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阶级社会的任何时代里被写下来的历史书籍，都是一定阶级给予过去时代的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一种叙述、解释和总结，里面贯串着这一阶级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着这一阶级在这一时代的特定的、具体的历史要求：维护什么和反对什么。毫无疑问，在任何时代被写下来的历史书籍，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都是为某一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务的。
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也曾有过一些公正的、有才能的历史学家，他们所叙述、解释和总结出来的历史事实比较地接近于历史真实；但从现在所有的大部分历史记载说来，我们过去任何时代的历史是很少得到公允合理的看待和处理的。统治阶级及其御用的历史学家们曾经使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和方法来窜改与歪曲历史的真实面貌，以求符合于本阶级的强暴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过去，由统治阶级及其御用的历史学家们所写下来的历史书籍是大大地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道路的。
这种情形，在关于文学史的写作方面，也是毫无例外地存在过的。
旧中国的统治者们是充分地懂得文艺的武器作用的。他们不仅横暴地长期地掠夺过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财富，而且也横暴地长期地掠夺过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财富。他们长期地占有文学艺术，同时也长期地歪曲和篡改过中国文学艺术历史的真实情况，抹煞了广大劳动人民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光辉的创造和成就；而且更其重要的是，抹煞了广大劳动人民运用文艺武器与统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事实。
资产阶级的论客们就曾经这样歪曲过我国新文学运动的真实历史。他们有的把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新文学运动说成是明朝“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继承或“复活”，企图把我们的从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创造性地发展出来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而且继续沿着这个方向猛勇前进的革命的新文学，与封建时代的文人学士们的“风雅”、“性灵”等腐朽思想混为一谈(1)。有的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以市民为盟主的”，“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积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2)，妄图否认我国新文学运动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之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个铁的事实，否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文学对我国新文艺的巨大深刻的影响。他们还有的把新文学运动说成仅仅是文字工具上和形式上的一种改良或革新运动，而抹煞了新的文学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新的思想内容与新文学在我国革命史上所发生的巨大的武器作用(3)。他们这样涂抹和曲解新文学历史的真实情况，不仅由于他们对于文学历史的无知，而且也因为他们具有这样一个难以告人的目的和企图：多方篡改历史的真实面貌，来维护旧中国统治者的利益，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
但是在目前，我们已经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运用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于中国新文学运动历史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广大劳动人民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的主人，也成了文学艺术的真正的主人。我们在政治和经济上推翻了旧的反动统治力量，在思想认识上也逐渐摆脱旧的影响，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作为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有力武器了。应该指出的是，一九四〇年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论著《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和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使得我们整理和研究新文学历史的工作有了极其明确的理论指导。而在一九五三年九月间召开的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的讨论和总结，又使得我们从事中国新文学历史研究工作的人们得到了许多非常有益的启示。同时，在这里，我们还应该着重地指出，解放十年来，我国文艺界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面，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在文艺思想战线上也展开了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文学史上的许多大是大非辨清了；我们的思想认识提高了，眼睛擦亮了，视野扩大了，我们比较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原则来阐述文学历史事实，评价作家作品，和探讨文学历史的发展道路了。这一切，都为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目的：廓清一切蒙蔽文学历史真实的谬论邪说，阐明文学历史的发展规律，使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它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真实的历史事实，能够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因此，中国新文学史必须担负起如下几个任务。
第一，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启示和领导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的、革命的文学运动。从其开始的时候（五四运动时期）起，它就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而到了后来（左联时期），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在共产主义者鲁迅的指导之下，公开地宣称“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4)的。鲁迅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5)由此可见，中国新文学运动是在旧中国反动统治者的血腥迫害之下，经过了许多先驱者的英勇的斗争和牺牲，才能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这种艰巨的斗争一直继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在这以前，一直是与反动统治者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因此，叙述五四以来许多先驱者使用文艺武器——有时候是呈献血和生命——与统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实况，便成了新文学史所必须担负的首要任务。
第二，与叙述先驱者们英勇斗争的史实的同时，还要总结新文学运动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经验，指出新文学运动四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明确今后文学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更坚决地实践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给我们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四十年来，新文学运动，不是没有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就可以一帆风顺地发展和旺盛起来的。这种剧烈的斗争，有时是朝向各种反动的和唯心的文艺思想，是一种敌对的斗争。例如五四运动时期对于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斗争，左联时期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和“第三种人”的斗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托派王实味的斗争等等都是。但在革命文学的内部也不是没有斗争的，这些斗争有时虽然不免夹杂了些宗派和门户的私见，但也包含了相当重要的原则性的意义，有重新加以研究和总结的必要。这种情形，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论争，以及“左联”成立前创造社和太阳社一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鲁迅和茅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把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的史实和经验，加以正确的叙述和总结，就可以使在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下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的新文学取得更多的丰富经验，得到更健康、更迅速的进步和发展。这便是新文学史所应该担负的第二个任务。
第三，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6)恩格斯的这段话，对“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的文学说来，也是完全适用的。一种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某些文学作品的出现和繁荣，除了它“是经济高涨的结果”而外，它又是在“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才显现出来的。这就是说，文学的历史有它的领域本身的传承的关系，有它本身所特有的发展的规律。而这种关系和规律是我们研究文学历史所不应该忽视的。在前面已经提到，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是从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创造性地发展出来的；而后来各个历史时期日益蓬勃地进展的革命文学，则又是在它过去已有的基础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一天比一天地趋于成熟和日臻完整的。没有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正是从理论上和创作上承继和接受了我国过去的优良文学传统，而且是创造性地发展和发扬了它的。因此，摆在新文学史面前的第三个任务，就不能不是全面地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指出其优点和缺点，说明他们之间的继承的和互相影响的关系。而这样，也就是使今天日益发展和上升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能够得到十分有益的借鉴与滋养，帮助今天的作家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来。
以上是研究新文学史的目的和任务。
二
为了使正在开始的新文学史研究工作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能够完成它所应该完成的任务，有几个重要的基本观念是我们在叙述文学运动的历史以前所必须弄明确的。
首先，必须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新文学？它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形式上具有着哪些和旧文学基本不同的地方？它的最本质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非得首先解决它不可。
形式主义者们是从这些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的：他们把问题的重点放在文学的工具和形式方面，以为凡是用白话文（或叫做语体文）写作出来的作品就是新文学；而用文言文（或叫做古文）写出来的东西则是旧文学。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简单而表面地来看待新文学的。他们因为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里所带来的软弱和妥协的根性，使他们不肯也不敢触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实质，于是只好把表现工具的差异当成是区别新、旧文学的唯一标准，而完全忽略（或者说是有意掩盖）了更重要的一面——工具所表现的文学的思想内容。自然，我们也不否认表现工具是很重要的，从五四运动时期起白话文的普遍流行，也应该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收获之一。但是，不要忘记了，在文学作品中更重要的是文字这个工具所表达出来的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他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也就是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作为表现工具的语言文字则是严格地服从着作品内容的支配和要求的。形式主义者们的这一看法，无疑地是一种舍本逐末的非常错误的看法，只能把我们对于新文学的理解引导到错误道路上去。
除了以表现工具的不同来区别文学的新旧这一错误观念外，形式主义者们还单纯地从文学的表现形式上来区分文学的新与旧。他们以为利用新形式（他们指的是从西欧搬运来的形式）来写作的就是新文学，而利用中国的旧有形式来写作的则是旧文学。他们所看到的仅仅是单纯的、脱离了思想内容的艺术形式，而新、旧艺术形式之间是并无任何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的。他们的错误表现在以下几点上：第一，他们不懂得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是有机的统一的关系，而且这个统一的决定因素是内容——内容决定形式。他们妄想把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机械地割裂开来，而且把形式的重要性驾凌在思想内容上面。这正好说明了他们，形式主义者们，对于文学艺术的知识是如何地贫乏，如何地浅薄。第二，把从西欧资产阶级国家硬搬过来的文学形式，当成是我国新文学的唯一形式，而不管我国文学的特殊传统，不管我国人民对这种外来的形式是否喜闻乐见，这正反映了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盲目崇拜西洋的心理。第三，他们不懂得新的文学形式正是从旧的形式中发展出来的。鲁迅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7)正好阐明了文学的新、旧形式之间的科学的辩证的关系。这个道理，是形式主义者们所完全不能了解的。
我们对于新文学的理解与以上所提到的形式主义的看法是丝毫没有共同之处的。我们知道：“文学是社会的阶级和集团底意识形态——情感、意见、企图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现”，而它又“是这种或那种思想底宣传之最普遍和有效的方法”(8)；文学的形式是经常地决定于文学的内容的。因此，新、旧文学的划分决不能单纯地以作家所运用的表现工具和艺术形式作为标准，而是应该以那作为文学的决定性的东西——思想内容——为划分标准的。当然，新的思想内容，也是不可能不要求新的表现形式的。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与过去时代的文学究竟有着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之点呢？我们是这样来理解和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激荡之下发生的，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则从来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姿态出现在中国革命思想战线的最前线上的；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则又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党以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然为无产阶级所领导，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则“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9)。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有力的一翼，因此，它也就不可能不在思想内容上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在创作方法上则也不可能不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
总起来说，我们所说的新文学，实质上就是指的那种符合于中国人民的革命利益，反帝反封建、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文学。
紧接着新、旧文学划分标准而来的，便是新文学史上的“敌、我”和“主、从”的划分问题。必须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划清敌、我，分别主、从。这一问题，已经因为上一问题的解决，而比较容易解决了。
关于如何划清敌、我界限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辉煌的论著中已经很明确地指示给我们了：“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象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就要遵照毛主席这一英明剀切的指示来划分敌、我的界限。凡是为人民的作家，就是“我”，就要给他们以主要的地位和篇幅，指出他们作品中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成就（自然，也要指出历史和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叙述和评价他们在文艺战线上的战斗的实绩，号召大家更好地学习他们，继承他们。凡是为着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反人民的作家就是“敌”，就要给他们的作品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他们思想的反动性，不把我们主要的篇幅花在他们身上。
为人民的，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文艺思想，是我国新文学运动当中一切进步作家和作品的共同倾向，我们所有的好作家和好作品都是属于这一个范畴的。那些反人民的，为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作家和作品，只是新文学运动历史上的几股反动的逆流，而且是很快地就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了的。我们就以此作为新文学史划分敌、我界限的标准。
还有分别主、从的问题。我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发展的方向，但是不是说从五四以来——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一切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学作品都是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呢？很显然不是这样的。在一些为人民的，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作家当中，由于思想和生活的限制，他们有的还不可能很快地就接受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他们的作品中还不可能预示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必然的胜利，还不能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鼓舞广大的读者。但是他们正视了而且在作品中反映了旧的不合理的现实，暴露和谴责了旧中国统治者的罪行，在一定程度内有助于中国革命的进展。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支有力的同盟军。在全国解放的胜利形势下，他们受到了党的教育与培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也很快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有疑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主流，它的发展和壮大的道路将是我们叙述新文学历史的主要线索；而其他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和作品，则是这个主流的一支同盟的力量，而且最终将汇合到主流中来。这就是我们新文学运动历史上的主、从问题。
最后，还必须把对于鲁迅的研究工作提到我们新文学史研究工作的首要地位上来。
鲁迅的文学活动贯串了中国新文学史的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在他逝世以后，他所留下的不朽的遗著，也仍然照耀着新文学运动前进的道路。从一九一八年起，鲁迅就以他的光芒万丈的作品——《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历史的第一页。他的在内容上是爱国主义的，在创作方法上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开辟了中国新文学向前发展的道路。他的“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10)的发展道路，和他在各个时期运用杂文这个犀利的武器来进行“韧性战斗”的辉煌业绩，都曾经是中国新文学向前进军的嘹亮的号角，是中国人民的教育者和鼓舞者。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给鲁迅以非常崇高的评价。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又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但是我们过去对于鲁迅的研究工作是做得非常不够的。他所留下的一份宝贵而丰富的遗产，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去探索并接受下来。对于他一生所经历过的战斗的道路，也还缺少系统的科学的分析。这样，一方面妨害了我们很好地学习鲁迅，同时，对于整个新文学史的整理、研究的工作，自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因此，比较仔细而全面地研究这位先驱者和导师的卓越的战斗业绩，探索他的锲而不舍的前进的道路，学习他的勇猛而坚韧的战斗精神，便成了研究中国新文学史所必须从事而且应当首先从事的工作。
以上是我们研究中国新文学史所必须具有的三个基本观念。具备了这三个基本观念，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新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才有可能很好地总结各个时期文艺战线上的斗争经验，也才可能批判地接受近四十年来的宝贵的文学遗产，进一步丰富和提高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工作。
三
新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划分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我们是否能够正确地叙述、解释和总结新文学的历史，与我们是否能够恰当地划分它的各个历史时期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前面已经讲过，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的文学，有它自己的内在的发展规律；但另一方面，这种特殊的内在的发展规律，又和文学所由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因为“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而且，“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要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摧毁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级”(11)。这是一切上层建筑——不管它是法律、政治、宗教或是哲学、文学、艺术——的共同的性质，毫无例外。因此，文学历史的分期，就不能不以社会发展的历史为主要依据，自然也应该考虑文学本身的内在的发展规律。
如所周知，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的部分，它的发生和发展是与整个革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相一致的。所以，中国新文学史上各个时期的划分，就应该主要依据中国革命史各个历史时期的划分来进行。这样的分期，才符合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实际，才能够科学地说明新文学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问题。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从五四运动时期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大致可以分成五个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左联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又可以划成两个阶段，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是一个阶段，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又是一个阶段。毛泽东同志的天才的论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两个阶段划分的显著的里程碑。从这一伟大论著发表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因为有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得到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一点是应该特别指出的。下面是新文学运动五个时期的发展概况：
第一个时期是五四运动时期——包括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的这一段时间。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萌芽时期。在这时期里，国内的和国际的新的形势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于是一个包括着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五四运动在文化方面的口号，是要求民主和科学，但是五四运动中的左翼，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却同时传布了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传布了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观点。”(12)在文学上这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向封建复古主义者展开了剧烈的斗争。鲁迅的许多短篇小说（后来收在《呐喊》中）和郭沫若《女神》集中的诗歌，深刻地暴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的腐朽黑暗，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于光明的将来的肯定和期望，教育了广大的读者。鲁迅在这时期写下的杂感——《随感录》，向那些“现在的屠杀者”投出了锐利的致命的一击。各种新的文学形式在开始产生和成长着。
第二个时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包括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这一段时间。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展和深入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逐渐发展的时期。在这时期里，中国革命的坚强正确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巨大发展，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影响的迅速扩大，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的开展和深入。新文学运动的阵营发生了第一次分化，作为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向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怀抱，走向了反动的道路。鲁迅在这时期，对于旧中国统治者所提出的抗议和抨击，仍然是很猛烈的。他在不停的战斗中探索着前进的道路。写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和浪漫主义的创造社同时并存着，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后来都统一在“革命文学”这一共同的要求和口号上。
第三个时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包括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这一段时间。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空前高涨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革命遭受了第一次的挫折，但仍继续深入地发展着。在党的领导之下，领导新文学运动的革命作家的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了中国革命运动中有力的一翼。鲁迅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最伟大的导师。他在本时期写下的近十本杂文，为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打下了巩固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与各种反动思想的剧烈斗争中，他的犀利精悍的笔锋，扫开了革命文学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其他作家们的产品的质量也显著地提高了。我们有了像《子夜》这样规模巨大的作品。报告文学也开始蓬勃地产生着。在这时期里，中国文学界和中国人民一起，承担了丧失鲁迅的无比重大的损失。由于中国人民一致的抗日要求和党的正确号召，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地成立了。
第四个时期是抗日战争时期——包括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这一段时间。在这时期里，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决主张和人民的一致要求，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了。这个战争，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八年之久，终于获得了全面的最后的胜利。抗战期间，为了团结文艺界一切抗日力量，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文协”），这是一次广泛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虽然当时因为强调了团结而忽略了批评和斗争，但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本时期的文艺运动仍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其主流的。文艺界有过“下乡”、“入伍”的运动，展开过关于大众化问题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对于“抗战无关论”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腐朽的文艺思想进行过斗争。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天才的论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地圆满地解决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许多不曾解决的重要问题，向作家们提出了极其辉煌、完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纲领。从此以后，中国新文学运动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年代。群众性的文艺运动热火朝天地展开着。在长期的实际斗争中，作家们改造了自己，也丰富了自己，创造出了许多能够反映社会生活，鼓舞和推动革命斗争，而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就是其中优秀的例子。国统区作家们的作品，在争取民族战争的胜利与为民主自由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也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
第五个时期是解放战争时期——包括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的这一段时间。在这时期里，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之下，经历了三年的解放战争，在大陆上消灭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势力，摆脱了近百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生活，成为了自己国家的真正主人。中国新文学运动，遵循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继续向前飞跃地进展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创作上，我们有了比上一时期更为丰盛的收获：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真实具体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和斗争——在广大农村中所进行的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显示了人民革命的日益广阔与日益辉耀的胜利前途。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胜利，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胜利。
从以上各个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看来，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两点：第一，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始终地在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和影响之下，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进展而逐步地生长和壮大起来的，它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民的生活、愿望和他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剧烈的革命斗争；因此，第二，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也就不能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
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新文学，正如我们的整个革命事业一样，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它曾经是我们党的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作品，是那样光芒万丈地辉耀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册。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和教导下面，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一样，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今天，新的时代生活向文学艺术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以更多更好的、既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又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文艺作品来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高涨的文化要求，以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人民，并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这就要求我们继续遵循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向，坚定不移地以文学艺术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在深入工农群众生活的过程中彻底改造自己，清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和流毒；同时，还要根据毛主席所指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造出深刻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因此，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历史经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就成了我们一项非常迫切而重要的任务。我们的文学事业是有着无限光辉灿烂的前途的。我们的作家应该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崇高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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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2)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
(3)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
(4) 《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
(5) 《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6)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7)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8)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言》，载《苏联的文学》第96页，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
(9)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0)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11)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12)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