷的调解，双方讲和，(37)却耽误了北上进军的时机。七月，义斌提兵北上，降将严实也带领自己的部队从征。史天泽与蒙古大将笑乃（即《元史》卷一二〇有传之肖乃台）在赞皇迎战，严实临阵倒戈，(38)义斌战败被擒，英勇牺牲。(39)

武仙撤出真定，实力并没有受太大损失，几个月后他夜袭真定，(40)史天泽狼狈越城，东奔藁城，在董家武装集团的援助下，再次夺取真定。(41)《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云：

至藁城，求援于董俊。俊授以锐卒数百，夜赴真定，而笑乃兵亦至，捕叛者三百余人，仙从数骑，走保西山抱犊寨。

按这里说董俊“授以锐卒数百夜赴真定”，其实不是“夜赴”，而是“夜入”。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就说“久之，公复夜入真定，仙走死，(42)内（纳）史帅之弟天泽”，又以为董俊亲自参加这次夜袭。董俊是否亲自参加，难以断言，却可以肯定夜入真定，开城纳天泽的是董家土兵，笑乃也是开城后才进去的。不但夜入真定是董俊的功劳，《史公家传》说“公（天泽）跳走藁，守帅董俊以全军授公”，并非只是夜袭的“锐卒数百”。

正大三、四年间，武仙尽管被逐出真定，他的势力不仅严重威胁太行山东麓诸州县，而且远达河东。《元史》卷一九三《攸哈剌拔都传》：

丁亥（正大四年）五月，奸人夜献太原东门于武仙。仙引兵入，哈剌拔都鏖战。仙兵大至，诸将自城外呼曰：“攸哈剌拔都，汝当出！”哈剌拔都曰：“真定史天倪、平阳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弃太原，将何面目见主上及国王乎！家属任公等所俘，哈剌拔都誓与城同存亡。”遂殁于阵。

又《牧庵集》卷二八《河东检察李公（李懋时）墓志铭》亦云“真定同知总管武仙将兵袭下太原，杀兴（攸兴，即攸哈剌拔都），傍县皆附”。这是正大四年（1227年）五月的事，武仙当已撤出真定，他攻太原，必是通过井陉西下。平阳则是上一个月被金将攻下的。《元史》卷一九三《李伯温附子守忠传》：

丁亥夏四月，金纥石烈真袭击平阳行营招讨使权国王按察儿于洪洞，守忠出援之，会于高梁，师溃入城，平阳副帅夹谷常德潜献东门以纳金兵，城遂陷。(43)

击败按察儿军而取平阳的不是武仙部队，但按察儿之败，给予武仙夺取太原的时机。

和过去一样，这些暂时归金的州县不久重又丧失，(44)只是说明只要西山砦寨没有消灭，武仙就有进行军事活动的基础。大致即在正大四年，史天泽攻下了武仙的几处据点。《元史·史天泽传》说天泽再夺真定后，武仙走保西山抱犊砦，“以抱犊诸砦仙之巢穴，不即剪覆、恐贻后患，急攻下之，仙乃遁去”。大致在这年冬天，武仙到了汴京。明年，金哀宗命他以恒山公的封号“置府卫州”。(45)卫州是河北岸的河防要地，武仙在那里扼守三年，直到正大六年（1229年）还曾一度攻克潞州，给予蒙古军重大创伤。《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附孙塔思传》云：

庚寅（金正大七年，1230年）秋九月，叛将武仙围潞州，太宗命塔思救之。仙闻之，退军十余里……是夜五鼓，金将移剌蒲瓦来袭，我师与战不利，退守沁南。贼还攻潞州，城陷，主将任存死之。冬十月，帝亲征，遣万户因只吉台与塔思复取潞州。仙夜遁，邀击之，斩首七千余级。

又《元史》卷一二二《按札儿传》云：

岁庚寅，孛鲁由云中围卫州，金将武仙恐，退保潞东十余里原上。孛鲁驰至沁南，未立鼓，乞石烈引兵袭其后。孛鲁战失利，辎重人口皆陷没，按札儿妻奴丹氏亦被获。

按这次战事实在正大六年己丑，《金史》卷一七《哀宗纪》于正大六年八月记“移剌蒲阿再复泽、潞”，卷一一二《移剌蒲阿传》同。上引两传并作“庚寅”，《金史》卷一一八《武仙传》亦作正大七年，均误。(46)又《按札儿传》称孛鲁亦为塔思之误，孛鲁时已死。

这次战役，金方武仙、移剌蒲阿、石纥烈真会师合击蒙古军，取得胜利，攻克重镇潞州，最后却仍被蒙古军击退，潞州再陷。

七年秋天，史天泽会合蒙古军围攻汲郡（本卫州治），金大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统兵救援，击败史天泽，解了卫州之围。但是武仙也无力坚守，随即撤走。《秋涧集》卷四八《丞相史公家传》云：

庚寅（正大七年）冬，围武仙于汲，小大凡十余壁。金将合达以众十万来援，锋始交，不利，诸将乘虚，一时奔北。公独以千人绕出敌后，挺刃横击，败一都尉军。既而复与大军合攻，仙逸去，复取卫州。

按《金史》卷一六《哀宗纪》正大七年（1230年）八月书“大元兵围武仙于旧卫州”，“冬十月，平章合达、副枢蒲阿引兵救卫州，卫州围解”。卷一一二《完颜合达传》：

河朔诸军围卫，内外不通已连月，但见塔上时举火而已。合达等既至，先以亲卫兵三千尝之，北兵小退，翼日围解。

这次战役，史天泽集合了蒙古、汉军，兵力是强大的，但却攻围二月不下，遭到了挫折，终于解围，但卫州已是孤城，所以解围后，武仙全军撤出，徙屯胡岭关，扼金州路，撤出了河北。

武仙撤出河北后，史天泽对西山砦寨再次发动进攻。《遗山文集》卷三〇《西宁州同知张公（张荣祖）之碑》云：

庚寅冬，河平失利，(47)陷坚阵中，率死士五十余人突围而出，所向披靡，莫有当其锋者……迁总统巡山军民千户。恒山公仙壁双门，遣别将屯抱犊山（中缺）宣。权万户，亲以军守之。隘獈（？）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备御，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潜军由鸟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军震荡，谓从天而下，投死无所。问知公名，皆束手自归。党与未尽者依太行为巢穴，在所有之。根结盘互，时出剽掠。旁近之民，阴为赍助，以舒焚劫之祸。尝乘隙入吾境，公测其来，设伏击之。军卒踊跃而战，戮首领一人而擒其副，余众悉降。郡邑倚公为重，亦得少安。

按武仙第一次自真定撤出，是“奔双门”，第二次是“奔抱犊砦”，正大四年，史天泽曾攻下抱犊（见前），卫州解围后，武仙即徙屯胡岭关，不可能仍在双门及抱犊，这里必是追溯前事，下有缺文，致文意不明。从碑文中可以看到卫州战后，仍有许多西山砦寨继续抗拒蒙古政权。张荣祖是史家部将，他的官衔是总统巡山军民千户，所巡之山当即是这一带的西山，他攀登险峻的山岭，攻下山砦十八所，但“依太行山为巢穴”的“山军”还是在所有之。这种情况还得继续一个时期。

自正大二年二月武仙杀史天倪据真定，到至大七年十月卫州战役，经过了六个年头（1225—1230年）才被逐出河北。

武仙是九公中最后一个丧失其封土的。先后和他作战的主要力量是永清史家、藁城董家、定兴张家的土兵。

武仙撤离河北后，天兴元年（1232年）曾参加邓州和三峰山之战。战败后他在南阳留山重又组成数达十万的队伍。由于给养困难，率众就食邓州。天兴二年，金哀宗在蔡州，下诏要他领兵救援。他认为道路梗塞，未必能到达，即使到达，蔡州也守不住，没有去，却觊觎宋朝的金州山寨。他对部下说：

近遣人觇视，宋金州百姓据山为栅，极险固，广袤百里，积粮约三百万石。今与汝曹共图之，可不劳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为根本，然后选劲勇趋蔡，迎上西幸，未晚也。

他企图在南方重新建立“西山砦寨”，就这样由淅水逆流而上，水流湍急，又逢霖雨，老幼溺死的不可胜数，粮食竭尽，士卒大量逃亡。武仙无计可施，只好东还，却没有可以屯驻的据点。他进退失据，遂谋北返。那时将士全部散亡，只有十三人随他渡河。次年（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五月被泽州戍卒所杀。这年正月蔡州破，金朝已亡。

武仙自徙河南后除了参加邓州和三峰山大战外并没有较大规模的战争，三峰山战后鸠集的十万之众是在蒙古军席卷两河的形势下，粮尽援绝，托足无地，终于不战自溃。

武仙北渡时虽只剩下十三人相随，陆续散亡的他的西山旧部却很多还到了故乡。郝经《陵川集》卷三五《中书令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大使杨公（杨惟中）神道碑》：(48)

金亡，恒山公武仙溃于邓州，其余党散入太原、真定间，据大明川，用金国开兴年号，众至数万，出没劫掠数千里，诏会诸道兵讨之，不克。公仗节开谕，降其渠帅，其党悉平。

武仙余党散入的太原、真定间正是太行山，所云“众达数万”必定包括如前引元遗山《张荣祖碑》提到的“依太行为巢穴”的武仙“未尽余党”。

以上我们叙述了河北砦寨和九公始末。自兴定四年分封到正大七年武仙撤出卫州，前后不过十年（1220—1230年），除了张甫与再起的武仙以外，其余七公到正大元年（1224年）均已降、迁、死亡，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他们以及其他据险立砦的大小头目大都在贞祐二、三年间（1214—1215年）蒙古军在黄河北岸大扫荡时就已崛起，他们的活动时间最短的也有七、八年，像武仙那样加上他最后在河南的活动就长达二十年，也就是说从蒙古进军中原到金朝灭亡，九公一直是金朝恃以抗拒蒙古的一份重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牵制蒙古部分兵力，保卫残土，汴京政权得以苟延，他们起了一定的作用。

九公中最强大的武仙及其西山砦寨是河北几个附蒙古武装集团合力消灭的。大致清除涿、易诸州砦寨的主力是从“西山义军”中分化出来的定兴张柔集团，清除中山、真定一带砦寨张柔在打击信安张甫的战斗中也出了力。其他地区山砦水寨的清除我们不太清楚，却可以推知主要倚仗出自地方武装集团的“汉军”，蒙古骑兵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地方武装集团虽有附金、附蒙古之别，本质上并无不同。他们的首领不外是地主豪强、乡里宗主，以及武勇材力之徒。他们所要维护的无非是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尽管集团之间相互敌对，在镇压所谓“盗贼”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所谓“盗贼”固然也有土豪恶霸以及流氓歹徒之辈，有时还是敌对集团间相互指责的名辞，但主要是指既不附金又不附蒙古，反抗民族压迫、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队伍。史籍上一致谴责的“红袄贼”，便是当时最强大的农民军，也是宋、金、蒙古三个政权以及附从这三个政权的诸武装集团共同镇压的“盗贼”。

如果说当时的大小武装集团首领对历史也起过一点积极作用，那就是以他们为首的山砦、水寨曾经为大量避难人民暂时提供了免于横遭屠杀的场所，并且客观上有限度地维护了农业生产的继续，比如郭文振“招降太原东山二百余村，迁老幼于山寨，得壮士七千，分驻营栅，防护秋获”。(49)这种措施是带有普遍性的。但是由于九公管区内局势异常不稳定，除了蒙古军与敌对集团的进攻以外，附金集团间也经常发生战事，因此在维护农业生产方面本来已很有限的积极作用也归消失。早在苗道润与他将相攻时，朝廷曾经下诏，说“士兵本以义团结，且耕且战，今乃聚之城寨，遂相并吞，百姓不安”，(50)就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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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史》卷一〇八《侯挚传》。

(2) 《亲征录》记张复等守信安事在甲戌，乃牵连叙述，凡乙亥事均系于甲戌。然据《金史》卷一一八《张甫传》称“甫初归顺大元，涿州刺史李瘸驴招之”，则乙亥（贞祐三年）已降蒙古，大致在同年或次年复归金，非如《亲征录》所云自始即据守信安不下。

(3) 王校并据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太祖纪》十年乙亥（金贞祐三年）本条下注，某氏据屠注乃庄赓熙。

(4) 《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

(5) 《金史》卷一〇七《高汝砺传》、卷一一八《苗道润传》。

(6) 《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润传》。

(7) 李琛是顺天军节度使，顺天是保州军号，保州属中都路。

(8) 《金史》卷一五《宣宗纪》兴定二年八月，卷一一八《张甫传》。

(9) 《元史》卷一《太祖纪》十三年戊寅八月，卷一四七《张柔传》。

(10) 《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

(11) 《金史》卷一一八《张甫传》。按《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称柔降蒙古后，“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诸州”，则雄州已被张柔攻下。但当时州县旋得旋失，无可究诘，且贾同虽是雄州节度使，也未必占有州城。

(12) 《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润传》称“无何，李瘸驴归顺大元”，而卷一六《宣宗纪》元光二年（1223年）正月记“四方馆使李瘸驴以罪罢，宰臣请以散地羁縻之。上曰：‘此辈豪杰，正须诚待，若以术制，适使自疑，但不畀军政，外补何害。’授瘸驴恒州刺史。”施国祁《金史详校》卷九本条以为或先“召与内职，迨改授后始降元耳”。按也可能降元后复归金。

(13) 《金史》卷一〇二《田琢传》、《宋史》卷四〇三《贾涉传》、卷四七六《李全传》。

(14) 《金史》卷一一八《王福传》称：“兴定元年，福遣提控张聚、王进复滨、棣二州，以聚摄棣州防御使，进摄滨州刺史。久之，福与聚有隙，聚以棣州附于益都张林。”而卷一〇二《田琢传》称：“是月（兴定二年八月），棣州裨将张林杀防御使斜卯重兴，遂据棣州，袭滨州，其众数千人。琢遣提控纥石烈丑汉会兵讨之。聚弃滨，专保棣州。诸军趣棣，聚出战，败之……聚仅以身免。”卷一六《宣宗纪》同《田琢传》，所载与《王福传》大异。

(15) 取沧州疑是归宋红袄军，故赵泽无官号，也不出主帅名。

(16) 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条所引。

(17) 见《元文类》卷七〇。

(18)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条称“庚辰，由中都徇赵至满城，金真定府主武仙举城降”，知武仙降时，木华黎实驻满城，未入真定境。

(19) 按《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云：“兵至滏阳，金邢州节度使武贵迎降。”《名臣事略》卷一引《世家》云：“至滏阳，先是邢州节度使武贵闻大军至，弃城遁，继闻王仁厚不杀，乃诣军门降，复其职。”武贵自己恐没有在遥水山被掩捕。

(20)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实采《世家》，而删去“久不下”语。

(21) 《金史》卷一六《宣宗纪》兴定四年十一月记“是月大元木华里国王以兵围东平”，北返当在岁末。

(22) 降蒙古金将之一，《金史》卷一一八《胡天作传》作“术虎忽失来”，《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及《东平王世家》作“蒲察定住”。据《胡天作传》，宣宗杀忽失来子，疑作忽失来是。

(23)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条引。

(24) 蒙古取青龙堡，《金史》卷一一八《胡天作传》在十月，《元史》卷一《太祖纪》在九月。《世家》上承七月，下文称八月，似以为七月事。其实乃历叙攻下诸堡寨，牵连叙述，不可拘泥。九月、十月各据奏报，不知孰是。又《胡天作传》二将在城外，《木华黎传》及《世家》称“二将开壁降”。

(25) 见《胡天作传》及卷一六《宣宗纪》。

(26) 按《金史》卷四四《兵志》“元光间……外设一总领提控”。传作“提领”，误。

(27) 详校《金史》录《李全传》稍有删节。

(28) 句下必有脱文，读不可通。

(29) 《金史》卷一一八传末赞云：“他书载沧海公张进、河间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张进、晋阳公郭栋，此必正大间继封，如史咏继胡天作者，然不可考矣。”按易水公张进必另有其人，易水与信安远不相及，移剌中哥，即见于《亲征录》之“众哥”，疑即移剌众家奴。信安张进封公时，或张甫尚在，故不继高阳而别封沧海或北平。

(30) 《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

(31) 《元史》卷一四八《严实传》、《遗山文集》卷二六《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

(32) 《宋会要稿·兵》一七之三九嘉定十七年（1224年），“六月二十八日，诏苏椿补授武功郎、河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兼知大名府……以京东河北节制司言，京东西路副总管彭义斌申苏椿等系北京大名府伪行首，举城归顺，故有是命”。《宋史》卷四〇《宁宗纪》同，但仅记“大名府苏椿举城来归”，不及义斌。按《元史》卷一五二《王珍传》云：“宋将彭义斌帅师侵大名，椿战不利，降之。”知苏椿降宋之时亦即义斌占领大名之时。

(33) 碑文以破东平在据大名之前。按彭义斌占领大名在宋嘉定十七年六月，降东平实在次年。《遗山文集》卷二六《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云：“乙酉（金正大二年、宋宝庆元年，1225年）四月，（义斌）遂围东平……城中食且尽，乃与义斌连和。义斌亦欲借公取河朔而后图之，请以兄事公。”碑文讳降为连和，姑不论，记东平之降在乙酉是对的。《乔公碑》之“破东平”，当作“破青崖”。

(34) 《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不记天泽复取真定月份，卷一《太祖纪》二十年己酉系于三月，王恽《秋涧集》卷四八《丞相史公家传》、《遗山文集》卷三〇《龙山赵氏新阡碑》并作“六月”。按天泽在燕京闻讯，倾资置器仗而南，至满城收兵，又请蒙古军援助，然后击败武仙骁将葛铁枪，攻下中山、无极等城，始败武仙，一月余的时间决不能办到，作“六月”是。又《金史》卷一七《哀宗纪》正大二年四月辛卯记“恒山公武仙自真定来奔”，更不可信。

(35)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附孛鲁传》称“同知真定府事武仙叛，杀都元帅史天倪，胁居民遁于双门寨”，则武仙这次撤退，还携带了城中居民一起入山。蒙古军经常屠城，居民之随武仙出奔，恐非胁从。

(36) 当时宋朝猜忌出自红袄军的李全，许国竭力压制李全及其将卒，李全发动这次兵变，不能完全责备李全。这一问题不属本文范围，今不赘论。

(37) 见《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

(38) 《元史》卷一四八《严实传》云：“七月，义斌下真定，道西山，与孛里海等军相望，分实以帐下兵，阳助而阴伺之。实知势迫，急赴孛里海军，与之合。遂与义斌战，宋兵溃，擒义斌。”据此可知这次义斌之败，严实的背叛是个重要因素。

(39) 见《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

(40) 武仙夜袭真定的时间，《金史》本传说“阅月，乘夜复入真定”，应在七、八月间。《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于彭义斌败死后称：“未几，仙复令谍者结死士于城中大历寺为内应，夜斩关而入，据其城。”则亦当在本年秋天。王恽《丞相史公家传》称“后数月，仙潜约谋者”云云，似乎要迟一些，但也在本年。唯《元史》卷一九三《耶律忒末传》称“乙酉，金降将武仙据真定以叛”，又云“明年，仙复犯真定”，则以为在正大三年丙戌，疑误。

(41) 史天泽再次夺取真定究在何时，史无明文。《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汗纪》系于二十一年丙戌（金正大三年，1226年）秋，不知何据。

(42) 武仙死于蒙古太宗之六年甲午，金已亡，此时未死。

(43) 《元史》卷一二二《按札儿传》不记为纥石烈真所败及平阳失守事，应是讳言其事。

(44) 《金史》卷一七《哀宗纪》正大四年三月记“以银赎平阳虏获男女，分赐官军者听自便”。则平阳之复在本年三月前，与《元史》卷一九三《李守忠传》不合，而是月即书“大元兵复下平阳”。据《李守忠传》则四月平阳始归金，岂有先一月蒙古收复之理，记载参差，不可究诘。唯平阳旋即复为蒙古攻下，应是事实。

(45) 见《金史》卷一一八《武仙传》。

(46) 《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汗纪》及卷二七《木华黎附孙塔思传》、卷五七《按札儿传》均系于己丑，但未言其故。按七年秋，史天泽已围武仙于卫州，十月，蒲阿救卫州（见下），武仙岂能于九月击败塔思攻克潞州。

(47)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卫州下，河平军节度，宋汲郡……贞祐二年七月城宜村，三年五月徙治于宜村新城。”卫州本治汲郡，贞祐徙治，所以《金史》卷一七《哀宗纪》称汲郡为“旧卫州”，又卫州属县有苏门，本共城，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河平，今辉县。正大七年之战在汲郡。“河平失利”即指上述卫州之战。

(48) 《金史详校》卷九《武仙传》下已引，但误以为《秋涧集中书令杨惟中碑》。

(49) 《金史》卷一一八《郭文振传》。

(50) 《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